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统治术在艺术中的体现

“早期的几位清帝把艺术当作颂扬国家的工具。”(117)大清统治的多文化特性在专供宫廷之用，及由皇帝赏赐大臣和使节的绘画、瓷器和其他艺术品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利用物质文化彰显宫廷放眼天下的胸襟，乾隆皇帝的行为是其中典范。

乾隆力求使自己拥有汉族文人雅士的鉴赏力。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收集中国书画作品，最终拥有了“一批最精美的中国古画”。他广集砚、墨和毛笔以自用，或赏赐给大臣们。他是一个热心的收藏家，收藏了许多宝物。终其一生都有一批助手为他的藏品分类和编目，他还亲自撰写了许多题跋评说每一件藏品。有人估算，乾隆皇帝拥有“一百多万件”古董和艺术品。(118)

汉族艺术品仅是皇室藏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清廷还收藏了来自欧洲的许多珍奇异玩，如各国使团进献皇帝的精密钟表等。在耶稣会士的技术支持下，宫廷作坊还仿造了不少钟表（参阅本书第五章）。欧洲的珐琅技术通过贸易和耶稣会士传入中国，促成了彩色珐琅新品种的生产制造，如粉彩瓷等。虽然此类瓷器多用于出口，但工匠们也为宫廷制造了许多饰以欧洲图案的精美瓷器和景泰蓝。(119)弘历非常珍视痕都斯坦玉器（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境内雕刻的玉器的总称）。这种玉器作为进献清廷的贡品和贸易品（特别是大清平定塔里木盆地以后）进入中国。乾隆皇帝的诗作（清宫许多收藏品上都刻着他的诗）高度赞扬痕都斯坦玉器品质高贵、雕刻精细、图案精美。(120)

清廷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宝，这是皇室有意为之。清宫作坊制造的产品显示了折中和调和的风格，这正好说明清廷对东西方的制作工艺和美学追求同样珍视。大清皇帝命令画家为宫廷所作的画更加直接地点明了他们的政治目标。政治动机往往是一目了然的，乾隆皇帝庆贺大清战胜准噶尔（1755年）的愿望就是一例。乾隆谕命耶稣会艺术家们雕刻了16幅作品，以表现这次战役中的16次重大战斗，命人为功勋卓著的官员们（大多数是武将）绘了画像，并亲自用满文和汉文为前15幅画像题了名。这些画像（如阿玉锡的一幅画像，参见图四）展示在皇城内中海岸边的紫光阁——接待欧洲使节和蒙古女婿之所。(121)

皇帝还希望在绘画中显示大清帝国的威仪。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谕命画家绘制描写“外国使节进贡”情形的卷轴画，就非常直接地表露了政治雄心：画家们受命尽可能准确地描画前来大清朝进贡的各色人等（共有290人）。(122)也许是出于显示前来进贡者的多样性这一相同目的，皇帝谕命耶稣会士艾启蒙（1708—1780年）在一幅画的中上部分画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前来朝拜的欧洲（西洋）使节的脸像；耶稣会士戴进贤（1680—1746年）、郎世宁和艾启蒙本人的脸像则绘于画的底部。(123)

通过检视画作主题，我们还可以分辨出作品传达的其他政治信息。如雍正时期郎世宁在气势宏伟的宫廷画《百骏图》中描绘了一大群骏马，使人联想到北方的草原。乾隆皇帝命令许多画家描绘木兰围猎和承德欢娱的情景。他用满、蒙、汉和维吾尔文在自己最喜爱的马匹的画像上逐一题写了马的名字，还用满、蒙、汉文在每幅猎犬的画像上也题写了这些猎犬的名字。(124)

大清统治者最引人入胜和最精妙的自我形象，出现于巫鸿赏析过的一批画作中。虽然此前已有学者评论了把乾隆皇帝描绘为文殊菩萨（慈悲和智慧佛）的唐卡的思想意义，但正是巫鸿于1995年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雍正皇帝身着不同服装的14幅画像介绍给了西方观众。尽管其中一些画像描绘的是汉族文化背景中的胤禛——或为道士，或为汉族文人，但在其他画像中，他是喇嘛，是蒙古贵族，甚至是头戴假发、身穿马甲和马裤的欧洲人。(125)巫鸿指出，“以前没有一个皇帝（无论满、汉）在画像时如此装扮”，这里他指的必然是胤禛的那些非汉族画像，因为在众多清宫画像中，身着汉人袍服（这是被禁穿的）的主人公不仅有胤禛，也有其他皇帝。(126)我们如何解读这些画像呢？

在另外一部论著中，巫鸿强调了根据画的形式解读其意涵的重要性。(127)画在屏风上的画像是要永远公开展示的，如果这些画像放置在召见大臣或举办正式会议的大殿里，皇帝肯定会通过这一视觉展示来传达一些信息。试举一例：胤禛还是亲王时，他书房的屏风上绘有12幅美人图。学者们否定了屏风上的12位美人是胤禛妃嫔的说法。这些美女是理想化的人物，属于中国画的一个著名流派。巫鸿认为，这些画像“从原来的汉族文化语境中移植到非汉族统治者的宫廷时，就获得了新的意义”。(128)其中一个意义在于诠释清朝与汉族臣民的关系。这些美女象征着“想象中的南国”，娇美俏丽但弱不禁风，被清朝统治者占有或征服。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画像是胤禛在继承皇位以前展示的。巫鸿认为，雍亲王在书房中展示这些理想化的美人图证明他的自我认同中存在“双重性”，当他成为皇帝以后，这种双重性就消失了。他更换了住处，并把12幅美人图卷起存入库房。(129)

卷轴图可以打开挂在墙上，寿皇殿中的“先祖画像”就是如此（参阅本书第八章）。寿皇殿位于紫禁城北部，用于家祭，被禁止前往太庙的妇女可在此殿参加祭祀。然而，画像册实际上只能由一个人看。正因为如此，它们是帝王藏品中最隐秘的部分。胤禛身着不同文化代表性服饰的画像册不是供臣民瞻仰的，而只是给皇帝本人观赏的。这些画像表明，胤禛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作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皇帝，他应该成为被征服者的代表。胤禛用画像传达象征性信息的做法预示着多元文化政策将在乾隆朝达到高潮。

