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学史的格局与文学现状

雅俗两翼展翅的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应该是由互补的两大块构成。

知识精英文学的大多数作家以自己的文学功能观和对文学的信念构成了一个“借鉴革新派”。这借鉴是指按照他们的功能观和文学信念向世界文学的精华学习，翻译引进并尝试自己创作，从而在本民族掀起一个文学革命运动，使本民族的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胡适的《尝试集》就是诗歌革新的初步尝试；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则是借鉴果戈里作品的原生态，针砭本民族的锢弊的革新之作，乃至成为新文学巨人起步的划时代丰碑。

市民通俗作家的大多数则构成了一个“继承改良派”，所谓“继承改良”就是承传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志怪、传奇、话本、讲史、神魔、人情、讽刺、狭邪、侠义、谴责等等小说门类与品种，加以新的探索和时代的弘扬，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它们是以反映大都会生活为主轴的，又以消遣为主要功能而杂以惩劝目的的文学。在我们的词典里，一直将“改良”这个词贬得太低。如果以“改良”之名去消解“革命”的力量，阻止“革命”的步伐，我们是必须反对的；但在若干情况下，“改”的目的是为了“良”，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不失为前进的一种方式，它与激进的“革”是为了要对方的“命”的方式相应而存在。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对象是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而获得相应的前进效果的。在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业，实际上是在制度的优越性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改良；而绝不是推翻了重新来过。从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具体历程来看，我们认为借鉴革新是必需的，而继承改良也是必要的。有一批作家去继承与弘扬民族古典小说的传统，从而满足广大市民读者的阅读要求是好事而绝不是坏事。

对知识精英文学的不少作家说来，“遵命文学”的写作目的往往侧重于强调了政治性与功利型；而以“传奇”为目的，对在消遣前提下生发教诲作用的市民通俗文学来说，它们在客观上强调了文化性与娱乐型，两者都在侧重地发挥文学的“之一”功能。我们认为两者是互补的，而不是你死我活的。这文学母体的两大子系都给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留下可以存续和研究的东西。就知识精英文学中持革命态度的作家而言，他们崇尚“前瞻”，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在知识精英文学中还有一批膜拜艺术为己任的“为艺术而艺术”者，他们倾向“唯美”而以“美的使者”自居；而市民通俗文学作家在党派性上大多是“超脱”的，他们所考虑的是要使自己的“看官们”读小说时感到非常有兴趣，达到消遣和休闲的目的。因此，他们非常愿意找寻一些社会众生相中的新异事物，以使看官们读得津津有味，眼界大开。在描写这些事物时，并不想为它们“定性”，他们只想不偏不倚地去细致描摹，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存真性”特强。过去把这种存真性看成是“低层次的真实”，是“生活的真实”而非“艺术的真实”。我们比较欣赏被作家的先进世界观改造过的“高层次的真实”，这种“真实”有时会将一棵幼苗按照社会发展规律而“预支”为一棵“参天巨树”。这种所谓真实，曾经出现过若干偏差，而且将来会使我们的子孙无法知道当年的现实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相反，“低层次的真实”却令人比较放心，因为它为历史“存真”，是原汁原味的原貌。我们的子孙不在乎作品一定要有前瞻性，他们觉得比我们——他们的祖先更聪明，他们将自己身边的现实与祖先的“前瞻”一比较，或许会“哑然失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他们会说，这就是我们祖先的“局限性”，正如我们现在指手画脚地说我们的祖先的局限性一样。我们的子孙相信自己去作历史的回顾更能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那时，他们就要靠祖先的“存真”而不是靠“前瞻”来得出自己的结论。“存真”的可贵处也许就在这里。

这种为消遣娱乐而客观上又能“存真”的文学是一种继承中国传统风格的大众都市通俗小说，它与古代的通俗文学也有所不同。如果我们要为这种近现代市民通俗文学作一界定，可作如下表述：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繁荣滋长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

