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德理文[1]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设立汉学教席二百周年，纪念雷慕沙[2]（Jean-Pierre Abel-Rémusat）及其继任，不能不提及德理文（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1822—1892）。德理文是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的学生，也是继雷慕沙、儒莲之后在法兰西公学汉学教席执教的第三位汉学家。但令人惊讶的是，在法中两国，后人对他的评价竟有天壤之别：在法国汉学史上，德理文几无地位，是在法兰西公学汉学教席执教过的所有汉学家中最默默无闻的一位；而在中国，他则被誉为“法国著名汉学家”。
一、法国汉学家论德理文
德理文去世不久，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就曾说：“继承这两位学者（指雷慕沙和儒莲——笔者注）的事业是他肩上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我认为这样说并未冒犯他。……我们可将德理文视作他两位前任的影子，甚至——若此形象不过于粗俗——我们会说他是靠受邀盛宴的残羹余渣而苟活的。”[3]作为德理文的“晚辈”，高第如此评价一个长者似乎过于苛刻。更何况，按照20世纪著名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的说法，高第自己其实并不懂中文。[4]
而当戴密微自己回顾法国汉学史时，他首先列举了这位19世纪“前辈”学者的全部译作，并承认其中某些作品对当时的法国文学界产生过影响。不过，从总体而言，戴密微对德理文的评价其实也并不高，只是称他为一个“可爱的文人”（aimable lettré），一个好翻译，甚至，一位“平庸的教授”（professeur sans éclat）。[5]
看来，法国汉学界似乎一致认定德理文在汉学史上无足轻重。那么，德理文何以会给人留下如此印象？莫非是因为他入选法兰西公学时“年事已高”（1874年，时年51岁）？抑或执教时间过短（仅18年）？但只要对法兰西公学历届汉学教授的情况略作了解，我们就会将这些原因均排除在外。实际上，许多汉学家入选时都比他年长，而执教18年者也大有人在[6]。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教授的一席话或可部分触及问题的实质。他在一篇应约专门介绍德理文的文章中系数德氏的全部汉学工作，称“他这方面的著作完全是可尊敬的”，但可惜，他“并未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尤其是在法兰西公学时期。这段时期是夹在两位法国著名中国研究者之间的：首先是他曾师从过的儒莲……其次是……立即接替他的沙畹……”[7]
此即说，德理文的前任、后继都是法国汉学史上了不得的大家。“事物相比较而存在”：儒莲和沙畹在学术史上放射出如此璀璨的光芒，夹在两人之间的德理文自然相形见绌，显得普通甚至平庸了。倘若这算作原因之一，那么波尔多三大安必诺（Angel Pino）教授则给出了另一个原因：“德理文的名字传诸后代，完全是因了一本与中国毫无关联的书。历史将很难记住这位汉学家的名字。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记得他，那是因为他发展出了一种‘可导引之梦’的理论。总之，在某些人眼中，此书已使他进入了精神分析‘伟大先驱者’之列。”[8]
安必诺教授所说的书，就是德理文1867年匿名出版的《梦及其导引术》[9]。此书为精神分析学家们所重视：弗洛伊德（Freud, 1856—1939）曾征引过它，法国著名超现实主义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 1896—1966）也曾提及《梦》书，甚至引作者为同道……总之，精神分析学家们均视之为该领域内重要的奠基之作。他们因此而研究德理文，纪念德理文，甚至邀请汉学家们到纪念活动中去评价这位“先驱者”的汉学工作。因为，在他们眼中，德理文先于一切最名正言顺的身份还是“汉学家”。[10]
此书内容显然与本次研讨会无涉。我在此处提及它，仅仅是因为这一事实本身对我们颇有启发。一个在本领域内不被看好的学者，另一学科的专家们却将他视为“先驱”，在他身上发现了许多独特且重要的学术价值。看来，从“他者”的视角出发，很多事情完全可以解读出另外一些意义来。
作为一个比较学者，我对德理文一生的所作所为也有些不同于汉学家们的思考，愿借此机会，从文学、文化交流的角度谈谈德理文著述和文化活动的比较文学意义。当然我所依据的，完全是德理文在汉学方面的工作：科研、教学与文化活动。
二、中国人眼中的德理文
我最早对德理文感兴趣，是因为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份法院文件（Note pour M. le Marquis d’Hervey contre MM. Penon Frères, Tribunal de Commerce de la Seine）。文件显示德理文曾自费承办了1867年巴黎世博会的中国馆及其花园。对于一个以研究中法文学、文化交流为己任的比较学者，这份不起眼的法院文件显然弥足珍贵，它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于是下了些功夫研究德理文主动请缨承办此届世博会中国馆的前因后果及其过程，并进而讨论了他的中国观。这些研究和思考的结果均写入了论文《法国汉学家德理文的中国情结——对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国馆成败的文化思考》。[11]