郎世宁的《平安春信图》最初是乾隆皇帝最喜爱的中国艺术珍品收藏室里一个屏风上的局部图。虽然有人认为此画作于雍正朝，但巫鸿认为这是奉乾隆皇帝谕旨而画的。此画的背景为深蓝色，两位身着汉人袍服、头挽发髻的男子面对面立于画中央，年长者手持一枝花，年轻者左手抓着一个枝条的末端，右手扶着竹子。从他们的相貌可以确认，年长者是胤禛，年轻者是弘历。这幅画传达的信息是，弘历是他父亲选定的接班人。巫鸿对此画之象征意义的解释表明，清帝的统治形象已得到进一步发展：雍正和乾隆身穿汉族服装，“使他们成了汉族文化的代表；他们的美德通过传统的汉文化象征元素（竹子）得到了体现……皇帝的（汉族）装束……证明他们对传统的占有是合理合法的——而否认了他们是通过武力强占这一传统的外来者。”(130)

总而言之，清宫绘画反映了大清统治者本身对统治的看法。这些画由欧洲和中国的宫廷画家绘制，主题极其广泛。他们描绘的不仅是打扮成汉族文人的皇帝，而且是在木兰围猎的皇帝，或藏传佛教肖像画中端坐如活佛的皇帝。大清统治者并没有把自己仅仅当作汉族或满族的君主，而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帝王，他们“穿着”不同民族的代表性服装，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塑造着自己的形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大清帝国的唯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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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海波：《金朝》（“The Jin Dynasty”），见傅海波和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0页。非汉民族有多个都城的这种制度在中国历代政治制度上都留下了痕迹，参阅夏南希（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中国帝都规划》（Chinese Imperial City Planning），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0年。此书第166—167页叙述了明朝的奠基者由于受元朝多个都城制度的影响而试图建立三个都城的制度。

(2)　参阅崔瑞德、克劳斯–彼得·蒂兹（Klaus-Peter Tietze）：《辽朝》（“The Liao”）及其中表5“都城”，见傅海波和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第45—153、xxix页。另见夏南希：《中国帝都规划》，第123—128页。

(3)　关于努尔哈赤所建都城的简介及照片，参阅乔万尼·斯达理（Giovanni Stary）、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编：《满族文化溯源（1664—1994）：入关350年》（On the Tracks of Manchu Culture, 1664–1994: 350 years after the Conquest of Peking），威斯巴登：哈拉索维兹出版社，1984年，第1—17页及第26页的地图；李凤民、陆海英：《清朝开国第一都城——赫图阿拉》，载《紫禁城》1994年第2期，第10—12页。另参阅阎崇年：《清初四京与都城三迁》，见阎崇年编：《燕步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第365—393页。关于努尔哈赤所建的第一个都城费阿拉的论述，参阅阎崇年：《后金都城费阿拉驳议》，载《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1期，第30—33页；佟永功、关嘉录：《乾隆朝盛京总管内务府的设立》，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2期，第19—23页。

(4)　菲利普·弗雷特：《在承德热河建设皇家景观：满族的景观计划》（“Making an Imperial Landscape in Chengde, Jehol: The Manchu Landscape Enterprise”），博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92年，第10页及第7章。另参阅阎崇年：《康熙皇帝与木兰围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2期，第3—13页。

(5)　袁燊坡：《清代口外行宫的由来与承德避暑山庄的发展过程》，载《清史论丛》1980年第2期，第287—288页。

(6)　参阅张志强：《吉林至盛京驿站述略》，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第87—89页；王思治：《从避暑山庄说康乾盛世——兼论布尔尼制藩与山庄的兴建》，载《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9页；王淑云：《清代北巡御道和塞外行宫》，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页。

(7)　参阅胡汝波：《木兰围场与围场地名》，载《地名知识》1991年第4期，第32—33页；阎崇年：《康熙皇帝与木兰围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2期，第3—13页。

(8)　参阅袁燊坡：《清代口外行宫的由来与承德避暑山庄的发展过程》，载《清史论丛》1980年第2期，第288—289页；承德市文物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合编：《承德避暑山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40—49页；王钟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见《满族史研究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98页。

(9)　参阅袁燊坡：《清代口外行宫的由来与承德避暑山庄的发展过程》，载《清史论丛》1980年第2期，第290—293页。

(10)　阎崇年：《康熙皇帝与木兰围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2期，第10、25页。（译者按：此段原文著者引自阎崇年文，而阎崇年文引自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十六，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3页。）

(11)　参阅承德市文物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合编：《承德避暑山庄》，第47页；王莱茵：《康熙、乾隆皇帝喜爱围猎与狩鹿活动》，见王莱茵编《故宫旧闻轶话》，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4—68页。

(12)　参阅王淑云：《清代北巡御道和塞外行宫》，第27—28页。西藏纳贡之事也在承德处理，参阅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1861年5月7日）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446-5-55/568（以下所引档案不再一一注明藏所）。

(13)　参阅承德市文物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合编：《承德避暑山庄》，第43页；马国贤（M. Ripa）著，福图纳托·普朗迪（Fortunato Prandi）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伦敦，1844年，第66、70、72、74—79页。马国贤神父宣称皇帝带了三万名随从前往承德（第66页）。关于康熙皇帝对于狩猎的想法，参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画像》（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纽约，1974年，第7—23页；孟兆祯：《避暑山庄园林艺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第5页；弗雷特：《在承德热河建设皇家景观：满族的景观计划》，第5章及第7章。

(14)　参阅安妮·沙耶（Anne Chayet）：《热河的佛寺及其在西藏的原型》（Les Temples de Rehe et Leurs Modeles Tibetians），巴黎，1985年，第28—33页及图5；关于桑耶寺，参阅戴维·L.斯内尔格鲁夫（David L. Snellgrove）和休·理查森（Hugh Richardson）：《西藏文化史》（A Culture History of Tibet），纽约，1968年，第78—79页；袁燊坡：《清代口外行宫的由来与承德避暑山庄的发展过程》，载《清史论丛》1980年第2期，第314页。

(15)　参阅弗雷特：《在承德热河建设皇家景观：满族的景观计划》；贾宁：《理藩院与清代早期的内亚礼仪（1644—1795）》（“The Lifanyuan and the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Qing, 1644–1795”），载《帝制中国晚期研究》1993年第1期，第60—92页。

