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沿康、章及新文化人构成的历史关系网络走进思想现场
本书立意在剖析宏观的历史演变——“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入手处却是一系列非常具体的人物及问题。全书立足于发掘新材料，解决新问题。章太炎在不同时期，或视康有为为师，或视之为友，或视之为敌；他们与各自弟子以及其他新文化人虽往往为师生，但有时也是论敌。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新青年》诸君，活动于清末民初的这两三代人构成了复杂的历史关系网络，彼此有思想承袭或交锋，有书信往还，也有报刊论战。只有进入这一历史关系网，康、章生命历程中实在遭逢的儒学转型问题及其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的回应，方可以获得思想史层面上的全新认知。笔者事先并未预设一个理论构想或历史框架，而是如胡适所言，从“传记材料”中“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100]出发，爬梳、整理、综合其间纷繁复杂的历史关系。本书论儒学转型进程在戊戌后拥有三个层面的历史新变，也是经过一个时期的研究和沉淀，不断调整修正、追认总结的结果。
此种研究方法，乃王夫之（1619—1692）所倡言的“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101]本书解释历史的方式，更偏向explanation，“将许多孤立的史实的真正关系寻找出来，使历史事件成为可以理解的”[102]；而非interpretation，把自己的主观看法加于历史。梁启超曾说：“善为史者之驭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变为碎件；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103]笔者主要的意图是努力回归思想现场，强调思想史不是观念要点的历史总结，而是在复杂历史际遇中，由蕴涵生命温热、拥有特殊性格的人物个体投入其心智情感的创造。思想史往往不是“优雅”的武术套路的表演，而是瞬间攻防转换且拳拳到肉的现场搏击。采用如此的研究方式，也是力图怀着对研究对象的敬畏之心，追寻进而重建历史的真相。全书将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与现有相关成果展开对话。笔者充分尊重学界对康、章已做的资料整理及传记、思想研究，为避免与正文重复，这里不一一评介相关研究者的贡献。
南海康有为（长素），余杭章炳麟（太炎），本书将他们作为主要论述对象，有两方面的原因：从人物自身思想价值来看，观察近代儒学在不同方向的转型，他们是有代表性、不容回避的重要人物。从人物所处的历史关系来看，他们一为近代孔教运动的领导者，一为近代反孔批儒思潮之发动者，他们和新文化代表人物有紧密、微妙的师生或敌友关系。这些决定了在讨论作为儒学转型内生问题的新文化时，康、章成为历史扭结的关键。
余英时指出：“要分析‘五四’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便不能不上溯到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而康有为与章炳麟两人更是占据了中心的地位”；中国思想史上“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现象，[104]察之于作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105]的转型时代，厥惟康、章。观政治，康有为主维新立宪，章太炎主民族革命，各领清末变革思潮的半壁河山。议文学，康有为“代表着阳刚之美”，章太炎“代表着阴柔之美”，以“最雅驯的语言表达出现代的思想”为标准，二人堪称“近代最伟大的文学家”。[106]论思想学术，尽管各自存在调整、变化，[107]但总体来看，如周予同所论，“康章两个人是死对头”。康有为属于常州学派（今文学派），渊源于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1779—1860）、魏源、龚自珍、廖平（1852—1932）等学者，是“清今文学的最后大师，以后就没有大师了，作为经学，至此完结”。章太炎则是“古文学者，集经史于一身”，从经学上说他承继了顾炎武（1613—1682）、戴震之学，属于皖派。[108]就治学门径而言，康有为不重视讲求名物训诂的汉学，尝谓“古音、古义之学，争出竞奏，欲代圣统”，不过是“磨砖而欲作镜，蒸沙而欲成饭”。[109]章太炎则将小学视为“国故之本，王教之端”，[110]自称“仆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极”，[111]与康有为依然是针锋相对。
逝者如斯，哲人其萎。后人评价历史人物却自有一副衡量轻重的天平。康、章以其在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力，在天平两端处于相对平衡的位置。双星竞耀争辉，让百年来主张康、章并称合论的呼声从未间断，所谓“又见风骚五百年，康章各领一方天”[112]。然而，康、章各自学术思想的锻造历程，彼此交往中所处的位置，乃至各自历史影响力的形成，在历史中并不平行，也不平均，而是参差错落。与以往研讨多平行比较康、章之观念不同，本书更关注在实际历史行程中原原本本展开的康、章思想关系。
戊戌年是一个重要分界。在此之前，康有为学术思想已基本塑型，代表作广为流传。他由一介布衣而为帝王师。作为维新变法的领袖，其社会名望被推至顶点。而小康有为十一岁的章太炎更多的是在浙派学人的小圈子中活动，名山事业尚未成就，无论学术思想还是政治思想，均处于雏形之中。
康有为1858年出生于广东南海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是位举人，从小就以程朱理学对他进行教诲。康氏自述：“十一龄知属文，读《会典》、《通鉴》、《明史》，十五后涉说部、兵家书，于时瞢不知学，而时有奇特之想。”他十九岁进南海礼山草堂，师事朱次琦（1807—1882，世称九江先生），“乃知学术之大，于是约己肄学，始研经穷史，及为骈散文词，博采纵涉，渔猎不休”；“二十四五乃翻然于记诵之学近于谀闻，乃弃小学、考据、诗词、骈体不为，于是内返之躬行心得，外求之经纬业务，研辨宋、元以来诸儒义理之说，及古今掌故之得失，以及外夷政事、学术之异，乐律、天文、算术之琐，深思造化之故，而悟天地人物生生之理，及治教之宜，阴阖阳辟，变化错综，独立远游”。乙酉之年（1885），“学大定，不复有进矣”。[113]之后撰《教学通义》《实理公法全书》等著作，主张接引西学，革新中国；倡导民功、民权，解放妇女。1890年晤廖平而转信今文，该年梁启超等人来学。1891年开学堂（万木草堂）于长兴里；梁启超、麦孟华（1875—1915）、陈焕章等万木草堂时期的弟子，后来成为康有为政治及思想上长期的盟友。其间康有为与广雅书院山长朱一新就性理与经学展开激辩，震动士林。1891至1898年间，康有为在弟子的帮助下，先后撰成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伪经考》和《改制考》一破一立，打翻传统经典，假托孔子权威，皆为革新现实政治。康氏无意中令“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114]政治上，康氏1888年曾上万言书，主张变法，而不达。1895年康有为开强学会于京沪，后又创《强学报》于上海。1898年康有为终获光绪信任，奏折多被采纳，更主导了变法，史称“百日维新”；同年9月底慈禧政变后，康、梁等人遭受通缉。康氏出逃，由香港赴日本，进而周游印度及欧美列国。