然而，我并非惟一，更非第一个对德理文感兴趣的中国人。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那些奉命出使的清朝大臣、随员们就已在他们的游记、日记、作品中记下了与德理文的交往，以及对他的印象和兴趣。在陈述我的观点前，有必要先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评价德理文的。
在这些清代出使官员中最为法国人熟悉的，莫过于陈季同。这位曾获“总兵衔”的驻法二等参赞官在自己的两部法文作品中都提到了德理文。一部是《中国人自画像》：在“古典诗歌”一节中，作者多次援引德理文的译文，并高度赞扬德氏的《唐代诗歌选》（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1862）[12]，称之为“渊博的诗集”，其译文是“优雅的”[13]；另一部是《中国人的快乐》：但陈大“将军”一反前书颂扬的态度，在是书中以调侃的笔触揶揄了德理文在1867年巴黎世博会上举办的所谓中式晚宴[14]。这两本法文书当时均为畅销书，并多次再版，中译本也已于2006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刊行，有兴趣者很容易便可找来一阅。除此之外，鲜为人知的是：陈季同在其中文著述《巴黎半月密记》中也谈及德理文。他在这本实录性的书中介绍了德氏在中法战争中同情中国，谴责法国的态度，并转述了他对中国政府建言献策的具体内容[15]。鉴于此文离汉学议题较远，此处恕不详论。我们现在只谈谈其他以中文刊行的早期使法外交官在记游中对德理文的描述。
早在陈季同法文著作出版前的1866年5月（同治五年三月），清政府便首次派团参访“泰西”——由斌椿父子率领的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随英人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游历”欧洲。斌椿一行在欧洲访问了四个月，期间两次逗留法京巴黎。而斌椿的日记两次都记下了与“德侯（理文）”的频繁交往：在短短三四个月内，德理文不仅两次“请观剧”（分别为三月二十七日、六月二十八日），且“赠译唐诗译本”，给斌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称他“人极风雅，日以诗酒消遣，不乐仕进”（三月二十九日）[16]。次日斌椿还回赠了“五律一章”，诗云：“海外逢知己，清谈宜倍亲；开编追往哲，厌俗谢朝绅（君谢爵不乐仕进）；微恙劳频视，新交等故人；客途持此册，欣喜比怀珍。”[17]
不久（同治七年七月初一），清廷为“修约”事向美欧派出了以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2—1870）、志刚、孙家榖同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德理文获悉后，立即致函他的保护人、兵器博物馆馆长菲力西安·德索勒西（Félicien de Saulcy, 1807—1880），请其代为在高层活动以使他能参与外交接待活动[18]。但遍查使团两位钦差大臣志刚、孙家榖的记游文字，均未找见德理文的踪迹。倒是随行充任英文翻译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生动的文字：“申刻，志、孙两钦宪携联春卿同德协理[19]乘火轮车往布莱囿庄，拜会侯爵德理文。其人富而好礼，广览华书，延川省李某为記室，《离骚》《原道》业经翻成卷帙，亦有志之士也。是日未回。”（同治八年（六月）初二）[20]可见，志、孙两位“大人”访法期间不仅面见了德理文，且应邀赴约，并在德理文家族的乡间城堡布莱囿庄（Château de Bréau）中留宿两夜，因为张德彝的日记直到两天后的“六月初四”才记下了他们的归程：“……是日申初，志、孙两钦宪由布莱囿庄回。”[21]他们在布莱囿庄见到什么？谈了些什么？对主人又作何感想？对此，未得亲见的张德彝均语焉不详。或许是出于官员的谨慎，抑或过于关注“国家大事”，清廷的两位钦差大臣在日记中只顾记录与“法君”“外部”的官方交往及诸多西洋奇事，竟对汉学家德理文未置一词，令人颇感遗憾！即便如此，我们也从张德彝的笔下了解到了他们对德理文的印象：这是一位“富而好礼、广览华书”的“有志之士”。
好在并非所有的清廷使节都如此“惜墨如金”。数年之后，我们在清廷派驻法国的首任使节郭嵩焘的出使日记中终于见到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光绪四年正月郭嵩焘在驻英使节任上又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两个月后，四月初六日，他就从来访华人的口中听说了德理文：“……有蜀人李少白者来见（名洪芳，大筑？[22]人）……有世爵德理文，喜华文，请其帮同翻译，闻译有《诗经》及《楚辞》诸书。德理文在华馆教习华文，其学问想非浅也。”[23]在记下这则“所闻”的日记不久，郭嵩焘便亲见了德理文：“偕马眉叔往【谒】嘎士基、白兰尼夫人，二君皆驻京公使也，……遇……，翰林院中文教习德里问，即李隆芳[24]之东人也。”（十二月初五日）次日的日记中又有了更详细的记录：“吉乐福、德里问来见。德里学【问】汉学甚深，云研精于此二十三年矣，言《诗经》叶韵多与今异，中国古今音韵亦自不同。又言马贵与《文献通考·四裔考》，方位多淆乱，如扶南国名，至今莫详其所在。其所引皆在史册，往往取原文互校，亦时有异同。皆中国读书者所不能及也。又言：中国各种学问皆精，而苦后人不能推求。……”以下，郭嵩焘不吝笔墨详述了德理文对中国古代数学、光学、化学成就的推崇，最后以“其言多足发人者”结束。（十二月初六日）[25]
从斌椿笔下的“德侯理文”到郭嵩焘日记中的“翰林院中文教席德里问”，我们看到几乎所有见过这位汉学家的清廷官员[26]都对他印象甚佳，不仅认为他“人极风雅”“富而好礼”，而且因其“广览华书”、翻译华书的作为、“汉学甚深”的学识和谈吐而对他推崇备至，奉为“知己”“故人”“有志之士”。