(16)　1820年时，位置偏远的承德是直隶的一部分。

(17)　参阅万依：《乾隆时期的园囿》，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2期，第19页。有关班禅喇嘛觐见之事，参阅《班禅喇嘛的北京之行：乾隆皇帝之题字》，厄内斯特·路德维希译，北京，1904年。另参阅安妮·沙耶：《热河的佛寺及其在西藏的原型》，第25—52页；袁燊坡：《清代口外行宫的由来与承德避暑山庄的发展过程》，载《清史论丛》1980年第2期，第315—318页。

(18)　参阅万依：《乾隆时期的园囿》，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2期，第19页；吴秀良（Silas H. L. Wu）：《康熙朝储位斗争纪实》（Passage to Power: Kang-hsi and His Heir Apparent, 1661–1722），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51、154、179页；喜仁龙（Osvald Sirén）：《中国的园林》（Garden of China），纽约，1949年，第117页；阎崇年：《康熙教子》，见郑逸梅等编《清宫轶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第10—13页。

(19)　参阅裴丽珠（Juliet Bredon）：《北京：对其胜景的一种历史性兼身临其境的描述》（Peking: 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上海，1922年，第256页；塞西尔·比尔德莱（Cécile Beurdeley）、迈克尔·比尔德莱（Michel Beurdeley）著，迈克尔·布洛克（Michael Bullock）译：《郎世宁：中国皇宫的耶稣会画师》（Giuseppe Castiglione: A Jesuit Painter at the Court of the Chinese Emperors），拉特兰，1971年，第65页；舒牧、申伟、贺乃贤编：《圆明园资料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361—362页；赵书：《圆明园八旗营房述略》，载《满族研究》1994年第4期，第32—35页。

(20)　参阅喜仁龙：《中国的园林》，第9章；戴逸：《乾隆帝和北京的城市建设》，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史研究集》第六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1—37页。另参阅万依：《乾隆时期的园囿》，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2期，第13—20页；黄希明：《紫禁城宫廷园林的建筑特色》，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4期，第38—46页。

(21)　参阅孟兆祯：《避暑山庄园林艺术》，第4页；戴逸：《乾隆帝和北京的城市建设》，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史研究集》第六辑，第12—16页；塞西尔·比尔德莱、迈克尔·比尔德莱：《郎世宁：中国皇宫的耶稣会画师》，第65—75页。关于欧洲的影响，参阅玛吉·凯瑟克（Maggie Keswick）：《中国园林》（The Chinese Garden），纽约，1980年，第9页。M. L.爱默–马丁编（M. L. Aimé-Martin）：《关于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可资借鉴的稀见通信，使团的一些报道，以及一些地理和历史笔记》（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concernant l'Asie, l'Afrique et l'Amérique, avec quelques relations nouvelles des missions, et des notes géographiques et historiques）第4卷，巴黎，1843年，第121页。

(22)　参阅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伦敦，1924年，第1—4页。关于北京早期的历史，参阅夏南希：《中国帝都规划》，第4—19、154—159页。

(23)　参阅戴逸：《乾隆帝和北京的城市建设》；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章。关于康熙皇帝统治时期永定河的治水问题，参阅丁进军：《康熙与永定河》，载《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第33—36页。

(24)　参阅魏侯玮（Howard J. Wechsler）：《玉帛之献：唐朝正统的仪礼与象征》（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9—117页；杰弗瑞·迈耶（Jeffrey F. Meyer）：《天安门的雕龙：神圣的帝都北京》（The Dragons of Tianmen: Beijing as a Sacred City），哥伦比亚：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章。明朝统治的1377—1530年，天坛是合祭天和地的场所，关于这一点以及其他历史变迁，参阅夏南希：《壮观的天坛》（“Altar to Heaven Complex”），见夏南希等编《中国古典建筑》（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纽约：美国中国研究所，1984年，第139—149页。

(25)　参阅夏南希：《中国帝都规划》，第124、170—171页。关于早期满洲首都的规划，参阅细谷良夫：《清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遗迹》（「中國東北部における清朝の史跡」），东京，1991年，第57、63、105、123、127、131、138、140、168页。该书描述了17世纪中国东北部许多部族活动中心的布局，其中包括费阿拉和赫图阿拉；沈阳故宫博物院、铁玉钦等编：《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品荟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第17—23页。作者认为，17世纪早期努尔哈赤的几个都城明显反映出女真人的建筑风格。

(26)　参阅《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册，第9ab、11a、14ab页；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洪业：清朝开国史》（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册，第480页；劳伦斯·凯思乐（Lawrence D. Kessler）：《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1661—1684）》（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5—16页。关于内城和外城的文化差异，参阅李乔：《清代北京内外城社会生活习俗之异》，载《明清史月刊》1987年第12期，第33—35页。

(27)　参阅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第174—175页。

(28)　参阅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第176—180页；金启孮：《京旗的满族》，载《满族研究》1988年第3期，第63—66页；李乔：《清代北京内外城社会生活习俗之异》，载《明清史月刊》1987年第12期，第35页。

(29)　参阅杜家骥：《清代八旗领属问题考察》，载《民族研究》1987年第5期，第83页。关于这些驻地的位置，参阅吴长元：《宸垣识略》，1788年刻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94、124、128、130页；崔艾莉（Alison Jean Dray-Nonvey）：《帝都北京之卫护：清朝步军研究（1650—1850）》（“Policing Imperial Peking: The Ching Gendarmerie 1650–1850”），博士论文，哈佛大学，1981年，第62—63页。

(30)　参阅昭梿：《啸亭续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84页；杨乃济：《乾隆京城全图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3期，第21页。关于八旗中的俄罗斯人，参阅吴洋：《清代俄罗斯佐领考略》，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第83—84页；另参阅马克·曼考尔（Mark Mancall）：《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双方外交关系》（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剑桥（马塞诸萨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05—206页。关于维吾尔营，参阅张羽新：《清代北京的维吾尔族》，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92—97页。关于至今仍住在京郊西北角的藏族社区，参阅陈庆英：《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载《中国藏学》1990年第4期，第104—115页。