这种文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学的视角去阅读这派的小说，我们能看到一幅清末民初社会机体急遽变革的画像；旧的机体正在衰朽，新的路线正在作探索性的改道与敷设。我们若要研究清末民初的社会，在他们的作品中一定可以获得许多有用的资料。如果从民俗学的角度去窥探，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民俗沿革的瑰宝，特别是欧风美雨登陆与固有传统习俗相对抗相杂交时，民俗细致的变异过程。凡是从研究文化学的视角透视通俗文学，就会发现它是一座蕴藏量极为丰富的高品位的富矿。我们还可以列举通俗文学的其他价值，如从经济学的视角去衡定，它提供了若干中外“商战”的交锋和中国近现代经济关系、结构的变性图像；从地域史的视角去追踪，我们会感到，要写上海、北京、天津等大都会的历史，要写苏州、杭州、扬州等文化名城的地方史，编撰中国的租界史，不去阅读市民通俗文学的小说，就会缺乏起码的感性知识。而它作为文学的文学性，我们在上文谈及一些狭邪小说和谴责小说时，已经作了初步的涉猎。

但是这种通俗文学的生存权，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主要是主流文学对它不予承认，它主要是靠广大市民读者层的喜爱而得以存在。上文已提到20世纪20年代初《小说月报》的改刊，但很快商务印书馆又另外请该派主持《小说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初另一个重要的阵地《申报·自由谈》被知识精英文学作家所接编，可是很快报馆又请他们另辟副刊《申报·春秋》。这说明出版商和报社主管一方面要应顺时代先进潮流，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广大的市民层读者。用这种“接编”——“另办”的模式从中取得平衡与保持利润。双方的对峙一直到抗日战争前才因政治上的统一战线而得以缓解。正如鲁迅所表达的：“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能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左翼作家也接纳了市民通俗文学作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包天笑与周瘦鹃的参与签名。在抗日战争中，市民通俗文学作家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张恨水的《八十一梦》等作品得到了好评，延安也翻印了这部作品，而其他作家的许多“国难小说”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张恨水五十寿辰，文艺界不仅集会庆祝，重庆《新华日报》也发表了赞扬的文章。可是这并不等于从根本上认识了这种小说也是文学母体上的一个分支，否则就不可能发生以下的事实，也即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以行政或半行政的手段，将市民通俗文学在中国内地范围内予以“终止”。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销声匿迹了30年才又得以复苏。这一现象说明了一个问题：文学到头来不能借助于行政手段。归根结底是民众选择文学，而不是文学强迫民众。我们在文学史上有过几次相当规模的“大众化”问题的讨论，甚至谈及关于“旧形式”的利用，即所谓“旧瓶装新酒”，但讨论的目的主要是想用大众化的形式使大众接受其政治概念，而对大众通俗文学中的要素如娱乐性与趣味性等并没有好好触及，并认真加以研讨。直到“文革”中，八个样板戏总算是用行政手段推行而达到了极致，可以说达到了全民“大普及”，但这些作品的创作既不符合创作的内在规律，也无法进入民众的心灵。通俗文学的复苏，再一次说明具有民族传统魅力的文学，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任何人不能消灭大众的文学，除非先消灭大众。