章太炎1869年初生于浙江余杭，自幼承外祖父朱有虔（1815—1888？）训教，文字、音韵、训诂学方面受过严格的训练。章太炎读蒋良骥（1723—1789）《东华录》所载戴名世（1653—1713）、吕留良（1629—1683）、曾静（1679—1735）等人的事迹，胸中愤愤不平，甚念《春秋》贱夷狄的宗旨，再加上对父死“深衣敛”的记忆，都孕育了他的汉民族意识。1890年章太炎至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1821—1907），撰述了《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读书笔记。1895年康有为路过杭州，拜访俞樾，并示以《新学伪经考》，这是章太炎首次接触康有为。此后的康、章关系可用政治上“行谊政术自合”、学术上“陈说经义，判若冰炭”来概括。[115]同年章太炎纳会费加入上海强学会。1897年章太炎毅然离开诂经精舍，先后参与编撰《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等。鉴于“土崩又非百姓之利”，“内乱不已，外寇间之”，[116]清政权之存亡实关涉诸夏苍生的切身利益，章太炎赞成康氏“以革政挽革命”的渐进改良主张，并在不同场合为了康氏与保守派争辩。章、康学术上的分歧，既有“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117]经古今文之差别，又有戊戌变法前浙粤两省学风之争。康氏《伪经考》《改制考》结论武断夸张，考证粗略疏阔，不能折服江浙一带经学家尤其是小学根底深厚的学者。以“考证闳博”著称、自命肩负“浙学大局”的章太炎，[118]“于廓清康学不遗余力”，[119]甚至拟撰“《新学伪经考》驳议”数十条以对抗康氏。1897年，康、梁为争夺《时务报》，与章太炎姻亲汪康年（1860—1911）撕破了脸皮。康门弟子“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的“病狂语”惹恼了章太炎，[120]以至于“酒醉失言，诋康长素教匪”，“为康党所闻”，[121]引发了双方的拳脚。此为戊戌政变前康、章关系之大略。
而自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就整体趋势来说，“曾经沧海”的康有为略显波澜不惊，章太炎则逐渐成熟，学术思想及政治社会影响均有全面收获。
康有为以“明夷”之号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1901年康有为居印度大吉岭，重注《四书》，并且完善《大同书》。1904年他更撰写了其后半生最为看重且以为“余皆妄耳”的《物质救国论》。[122]包括《欧洲十一国游记》在内的作品，奠定了康有为民初兴起孔教运动的思想与经验基础。但康有为此一时期的著作大多流传不广。[123]加上他游历海外，又站在时代“言革”思潮的对立面，除与弟子梁启超对话较多外，与青年一辈的互动以及对他们的影响均较为有限。此时他的影响力甚至远不及梁启超。陈独秀即感觉到，戊戌后“任公先生且学且教，贡献于国人者不少，而康先生则无闻焉”。[124]
反观章太炎，他戊戌政变后流亡台湾，任职《台湾日日新报》，一度发出《寄康氏书》（见本书附录一的考释），力图修复与康、梁的私交。起初他仍主拥康反孙（孙中山，1866—1925）的政治立场，但随着明治日本新知识与环境的刺激，其阅历、思虑日见深沉。《儒术真论》《訄书》等著述，显示他在与康有为“孔教”思想的长期鏖战中，拥有了更坚固的理论基础。1900年章太炎脱离唐才常（1867—1900）发起的“张园国会”，与“勤王”者割辫与绝，誓言革命。1902年他与孙中山定交。1903年章太炎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清末革命夯实理论根基。[125]章太炎也因《苏报》案入狱三年。他于1906年出狱，赴东京，主编同盟会会刊《民报》。章太炎与康有为政治立场上的决裂，激化了二人学术上的对立。《訄书》重订本《订孔》篇及《诸子学略说》等文激烈诋孔。章太炎于辛亥革命时期，更倡导以佛教立宗教信心。主编《民报》期间，开国学讲习会，听课受业者包括沈士远（1881—1955）、沈兼士（1887—1947）兄弟，以及马裕藻（1878—1945）、马衡（1881—1955）、朱希祖（1879—1944）、钱玄同（1887—1939）、任鸿隽（1886—1961）等人，他在《民报》社小班授课的学生中则有鲁迅、周作人、许寿裳（1883—1948）等，皆一时英俊。章太炎讲授的是其最为得意的小学，包括段玉裁（1735—1815）《说文解字注》、郝懿行（1757—1825）《尔雅义疏》等。显然，章太炎成为新文化人的导师以及新文学运动的“不祧之祖”，应从此时算起。[126]其“积年讨论以补前人所未举”，甚或“一字千金”[127]的《訄书》初刻本与重订本、《新方言》、《文始》、《齐物论释》、《国故论衡》等，皆撰修于戊戌至辛亥期间。
民国建立后，时人往往以康、章并提。如孙中山拟“收罗海内名宿”组成内阁，虽尊章斥康，但康章的对等地位昭然若揭。[128]1916年王闿运（1833—1916）死，国史馆馆长一职出缺，“政府意中，以目下堪称是职者，无过于康长素、章太炎，拟于二人中择一任命”。[129]康、章作为国宝级大师双峰并峙的观念渐成时尚。新文化人傅斯年（1896—1950）更称，清学结束期的代表，“只有康有为和章太炎先生两人”。[130]1912年，康有为指挥陈焕章成立孔教会。1913—1916年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囚于北京，撰述《检论》总结其一生学问，并撰《驳建立孔教议》《检论·原教》等文，对康氏孔教运动进行了猛烈反击。民初主政北大的何燏时（1878—1961）、胡仁源（1883—1942）、夏元瑮（1884—1944）聘请章太炎弟子取代林纾（1852—1924）等旧人，黄侃（1886—1935）、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朱宗莱（1881—1919）、钱玄同先后到校。蔡元培（1868—1940）任校长后，又延请周作人、鲁迅等人任教。章门弟子遂聚集于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新青年》承《甲寅》之风格而来，创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1881—1973）及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均为老革命党人，与章太炎有旧交。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又积极为《新青年》撰文。新文化运动主阵营之一校一刊，都与章氏学术思想关系密切。