(31)　内务府档案557-5-66-5/4119收藏有雍正到乾隆时期官房租库的合同，这些合同都是木版印刷的，上面有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内务府档案557-5-66-5/4126是1794—1848年的账本，这些账本详细列出了皇帝拥有的房产的所在区域和佃户及租金等。内务府档案557-5-66-5/4120包括嘉庆朝的27份合同，有些旗人放弃了租用，其他的则是房屋从一个旗人转卖到另一个旗人的记录。内务府档案557-5-66-5/4121包括道光朝的57份合同。内务府档案557-5-66-5/4122包括26份出售合同和1份抵押合同。这些只是涉及官房租库的档案材料的一类例证。

(32)　参阅刘小萌：《从房契文书看清代北京城中的旗民交产》，载《历史档案》1996年第3期，第83—90页；张德泽编：《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83页；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8页；陶博（Preston M. Torbert）：《清代内务府：组织与主要功能研究（1662—1796）》（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s, 1662–1796），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1977年，第114页。

(33)　参阅杜家骥：《雍正帝继位前的封旗及相关问题考析》，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84—89页。关于1750年和1909—1911年的地图资料，参阅侯仁之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41—42、47—48页。关于1846年的信息，选自地图920.21.48，藏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东方博物馆远东室。感谢远东室的詹姆斯·许为我提供了这张“十九世纪北京内城街道图”，我将之与侯仁之所编的1846年的地图做了比较。关于1750年的地图，参阅杨乃济：《乾隆京城全图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3期，第8—24页。

(34)　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350，嘉庆八年一月二十三日（1803年2月14日）奏折。

(35)　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年间部分王公府第》，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3期，第26—31页。另外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354，嘉庆九年三月二十一日（1804年4月30日）奏折。这份奏折提供了为宗室和觉罗重建居所所需费用的估计。

(36)　参阅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中国宫廷生活杂记：都城、官员与百姓》（Court Life in China: the Capital, its Official and People），纽约，1909年，第330页。喜仁龙：《北京故宫》（The Imperial Palaces of Peking），纽约，1976年再版，第25—42页。另参阅1750年皇城图，侯仁之编：《北京历史地图集》，第43—44页。皇城的精美图片是小川一真（K. Ogawa）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拍摄的，参阅小川一真著，东京帝国博物馆汇编：《北京宫殿图片集》（Photographs of Palace Buildings of Peking），东京：帝国博物馆，1906年。

(37)　参阅佟悦：《清盛京太庙考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3期，第24—25页；夏南希：《中国帝都规划》，第177—178、14页，以及第3页表2；迈耶：《天安门的雕龙》，第62—68、68—73页。

(38)　参阅王道成：《北海与乾隆》，载《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75—77页；L. C.阿灵顿（L. C. Arlington）、威廉·卢因森（William Lewisohn）：《追寻老北京》（In Search of Old Peking），1935年初版，纽约，1967年再版，第81—82、123、127、204页；奚尔恩（J. J. Heeren）：《白晋神父所藏之康熙皇帝画像（附图）》（“Father Bouvet's Picture of Emperor Kang Hsi［with Appendices］”），载《亚洲专刊》（Asia Major）第1集第7期（1932年），第558页。

(39)　参阅弗洛伦斯·艾斯库（Florence Ayscough）：《论紫禁城的象征意义》（“Notes on the Symbolism of the Purple Forbidden City”），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Journal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52期（1921年），第64页；于倬云编，吴茂生等译：《紫禁城宫殿》（Palaces of the Forbidden City），纽约：维京出版社，1984年；斯蒂芬·马克布雷特（Stephen Markbreiter）：《北京的皇宫》（“The Imperial Palace of Peking”），载《亚洲艺术》（Arts of Asia）第8卷第6期（1978年），第66—77页；朱启钤：《样式雷世家考》，见舒牧等编《圆明园资料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102—104页。

(40)　关于此种情形和其他相关情况，参阅郑连章：《紫禁城城池》，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

(41)　参阅马克布雷特：《北京的皇宫》，第172—174页；夏南希：《中国帝都规划》，第172—174页。

(42)　卫思韩（John E. Wills, Jr.）：《华北的博物馆与历史名胜》（“Museums and Sites in North China”），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Ming and Qing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3—14页。

(43)　参阅周苏琴：《清代顺治、康熙两帝最初的寝宫》，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3期，第45—49页。

(44)　参阅白彬菊：《君主与大臣》，第25—26、30、46、65、178页。关于早期外朝与内廷之间斗争的论述，参阅安德鲁·艾森堡（Andrew Eisenberg）：《中世纪中国隐退的皇帝：对北魏之研究》（“Retired Emperorship in Medieval China: The Northern Wei”），载《通报》（T’oung Pao）第77卷第1—3期合刊（1991年），第51页。

(45)　参阅单士元：《清宫奏事处职掌及其档案内容》，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第7—12页。关于奏折呈递和传送的程序，参阅吴秀良：《中国的通信与帝王控制：宫廷奏折制度的演变（1693—1735）》（Communicatio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 Evolution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1693–1735），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5章。

(46)　参阅马克布雷特：《北京的皇宫》，第103—115页；章乃炜：《清宫述闻》，1937年初版，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再版，第340页（如无特殊说明，以下所有出自此书的引文都来自这个版本）。养心殿也是末代皇帝的寝宫，参阅爱新觉罗·溥仪著、詹纳尔（W. J. F. Jenner）译：《我的前半生》（From Emperor to Citizen），1964年初版，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4页。

(47)　参阅刘潞：《坤宁宫为清帝洞房原因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3期，第72—77页；琦枫：《交泰殿》，载《紫禁城》1981年第6期，第6—8页；徐启宪：《清代宝玺略谈》，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3期，第62—66页；弗洛伦斯·艾斯库：《论紫禁城的象征意义》，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52期（1921年）；章乃炜：《清宫述闻》，第284—293页；H. S.布伦纳特（H. S. Brunnert）、V. V.哈格尔施托姆（V. V. Hagelstrom）著，A.别尔琴科（A. Beltchenko）等译：《当代中国政治结构》（Present-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福州，1911年，注释第79a。

(48)　参阅溥任：《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载《紫禁城》1989年第2期，第26页；章乃炜：《清宫述闻》，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720—722页。另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130，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761年6月27日）奏折，内容涉及把宫里的其他一些建筑改为王公寝宫之事。