对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之后走出国门的中国官员而言，能够在欧洲见到熟谙中国文化的汉学家，自然是倍感亲切。他们对德理文的褒扬或许多少掺杂着他们在自大和屈辱双重精神挤压下的复杂情感。然而，历史前行了二百余年，在已进入到世界大国行列的今日中国，人们对德理文的热情非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远比他在世时还要高涨了许多。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著名学者钱锺书就在一封致钟叔河的私信中提及德理文及其著述。原文如下：“……你序里特意提到‘侯爵德理文’那一节，那就是《乘槎笔记》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七、二十九日所提到译唐诗的‘德侯理文’，原名Marie Jean Léon［理文］d’Hervey［德］（他的Poésies de I’Epoque des Thang等译作早被遗忘了，也许亏得近代法国小说巨著Marcel Proust, Sodome et Gomorrhe提起他的姓名）……”[27]
1990年，德理文为《唐代诗歌选》撰写的长序《论中国人的诗歌艺术与诗律学》（L’art poétique et la prosodie chez les Chinois）即被节译成汉语[28]，从此在学界广为传播。
时至今日，打开中国人最常用的搜索引擎“百度”，输入“法国汉学家德理文”，瞬时就可得3990个结果！其中，绝大多数涉及《唐代诗歌选》，其后，按数量排序，依次是：《离骚》翻译、1867年巴黎世博会、短篇小说（《今古奇观》）翻译、法兰西公学汉学教席。最后，还有不多的几条关涉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对他的引用[29]。可见中国人对德理文的了解已十分全面，而对他在汉学方面的成就尤为关注。
综上所述，中国人对这位“翰林院中文教席”的热情与法国汉学界对他的冷漠恰成鲜明对照。仔细辨析一下法国汉学家们对德理文的评价，不难看出，他们其实都建立在对德理文汉学水平的判断上，或者毋宁说，是对他在法国汉学学科建树的判断上。他们普遍认为德理文对法国汉学贡献平平，不似其他著名汉学家那样留下了迄今尚无人超越的传世经典作品（如儒莲），或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培养出著名的后继学者（如沙畹）。而中国人则对法国汉学家们在汉学史上如何定位德理文全然不在意。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德理文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双方的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也就有着天壤之别。
三、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德理文
谈到德理文对传播中华文化的贡献，我们也就进入到了比较文学的层面。
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文学、文化交流的学科。在我看来，对于比较学者而言，举凡研究中外文学关系者，都无法逾越汉学这一领域。因为汉学家们是传播中国文化最主要、最重要的媒介。作为翻译者、介绍者或研究者，他们又都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接受者。他们的工作为研究中国文学、文化在域外流播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没有哪个比较学者在研究中外文学、文化交流时可以忽视汉学家及其著述。此外，汉学家们与所处的社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因为这种“专门家”的身份，他们在公众眼中就具有了无可辩驳的权威性、象征性。因而他们是舆论和形象的制作者、“始作俑者”，他们对中国的认识、看法，他们的中国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国制定政策者，更影响了公众舆论，直接参与到社会集体想象的建构中。[30]
用上述几个方面去衡量汉学家德理文的所作所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他都堪称佼佼者，其作用不逊于任何汉学大家。若从1850年他发表的第一部汉学专著《关于中国人农业、园艺的研究》[31]算起，至1892年他病逝于法兰西公学中文教席的职位上，在四十余年的时间内，德理文通过上课、翻译、写作、参与各种学术和文化活动，持续地向法国公众，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译介的大量中国作品[32]，不仅向公众宣传了中国文化，而且其中的某些译作，特别是《唐代诗歌选》，还对19世纪的法国文学，甚至欧美文学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为了使此说不流于空疏，以下试以汉武帝《秋风辞》一诗的翻译为例[33]，具体讨论一下德理文对传播中国诗歌所做的贡献。
众所周知，德理文是第一个将唐诗介绍到西方的汉学家。他在《唐代诗歌选》译文前所附的长序中详细介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历史和诗歌艺术。在诗艺部分，他几乎逐朝逐代地详论了中国诗歌在韵律、节奏方面的发展、演变与特点。因此，他这篇长达104页的序文完全是一篇具有学术价值的严肃的学术论文。在论及汉代诗歌时，他详尽解释了楚王项羽创作的第一首七言“楚歌”《垓下歌》的诗律和虚词“兮”的用法，接着又以汉武帝的《秋风辞》为例做进一步说明。在介绍了武帝及其诗歌创作后，他用拼音的方式全文援引了《秋风辞》：
Tsieou fong ki, hy! pe yun feï;
Tsao mou ouang lo, hy! ngan nân koueï.
