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种主要理论范式及其沿革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拟定了下图来说明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范式。这种范式的建构基础是互为交织的两对理想类型：宏观—微观；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不过，和一般的二元论者不同，我们并不将这两对理想类型中的任何一对视为相互对立或相互拒斥的。换言之，我们可以将宏观和微观、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视为两对既有一定的区隔，同时又互为过渡的“连续统”(continuum)。^[3]进一步，由这两对理想类型可以获得四种理论范式。

与宏观—微观的理想类型相关的方面，涉及社会学家们对人性和社会秩序及相互关系所持的基本看法。主张社会学应该将宏观过程的研究放在首位的学者，会认为社会秩序是制约人性或人类行为的突生(emergent)现实；而主张社会学应该将微观过程的研究放在首位的学者，则认为社会秩序或社会结构是人性的“复述”，或者说是由人类行为建构起来的。与自然主义—人文主义的理想类型相关的方面，涉及社会学家们研究人性与社会秩序时的基本策略和研究路径。主张自然主义方法的学者，将社会事实或人的行为视为物，因此在他们眼中社会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为此，有的自然主义社会学家将物理学或生物学视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也有的自然主义社会学家力求将自然科学和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都统一起来，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是受着某种客观的规律支配的。最后，主张人文主义的学者，则认为人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能够将意义或价值附着在其所遇事物之上，因此，我们可以将社会现实或社会秩序视为是由人的有意义的行为建构起来的。

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范式

我们首先来论述社会事实范式。这一范式包括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论这两种西方社会学中最为主流的理论派别。显然，尽管这两种理论在解释社会结构之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在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一致性：比如，与社会释义范式相反，它们都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及影响，区别只是在，前者着重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秩序，后者则着重社会事实间的冲突和无序。

社会事实范式在整个社会学的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承认，社会事实范式尤其是其中的结构功能主义，自社会学经典时代以来一直在西方尤其美国社会学中占有主流社会学的位置，以致这一范式一度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名词。比如，科林斯就将其称为“社会学的核心传统”“是社会学最初的和最不平凡的思想集成”(Collins,1994:181)。确实，如果其他诸种社会学范式能够被称为“低度发展社会学”的话，社会事实范式则是“发达社会学”，而这种状况主要与孔德倡导实证主义，迪尔凯姆在社会学中推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并赢得后来者尤其是美国主流社会学家帕森斯、默顿的呼应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也与20世纪60年代以后马克思及其他经典理论家的冲突论思想引起米尔斯、达伦道夫、科塞和科林斯等英美社会学家的关注有关。

另一个必须指出的问题是，奉实证主义为圭臬的实证社会学或社会事实范式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具体说，在法国社会学传统中衍生出的实证社会学或结构功能主义秉承了孟德斯鸠和圣西门的传统，尤其是受到保守派思想家伯纳尔和梅斯特尔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后期再经保守的孔德之手，成为寻求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法则的“探测仪”(Frankfurt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1972:4)。到了迪尔凯姆那里，这位将孔德的实证主义真正落到实处的法国社会学家，一样强调社会的团结与整合；而实证社会学在美国的传人帕森斯和默顿同样以自然科学为模型，意图以此手段来了解、预测和改良社会现实。

我们接着来论述社会行为范式。尽管这一范式不像社会事实范式那样显赫，但大多社会学理论家都承认这样一种范式存在的现实性(Ritzer,1975;约翰逊,1988:76)。有些社会学家虽然没有使用社会行为范式的语言，但他们也承认沿着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和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学功利主义传统的独立性：科林斯将此称作“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传统”(Collins,1994:121—180），沃斯特则直接称作“理性主义传统”（沃斯特,2000:62—69)。

在通常的论述中，社会行为范式被等同于社会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一传统自斯密、边沁、马歇尔等功利主义经济学家始，经心理学行为主义（尤其是斯金纳的操作性行为主义），直至霍曼斯和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在后现代时期则是理性选择理论。不过，在我们的划分中，这一范式之下还包括了非理性主义的一支：从法国早期社会学家的群众心理学，到帕雷托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再到习性学的传统。尽管这些先后出现的非理性主义理论并无明显的理论承继关系，但它们都将人类行为的动因归因于本能及由本能派生的欲望。部分归因于这一原因，我们认为也可以将社会行为范式称为社会心理范式，使之在这一范式之下既能够包括外显的行为事件，也能够包括诸如暗示、模仿、欲望以至本能这样的内隐的心理过程。

能够将非理性主义同理性主义并置的最重要的理由，在于它们本质上都是心理主义的。换言之，它们都从个人层面出发，将社会事实还原到个体的心理或行为层面，寻求社会行为甚至社会结构的解释；其实，这种个体主义的立场既是社会行为范式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它与社会释义范式的基本区别所在。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社会释义范式尽管也以社会行为或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甚至认为社会结构是由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但是，它所求助的基本解释要素不是个体的本能或习惯，而是个体及群体间的社会互动。