(49)　乾隆时期，皇宫似乎有些拥挤。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124，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十八日（1760年6月1日）奏折，确定了四皇子永珹和五皇子永琪从圆明园的居所搬到皇宫里的新居所的日期。与此相似，内务府奏案446-5-55/430，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1820年9月3日）奏折显示，新登基的道光皇帝的几个兄弟从撷芳殿（参阅下文）搬到了景仁宫及乾清门内的居所，皇子们实际上分散居住在紫禁城内。

(50)　章乃炜：《清宫述闻》，第315—317页，引文在第206页；佟悦、吕霄虹：《清宫皇子》，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51)　关于撷芳殿的历史，参阅章乃炜：《清宫述闻》，第142—144页；内务府奏案446-5-55/245记录了1779年皇子永璘及他的儿子绵忆结婚后移居到三所之事；佟悦、吕霄虹：《清宫皇子》，第41—43页。

(52)　参阅许鲲：《清初皇室与痘疹防治》，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3期，第90、91—96页。许鲲指出福临的许多孩子和亲属都死于天花（顺治皇帝自己也死于天花），皇太极下令建立了“避痘所”。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3页论述了1632年皇太极躲避天花的往事。种痘并不是常有之事。白新良：《乾隆家庭面面观》，载《紫禁城》1989年第54期，第3—4页讲到弘历的第七个儿子死于天花。虽然同治皇帝童年时种过痘，但他最后也死于天花。

(53)　有关康熙皇帝日程安排的资料，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第一册和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714年（这年共有355天），康熙皇帝只有5%的时间是在紫禁城度过的，36.9%的时间在畅春园，39.2%的时间在承德，18.9%的时间在路上。

(54)　M. L.爱默–马丁编：《关于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可资借鉴的稀见通信》第4卷，第221页。我自作主张把蒋友仁对中国地名的读音改成了本书通用的拼音。

(55)　参阅万依：《乾隆时期的园囿》，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2期，第17—18页。

(56)　参阅罗友枝：《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辨析》，载《亚洲研究杂志》第55卷第4期（1996年），第829—850页，该文对戴维·法夸尔及其他人的成果作了一番综述。另参阅刘小萌：《满族肇兴时期所受蒙古文化的影响》，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第169—175页。

(57)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1635年11月22日）；关于17世纪早期“固伦”（gurun）的含义，参阅柯娇燕：《历史的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族性认同》；王钟翰：《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见《满族研究集》，第6—8页。关于争议未决的“满洲”一词的含义，参阅乔万尼·斯达理（Giovanni Stary）：《“满洲”一词的含义：新方法解决老问题》（“The Meaning of the Word ‘Manchu’: a New Solution to an Old Problem”），载《中亚杂志》（Central Asiatic Journal）第34卷第1—2期（1990年），第109—119页。

(58)　参阅金焘方：《从女真语到满洲语》，载《满语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52、36页。汉森·蔡斯（Hanson Chase）：《清朝前期满语的地位》（“The Status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the Early Qing”），博士论文，西雅图：华盛顿大学，1979年。

(59)　参阅柯娇燕、罗友枝：《满语在清史中的地位》，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53卷第1期（1993年），第70—75页；乔治忠：《后金满文档册的产生及其史学意义》，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第155—160页；刘子扬、张莉：《满文老档太宗朝综析》，载《满语研究》1992年第2期，第66—73页，1993年第1期，第65—77页；关孝廉：《清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刍议》，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1期，第84—90页。关于早期清代官员的语言能力，参阅蔡斯：《清朝前期满语的地位》，第1章。董万崙对努尔哈赤实录的满文文本和中文文本做了逐字逐句的细致比较，参阅其《满洲实录（满文）的秘密》，载《满语研究》1993年第1期，第78—86页。关于近来的研究，参阅关嘉录、佟永功：《中国满文及其文献整理研究》，载《清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29—36页。

(60)　参阅爱新觉罗·瀛生：《谈谈满语的京语》，载《满语研究》1987年第1期，第2—15、73页；1990年第2期，第22—36页；1991年第2期，第3—15页；1992年第2期，第1—17页；1993年第2期，第25—34、24页；1994年第1期，第15—23、36页；1995年第1期，第13—20页；张虹、程大琨编译：《乾隆朝“钦定新清语”》，载《满语研究》1993年第2期，第79—84、55页，1994年第2期，第68—77、50页，1995年第2期，第51—58页；蔡斯：《清朝前期满语的地位》，第2章；吴雪娟：《谈清代满文档案中的公文套语》，载《满语研究》1992年第1期，第119—124、89页。

(61)　参阅季永海：《〈大清全书〉研究》，载《满语研究》1990年第2期，第42—50页；柯娇燕、罗友枝：《满语在清史中的地位》，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53卷第1期（1993年），第83—87页；爱新觉罗·瀛生：《谈谈满语的京语》，载《满语研究》1992年第2期，第1—17页。关于五体清文鉴，参阅今西春秋：《五体清文鉴解析》（「五體清文鑒解析」），见田村实造等编《五体清文鉴译解》（「五體清文鑒譯解」），京都，1966年，第17—29页；至少在清王朝的前半期，皇帝们是能讲两种甚至三种语言的。乾隆皇帝试图学习在其统治之下的五个重要民族的语言，参阅金宝森：《浅谈乾隆对发展满文的贡献》，载《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78—80页。

(62)　张虹等的《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是在辽宁省所藏“黑土档”之满文档案的基础上写成的。另参阅廖宁、佟永功：《乾隆皇帝与满语地名》，载《地名丛刊》1987年第6期，第33—34页；佟永功、关嘉录：《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探析》，载《满语研究》1995年第2期，第66—70页。

(63)　有关京语与其他方言之间的区别，参阅爱新觉罗·瀛生：《谈谈满语的京语》。有关满语对北京方言的影响，参阅威哲扬（Stephen Wadley）：《阿尔泰语系对北京方言的影响：以满语为例》（“Altaic Influences on Beijing Dialect: The Manchu Case”），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116卷第1期（1996年），第99—104页。

(64)　参阅许淑明：《清前期黑龙江地区的三座新城——瑷珲、墨尔根和齐齐哈尔》，载《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3期，第17—18页；张杰：《清初招抚新满洲述略》，载《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23—30页。