Lân yeou so, hy! ko yeou fang.
Hoay kiaï jin, hy! pou neng ouang.
Fanleou tchoen, hy! tsi Hoën ho;
Hoangtchong lieou, hy! yang san po,
Siao kou ming, hy! fa te ko.
Youan lo ki, hy! ngaï tsin to.
Chaotchoang ki chi, hy! naï lao ho!
随即，德理文又在注中给出了法译文。以下是原诗与译诗及其中文回译的对照：
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萧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德理文法译文：
Chanson des rames
Le vent d’automne s’élève, ha!de blancs nuages volent;
L’herbe jaunit et les feuilles tombent, ha! Les oies sauvages vers le midi s’en retournent.
Déjà fleurit la plante Lân, ha! déjà se répand le parfum des Chrysanthèmes.
Moi je pense à la belle jeune fille, ha! que je ne saurais oublier.
Mon bateau flotte doucement, ha! traversant le fleuve de Hoën;
Au milieu de ses rapides eaux, ha! qui jaillissent en vagues écumantes,
Au bruit des flots et des tambours, ha! j’improvise laChanson des rames.
Plus vif a été le plaisir, ha! plus profonde est la tristesse qui lui succède.
La force et la jeunesse, combien durent-elles, ha! et contre la vieillesse que faire![34]
中文回译：
划桨歌[35]
秋风起，啊，白云飞；
草黄花落，啊，野鸟飞回南方；
兰草已开花，啊，菊花已飘香；
我想到年轻美貌的姑娘，啊，我不能忘；
我的船轻轻荡漾，啊，在穿越黄河的时光；
在湍急的水流中，啊，在泛起浪花的波涛中；
在浪花和鼓声中，啊，我即席赋一首划桨歌；
快乐更深，啊，紧跟着是愁更深；
力量与年轻能持续多久，啊，抗拒衰老能做什么。
从上引译文和回译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译者在内容上未做任何添加，只是将语气词“hy”（兮）一律换作了“ha”（啊），因为“hy”在法文中无意义。
德理文以西文拼音加法译文的形式援引此诗，实在是既高明又大胆。因为只有使用拼音的方式，才有可能使读者对他们完全不懂、也无以感觉的中国诗歌韵律多少有一点感性认识；而注中的译文又可同时转达诗意。这就提供了将原诗内容与形式同时传递给读者的可能性。但采用这样的翻译策略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一般而言，读者会拒斥一切超越他们期待视野的因素，而德理文所面对的法国读者对中国诗歌几乎全然无知。
然而当时的法国诗坛正经历着一场变革，恰恰需要异国因素的滋养。于是我们看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德理文播下的种子便生根发芽了：巴纳斯派诗人路易·布耶（Louis Bouilhet, 1822—1869）和埃米尔·布雷蒙（Emile Blémont, 1839—1927）相继推出了《秋风辞》仿作，且两首仿作均照搬德理文的译文命名为《划桨歌》。受篇幅所限，以下我们只援引路易·布耶的诗作[36]：
La Chanson des Rames
Bois chenus! ah! vent d’automne!
L’oiseau fuit! ah! l’herbe est jaune!
Le soleil, ah!s’est pâli!
J’ai le coeur, ah! bien rempli!
Sous ma nef, ah! l’eau moutonne,
Et répond, ah! monotone,
A mon chant, ah! si joli.
Quels regrets, at!l’amour donne!