其实，将社会行为（心理）范式划分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两支，还有一些明显可见的益处。比如，它解决了以往重视某位心理主义者的理性主义的一面，忽视其非理性主义另一面的难题。在这方面，帕雷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回顾一下帕雷托的理论，确实，他提出了为理性主义者津津乐道的“帕雷托最优”，但他也论述了非理性主义色彩极浓的“心理剩余物”，而他的社会学理论本身就是由理性主义的逻辑行为和非理性主义的非逻辑行为构成的(Pareto,1935)。

再接下来，我们论述的是为瑞泽尔所忽视的社会批判范式。社会批判范式之所以会招致人们的忽视，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尽管包括韦伯、迪尔凯姆、帕雷托、莫斯卡、米歇尔斯和曼海姆在内的一大批西方经典社会学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马克思思想的激发（他们其中大多数人的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反弹）（Zeitlin,1968:321），但以社会批判及社会冲突为旗帜的马克思的理论真正和正统社会学发生联系却是十分晚近的事。有这样几个事件促成了马克思及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联系：（1）在主流社会学界，先是在米尔斯的一系列著作中(Mills,1951,1956,1959），后是在休斯(Hughes,1958/1977)和蔡特林的著作(Zeitlin,1968)中，肯定了马克思的社会学家身份，后两人甚至干脆以马克思理论及其影响为线索来选择、组织、解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的欧洲社会理论。（2）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像阿多诺这样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不仅移居美国，甚至参与了美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经验研究，写出了诸如《权威人格》这样的经典著作(Adorno,&Others,1950），但返回欧洲以后阿多诺还是对美国主流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表示了不屑与不满(Adorno,1976:68—86），体现了批判理论的独立性。

批判理论与主流社会学的真正对话始于哈贝马斯。1964年，哈贝马斯就在海德堡召开的纪念韦伯100周年诞辰的讨论会上，与应邀到会的美国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就“理解”“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等韦伯式的社会学命题进行了广泛的论辩(Habermas,1971）；后来他又在《社会科学的逻辑》(1970)一书中，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思潮进行了广泛的检讨。哈贝马斯涉及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理论包括韦伯的解释社会学、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加芬克尔的民俗学方法论以及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参见McCarthy,1978:137—193），这种对话在相当的程度上也促进了主流社会学对社会批判理论的接纳。

最后，我们要论述的是社会释义范式。由于有韦伯和齐美尔这样的领军人物，所以这一范式在西方社会学的发展中虽然不及社会事实范式那样显赫，却比社会行为和社会批判范式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承认。这一范式存在着两种亚型：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和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前者的出现和德国哲学中的历史批判及浪漫主义传统关系密切，而它们与黑格尔、康德以及歌德这些德国哲人的贡献有关。接下来，由于狄尔泰倡导生命哲学、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倡导新康德主义，德国的历史主义有效地阻碍了英法两国盛行的实证主义，这为后来德国解释社会学即社会释义范式的出现作了良好的铺垫。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先是滕尼斯，后是齐美尔，主要是韦伯，依据历史主义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划分，提出不能不加区分地来看待人的社会行动和自然客体。因为与自然客体不同的是，一方面人生活在社会现实之中，但另一方面他又总是积极主动地建构着社会现实。人在社会现实中如何行动、采取怎样的方式，是以其对自我行动的理解，以及对自我行动赋予怎样的意义为前提的。“因此，社会学的观察者必须对参与者确立的意义做出解释，即赋予意义”（沃斯特,2000:8)。

在韦伯之后，直接继承韦伯和齐美尔的德国解释主义传统的虽然只有一个创造力不足的维泽，但这一传统还是随着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辐射，通过舒茨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1932)影响到美国社会学界。舒茨的出现直接孕育了现象学社会学，间接影响了加芬克尔的日常生活方法论。

社会释义范式中的实用主义传统，既受到来自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影响，也与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有关。早期美国社会学家对德国思想的推崇，与那时的美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留学德国的风尚有关。当社会学在美国流行开来的时候，正值美国大学发生教育体制革命、从小规模的学院迈向研究型大学的年代，而它模仿的大学典范正是德国。不过，如科林斯所说，“尽管有这些德国传统的影响，美国微观互动主义取得的成就还是远远大于单纯的模仿”。确实，在这一传统的延续中，无论是早期的符号互动论，还是后来的日常生活方法论和现象学社会学，“虽然德国的哲学是一种刺激，但正是美国人自己由此而下创造出了纯粹的社会学理论”(Collins,1994: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