(65)　参阅巴达荣嘎：《满洲语与达斡尔的关系》，载《满语研究》1993年第2期，第35—38页；丁石庆：《论达斡尔语中的满语介词》，载《满语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60页；史禄国（Sergei M. Shirokogoroff）：《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 with Introductory Chapters Concerning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History of these Groups），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73—85页；张杰：《清代满族语言文字在东北的兴废与影响》，载《北方文物》1995年第1期，第63—68页。关于新满洲进入盛京的经过，参阅姜相顺：《沈阳满族的变迁》，载《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9页。关于“汉军”的满族化，参阅腾绍箴：《清代八旗子弟》，北京：华侨出版社，1989年，第二章。

(66)　参阅《黑龙江积极整理研究满语》，1993年12月31日《大陆新闻》，A11版。经黑龙江满语研究所与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联合派遣的工作组确认，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仍有人使用满语。

(67)　参阅柯娇燕：《满族教育》（“Manchu Education”），见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和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编《帝制中国晚期的教育与社会（1600—1900）》（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3—355页。

(68)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光绪年间初版，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重印，乾隆三十二年上谕。

(69)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1767年、1806年及1823年的上谕均涉及这个主题，所有爱新觉罗子孙后代的姓名都收录于《大清玉牒》和1937—1938年在奉天出版的《爱新觉罗宗谱》。关于满族起名的习俗，参阅陈捷先：《满文档案资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第182—185页。

(70)　参阅约翰·沃尔默（John Vollmer）：《龙座登场：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清代服饰展（1644—1911）》（In the Presence of the Dragon Throne: Qing Dynasty Costume, 1644–1911, in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1977年，第9页。接下来的论述参阅第16—28页。

(71)　关于马蹬的重要性，参阅查尔斯·切夫尼克斯–特伦奇（Charles P. Chevenix-Trench）：《马术史》（A History of Horsemanship），纽约，1970年，第64—66页。

(72)　参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十二，第8—9b页，卷三十四，第26b—27页；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8—461页。斯科勒·V. R.卡曼（Schuyler V. R. Cammann）：《中国的龙袍》（China's Dragon Robes），纽约，1952年，第51页。

(73)　魏斐德：《洪业》第2册，第976—977页；《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一九，第11—13b页。另见卡曼《中国的龙袍》第50页引用的乾隆皇帝为1759年修成的《皇朝礼器图式》所写的序言。关于1644年以前有关服饰的法律，参阅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第458—461页。

(74)　参阅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第459页；魏斐德：《洪业》第1册，第646—650页。

(75)　参阅包群立：《从剃发制度看清朝的民族政策》，载《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会学）》1991年第3期，第66—70、87页。

(76)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一四，1759年谕旨。

(77)　参阅《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一四。

(78)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十四，第18b页；另见魏斐德：《洪业》第2册，第75页。

(79)　沃尔默：《龙座登场：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清代服饰展（1644—1911）》，第69—75页；卡曼：《中国的龙袍》。对于卡曼所做工作的评价，参阅约翰·R.芬利（John R. Finlay）：《斯科勒·V. R.卡曼收藏品中的中国官服刺绣》（“Chinese Embroidered Mandarin Squares from the Schuyler V. R. Cammann Collection”），载《东方》（Orientations）第25卷第4期（1994年），第57—63页。

(80)　参阅卡曼：《中国的龙袍》，第4—9页；曾嘉宝：《中国艺术中的龙》（“The Dragon in Chinese Art”），载《亚洲艺术》第18卷第1期（1988年），第60—67页。

(81)　官员的妻子和家属的服饰在服饰律中也有级别规定，参阅卡曼：《中国的龙袍》，第7、12章。另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434，道光元年六月（1821年7月）奏折，对皇室后裔们又重申了服饰律。

(82)　参阅卡曼：《中国的龙袍》，第170—175页；亨尼·哈拉尔德·汉森：《蒙古服饰》，伦敦，1993年。

(83)　参阅斯蒂芬·索克尔（Stefan Sokol）：《亚洲反曲弓：反向和翻转系统》（“The Asian Reverse Bow: Reflex and Retroflex Systems”），载《亚洲艺术》第24卷第5期（1994年），第146—149页。

(84)　参阅魏斐德：《洪业》第1册，第46、236页；宁昶英：《论满族的射柳习俗》，载《满族文化》1992年第16期，第66—68页。

(85)　参阅王子林：《清代弓矢》，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1期，第86—96页。正如索克尔《亚洲反曲弓：反向和翻转系统》一文指出的，弓的“拉力”是指把弓拉开的力度。

(86)　转引自王钟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第200页。

(87)　参阅王钟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第197页。

(88)　左步青：《满洲贵族的尚武精神及其泯灭》，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3期，第32—37页。

(89)　万依编：《清代宫廷生活》，香港：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70页；王子林：《清代弓矢》，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1期，第87页；若菁：《乾隆帝饬谕皇子娴习骑射》，见郑逸梅主编《清宫轶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第57—59页。关于鹿角椅，参阅胡德生：《乾隆鹿角椅》，载《文物》1986年第7期，第84—85页。感谢简·斯图尔特为我提供这份参考资料。胡德生指出，鹿角椅保存于避暑山庄，乾隆统治时期共制造了三把这样的椅子。李凤民、陆海英《故宫杂趣》（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127页指出，皇太极也有三把鹿角椅，是用他自己猎杀的鹿的角做的，其中一把现在仍然保存在沈阳故宫博物院，椅子的图片见沈阳故宫博物院编：《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品荟萃》，沈阳，1991年。另参阅徐珂：《清稗类钞》，1917年初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重印，该书第二册第20页记载，最初提出对宗室箭术加以考察的人是乾隆皇帝。

(90)　章乃炜：《清宫述闻》，第385页。奕生于1840年，八弟钟郡王生于1844年，九弟孚郡王生于1845年。四姊寿安固伦公主生于1826年，出嫁于1841年，去世于1860年（时年33岁）。

(91)　王钟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第198页。由于中国的婴儿出生后就是一岁，所以如果按西方的年龄算法，康熙皇帝当时应该小于12岁。郎世宁画有康熙皇帝猎鹿图，现藏于法国的吉美博物馆。他还画了乾隆皇帝猎鹿图，见万依等编：《清代宫廷生活》，香港：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19页图片168。