新文化毋庸置疑地具有西学东渐强烈的西化色彩。然而，外来的理念和价值之所以得到中国知识精英的认真对待和热心应答，是因为它们触动了文化传统转型过程中生成的焦虑及问题。新文化人反孔批儒，既有对章太炎批儒、反孔教思路的继承，又包含着他们与康有为的直接对话。孔教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对象，《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视康有为“有一驳之价值”，[131]频频开火。以康门弟子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与北大《新青年》派持续对话，更丰富了新文化的思想容量。新文化反孔批儒思潮与康、章有多层面的复杂关联，这才是真实而生动的历史。章太炎一直是反孔批儒主动的追问者与话题发动人。本书前两章便以章太炎的境遇为主线，以其对话方康有为为副线，着力探索明治日本的跨文化背景及儒家正信异端之争在近代的裂变，究竟如何影响了新文化反孔批儒思潮。第三章则聚焦康有为戊戌后的思想变迁，剖析他在回应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国民”思潮中，如何思考孔教的制度化问题；同时，通过重考陈独秀反康批孔的历史，康有为与某种程度上也可算其学生的陈独秀在思想上有何复杂关系，也将得以呈现。
在儒学转型与新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人物多元化的思想表述构建了充满繁复性的思想空间。从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李大钊、梁漱溟，皆特立独行，魅力非凡。但本书关切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个体差异性，而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揭示，哪些表面上相似的言论实可能拥有很不相同的意图指涉，哪些有意夸大的差异倒可能基于高度相同的思想基础，哪些被媒体镁光灯放大、振振有词的呼吁很可能如昙花一现、仅是作者思想转折的前奏，哪些默默耕耘、不显山露水的行为最终倒构成了对历史的重击，哪些看似融洽的同盟关系深层包藏着随时会导致裂变的冲突，哪些对“英雄人物”的偶像式崇拜最终演变成深深的愤怒和怨恨……进入历史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研判其表述之真义与其影响力之构成，实在是充满挑战而又趣味无穷的历程。
本书将研讨对象的时间下限定在1927年。正如陈平原的分析：“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另一方面，随着舆论一律、党化教育的推行，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32]1927年年初康有为逝世，冥冥中也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本书讨论的范围基本上限定在1898年至1927年之间，但笔者不会在每个年份平均分配精力，而是循具体问题发生、演进及展开的脉络，根据它们从戊戌以来的延伸性，自然调整各章讨论的时间下限。比如，新文化运动中对孔教运动的批判，随着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康有为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其势头由强变弱，此后该问题的相关材料本书便不再做详尽探究。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戊戌以降则持续扩展，故从跨文化背景上审视新文化人的批儒，个别材料会随着问题的线索而延伸到1930年代。这样处理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还是特为说明。另外，本书使用了一些日语文献。日语汉字有其特殊性，汉字繁体与简体（如“號”“号”）、正体与异体（如“舎”“舍”）并存，不一而足，本书一仍其旧。特兹说明。
[1] 《墨子》有《非儒》篇，但其批评孔子和儒家的言论甚多，不限于此篇。
[2] 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05、927、350页。
[3] 见《韩非子·五蠹》。
[4]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22、234页。
[5] 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7页。
[6]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8页。
[7]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正文第179页、自序第8页。林毓生对五四反传统主义的论述，可参《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本），穆善培译，苏国兴、崔之元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8] 欧阳军喜《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的关系，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反儒，但是反对封建礼教”，“它消极地反对儒家的躯壳和权威，积极地启发儒家的真精神”，“可以说是促进儒学思想发展的一大转机”（第35页）。欧阳哲生《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关系为中心》（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32—460页）从政治文化、伦理、学术三个层面考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对儒学的态度。
[9]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关注五四的反传统与辛亥之前革命派反传统思潮的关系。欧阳哲生《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强调汉学家的治学路径及清初以来“以复古为解放”的思潮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10] 如周昌龙：《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
