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取向：“文本化”与“历史实在”

20世纪70年代，在历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所发生的这一场学术范式的转换，通常被称为“语言学的转向”，或者是“叙事的转向”“修辞的转向”。这三种指称虽侧重点有所不同，内涵却大同小异，标示出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与此前思辨的和分析的史学理论的不同取向。如果说，思辨的路数是要以比如黑格尔那种玄思的哲学纲领，或者汤因比那种气度恢宏但更多经验成分的理论模式，来对人类总体的历史进程提供一个完整的解说的话，分析的（或者批判的）路数所关注的，不是历史过程本身，而是历史认识的特性，历史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解释的模式等问题成为其考察的焦点。叙事主义的思路，用怀特的话来说，则是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的：历史学文本最彰明较著的外在特征就是，它乃是一种“言辞结构”（verbal structure）、一种“文学作品”或“文字制成品”（literary artifact）。对历史文本所具有的诸多特性的深入考察，既令叙事主义史学理论颇多创获，又让其陷入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

在我看来，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最显著的理论取向，就是以历史文本作为对历史学家全部工作进行理论反思的重心；而其最突出的理论特征，就在于它将历史学彻底地文本化了。也许可以从如下两个层面来阐述这一“文本化”的理路。

一方面，历史学区别于其他各门学科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在研究活动中的缺席（absence）。“在谈到‘历史’（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指的只可能是‘过去’发生过的全部事件（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总和。”^[3]历史学要研究的是过去，但这一“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不可能直接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历史学之所以成其为必要，历史学之所以成其为可能，都在于“过去”的缺席。我们试图要对“过去”有所了解、有所言说，靠的是对于这一“过去”遗存于今天的若干遗迹（traces，relics）的研究。这些遗迹中，文字史料、账簿名册等固然是文本（text）；宫室器皿、考古遗址等等物质性的遗存，也可以视之为广义上有待于人们去解读的文本，而且它们也只有被转化为文本的形式才能进入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流程。历史学家的工作开始于文本，他的最后产品——史学著作和论文（当然也包括如今兴盛起来的影视史学的音像产品）——也是文本。“文本性”就成了历史学家的全部工作所无法逾越的藩篱。就像人永远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历史学家的工作永远无法超出文本的限囿。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用于编码、交流和沟通的基本工具，乃是日常有教养的语言（ordinary educated speech）。这意味着，他用来给自己的素材赋予意义，使陌生之物变得熟悉，令神秘的过去变得可以理解的唯一工具，就是隐喻性语言的种种技巧。”^[4]历史学家没有如物理学家那样的一套专业语言，他使用的是日常的自然语言，而日常自然语言总有言不尽意、言外有意、言在此而意在彼等等不透明的特性，而不可能毫无扭曲、不加损益地将过去传达给他人。历史学家在使用此种语言形成自己的历史文本时，在传达过去发生的事件的信息的同时，也要提供自己对于这些事件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的解释。无论在主观用心和外在的文字表达中，他们如何力求客观中立，都不可避免地会或明或暗地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伦理立场、政治倾向和审美偏好渗透在其中。历史学所无法离弃的文本性，就使得它在传递有关过去的信息时，必然包含了选择、建构、想象、创造的因素，从而具有了与文学作品等文本相类似的一些特征。用怀特的话来说，历史文本的特征在于，“其内容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并且其形式与其在文学中的对应物比之在科学中的对应物，有更多的共同之处”。^[5]

然而，过去这一“历史实在”的缺席，是否就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就如同安克斯密特所说的，“我们拥有的只是文本，我们也只能在文本之间进行比较。如果我们试图寻找关于过往的最佳描述，我们只能询问我们自己，在这些文本当中，哪种文本使现有的历史证据得到了最为合理的使用。但我们根本无从通过比较所选的文本与‘过往’本身来检验我们的结论”？^[6]

国内外都有不少论者，从叙事主义者对历史学文本性的强调，而得出他们否认了过往历史的真实存在的结论。但是，否认我们能够直接接触到过往的历史实在，与否认存在着过往的历史实在，毕竟不是一回事。海登·怀特受到这样的指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经常引用罗兰·巴特的名言：“事实不过是语言学上的存在”。但他就此区分了“事件”和“事实”：“事件”是真实发生在过去的，是“给定的”，不是历史学家所能建构出来的；然而它一旦进入历史学家的工作程序，成为“被描述的事件”，就成了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学家的语言加工和建构了的“事实”。^[7]即便是服膺怀特的理论而立场更趋极端的詹金斯，也曾明确说过：“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后现代主义者——本内特、安克斯密特、怀特、罗蒂、德里达、甚至鲍德里亚都没有——在他们的论点中否认过去或现在的实际存在。他们无时无刻不把这一点当作是‘给定’了的东西：的的确确有一个实际的世界‘在那儿’，而且已经在那儿很长时间了，它有一个过去。……换言之，后现代主义者并非观念论者。……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假设不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过去，然而，却坚定地认为……我们只能通过文本才能抵达实实在在的过去，因而它就是一种‘解读’。”^[8]换言之，后现代史学并不否定过去的真实不妄的存在，而只是强调，由于文本性的限制，我们无法直接触知过去；而任何通过文本来对过去企图有所把握和领会的努力，就都已经注定了要包含主观的、解释的因素在内。

可是，一旦将历史学文本化，就难免会将历史实在放入括号中，存而不论。典型的情形就是，安克斯密特虽然没有否认“过去”的存在，却认为它“在认识论上而言是一个无用的概念”。^[9]倘若在理论上放弃了历史实在对历史文本的约束作用，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就丧失了根基，相对主义就成了必然的宿命。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家群体中最受诟病之处，莫过于此。一方面，如同经受了纳粹大屠杀的惨痛经历的犹太历史学家维达尔纳奎（Vidal-Naquet）所说：“每一事物都必定会几经曲折而成为某一种话语；然而在这之外，或者说在这之前，存在着某些不可化约为话语的东西，不论好坏，我将会继续把它叫做真实。”^[10]就如同我们不能因为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就认定超出自身身体发肤所能够感受的一切之外的外在世界，纵使存在也不具备对于我们自身的意义。另一方面，如同我们下一节还要谈到的，历史证据固然要经由文本化的程序，才能进入历史学家的工作流程，但只要不走到否认历史证据对于建构历史图景的制约作用那样一种反常识的地步——就我所见，还很难说有哪位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走到这一步——历史实在就不可能像安克斯密特所说的那样，丧失了真实的效用。彼得·伯克说得好：“尽管‘实在’概念在哲学上引发了一些问题，但它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和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即便未曾被中介过的实在对我们而言是无法达到的，但至少还有可能表明，某些表现比之其他的距离实在要更远。”^[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