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学主义的缘起与特性

在回顾19世纪的欧洲思想运动时，乔治·米德曾论及自然科学的发展如何主宰了其知识成就的形成（米德,2003:294)。我们知道，建成一门能够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实证社会科学的愿望始终是孔德创建社会学的主要动力之一。十分自然的是，这样一种具有表率作用的努力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使得诸多社会学家求助于自然科学，先是物理学（机械论），后是生物学，再后是心理学（参见Sorokin,1928:433)。这样一种趋势，反过来反倒颠覆了孔德这样的社会学创造人原先的设想，或者说扼杀了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现实可能。事实上，自斯宾塞以降，不同形式的生物还原主义和心理还原主义大行其道，新兴的社会学的独立性和存在的必要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我们将要论述的主角——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就是这样一种时势的产儿，现在时代需要他来捍卫社会学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这位法国社会学家所鼓吹的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认定，社会学必须解释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则是另一些社会事实的结果；换言之，社会事实只能通过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像生物还原主义和心理还原主义那样，将其还原到个体的生物和心理水平去解释。因此，社会学的存在不必以其他学科的存在为前提，相反，社会学倒能够为其他学科提供有益的帮助(Szacki,1979:278)。

我们可以将迪尔凯姆称为社会学主义的“巨擘”，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主义只是这位大师一个人的“杰作”。恰恰相反，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社会学主义孕育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迪尔凯姆之前，这一阵营是由持反原子论观点的社会唯实论(social realism)者组成的，在他们看来，社会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它不能被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因为社会固然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当个人一旦组成社会之后，社会就有了个体所不具备的突生(emergent)性质。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社会这个整体大于组成其部分之和。在西方社会学文献中，有关社会学主义的论述汗牛充栋，但其中以波兰社会学家J.萨基的论述最为简洁明了。按照萨基的观点，社会学主义有两层基本的含义：其一，它是与一整套社会学方法相关的一种社会学理论，这些方法告诫人们该如何去调查和解释社会事实；其二，它（尤其在迪尔凯姆那里）是一种哲学信条，认为有权对那些不能归类为社会学的问题作出自己的陈述(Szacki,1979:278)。

既然社会学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学理论又是一种哲学信条，从不同的侧面去阐释和发展它的学者自然不胜枚举，我们也就很难穷尽其理论内涵。不过，仔细分析起来，社会学主义或秉承社会学主义的社会学家基本上都具有以下特征：

（1）秉承社会学的自然主义。尽管社会学主义和心理（还原）主义(psychologism)是一对“天敌”，但事实上，和心理主义一样，社会学主义也是在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摇篮中长大的。社会学主义的代表人物并不反对孔德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他们反对的只是后者的“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以及教条主义；同时，包括迪尔凯姆在内的社会学主义者都认为，建立一种科学的社会学的第一步就是承认社会事实和自然现象的相似性，并且都服从于恒定的规律。

（2）强调社会现实的特性。社会学主义认为社会事实虽然服从一般的规律，但它乃是自然现象的一个特殊类别，因此不能将其与一般的自然现象相混淆。另外，社会学主义还努力在个人生活的事实和集体生活的事实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认定从前者是推导不出有关后者的任何可靠的知识的。因此，社会学主义是彻底的反还原主义者。

（3）认定社会学是自主的和自我满足的学科。社会学主义认为，社会学是而且应该是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这是他们关于社会事实具有自己独特性质的看法的自然结果。具体说，正是因为社会现实是与个人现实迥然不同的特殊事物，社会学才获得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社会学这门新兴科学的命运在相当的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否能够摒弃其他学科的教条而独立地处理自己的研究主题。

（4）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根本性的社会科学。社会学主义的信奉者们认为，所有的与社会现实有关的学科都应该从属于社会学，这种倾向又被称为“社会学的帝国主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社会学被假设为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人们理解所有社会事实提供钥匙。

（5）力求克服进化论的观点。像心理主义一样，社会学主义也与进化论分道扬镳。它所关注的问题不再是社会发展，而是社会事实、社会类型之间的持久和重复的关系。此时，进化论者的图式让位于比较研究。仔细分析起来，“虽然社会学主义的反进化论态度有许多来源，但主要的一点却是他们从根本上拒绝有关人类本性是一个或相同的假设”(Szacki,1979:280)。