(92)　参阅昭梿：《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4页。徐珂：《清稗类钞》，第56页。吴秀良：《康熙朝储位斗争纪实》，第37页。

(93)　参阅任桂淳（Im Kaye Soon）：《清代八旗军的兴衰——以广州、杭州、荆州驻防军为例（1644—1911）》（“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Eight Banner Garrisons in the Qing Period［1644–1911］: A Study of the Kuang-chou, Hang-chou, and Qing-chou Garrisons”），博士论文，伊利诺伊大学，1981年，第15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130—131、148页。关于玄烨的左右开弓，参阅奚尔恩：《白晋神父所藏之康熙皇帝画像（附图）》，载《泰东》第1集第7期（1932年），第560页。关于康熙皇帝拉弓的力量，参阅史景迁：《康熙》，第147—148页。玄烨的箭术确实超群，因为最硬的弓有十八级拉力。陈捷先指出，满文起居注中记载的射箭比赛，不见于中文起居注，参阅陈捷先（Chen Chieh-Hsien）：《清朝诸帝满文起居注介绍》（“Introduction to the Manchu Text Version of the Ching Emperors’chi-chu-chu［Notes on the Emperors’ Daily Activities］”），载《中亚杂志》第17卷第2—4期合刊（1973年），第127页。

(94)　参阅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130—131页。

(95)　《大清实录》卷一九二，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大清实录》卷一一七，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大清实录》卷四十一，康熙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另外参阅凯思乐：《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1661—1684）》，第107页。

(96)　参阅昭梿：《啸亭杂录》，第432、515页；王钟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第199页。

(97)　源于一首御制诗，转引自王钟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第199页。

(98)　参阅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第57—64页。宫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食物定量。尝试削减开支的记录可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317，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日（1794年11月24日）奏折。

(99)　参阅吴正格：《满族食俗与清宫御膳》，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430—432页；苑洪琪：《清乾隆帝的长寿与膳食》，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第135页；史景迁：《清朝》（“Ch'ing”），见张光直编《中国的饮食文化：从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视野观察》（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第259—294页，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281页。

(100)　参阅吴正格：《满汉全席》，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3—6页。

(101)　参阅吴正格：《满族食俗与清宫御膳》，第244—246页。

(102)　参阅吴正格：《满族食俗与清宫御膳》，第147—148页列举了一份1861年前运往宫廷的特殊食物的长篇清单；第249—256页则可以见到1774—1778年的小菜清单。小菜是指乾隆皇帝在宴会之外的日常食物。另外内务府奏案446-5-55/7，乾隆元年十月六日（1736年11月8日）奏折，讲的是维吾尔王公阿明呈送哈密瓜之事。关于满族忌吃狗肉事，参阅李艳平：《满族饮食文化》，载《满语研究》1994年第2期，第82页；李艳平认为这个禁忌来自满族祖先打猎的传统，满族保持这个禁忌的主要原因是一只狗曾经在关键时刻帮助过努尔哈赤。

(103)　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第49—50页。关于复杂的进贡制度，参阅董建中：《清乾隆朝王公大臣官员进贡问题初探》，载《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40—66页。

(104)　关于荔枝，参阅宫中杂件467-4-85/1869，乾隆六十二年闰六月十八日（1797年8月10日）的一件“赏单”。

(105)　参阅史景迁：《清朝》，第282—284页描述了关于宴会的正式规定，并指出应进一步研究满宴。此项研究来源于吴正格：《满族食俗与清宫御膳》，第230—231页。吴正格认为，清朝统治者保存了满族的菜肴，并将之用于宴席，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宴席“全是汉族菜式”，例如参阅鞠德源：《清宫大宴礼仪和膳谈》，载《紫禁城》1981年第5期，第34—36页。

(106)　据记载极为盛大的宴会有：1713年在畅春园为庆祝康熙皇帝六十寿诞而举办的宴会；1718年在乾清宫为庆祝康熙皇帝六十五岁寿辰而举办的宴会；1785年在乾清宫为乾隆皇帝五十大寿举办的千叟宴；1795年为庆祝乾隆皇帝六旬寿辰而宴请五千名长者的盛宴。参阅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第63页；刘桂林：《千叟宴》，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第49—55页。

(107)　M. L.爱默–马丁编：《关于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可资借鉴的稀见通信》第4卷，第224—225页。

(108)　参阅徐启宪：《清代皇帝的用膳》，载《紫禁城》1980年第4期，第10页；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第60页。这些日常食谱见宫中杂件467-4-85/2220乾隆朝的“膳单”。北京仍旧制作和出售满族点心，参阅李珂：《京味西点：荟萃园》，载《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1日刊；苑洪琪：《清乾隆帝的长寿与膳食》，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第134—135页；李国梁：《避暑山庄御膳杂谈》，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1期，第83—85页。

(109)　关于北京地区的供应，参阅《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北京，1937年。内务府奏案446-5-55/7，乾隆元年九月十二日（1736年10月16日）满文奏折指出，虽然有24头奶牛是分配给皇太后的，但这些奶牛每天产量的一半，即24斤牛奶必须得制成奶油、酸奶和奶酪，供年轻的公主们享用。不足部分由分配给皇帝的100头奶牛所产牛奶补充之。呈递奏折的大臣们请求增加奶牛数量，但被皇帝否决了。1741年的一份奏折谈到为皇帝的随从人员提供牛奶之事，该奏折显示，18世纪初，康熙皇帝首创了用75头奶牛轮流为御茶房供应充足牛奶的制度，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33，乾隆六年五月十七日（1741年6月29日）奏折。皇帝南巡时也要配备奶牛和奶羊，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2，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783年12月17日）奏折。奏报内容是1784年南巡时沿途配备奶牛和奶羊的相关安排（相关条例见《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1707—1761年间，有关皇子和公主成婚后配备奶牛数量的规定多有变化，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128，乾隆二十六年二月七日（1761年3月13日）奏折。

(110)　参阅徐启宪：《清代皇帝的用膳》，载《紫禁城》1980年第4期，第10—11页；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第60页。