这次“复苏”很快形成了一个“通俗热”。其原因是复杂的：八个样板戏使中国内地成为一个最单调不过的文艺格局，几近文化沙漠，民众的文化饥渴感使通俗文学有了潜在的生机；市场经济与开放政策将台、港的一些所谓政治上“无害”的作品开放了进来，使与通俗文学久违了的民众读得津津有味，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引进热”；一部分人的疏离政治以及经济大潮的快节奏呼唤文艺的娱乐功能；“文化大革命”革掉了一代人学习文化的机会，造就了只能接受浅近文化教育的青年一代；通俗文艺通过大众传媒（主要是电视的迅速普及）闯进了千家万户……上述的种种原因，在中国内地构成了一个“反弹的合力”。而台、港的通俗文学在中国内地通俗文学沉寂的30年中，做了三件有意义的事。一是中国内地发生了通俗文学30年断层时，台、港的通俗文学却绵延不绝，而且出现了像金庸、古龙、高阳、琼瑶等璀璨群星；二是在这30年中，台、港的通俗文学作家向知识精英文学学习，甚至在通俗小说中引进外国现代派的创作手法，使通俗小说既保持民族风格，同时又能适合青年读者的口味，使新派武侠等小说常盛不衰；三是他们的这些成就，在中国内地“引进热”之后，掀起了一个“重印热”。当中国内地读者为台、港的优秀通俗小说所陶醉时，他们发现，台、港通俗小说的老祖宗却在中国内地，台、港通俗小说不过是对中国内地的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乃至40年代的通俗小说加以继承和发展而已，因此，寻根与重印是势所必然的。于是30年没有露面的通俗文学在一夜间忽然大行其道，使曾经对它不屑一顾的人也惊呼，文化市场几被大众通俗文学占领了。那时一部知识精英文学的长篇小说一般印几千册，而台、港通俗小说与“重印热”中出现的二三十年代的通俗小说动辄百万以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把通俗文学不加分析地视为“洪水猛兽”的“鲧”先生们，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以为完成了他们治水大业，可是一夜之间大堤倒塌了，眼前是一片汪洋。1983—1986年间，中国内地上的通俗文学期刊达到了270种，有的刊物一度发行量达到270万份，还没有将许多报纸的“周末版”统计在内。记得台湾出版过一本通俗文学评论集，书名耐人寻味：《流行天下》。的确，通俗文学就像水一样，到处流动在民众之中，抽刀断水水更流！堵得不好就会出问题，那就是洪水泛滥。只能用大禹的“因势利导”的办法。堵，形成水患；导，共享水利。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应该记取，人们开始懂得共建通俗文学“水利工程”的重要性。

30年沉寂，30年断层，“通俗热”陡然高温，也必然带来量多而质差的问题。作者的断层使中国内地缺乏相应的人才应付这样的局面，而匆促上阵的新出炉的作家对通俗文学的特点还缺乏足够的了解，而对题材的开掘与准备也是极不充分，于是出现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境况：言情的失控下坠就会滑向色情；而武侠的走火入魔就会堕入暴力。这是反弹初期容易出现的消极现象。这里有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而过去的市民通俗文学作家一直没有去解决一个大问题：他们的作家群中一直没有人从事理论建设，因此，30年断层后，通俗文学的创作规律无法得到有效承传。这时，一部分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者觉得应该开展必要的文艺批评以治标；同时，从总结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出发，建立通俗文学理论以治本；如果知识精英文学的理论队伍的素养优越于通俗文学作家的话，那么就应该与通俗文学作家一起，建立起一套中国通俗文学的理论体系，以指导通俗文学的创作实践。这种正常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初见成效，到1989—1990年间，270种通俗文艺期刊在优胜劣汰过程中降至90种，一种精品意识也在大众通俗文学领域中传播，这有利于大众通俗文学的健康成长。学术观念的更新使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正在形成一个共识，应该将近现代通俗文学摄入我们研究的视野；知识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是我们文学的双翼，今后编撰的文学史应是双翼展翅的文学史，这种将大众通俗文学整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去的整体观的文学史目前已开始出现。在整个文坛，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正在接受一个观点：过去将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重要流派——鸳礼派，视为“逆流”，是极左思潮和反人民的正统观念在文学史中的一种表现；知识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是可以互补的，而且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实践也证明，近些年的很多作品就很难分清是知识精英文学还是大众通俗文学，因为双方的优长已非常娴熟地融化在一起了，“雅俗共赏”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思考题】

1．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市场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2．为什么说谴责小说是中国现代社会通俗小说的早期代表作。

3．知识精英文学与市民通俗文学之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知识点】

现代化文化市场　《海上花列传》　四大谴责小说

鸳鸯蝴蝶派　《礼拜六》派

【参考书】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6篇，第28篇。

[1]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