L’âge arrive, ah! puis l’oublie![37]
中文回译：
划桨歌
树枝枯！啊！秋风吹！
草已黄！啊！鸟儿飞！
太阳光，啊！已惨淡！
我的心，啊！多伤悲！
我舟下，啊！水激越，
应答着，啊！声乏味，
我的歌，啊！如此美。
多遗憾，啊！爱情给！
年龄到，啊！又忘却！
显然，这首诗不仅在内容上与原作基本相同，而且在形式上也刻意模仿“楚歌”的诗行数和节奏。诗人甚至完全采用了《秋风辞》的节拍：每行诗均为7音节，前三、后三，中间用“啊”隔开。我们不得不惊叹德理文传递“楚歌”形式的努力居然得到了如此强烈的反响！现有研究已清楚表明，布耶是位对中国语言、文化抱有极大兴趣的诗人[38]。在《唐代诗歌选》出版后，他便如获至宝，认真研读，并从译诗和汉学家的长序中汲取了许多灵感。[39]
对于《唐代诗歌选》在法国文学界产生的影响，汉学界并未予以否认，但也似乎评价不高，仅止于承认它“在第二帝国的文学沙龙中引人注目”[40]而已。实际上，这部诗集的影响早已超越了时空。我们在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 1845—1917）的《玉书》（Livre de Jade）中见到了它的身影[41]，又通过后者在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的《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42]以及美国意象派诗人弗莱契（John Gould Fletcher, 1886—1950）的作品中听到了它的反响[43]。此即说，德理文对中国诗歌的译介和研究为整个西方的诗歌革命输入了养料。汉学研究的成果因而对文学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它促进了法兰西民族文化，甚至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这样的后果，在国际文学、文化交流史上当然值得大书特书。除此之外，难道它不是汉学学科自身的骄傲？！不是法国汉学史上的重大成就？！
不仅如此，德理文的译诗还为法国人想象中国提供了文本基础。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在《咏雏菊》（La Marguerite）中赞叹李太白的才华；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在《苦眠之夜》（Las de l’amer repos）中表达了希望像中国诗人一样“自由吟唱”的愿望[44]；还有更多的诗人、文人在自己的作品中讴歌或描写中国[45]。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说与德理文的翻译和介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唐诗中的中国并非19世纪现实中的中国，某种程度上甚至背离了现实。但我们无法否认，它接续了18世纪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建构的那个“文化中国”的形象，强化了那个形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的情趣、习性，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特征。
对于汉学建构形象的作用，我曾有另文专门讨论，此处不再赘述。但要补充的是：德理文对汉学家在舆论导向上的作用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1859年，当他发表平生惟一一部政论著作《面对欧洲的中国》（La Chine devant l’Europe）时，他在论及法国人对中国的偏见时曾这样写道：“……这些偏见……在严峻的环境下对公共精神会产生作用，而此作用又会影响政府，此时与这些偏见斗争就是一种责任，倘若我们觉得有权这样做。这个权利，我可能是从十年专门的研究中获得的。我想努力去校正一些太易被接受的错误，指出中国政府、习俗及中国社会的本质事实上是怎样的……”[46]读着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总之，恰如谢和耐先生所说：“这位学者……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对（使人们）了解中国而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47]
汉学家德理文终其一生致力于向西方人传播中国文化，普及关于中国的知识。而他的所作所为，都曾作用于19世纪法国人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成为研究中法文化交流史、法国人中国观无法绕开的课题。
四、汉学意义上的德理文
在这个以汉学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我们以汉学家论德理文开篇，最终恐怕也还需回到汉学学科本身来讨论德理文。
上文论及了他通过诗歌翻译和研究对汉学学科做出的贡献，此外，在我这个外行人眼中，他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作为也颇值得关注。
首先是在汉语教学方面。19世纪初，当汉学作为学科在法国诞生之时，第一代的汉学家们都是从未涉足中国的学者，他们躲在书斋里研究对象国，以书面语教授中国语言文学。德理文当然属于这第一代职业汉学家。但显而易见，他又是使用旧方法的最后一位汉学家。继他之后入选法兰西公学的沙畹完全属于新一代汉学家，他们是在对象国实际生活、工作过的一代新人。即使在东方语言学院亦然：取德理文而代之的哥士耆（Alexandre Kleczkowski,1818—1886）也曾在法国驻华使团担任过翻译[48]。在代际更替中的德理文确有些生不逢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为了解活的中文，活的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是第一个在东方语言学院的课堂上聘用中国人教授口语的老师，且在一年半中先后聘用了二人[49]。他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也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接触中国人，了解活的中国的机会：1867年当他承办巴黎世博会中国馆时，他曾自费聘请中国人至巴黎表演[50]。不仅如此，一如他自己所说，他还“与不断到访巴黎的中国人保持联系”——这有前文征引的所有使法晚清官员的日记为证。在这个法国汉学的教学、研究观念发生转折的关头，德理文的上述行为如若不是为汉语教学、汉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做出了贡献，那么至少也是在观念革新中不落人后的一种表现，这充分证明了他将中国语言视为活的语言，将中国文化视为活生生、且需时时更新的知识。