[11]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显学第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57页。
[12] 梁启超（署“中国之新民”）：《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丛报》第二号，1902年2月22日，第66页。朱维铮《历史的孔子和孔子的历史》一文推进此意，亦颇可参考（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6—301页）。
[13]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47页。
[14]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1页。
[15] 朱熹：《孟子集注·告子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9页。
[16] 朱熹：《中庸章句》“天命之谓性”章，《四书章句集注》，第17、18页。
[17] 章太炎：《释戴》，《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2、123页。
[18]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1916年1月，原刊影印本，东京：汲古书院，1970年，第463页。东京汲古书院影印的《新青年》每卷为一本，每本重新编排了页码。本书标注的《青年杂志》及《新青年》的相关页码，均为该版本重新编排的页码。
[19]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20] 黄宗羲：《原君》，《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页。
[21] 唐甄：《七十》，《潜书：附诗文录》，吴泽民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2版，第37页。
[22] 章太炎：《释戴》，《章太炎全集》（四），第122页。
[23]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1—2页。
[24] 周作人就倡导“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智理，调和成功的一种人生观”（《〈杂拌儿之二〉序》[1932年]，《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序跋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0—121页）；并称“道不可见，只就日用饮食人情物理上看出来”（《蒋子潇游艺录》，《周作人自编文集·苦竹杂记》，第125页）。
[25] 章太炎：《征信论上》，《章太炎全集》（四），第56页。
[26] 源了圓：《徳川思想小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73年，第53—76页。
[27] 狩野直喜：《中國哲學史》，東京：岩波書店，1953年，第499页。
[28] 鲁迅：《狂人日记》，《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第486页。
[29] 胡适：《〈吴虞文录〉序》（1921），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10页。
[30] 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1919年11月，第657页。
[3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10页。
[32] 戴震：《与某书》，《孟子字义疏证》，第174页。章太炎指出：“至言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此则目击雍正、乾隆时事，有为言之。当是时，有言辞触忤与自道失职而兴怨望者，辄以大逆不道论罪。雍正朝尚只及官吏，乾隆朝遍及诸生齐民矣。其所诛者不尽正人，要之文致罪状，挤之死地，则事事如此。观其定狱，往往不下刑部，而属之九卿会议，以刑部尚持律法，九卿则可以轶出绳外、从上所欲尔。东原著书骨干不过如此。而身亦不敢质言，故托诸《孟子字义疏证》以文之。”（《答李源澄书》，《制言》第五期，1935年，第1页）
[33]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1923—1925），《胡适文集》7，第277—278页。
[34] 参见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1930），《胡适文集》4。关于近代戴震学的建构问题，可以参考丘为君：《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35]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一百册，1901年12月，原刊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6298页。
[36] 黄宣民：《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后记》，侯外庐著，黄宣民校订《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7页。
[37]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18页。
[38]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最近世》，《新民丛报》第五十八号，1904年12月7日，第21页。
[3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饮冰室合集》（影印），《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4、55页。
[40]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1942），《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2页。
