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发现，采用一种费边策略来应付知识界相关领域的批评很有效用。这个策略是这样的：当历史学家受到社会科学家的批评，说他的方法软弱、他的组织性隐喻生硬或者他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前提含混的时候，他就回应说，历史学从未获得纯科学的地位，它依赖分析的方法，也同样依赖直觉的方法，因此，历史判断不应该根据那些仅仅适用于数学和实验性学科的批评标准来加以评价。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历史学是一门艺术。但是，当他受到文学艺术家的指责，说他没有探索到人类意识的更神秘层次，不愿意运用当今的文学再现模式时，历史学家就会退回来说，历史学毕竟是一门准科学，历史数据不可以受艺术的“自由”操纵，而且，他的叙事形式也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历史材料本身的性质所要求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一策略成功化解了人们对历史学的批评，并使得历史学家占据了一个处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从认识论上来说是中立的中间立场。因此，历史学家有时认为，只有在历史学中，艺术和科学才得以在和谐的综合中相遇。根据这一观点，历史学家不仅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进行调和，而且还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把通常总是彼此分离的两种理解世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费边策略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它原先在各种知识学科中为历史学家赢得的那种地位已被置于危险的境地。在当代历史学家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一种日益强烈的怀疑，怀疑这一策略阻碍了人们对20世纪文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之重要进展的认真思考。在非历史学家中，人们越来越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历史学家远非像他自己声称的那样是艺术与科学之间理想的仲裁者，而是二者无可挽回的敌人。简言之，到处都存在着对历史学家的怨恨或不满，他一方面要求得到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特权，另一方面又拒不服从当前在艺术和科学中通行的批评标准，这使得他声名狼藉。

对于这种不满存在两个普遍的原因。一个与历史专业自身的性质有关。历史学或许是最保守的学科。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大多数历史学家形成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幼稚。起初，这种幼稚是出于好的目的：它保护历史学家免于接受哲学中好战的唯心主义和科学中同样好战的实证主义这两种一元论解释系统。但是这种对一元论解释系统的怀疑已成为历史学家中一种有条件的回应，它导致了整个专业上上下下对几乎任何一种批判性自我分析的抵制。此外，由于历史学已变得愈来愈职业化和专业化，普通历史学家一味忙于探寻那些无从捉摸的文献资料，以便在一个狭窄领域里确立权威地位，因此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使自己了解艺术和科学这类更遥远领域的最新发展。因此，许多历史学家没有意识到，自称为艺术和科学之仲裁者的他们所预设的这两门学科之间的根本分离，也许不再合理了。

我们再来看当前对历史学抱有敌意的第二个普遍原因。19世纪许多历史学家自信和自豪地占据的那个位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所谓中立的中间立场如今已经土崩瓦解了，因为人们已经发现，艺术陈述和科学陈述都具有共同的结构主义性质。传统历史学家假定，艺术和科学实质上是理解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当代思想家大都不赞同这一假定。现在看来似乎很明朗的是，19世纪关于艺术和科学迥异的观点源于浪漫主义艺术家对科学的畏惧和实证主义科学家对艺术的无知所共同造成的那种误解。毋庸置疑，无论是浪漫主义艺术家对实证主义科学的畏惧，还是实证主义科学家对浪漫主义艺术的蔑视，在他们所出生的那个知识氛围中都是合理的。但是，现代批评——主要是心理学家在研究人类综合能力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的结果——对艺术家表达有关世界的看法以及科学家形成有关世界的假设的运作过程有了更清楚的了解。随着这一成果的含义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就再也没有必要在艺术和科学之间设立一个调解者了；至少，历史学家特别适合于充当中介者的角色这一点已不再是显而易见的了。

因此，这一代历史学家必须准备面对这种可能性，即，他们的职业在19世纪知识分子中所享有的那份声望是可决定的文化力量的结果。他们必须准备接受这样一种观念，也就是说，如同当前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历史是一种历史偶然，是一种特殊历史境遇的产物，而且，随着产生那种境遇的各种误解的消逝，历史自身可能会失去其作为自治和自证的思想方式的地位。需要这一代历史学家去完成的最困难的任务极有可能在于：揭示历史学科的历史条件性，负责消解历史学在诸学科中的自治权利，帮助把历史学同化到一种更高级的知识探究中去，由于这种探究是以认识到艺术和科学之间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为基础，因此严格说来，它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