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数据统计结果与分析

1. 家庭经济条件、社会资本和就读学校层次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首先分析生源的城乡差异与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社会资本、学校层次之间的相关性。由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一般而言，农村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社会资本不如城镇大学生。而且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也逐渐出现了城乡不平等。本研究的调查数据也例证了上述观点。

注：卡方值228.718，p值0.000。

表3-3的结果表明，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具有明显的城乡差异。农村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处于“好”与“中等”层次的分别占1.4%、55.2%，比城镇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的相应比例分别要低4.9%和20.5%，而农村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有43.4%处于“差”的层次，比城镇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的相应比例要高25.4%，卡方检验显示二者之间差距明显。农村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几乎都处于中下层次，而城镇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绝大多数都处于中上层次，前者比后者要差一个档次。

注：*p<0.05，**p<0.01，***p<0.001。

表3-4的结果表明，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资本也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农村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资本量表得分比城镇大学生低0.48，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这种差距很明显。农村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资本比城镇大学生明显要薄弱，而且农村大学生在求职、就业过程中动员、利用家庭社会资本的程度也低于城镇大学生。

注：卡方值73.990，p值0.000。

表3-5的结果表明，农村学生和城镇学生所就读的高校存在明显的层次差异。农村学生就读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的比例比城镇学生要高10.3%、3.0%，而就读“985”和“211”院校的比例则要比城镇学生低13.1%，卡方检验显示这类差异是显著的。农村学生考上和就读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的可能性更大，而城镇学生考上和就读“985”和“211”高校的几率更大。

上述数据分析结果说明，生源的城乡差异是解释家庭经济条件、社会资本和就读学校层次等差异的重要变量。大学生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镇，往往预示着家庭经济条件、家庭社会资本的明显差距，也往往意味着所就读高校的层次差异。农村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可能更差，家庭社会资本可能薄弱，就读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的可能性更大。相反，城镇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可能更好，家庭社会资本可能更充足，就读重点高校的可能性更大。农村和城镇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事实，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意义。城乡家庭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资本差距，以及城乡大学生所就读高校的层次差异，就是这种内涵的一种体现。

城乡差异对于具体的大学生来说是一种先赋的结构性因素。是出生在农村家庭还是城镇家庭，个人不能选择。是拥有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个人也不能选择。个人也无法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只能在这种“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所蕴涵的各种事实中探索、形塑各自的生命轨迹。家庭经济条件、社会资本和学校层次等差异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吗？这有待验证。

2. 生源的城乡差异间接地影响到大学生的毕业去向

按照我国现有的学制安排，大学生一般在22周岁左右毕业。毕业去向主要有两种，多数人面临就业，也有一部分选择继续深造。是选择就业还是继续深造，是顺利就业还是就业时困难重重，既会受到个人和家庭的影响，也会受到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大学生的毕业去向可能受到生源的城乡差异的影响。表3-6中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证明这种影响是存在的。表3-6中的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Ⅲ表明，在控制了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专业、城市类型、人力资本等变量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的毕业去向的影响是明显的。

注：1. *p<0.05，**p<0.01，***p<0.001；2. 各模型的因变量，“/”后的变量取值为参照项；3. 模型Ⅳ、模型Ⅴ、模型Ⅵ为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Ⅲ继续引入中介变量的结果。

模型Ⅰ表明，有望就业但未最终确定与已经就业这两种情况相比，农村大学生比城镇大学生更可能已经就业，而不是在等待用人单位最终的确认和回复。本研究的调查问卷没有将“有望就业但未最终确定”这种情况进一步细分，难以确定上述结果意味着什么。可能是农村大学生更容易就业，也可能是城镇大学生在等待更好的就业机会。根据模型Ⅱ的结果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模型Ⅱ表明，就业无望（没有就业意向）与已经就业这两种情况相比，农村大学生比城镇大学生更可能处于就业无望状态，或者说城镇大学生比农村大学生已经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更大。将模型Ⅰ的结果一并考虑，可以说城镇大学生比农村大学生在就业概率上有一定优势。问卷调查时大学生的初次就业尚未完全结束。在用人单位最终确认和回复之后，城镇大学生找到工作的比例还会上升。