其次，郭嵩焘的日记曾详细记录了德理文对中国数学、化学、医学的评述，原文如下：“中国各种学问皆精，而苦后人不能推求。二十年前，法人精算学者推验春秋以前日食见之经传者无伪误，知中国习天文由来久远。近数十年来泰西研究光学，有得中国一古铜镜者，背为龙文，用光学照之，龙文毕见。疑铜质厚，何以能透光？求其故不可得。乃用化学化分，则铸龙之铜与余铜各为一种。盖先铸龙，而后熔镜铜纳之范中，以铜龙合之，碎淬使光，铜合而其本质自分，故各自为光。始悟中国自古时已通光学。至中国医家用乌须草，须发白者服之可使反黑，然久服则指爪俱黑。须发、指爪各一事，而皆与皮肉相连，何以皮肉不与俱黑？泰西化学家固谓指爪、须发一物结成，又知中国医家自古已谙化学也。”这段话让我们看到德理文对中国文化的广泛兴趣，更了解了他在中国科技史方面的识见。而他的观点竟与20世纪中国科技史大师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的观点不谋而合，且早于后者一百年就已提出。我们由此似可推定郭嵩焘赞誉他“学问非浅”“汉学甚深”并非完全受情感驱使，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有事实依据的。
无论如何，德理文的作品和文化活动是与19世纪法国整体的学术文化氛围密不可分的。他的观念与方法既受制于那个时代，也以他自己的方式丰富了19世纪法国的汉学研究。
法国的汉学学科史，甚至法国的学术史上都应该有属于德理文的那一页。[51]
作者简介：孟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1] 本文主要内容首先在“雷慕沙及其继承者：纪念法国汉学两百周年学术研讨会”（Jean-Pierre Abel-Rémusat et ses successeurs. Deux cents ans de sinologie française en France et en Chine）（2014年6月10—13日，巴黎）上宣读。本文在宣读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首刊于《汉学研究》2014年秋冬卷。但该刊编者未经本人同意就删改了原文，故此次特以文稿原貌重新刊发，仍略作修订。
[2] Abel-Rémusat自拟汉名为“阿伯儿”（参阅Jean-Pierre Abel-Rémusat. E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aris: Maisonneuve, 1857，封四）。鉴于本次研讨会官方公布的中文标题将其名译作“雷慕沙”，而国内学界亦通行此名，故本文从众。
[3] Henri Cordier. «Etudes chinoises». T’oung Pao, vol. VI, 1895, p. 115, p. 118.
[4] 参阅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Acta Asiatica, 2. Tokyo, 1966, p. 98。原文如下：« ... Henri Cordier（1849—1925）s’est acquis des titres à la gratitude des sinologues, bien qu’il ne sût pas le chinois...»（中译：“……高第由于汉学家们的感激之情而获得了一些头衔，尽管他不谙中文……”）
[5] 参阅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pp. 81—82。
[6] 前者如戴密微52岁，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55岁，谢和耐54岁；后者如雷慕沙、戴密微等。参阅Liste des professeurs depuis la fondation du Collège de France en 1530. Collège de France, Affaires culturelles et Relations extérieures, Paris, 2012.
[7] Jacques Gernet. «A propos de l’oeuvre du sinologue». In Olivier de Luppé, Angel Pino, Roger Ripert & Betty Schwartz, II D’Hervey de Saint-Denys 1822—1892, Biographie, Correspondance familiale, L’oeuvre de l’onirologue et du sinologue, Les hommages rendus à l’auteur lors du centenaire de sa mort et l’exposition artistique autour de ses rêves（《德理文逝世百周年纪念文集》，以下简称《逝世百年文集》）. ONIROS, 1995, pp.215—216.
[8] Angel Pino. «Abrégé dûment circonstancié de la vie de Marquis Jean Léon Le Coq, Baron d’Hervey, Marquis de Saint-Denys, professeur du Collège de France et membre de l’Institut, sinologue de son état, onironaute à ses heures, Une enquête à l’usage, non exclusif, des futurs biographies»（《德理文生平概述》，以下简称《概述》）. In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东方语言学院中文教学百周年纪念文集》，以下简称《中文教学百年文集》）.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 L’Asiathèque, 1995, p. 95.
[9] Anonyme. Les Rêves et les moyens de les diriger. Paris: Amyot, 1867.
[10] 本段史实均请参阅《逝世百年文集》。
[11] 详见孟华：《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6—275页。此文是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08年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而作，主要内容首先在研讨会上发表，论文全文首刊于《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2期。
[12] 此书1862年（首版）封面上刊有“唐诗”二字，按选集内容似译作《唐诗选》较为妥帖。但鉴于我此前的论文中均译作《唐代诗歌选》，此处从旧译，以求前后统一。
[13] 参阅Tcheng-Ki-Tong. 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êmes. Calmann Lévy, Editeur, 1884, pp. 240—261。
[14] 参阅Tcheng-Ki-Tong. Les Plaisirs en Chine. G. Charpentier et Cie, Editeur, 1890, p. 229.
