三、探究人文的意蕴
——《新科学》的基本命意

维柯沉湎于古代世界，不倦地在古典作家和古代文献中去发掘人文的踪迹。但仅仅沉湎于古代，决不构成其学说的新颖命意，因为文艺复兴以来艺术上的巨匠和思想上的巨子们无不渴望在古代文化的涵养下发育出旺盛的生命力，并且希望在杳渺的古代世界为新时代找到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同时，在激动人心的“古今之争”中，仅仅持守古代或者一味追思怀想，就绝不能超越“古今之争”，克服两派偏颇的立场及其致命缺陷。那么，必须追问的是，到底是什么构成了《新科学》的基本命意从而使它的作者超越了“古今之争”双方的囿限？

我们的回答是：为人文主义争得地位，以及将历史建立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在1709年，修辞学教授维柯在那不勒斯大学发表开学演说，热情洋溢地辩护人文主义教育。他断言，无论是关于神的学问，还是关于人的学问，都必须包含三个要素，即知识、意志和力量，而唯一的原则是“心灵”。现在看来这种论点似无新意，可是当时的情况是笛卡尔的物理学在人文学士之间的威望已达顶峰，连维柯自己也受一种时代精神或者说“集体无意识”的支配，几乎不加批判地认为“数学是科学的女皇”。笛卡尔主义所代表的新科学运动天生就携带着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残余，同维柯心目中的“新科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能够让维柯心生共鸣的不是当时威仪天下的笛卡尔主义，而是早期文艺复兴时代思想家们（比如马内蒂、皮科和康帕内拉等）用诗意的语言所表达的一切：居所、城邦、都市、绘画、雕塑、科学、语言以及制度，统统都是“自主的人”所造就的。维柯在文艺复兴巨人们所投射的诗意光照中探寻人文的意蕴：“如果说，上帝是自然的创造者，你也不妨说，人类精神就是一切技艺的上帝。”用一句更通俗的话说，人类精神就是一切知识、一切技艺，甚至一切体制的创造者，人类就是自己的上帝。在18世纪头一个十年间，维柯撰写了《关于我们》（De nostri）和《论说古代》（De antiquissima）等著作，挣扎着突破笛卡尔主义强势话语所形成的精神桎梏。笛卡尔主义一度构成了维柯探索的起点，但让他越来越不满意的是笛卡尔将几何学方法滥用于诗学和修辞学，无限地扩大、抬高演绎法在知识探索中的地位。在维柯看来，在笛卡尔主义统治下，存在着一种“教育专制主义”，存在着一种蔑视人文精神、压制想象活动的机械知识理论。^[1]

笛卡尔曾经明确地断言，用空间之中存在的广延物体（比如蜡块）更能说明心灵活动的本质，而心灵自身之内那些有助于阐明心灵本性的东西，则根本就不值得去提及。而心灵本性是什么？笛卡尔说，那是我们心里的理智功能，不能通过想象、感官、视觉和触觉，而只能通过思维来领悟。^[2]一个空虚无物的“思维”，在笛卡尔那里纯粹是指“几何学精神”，而排斥了“微妙精神”。维柯对于笛卡尔的反驳是，笛卡尔的机械知识论是“coscienza”，即外在观察者观察世界所取得的知识，如关于自然趋势、自然动力的知识，这种知识并非“真知”。维柯所说的“真知”（“scienza”），即蕴含在逻辑、数学和诗学的产品中的真实性，完全无待于外在那个广延世界。“思维”并非一片明净的几何精神，而是由人所继承的语言、词语、形象、修辞所形成的模式。思维依凭语言，语言浸润着诗意，诗意流溢神圣的智慧，而这一切绝非笛卡尔“清楚明白的观念”所能涵盖得了的，绝非理性文化“不偏不倚的风格”所处置得了的。笛卡尔几何学法则中，明晰的真谛是枯燥；同样，在法国理性主义科学现代性里，严谨的实质是枯竭。枯燥与枯竭，就意味着非人文主义的现代教育导致了想象力被剥夺已尽。语言破碎之处，诗性不复存。维柯挣扎着为人文主义争地位，显然是源于一种现代文化危机意识。