[41] 1891—1894年间同在广州的康、朱二人有深厚的交往及长时期的论辩。朱一新去世后，康有为撰《祭朱蓉生侍御文》，视自己和朱的辩难如同“何、郑谈经，朱、陆辨道。虽有异同，益彰雅素”（《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关于康朱论辩，可参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25—737页；李泽厚：《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朱维铮《康有为与朱一新》，《中国文化》第5期，1991年；曹美秀：《论朱一新与晚清学术》，台北：大安出版社，2007年。上列诸书讨论康、朱论辩，立场、角度有不小的差异，钱、朱集中在康、朱围绕《新学伪经考》辩论刘歆是否伪造古文经的问题。李、曹则侧重康、朱在性理学方面的论辩。相关考证可参吴仰湘：《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1期，第59—72页。
[42] 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第二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320页。
[43] 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丙申本），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9页。
[44] 张伯桢：《南海师承记》（张伯桢乃康弟子，此书是根据1896—1897年间万木草堂听讲笔记整理而成），《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225页。
[45]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在书末自署作于“光绪十九年癸巳七月”[1893年]，事实上，《我史》1894年才称“著《春秋董氏学》及《孔子改制考》”，1896年该书编成，1897年首次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印行），《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385页。
[46] 康有为：《长兴学记》（1891），《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348页。按：《论语·里仁》载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47] 叶德辉：《〈长兴学记〉驳义》（1898），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
[48] 苏舆：《〈翼教丛编〉序》（1898），苏舆编《翼教丛编》，第1页。
[4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7—58页。
[50]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3页。
[51] 参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69页、576页。
[52] 康有为：《文成舞辞》其二，《延香老屋诗集》，《康有为全集》第十二集，第139页。
[53] 孙瑴：《古微书》卷三十《孝经钩命决》附论引《古今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第616—617页；又略见于该书卷八《春秋演孔图》附论，第191页。按：《后汉书》卷二十六伏氏本传谓，伏无忌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著事要，号曰《伏侯注》”（范晔：《后汉书·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98页）。
[54] 参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578页。
[55] 周予同：《纬书与经今古文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朱维铮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0—61页。
[56]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101页。
[57] 《孙协揆议陈中丞折说帖》，苏舆编《翼教丛编》，第38、39页。
[58] 康有为：《日本哲学博士井上圆了索题四圣堂（以孔子、释迦牟尼、格底、康德为四圣）》，《须弥雪亭诗集》，《康有为全集》第十二集，第232—233页。
[59]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101页。
[60] 康有为：《文成舞辞》其九，《延香老屋诗集》，《康有为全集》第十二集，第140页。
[61]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4页。
[62] 《夏曾佑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24页。
[63]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第40—41页。
[64] 《夏曾佑集》，第423页。
[65] 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1897），《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页。
[66] 按：上引材料已是一例，其他如章太炎《后圣》（1897）称：“自仲尼而后，孰为后圣？曰：水精既绝，制作不绍，浸寻二百年，以踵相接者，惟荀卿足以称是。”（《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7页）
[67] 参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579页。
[68]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69]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胡适文集》5，第581页。
[70]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1904），《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63页。
[71] 章太炎：《与吴君遂》（1902年7月29日），《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72] 康有为：《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1904），《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27页。