模型Ⅲ表明，读研或考研与已经就业这两种情况相比，农村大学生比城镇大学生更可能选择就业，或者说城镇大学生比农村大学生更可能选择读研或考研。城镇大学生选择继续深造的可能性更大，这会进一步提高学历、丰富人力资本。农村大学生更可能选择就业，这不一定是一种优势，更可能是对现实条件的无奈顺从，毕竟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本研究还发现农村大学生求职的经济需求动机明显强于城镇大学生。这可以作为上述推论的一个佐证。

上述三个模型的数据结果证实生源的城乡差异会明显地影响到大学生的毕业去向，但这种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还有待继续分析。在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Ⅲ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院校层次、家庭经济条件、家庭社会资本等三个变量，得到模型Ⅳ、模型Ⅴ、模型Ⅵ。数据表明，在引入上述三个变量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毕业去向的直接影响不再存在。或者说，生源的城乡差异并不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毕业去向，而是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到大学生的毕业去向。

从模型Ⅳ、模型Ⅴ、模型Ⅵ可以看出，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与大学生的毕业去向并无明显的关联性，但是家庭社会资本和学校层次能明显地影响到大学生的毕业去向。家庭社会资本对解释大学生在已经就业、有望就业但未最终确定、继续深造等方面的差异并无明显作用，但就业无望和已经就业这两种情况相比，家庭社会资本雄厚的大学生更可能已经就业。学校层次对大学生的毕业去向差异有更强的解释力。“985”和“211”高校的毕业生比高职高专院校的毕业生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更大，继续深造的机会也更多。一般本科院校的毕业生并没有获得比高职高专院校的毕业生更多的就业机会，但继续深造的可能性更大。

表3-6包括两个步骤的回归分析结果。第一步回归分析的结果，即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Ⅲ，表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的毕业去向具有明显的影响。第二步回归分析的结果，即Ⅳ、模型Ⅴ、模型Ⅵ，表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毕业去向的影响是间接的。生源的城乡差异通过家庭社会资本、学校层次间接地影响到大学生的毕业去向。城镇大学生比农村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资本更雄厚，而家庭社会资本有助于大学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城镇家庭的子女更可能就读层次高的学校，而层次高的学校的毕业生有更多的就业和继续深造的机会。但家庭经济条件并非生源的城乡差异和大学生毕业去向之间的中介变量，因为生源的城乡差异与家庭经济条件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而家庭的经济条件对大学生毕业去向的影响并不明显。

3. 生源的城乡差异间接地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地区分布

在农村到大都市这个城乡连续体中，大学生就业的地区意向一般都会指向城市而非农村。农村大学生一般不会选择回农村就业，因为走出农村、跻身城市是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目的，而城镇大学生就更没有去农村就业的动机了。因为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存在，是在农村就业还是在城市就业，是衡量就业质量高低的有效指标。城镇大学生尤其是农村大学生能实现这个意愿吗？表3-7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给出了一种答案。

注：1. *p<0.05，**p<0.01，***p<0.001；2. 各模型的因变量，“/”后的变量取值为参照项；3. 模型Ⅲ、模型Ⅳ为模型Ⅰ、模型Ⅱ继续引入中介变量的结果；4. 为保证方程的有效性，“家庭经济条件”未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Ⅲ、模型Ⅳ。

如表3-7中的模型Ⅰ、模型Ⅱ所示，在控制了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专业、城市类别、人力资本等变量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的就业地区依然存在明显影响。就在乡镇农村就业和在地级市及其以上城市就业相比，农村大学生比城镇大学生更可能在乡镇农村就业。就在县城（县级市）就业和在地级市及其以上城市就业相比，农村大学生比城镇大学生更可能在县城（县级市）就业。农村大学生在乡镇农村或县城（市）就业的可能性更大，而城镇大学生在地级市及其以上城市就业的可能性更大。