[15] 参阅陈季同：《巴黎半月密记》，张振鹍主编：《中法战争续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41—561页。相关部分原文如下：光绪九年三月：“十九日，谒德理文侯爵，德氏责法国人‘不明理’，并为中国谋划：‘我劝中国不必与之商议，亦不必与之开兵，但一面在天下各国声称法国不认中国官属之权，始终不懈；一面励精图治，讲究武备，培养人才，以数千人常守镇，粤与越接壤之地，不过越界，以供不时之需。’”德理文在中法战争中所持的反战态度与他在政论著述《面对欧洲的中国》（La Chine devant l’Europe）一书中所表述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有关德氏《面对欧洲的中国》一书，参阅孟华：《法国汉学家德理文的中国情结——对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国馆成败的文化思考》；另请参阅Angel Pino. « La Chine devant l’Europe et L’Europe devant la Chine en 1859：un polémique entre le marquis d’Hervey-Saint-Denys et Charles Guy». In Entre France et Allemagne, Idées de la Chine au XIXe siècle.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 Dollé et Geneviève Espagne, les Indes savantes, 2014。
[16] 斌椿：《乘槎笔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10页。此时德理文正全力筹办1867年世博会。故在斌椿日记中还记录了与曾任闽税务司的法国人美里登（Méritents）的交往。“美税务”正是在中国内部协助德氏筹办展览之人，此时恰回法国度假。
[17] 斌椿：《乘槎笔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64—165页。
[18] 参阅A. Pino. «Léon d’Hervey sinologue, repères bio-ibliographiques（1849—1894）»（《汉学家德理文年谱》，以下简称《年谱》）,《逝世百年文集》。安必诺在《年谱》中援引德理文自述谓：“20年来，与不断到访巴黎的中国人保持联系……”（第171页）
[19] 即时任使团右协理的法国人德善（De Champs，生卒年不详）。德善在随团前曾任职于烟台海关。1866年亦曾陪同斌椿游历欧洲。
[20]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95页。
[21]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95页。
[22] 原文如此。疑为“大竹”。
[23]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64页。文中转述的李少白对德氏的介绍十分正面，且言明自己只是“帮同翻译”，似可从一个侧面证实德理文在《离骚》翻译中并未捉笔，只是请李协助而已。
[24] 据黎庶昌《西洋杂志》记：1880年李隆芳为中国驻法使馆“供事”（第423页）。而安必诺在《中文教学百年文集》所附介绍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中文辅导教师的短文中则称有资料显示：李少白1881年供职中国使团（第285页）。此处“李隆芳”是否为“李洪芳”笔误？抑或李少白另有号曰“隆芳”亦未可知。待考。
[25]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846—848页。
[26] 蹊跷的是，翻检曾纪泽日记，未见任何与德理文相关的文字。此外，囿于时间，我亦未能查找其他在德理文身前也曾出任过驻法公使者（如许景澄、刘瑞芬、薛福成等）的日记。待补。
[27] 1982年3月28日钱锺书致钟叔河函。转引自钟叔河：《不忍之心》，《文汇报》，2010年10月26日。钱锺书先生信中提及的法文作品为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四卷《索多姆和戈摩尔》。此信说明：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钱先生就已关注到德理文的《唐代诗歌选》，并对德氏生平史实了解甚深。考虑到此前“文化大革命”等外部因素，钱先生对德氏的关注似应比80年代更早些，甚至有可能始于他在英法留学时期。惜目前尚无资料可佐证，只得存疑。此外，囿于时间，我也并未查阅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中文文献，似应能找到其他关注西方汉学的中国学者（诸如辜鸿铭）的相关论述。待补。
[28] 收入钱林森主编：《牧女与蚕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9] http://www.baidu.com
[30] 参阅孟华：《汉学与比较文学》，《中法文学关系研究》，第69—71页。
[31] Recherches sur l’agriculture et l’horticulture des Chinois... Paris: Allouard et Kaeppelin Libraires-Editeurs-Commissionnaires, 1850。此书对中欧农业做了对比研究，书后并附有对《授时通考》一书的介绍与分析。
[32] 德理文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计有：《唐代诗歌选》（1862）、《离骚》（Li-sao，1870）、《今古奇观》中的十二个短篇。他将这十二个短篇集为三册先后出版，三册题目分别为：Trois nouvlles chinoises（《中国故事三篇》，1885）, La Tunique de perles, un serviteur méritant et Tang le Kiaî-Youen（《珍珠衫、徐老仆、唐解元》，1889）, Six nouvelles nouvelles chinoises（《中国故事新六篇》，1892）。此外，他还将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有关“西夷”“南夷”的部分译成法文，以Ethnographie des peuples étrangers à la Chine, Ouvrage composé au XIIIe siècle de notre ère, par Ma-touan-lin（《中国周边民族人种志——马端临公元十三世纪编撰》）为题分两卷结集出版（1876，1883）。
[33] 我在《“不忠的美人”（Belle infidèle）——略论朱迪特·戈蒂耶的汉诗“翻译”》一文中也曾引用过此例（详见《东方翻译》，2012年，第4期），以说明朱迪特改写的作用（引发读者兴趣，转而再去阅读汉学家德理文的译文）。此处虽仍用旧例，却是直接用来说明德理文译诗贡献的。
[34] Marquis d’Hervey-St-Denys.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 Amyot, 1862, pp. LXIX—LXX.