(111)　参阅罗友枝：《皇帝的葬礼：明清皇帝与死亡仪礼》（“The Imperial Way of Death: Ming and Qing Emperors and Death Ritual”），见华琛（James L. Watson）和罗友枝编《帝制中国晚期与近代中国的死亡仪礼》（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28—253页；陈捷先：《清代皇帝满语谥号研究》（“A Study of the Manchu Posthumous Titles of the Ching Emperors”），载《中亚杂志》第26卷第3—4期合刊（1982年），第187—192页。

(112)　参阅刘小萌：《满族肇兴时期所受蒙古文化的影响》，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第172—173页；季永海：《清代赐号考译》，载《满族研究》1993年第2期，第69—78页。

(113)　参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满洲的蒙古人：部落、地理分布、与满族和汉族的历史渊源，及当前的政治问题》（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Their Tribal Divisio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and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纽约，1934年，第29页指出，东蒙古人觉得他们作为大清帝国的创始者，与满洲人的地位相等。博克多是1636年由蒙古王公授予皇太极的，参阅陈小强：《从蒙古喇嘛内齐陀音一世的活动看满洲清政权对藏传佛教的扶植和限制》，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第40页；查尔斯·鲍登（Charles R. Bawden）：《库伦的哲布尊巴丹呼图克图：文本、翻译和注释》（The Jebtsundamba Khutukhtus of Urga: Text, Translation and Notes），威斯巴登：哈拉索维兹出版社，1961年，第45—46页。关于“可汗”一词在突厥历史上的运用，参阅米歇尔·R.多姆普（Michael R. Drompp）：《臃肿的统治：早期突厥精英政治体制的臃肿与多变》（“Supernumerary Sovereigns: Superfluity and Mutability in the Elit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Early Turks［Tu-jue］”），见加利·西曼（Gary Seaman）和丹尼尔·马克斯（Daniel Marks）编《来自草原的统治者：欧亚内陆外缘国家形成之路》（Rulers from the Steppe: State Formation on the Eurasian Periphery）第2卷，洛杉矶，1991年，第92—115页。关于俄罗斯的名词，参阅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双方外交关系》，第45页。

(114)　参阅陈捷先：《清朝诸帝满文起居注介绍》，载《中亚杂志》第17卷第2—4期合刊（1973年），第126页；萧奭：《永宪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第137页。石桥崇雄（Takao Ishibashi）：《清代前期皇帝权力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Power of Early Ch'ing Emperors”），载《东洋文库研究部论文集》（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第48集（1990年），第1—15页。另参阅徐珂：《清稗类钞》，“呈文”第四章第5页；内务府奏案446-5-55/332，嘉庆四年三月十八日（1799年4月22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35，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799年11月19日）奏折。

(115)　台北出版的康熙朝满文奏折多用这些术语，参阅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八册和第九册，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年。上引祭文选自收藏于康奈尔大学沃森收藏室的1661年4月22日“月册”。

(116)　参阅木叟：《满族请安礼》，载《紫禁城》第38期（1987年），第31—32页。

(117)　方闻：《清代贡珍》（“Imperial Patronage of the Arts Under the Ch'ing”），见方闻和屈志仁（James C. Y. Watt）编：《品茗历史：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珍藏》（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96年，第555页。

(118)　参阅方闻：《清代贡珍》，第560页；古原宏伸（Hironobu Kohara）：《乾隆帝对中国水墨画的鉴赏力》（“The Qianlong Emperor's Skill in 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Painting”），见周汝式和克劳德·布朗（Claudia Brown）编《生花妙笔：乾隆时期的中国绘画（1735—1795）》（The Elegant Brush: Chinese Painting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 1735–1795），菲尼克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1985年，第56—73页。关于皇帝收藏品的规模及他的笔墨纸砚等，参阅屈志仁：《古玩奇珍》（“The Antique-Elegant”），见方闻和屈志仁编《品茗历史：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珍藏》，第537—543、549页。

(119)　例证参阅屈志仁：《古玩奇珍》，图片302、305—306、308—311；另参阅图片509、513、515—516、518—519。

(120)　参阅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痕都斯坦玉器特展目录单》，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第83—93页。

(121)　参阅塞西尔·比尔德莱、迈克尔·比尔德莱：《郎世宁：中国皇宫的耶稣会画师》，第79—88页；聂崇正：《谈清代〈紫光阁功臣像〉》，载《文物》1990年第1期，第65—69页；曾嘉宝：《功臣图：被乾隆首赏的八位官员画像》（“Portraits of Meritorious Officials: Eight Examples from the First Set Commissioned by the Qianlong Emperor”），载《亚洲古玩艺术》（Arts Asiatique）第47期（1992年），第69—88页；曾嘉宝：《纪丰功、述伟绩：清高宗十全武功的图像记录——功臣像与战图》，载《故宫文物月刊》1990年第93期，第38—65页。

(122)　参阅畏冬：《〈皇清职贡图〉创制始末》，载《紫禁城》第72期（1992年），第8—12页。

(123)　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30页。

(124)　参阅塞西尔·比尔德莱、迈克尔·比尔德莱：《郎世宁：中国皇宫的耶稣会画师》，第119—123页；庄吉发著，欧立德（Mark Elliott）译：《皇帝的新宠》（“The Emperor's New Pets: Naming Castiglione's Ten Champion Dogs”），载《台北故宫博物院集刊》第23卷第1期（1998年），第1—13页。

(125)　参阅巫鸿：《清帝的假面舞会——雍正和乾隆的“化装肖像”》（“Emperors's Masquerade—Costume Patraits of Yongzheng and Qianlong”），载《东方》（Orientations）第26卷第7期（1995年），第25—41页。胤禛戴欧式假发的另外一幅图片仍然存世，巫鸿文章中的图片8即是。

(126)　参阅巫鸿：《清帝的假面舞会——雍正和乾隆的“化装肖像”》，第30页。

(127)　参阅巫鸿：《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和再现》（The Double Screen: 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

(128)　巫鸿：《陈规再造：清宫十二钗与〈红楼梦〉》（“Beyond Stereotypes: the Twelve Beauties in Qing Court Art and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见魏爱莲（Ellen Widmer）、孙康宜编《帝制中国晚期文学作品里的女性》（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0页。

(129)　参阅巫鸿：《重屏》，第209—210页。

(130)　巫鸿：《重屏》，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