模型Ⅰ和模型Ⅱ表明，生源的城乡差异能明显地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地区。需要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在模型Ⅰ和模型Ⅱ的基础上，继续将院校层次、家庭社会资本纳入回归分析，得到模型Ⅲ和模型Ⅳ。模型Ⅲ和模型Ⅳ表明，在引入中介变量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的就业地区的直接影响不再存在。这说明生源的城乡差异并不是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地区，而是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地施加这种影响的。

这种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农村大学生和城镇大学生就读学校的层次差异来实现的。如模型Ⅲ和模型Ⅳ所示，与高职高专院校的毕业生相比，“985”和“211”高校的毕业生更可能在地级市及其以上城市找到工作。或者说，高职高专院校的毕业生更可能在乡镇农村或县城就业。一般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是在乡镇农村工作还是在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工作，与高职高专院校的毕业生相比并无明显区别，但前者在县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更大，后者则在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就业的几率更高。

表3-7包括两个步骤的回归分析结果。第一步回归分析的结果，即模型Ⅰ、模型Ⅱ，表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的就业地区存在明显影响。第二步回归分析的结果，即模型Ⅲ、模型Ⅳ，表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的就业地区的影响是间接的。生源的城乡差异通过学校的层次差异间接地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地区。城镇大学生比农村大学生更可能就读层次高的高校，而高层次高校的毕业生更可能在地级市及其以上城市找到工作。相反，农村大学生比城镇大学生更可能就读层次低的高校，而低层次高校的毕业生更可能在乡镇农村或县城（市）就业。但家庭社会资本并非生源的城乡差异和大学生就业地区之间的中介变量，尽管生源的城乡差异与家庭社会资本之间显著相关，但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的就业地区并无必然联系。

4. 生源的城乡差异既直接又间接地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产业分布

对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各类产业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对于大学生个体来说，在不同的产业就业往往在入职条件、生产效率、工作条件、经济收入、社会声望、发展前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就劳动力市场目前的情况而言，对大学生最具吸引力的应该是第三产业，其次是第二产业，最后才是第一产业。当然，大学生能否在某个产业就业，并非完全由个人意愿决定，还会受到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这些社会结构性因素可能包括生源的城乡差异所内涵的结构性因素。表3-8所揭示的就是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就业产业的影响情况。

注：1. *p<0.05，**p<0.01，***p<0.001；2. 各模型的因变量，“/”后的变量取值为参照项；3. 模型Ⅲ、模型Ⅳ为模型Ⅰ、模型Ⅱ继续引入中介变量的结果；4. 为保证方程的有效性，“城市类别”和“专业”未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各模型，“家庭经济条件”未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Ⅲ、模型Ⅳ。

从表3-8中的模型Ⅰ、模型Ⅱ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人力资本等变量后，生源的城乡差异能明显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产业。尽管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是在第一产业还是在第三产业就业并无明显影响，但对大学生是在第二产业还是在第三产业就业有显著影响。农村大学生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城镇大学生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可能性更大。

引入中介变量继续分析，以确定上述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如表3-8中的模型Ⅲ、模型Ⅳ所揭示的，在引入院校层次和家庭社会资本等中介变量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就业产业的影响依然存在，结果依然是农村大学生更可能在第二产业就业，城镇大学生更可能在第三产业就业。这说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的就业产业存在直接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在引入中介变量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就业产业的回归系数有所降低。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就业产业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二是引入的中介变量能够有效地解释大学生的就业产业差异。模型Ⅲ、模型Ⅳ的数据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第二产业就业与在第三产业就业相比，“985”/“211”院校的毕业生与高职高专院校的毕业生没有明显差异，但一般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比高职高专院校的毕业生更可能在第三产业就业。而且家庭的社会资本越雄厚，大学生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