[73] 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的讲演》（1920），《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
[74] 张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中国青年》第77、78期，1925年5月2日，第396页。
[75] 参见一觉记：《本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纪事》，《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1日，第87页。
[76] 周作人：《谈日本文化书之二》（1936），《周作人文类编》7，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77] 康有为：《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程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1898），《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93页。
[78] 康有为：《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入学折》（1898），《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317—319页。
[79]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22页。
[80]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9页。
[81]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页。
[82]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1，第72页。
[83] 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98页。
[84] 陈独秀《敬告青年》的第一条即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见《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15日，第10页。
[85] 陈独秀：《复辟与尊孔》，《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第559页。
[86] 周予同：《经学史诸专题》，《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第874页。
[87] 刘师培：《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左盦外集》，《刘申叔遗书》，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年，第1503页。按，刘师培所据材料有：1．牟融《理惑论》，今见梁释僧祐撰《弘明集》；2．顾欢《夷夏论》，今见《南齐书》卷五十四《隐逸列传》之顾欢本传；3．《南齐书·隐逸列传》之赞语；4．张融之说，今见《南齐书》卷四十一之张融本传。
[88] 参陈熙远：《“宗教”——一个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关键词》，《新史学》（台北）13卷4期，2002年12月，第64页。
[89] 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丙申本），第273页。
[90] 康有为：《文成舞辞》其八，《延香老屋诗集》，《康有为全集》第十二集，第140页。
[91] 康有为：《孔教会序》（1912），《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45页。
[92] 康有为：《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1904），《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34页。
[93] 章太炎：《示国学会诸生》（1913），《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694—695页。
[94] 章太炎此说不完全符合事实。比如，“孔教”一语，此前已见诸篇籍。《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之赞语云：“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贵无名。”（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86页）阎若璩（1636—1704）《古文尚书疏证》卷二第三十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纯出《荀子》所引《道经》”，则云：“嗟乎！‘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此语不知创自何人，而见之《道经》，述之《荀子》，至魏晋间窜入《大禹谟》中，亦几沈埋者七八百年。有宋程、朱辈出，始取而推明演绎，日以加详，殆真以为上承尧统、下启孔教者在此。盖以其所据之地甚尊，而所持之理原确也。噫！抑孰料其乃为伪也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
[95] 章太炎：《原教》，《检论》，《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2页。
[96] 章太炎（署“太炎”）：《演说录》，《民报》第六号，1906年7月25日，影印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页。
[97] 章太炎：《原教》上，《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第283页。
[98] 章太炎（署“章氏学”）：《儒术真论》，《清议报》第二十三册，1899年8月6日，第1507页。
[99] 章太炎：《榦蛊》，《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第35页。
[100] 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文集》1，第123页。