迪尔凯姆能够信奉社会学主义并成为这一思潮的旗手，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所受的教育、法国的思想传统以及流行的社会思潮有关。这种分析首先可以追溯到中学毕业以后，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接受的三年教育。在那里，迪尔凯姆接触到了两位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教师：一位是当时巴黎高师的校长、历史学家菲斯泰尔·德·库郎热；另一位是哲学家埃米尔·布鲁特。从前者那里，迪尔凯姆学到了历史研究中科学严密性的价值，以及共同知识和宗教对社会团结的意义；而从后者那里，迪尔凯姆“获得了一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强调不同层次的现象之间的基本的不连续性，强调从一种分析层次转向另一种分析层次时突生的(emerged)新异之处。这种方法后来成了迪尔凯姆社会学的主要特征”(Coser,1977:144)。

迪尔凯姆的社会学主义特征也与他从巴黎高师毕业以后去德国的游学有关。在柏林和莱比锡度过的一年多时光里，对他日后的社会学研究发生影响的人与事起码有这样两个：其一，威廉·冯特那个享誉世界的心理学实验室。日后，迪尔凯姆在谈及自己的德国经历时，曾热情赞扬过在冯特的实验室里所目睹的研究的精确性和科学客观性。其二，虽然没有证据说明迪尔凯姆是否接触过滕尼斯，但后者有关社区(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相区别的看法肯定影响了他。正是在这对理想类型的基础上，迪尔凯姆发展出了自己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概念。

这最初的五年结束以后，迪尔凯姆因对德国学术界的评判，以及对使用德语的奥地利社会学家龚普洛维奇、德国社会学家谢夫勒(Schaffle,A。）、法国社会哲学家富耶(Fouillee,A。）著作的评论而声名鹊起。作为这种努力的一个自然结果,1887年29岁的迪尔凯姆被聘为波尔多大学文学院教师，讲授社会学和教育学。从那时起到1902年，在波尔多大学的15年是迪尔凯姆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在这段时间中，迪尔凯姆出版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四部著作的前三部：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1893年）、《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年）和《自杀论》(1897年），另外还完成了包括对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的评论在内的一批论文；还是在这段时间中，迪尔凯姆创办了闻名遐迩的《社会学年鉴》(1898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后来被誉为社会学历史上第一个学派的“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

其实，如果要追溯迪尔凯姆的学术渊源的话，可以说这位思想家从他的祖国法兰西那里获得的灵感，肯定要多于他从英国、德国等同样是社会学思想发轫地的那些国家。而法国学术界对他的影响一来自这个国家悠久的启蒙主义传统，以及圣西门和孔德这两位社会学的先驱式人物；二来自他同时代的老师、同事，还有像加布里尔·塔德(G.Tarde)这样的思想对手。比如，迪尔凯姆从启蒙主义大师孟德斯鸠那里获得了一切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的观点，在《孟德斯鸠和卢梭》一书中，迪尔凯姆写道：“孟德斯鸠相当清醒地意识到，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整体，如果把各个因素单独抽出来而不考虑其他因素，那么它们就是不可理解的”(Durkheim,1960:56)。而从卢梭那里，迪尔凯姆同样获益良多，不仅“社会团结”的概念取自卢梭的“共同意志”，而且将社会作为一个突生现实的看法也部分地来自卢梭（参见Turner&Beeghley,1981:318—319)。他承认：“卢梭敏锐地洞悉到了社会秩序的特征。他清醒地意识到有秩序的事实通常不同于纯粹的个体事实。这是一个超然于纯粹的心理学世界之上的新的世界”(Durkheim,1960:83)。

一如几乎所有的经典社会学家都将马克思锁定为自己的论敌，但马克思却给社会学的发展带来了独一无二的刺激一样（参阅周晓虹:2002:461），对迪尔凯姆的社会学主义影响最大的恐怕却是他的对手——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加布里尔·塔德。因为，“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学理论中，塔德是迪尔凯姆主要的对手。塔德是极端的个体还原主义者，在他的眼中，社会不过是个体的一种集合。按照塔德的观点，统计学的一致性可以由个体向他人学样这种被称作模仿的心理过程来解释”(Collins,1994:237)。塔德之所以会成为迪尔凯姆的理想论敌，在相当的程度上取决于前者对自己与后者在社会学方法论上差异和对立的强调。确实，在与迪尔凯姆的论战中，塔德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论点，他公开声明：“我是唯名论者。存在的只有个人的行为和个人的交往，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实体和神秘主义”(Lukes,1973:313)。正是这种与社会学主义鲜明对峙的观点，加之迪尔凯姆之前的社会学主义的全部遗产，使得他有可能也有机会发展和完善自己的与心理还原主义迥然不同的概念体系和方法论。这种理论和方法论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强调社会事实的突生性和不可还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