表3-8的回归分析结果中的第一步，即模型Ⅰ、模型Ⅱ，表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的就业产业具有明显影响。第二步，即模型Ⅲ、模型Ⅳ，表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的就业产业具有直接的和间接的双重影响。生源的城乡差异既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产业，又通过引起学校层次和家庭社会资本差异间接地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产业。要注意的是，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就业产业的这种影响只体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并不影响到大学生是在第一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就业。这可能和大学生很少选择在第一产业就业有关。本研究样本中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大学生只有40人，只占已就业大学生的1.4%，其中农村大学生27人，城镇大学生13人，只占各自的3.3%和2.4%。

上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大学生更可能在第二产业就业，而城镇大学生更有可能在第三产业就业。第三产业包括众多行业，即使同样在第三产业就业，农村大学生和城镇大学生也可能存在就业的行业差异。如表3-9所示，将生源的城乡差异与大学生在第三产业的就业行业进行交互分类，发现农村大学生更可能在地质勘探、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就业，城镇大学生更可能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件电信业、金融保险和党政机关等行业就业。地质勘探业的工作条件一般比较艰苦；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一般属于体制外就业，工作辛苦且收入不高；科研与技术服务类工作的获得更依赖人力资本而非社会资本。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件电信业、金融保险和党政机关等行业的垄断性和稳定性更强，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更好，经济收入与社会声望更高。农村大学生和城镇大学生在第三产业里就业的这种行业差异，可能意味着不同水平的就业质量。

注：卡方值35.656，p值0.000。

5. 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就业的单位性质和岗位类型没有明显影响

就业的单位性质与岗位类型是反映大学生初次就业结果的重要指标。当前各用人单位既受“单位社会”中行政力量的惯性影响，又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只是有些用人单位受行政力量影响较大，而有些用人单位的市场性更强。就业单位的性质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体制内就业与体制外就业、初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与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正式就业与非正式就业等方面的不同。就业的岗位不同，意味着是否充分就业、岗位职责、工作内容、工作价值等方面的不同。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单位性质和岗位类型的因素应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表3-10和表3-11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就业的单位性质和岗位类型的影响并不明显。

注：1. *p<0.05，**p<0.01，***p<0.001；2. 各模型的因变量，“/”后的变量取值为参照项；3. 为保证方程的有效性，“城市类别”和“专业”未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表3-10表明，在控制了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人力资本等变量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就业的单位性质并无明显影响。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等单位中，大学生在哪类性质的单位就业与他们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镇并无明显的关联性。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等变量是大学生就业的单位性质差异的解释变量。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更可能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等单位就业，而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更可能在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就业。独生子女大学生比非独生子女大学生更可能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就业，非独生子女大学生比独生子女大学生更可能在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就业。

注：1. *p<0.05，**p<0.01，***p<0.001；2. 各模型的因变量，“/”后的变量取值为参照项。

表3-11表明，在控制了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专业、城市类别、人力资本等变量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就业的岗位类型也不存在显著影响。在管理、专业技术、技术工、普通工、行政后勤等岗位中，大学生就业的岗位类型与他们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镇并无必然联系。性别、城市类别是大学生就业的岗位类型差异的重要解释变量。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更可能获得管理、专业技术、普通工和技术工等岗位，而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更可能获得行政后勤岗位。管理岗与行政后勤岗相比，就读学校在非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大学生比就读学校在地级市及其以下城市的大学生更可能获得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和行政后勤岗相比，就读学校在直辖市或副省级城市的大学生比就读学校在地级市及其以下城市的大学生更可能获得行政后勤岗；技术工与行政后勤岗相比，就读学校在副省级城市或非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大学生比就读学校在地级市及其以下城市的大学生更可能获得行政后勤岗；普通工与行政后勤岗相比，就读学校在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大学生比就读学校在地级市及其以下城市的大学生更可能获得行政后勤岗。