[35] 法文为“la chanson des rames”。根据译作的上下文，本可回译为“棹歌”，但为了与下文所涉法国诗人布耶的同名诗作一致，此处特回译为“划桨歌”。
[36] 关于布雷蒙的《划桨歌》，参阅孟华：《“不忠的美人”——略论朱迪特·戈蒂耶的汉诗“翻译”》，《东方翻译》，2012年，第4期。
[37] Louis Bouihet. Dernières Chansons. Paris: Michel Lévy Frères, 1872, p. 257.
[38] 参阅Gustave Flaubert. «Préface», aux dernières chansons, éd. citée, pp.7—14。福楼拜乃布耶挚友，在布耶去世后他将诗人尚未面世的诗作以《最后的歌》为题结集出版。他在序中称布耶在1851年政变后便对政局十分失望，于是躲进“中国诗歌”内，并坚持研习中文达十年之久。
[39] 参阅L. Letellier. Louis Bouilhet, 1821—1869, sa vie et son œuvres d’après des documents inédits.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919, pp. 239—244。
[40]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p. 82.
[41] 关于《玉书》，参阅 Muriel Détrie. « Le Livre de Jade de Judith Gautier, un livre pionnier». In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1989, No.3；Yvan Daniel. «Présentation, Le Livre de Jade, un rêve de Judith Gautier». In Le Livre de Jade. 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 2004。前文是当代法国第一篇专门介绍、评点《玉书》及其机运的论文，后文则是《玉书》2004再版序。另请参阅孟华：《“不忠的美人”——略论朱迪特·戈蒂耶的汉诗“翻译”》。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学界对于朱迪特的《玉书》与德理文译诗的关系存在争议，较极端的意见甚至认为朱迪特抄袭了德理文。参阅Ferdinand Stocès. «Sur les sources du Livre de Jade de Judith Gautier（1845—1917）,（Remarque sur l’authenticité des poèmes）». In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2006, No.3。此文考辨细致，但对朱迪特“译诗”的分析似过于严苛，难以令人信服。我以为，《玉书》得益于《唐代诗歌选》，却并非抄袭。
[42] 参阅Yvan Daniel. «Présentation, Le Livre de Jade, un rêve de Judith Gautier», p. 29。
[43] 参阅赵毅衡：《远游的诗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
[44] 这两首诗同时刊发于1866年出版的《当代巴纳斯》第一辑（Parnasse contemporain, I, 1866）。
[45] 参阅William Leonard Schwardz. The Imagi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r East in Modern French Literature. Librairie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1927。有关戈蒂耶及同时代其他诗人对中国的热情与关注，均请参阅此书。
[46]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 La Chine devant l’Europe. Paris：Amyot, 1859, pp. I-III.
[47] Jacque Gernet. «A propos de l’oeuvre du sinologue», p.220.
[48] 儒莲患病后，曾请德理文在东方语言学院代课。德理文也曾在儒莲病逝后向校方提出任职申请，但最终未能如愿。东方语言学院聘任了当时仍在中国任职的哥士耆。参阅Angel Pino,《年谱》。关于哥士耆的情况，参阅《中文教学百年文集》，第131—167页。另请参阅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 «L’Oriine polonaise de l’enseignement universitaire du chinois moderne en Europe：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i（1818—886）». Mélanges Slawinski. Juillet 2005, pp. 29—59.
[49] 《中文教学百年文集》一书第336页附有一份东方语言学院历年所聘中国辅导教师名单（«Tableau des répétiteurs chinois de 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depuis sa fondation jusqu’à la fin de Seconde Guerre mondiale»），其中在德理文聘用的辅导教师条下标示了三个名字，分别是：Ly-hong-fang（李洪芳）、Ly Chao-pé（李少白）、Ting Tun-ling（丁敦龄）。但据前文征引的郭嵩焘日记，其中的李洪芳恐为李少白之字，故很可能是同一人。据此，德理文聘用的中国辅导教师恐为二人。待考。
[50] 参阅孟华：《中法文学关系研究》，第256—275页。
[51] 关于德理文尚有许多谜团未能解开。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于1862年出版的《唐代诗歌选》以“忠实”而著称，何以23年后于1885年开始出版的《今古奇观》（1885、1889、1892）的译文却因“意译”而备受责难？一个可能的推测是：德理文在《唐》书出版后接受了教训，有意贴近法国读者的欣赏趣味及水平——为大众而译。因未及考证，此处只能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