笛卡尔主义的几何学法则主导下的知识论，虚构了一个理性的零点，在这个零点上出现了想象力的真空状态。想象力的真空，标志着现代文化陷入到了“言语僵局”的危机状态。罗森斯托克胡絮（EugenRosenstock-Huessy）断定，以“言语僵局”为中心集结着现代文化危机的各种征兆。实在说来，这种文化危机已经在18世纪显山露水了，维柯的《新科学》对这种文化危机做出了部分回应。^[3]维柯几近预见到了人文精神在后启蒙时代必将遭遇的厄运，并试图从关注语言与诗性、文化与神话的关系开始将正在长足进展的科学引入健康的正道，而要完成这项使命首先就有必要从笛卡尔主义所代表的理性霸权下解救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命脉在于为历史确立一种解释方式。历史的知识不是观察到的事实，不是串联这些事实的逻辑线索，不是建立在神圣启示基础上的信仰，而是一种文化经验与心灵律动的暂时形式。首先维柯承认，在没有人文与法律的蛮荒时代，最能收服异教民族的手段是宗教。宗教蕴含着“神意”（Providence），并强行唤醒人们心中一息朦胧的神性记忆，而“发动了使残暴者从无法无天的情况到变成人道的、并凭借人道创建民族生活的转变过程”（《新科学》，178段）。这里的关键词语显然不是“神意”，而是“凭借人文创建”。按照维柯，在杳渺迷茫、脉息难求的远古时代，“人文”的含义是：“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新科学》，120段，参见181段）。人是万物的尺度，根本不是古希腊智术师（sophist）的发明，而是源远流长，一直可以追溯到异教民族的太古心态（archaic mentality）。同时，“创建”的含义就是人类自己创造世界的民族、习俗、法律与政制，比如婚姻、丧葬、乡村民俗等。可是，人类历史的节奏已经不容置疑地显示，《圣经》伊甸园故事也明白地告谕我们，原罪导致了人类从完整的正义堕落到反正义的处境中，不是“神意”而是“私欲”主宰着人类的灵魂，人像野兽一样孤独地生活。但是，“人道”的存在，“人文”与“神意”血脉同根，个体的人或者民族都有望在一个非人的世界里营造自己的家园，一如黑格尔所言——“在非我的世界里重新寻回自我”。在《新科学》331段，维柯充满激情地表达了他的人文信念，以及捍卫这种信念的强烈冲动：

但是，距离我们那么远的最早的古代文物沉浸在一片漆黑的长夜之中，毕竟毫无疑问地还照耀着真理的永远不褪色的光辉，那就是：民政社会的世界（即文化世界——引者注）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以找到。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

文化世界就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物，历史就是文化经验和心灵节奏的暂时形式。创造历史的心灵并非几何学的心灵，而是蕴含着想象力与感性激情的微妙精神。因而，维柯学说的新颖之处、动人之在和不朽之灵在于这么一点点“人文脉息”。人文脉息贯通在历史的三种形态及其“远游”与“复归”的循环节律之中。借助于埃及古代文物的断简残章，维柯把整个以往的世界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每个时代都对应于不同种类的自然本性、习俗、法律、政体、语言，整个人类历史就在异教民族通往文化世界的道路上展开，文化世界呈现了人文精神的伟大创造力量。

德国学者谢尔斯基（HelmutSchelsky）将维柯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尼采以及索雷尔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西方思想史上伟大的政治思想家。^[4]但是，我认为，维柯的政治思想从属于一种诗意的形而上学，一种浸润在神话氛围中、染色人文光辉的形而上学。置于《新科学》卷首的第伯斯人色伯斯的灵界图形以及维柯对之的解说表明，凝神观照、极度狂欢的“玄学女神”高高在上地守护着人类精神界，从她的胸部反射到荷马雕像的那一道光亮，就是“诗性智慧”之光。在为人文精神争得了形而上学地位之时，维柯要用“诗性智慧”之光来烛照杳渺无稽的时代人类的自我创造，从中发现“真正的荷马”“神圣的荷马”。

[1] 在维柯那里，“笛卡尔受到了严厉的对待，他把几何学用于不恰当的领域，例如诗学和修辞学。笛卡尔坚信演绎法是求知的不二法门，这种狭隘的教导所产生的影响受到了谴责；这是一种教育专制主义，它压制着精神去发展另一些不同的能力和方法，尤其是想象力。”参见以赛亚·伯林：《反潮流：思想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2] 参见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3页。

[3] 参见E.罗森斯托克胡絮：《越界的现代精神》“英文版导论”，徐卫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8页。

[4]Helmut Schelsky，Die Totalitaetdes Staates bei Hobbes，in Archivfue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Herausgegeben von C.A.Emge，vol.XXXI，Berlin，1938，pp.176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