就业的单位性质和岗位类型对于初次就业的大学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可能对就业者的职业适应和职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单位性质和岗位类型当然存在差异，但表3-10、表3-11的回归结果表明生源的城乡差异并不是这种差异的解释变量，也就不必引入中介变量进行进一步分析。大学生就业的单位性质与岗位类型与生源的城乡差异无明显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就业的市场机制逐渐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二元结构有缓解的迹象。

6. 生源的城乡差异对起薪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但与就业满意度无明显关联

工作对于个人而言具有丰富的社会含义，但对当前的一般人来说，工作的基本含义是一种谋生手段。薪酬的多少往往是择业者尤其是初次择业者选择或舍弃一份工作的重要标准。薪酬的多少也是衡量就业质量高低的基本指标。就业满意度是主观性指标，且具有综合性，指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总体感受。就业者只有认知、感受就业的客观过程和事实之后才能形成就业满意度。对个体而言，有时候主观的感受可能比客观的事实更重要。大学生的就业起薪和满意度肯定是存在差异的，而且其解释变量肯定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本研究关心的是生源的城乡差异是否为这些差异的解释变量。表3-12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的就业起薪影响显著，但对大学生的就业满意度并无显著影响。

如表3-12中的模型Ⅰ所示，在控制了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专业、城市类别、人力资本等变量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的就业起薪有显著影响。农村大学生的月薪比城镇大学生要低0.101个标准单位。或者说城镇大学生的月薪明显高于农村大学生。

注：1. *p<0.05，**p<0.01，***p<0.001；2. 模型Ⅲ为模型Ⅰ继续引入中介变量的结果。

但是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的就业满意度并无显著影响。如表3-12中的模型Ⅱ所示，在控制了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专业、城市类别、人力资本等变量后，生源的城乡差异与大学生的就业满意度之间并无明显关联。在本研究所设置的变量中，只有是否独生子女、城市类别、人力资本等变量与大学生的就业满意度显著相关。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就业满意度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就读学校在副省级城市或非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大学生，其就业满意度要高于就读学校在地级市及其以下城市的大学生，而就读学校在直辖市的大学生与就读学校在地级市及其以下城市的大学生在就业满意度上无显著差异。人力资本与大学生的就业满意度之间是一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因为就业满意度与生源的城乡差异并不显著相关，就没有必要继续引进中介变量去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但还需要引进中介变量去分析生源的城乡差异与就业起薪之间的关系，以确定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的路径。在表3-12中的模型Ⅰ和模型Ⅱ的基础上，将院校层次、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社会资本等中介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继续分析，结果如表3-12中的模型Ⅲ。模型Ⅲ表明，在引入中介变量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的就业起薪依然存在明显的影响。农村大学生的月薪比城镇大学生还是明显要低一些。这表明生源的城乡差异能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起薪。模型Ⅰ和模型Ⅱ的回归系数还表明，在引入中介变量后，生源的城乡差异对月薪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这说明所引入的中介变量是解释大学生就业月薪差异的有效变量。

如表3-12中的模型Ⅲ所示，尽管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的就业起薪不存在明显关联，但院校层次和家庭经济条件是大学生就业月薪差异的解释变量。“985”和“211”院校的毕业生的月薪明显高于高职高专院校的毕业生。家庭经济条件居于“好”和“中等”层次的大学生的月薪也要明显高于家庭经济条件居于“差”层次的大学生。就读学校的层次越高，起薪也就越高。家庭的经济条件越好，起薪也就越高。这表明院校层次和家庭经济条件是生源的城乡差异与大学生就业月薪之间有效的中介变量。生源的城乡差异影响到大学生就读的院校层次和家庭经济条件，就读的院校层次和家庭经济条件又影响大学生的就业起薪。农村大学生就读层次低的院校的可能性更大，家庭经济条件也可能更差，而低层次院校和家庭条件差的大学生更可能遭遇低的就业起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