[101] 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士文伯论日食”条，《船山全书》第5册，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586页。
[102] 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戴震与章学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37页。
[10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104] 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1979），《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60页。
[105]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梁启超《李鸿章传》曾引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39页。
[106] 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1946），《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04、405页。
[107] 康有为、章太炎分别是晚清经今、古文学的代表，但康氏早期作品如《教学通义》（1886年）相信“诸经皆出于周公，惟《春秋》独为孔子之作”带有经古文学的痕迹，而章太炎早年主张“黜周王鲁、改制革命”也有经今文学的影子。相关讨论可参刘巍：《〈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兼及康氏与廖平的学术纠葛》，《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08] 周予同：《经学史诸专题·康有为与章太炎》，《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第909—911页。
[109] 康有为：《长兴学记》（1891），《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349页。
[110] 章太炎：《小学略说》，《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111] 章太炎：《与钟正楙》（1909），《章太炎书信集》，第251页。
[112] 汪荣祖：《〈康章合论〉自题》，《康章合论》，（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洪涛、曾亦、郭晓东主编《经学、政治与现代中国》，于“编者按”中回顾清末学术思想界生机勃勃的景象，仍追慕不已，云：“若康长素与章太炎之徒，一主维新，一主革命，政治见解虽不同，学术门径亦各迥异，然考诸传统思想至现代思想之过渡，实以二子为眉目。二子各为一时经学之魁首，有出蓝之资，又于西学怀倾慕之衷，有会通中西、古今之志，非若后世之谩诞臆造可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汤志钧《改良与革命的中国情怀——康有为与章太炎》（香港：商务印书馆，1990年）也对康、章进行了比较研究。
[113] 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1889），《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37页。
[11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8页。
[115] 见章太炎：《〈康氏复书〉识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第3版。
[116] 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1897），《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3页。
[117] 章太炎：《〈康氏复书〉识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第3版。
[11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901年阴历十月十八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29页。
[119] 章太炎：《与宋恕》（1897年7月上旬），《章太炎书信集》，第13页。
[120] 章太炎：《致谭献书》（1897年4月20日），《章太炎书信集》，第3页。
[12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897年阴历三月十四日），第89页。
[122] 康有为：《与何擎一书》（1906年7月11日），《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228页。
[123] 如《物质救国论》就被梁启超积压四年不予印刻，而康有为重注的《四书》（除《孟子微》）及《欧洲十一国游记》等作品，大部分内容在民初的《不忍》杂志上发布，钱穆甚至在1940年代才读到他的系列游记。
[124]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1916年10月1日，第145页。
[125] 章太炎：《与王揖唐》（1912），《章太炎书信集》，第494页。
[126] 曹聚仁：《章太炎与周作人》，《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190页。
[127]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7、165页。
[128] 孙中山：《复蔡元培函》（1912），《孙中山全集》2，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页。
[129] 《未来之国史馆长》，《时报》1916年10月28日，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41—542页。
[130]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故书新评”栏，第702页。
[131] 陈独秀：《答〈新青年〉爱读者》，《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1917年7月1日，第526页。
[132]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