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

如果说北京是首都，盛京是象征清朝“龙兴”的都城，承德则是出于象征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原因而被选为夏都的。承德位于长城以北，处在华北平原和蒙古草原的交界线上。辽、金和元都在这个地区建立过都城，当康熙皇帝决定在此建立夏都时，他是在有意识地仿效前人。菲利普·弗雷特（Philippe Forêt）认为，清帝“同时承担起汉族臣民的皇帝、满蒙居民的大汗和喇嘛教徒的菩萨的责任，这导致了三个首都体制的形成：一个在满洲（盛京），一个在中原（北京），一个在内蒙古（承德）”，承德也是“西藏宗教之都”。(4)

在北方寻找一个避暑胜地的工作其实在征服战争结束之前就开始了。年幼的顺治皇帝的摄政王多尔衮，在去世前不久援引以前的非汉族王朝统治者离开北京“避暑”的成例，下令在承德建一个小型的避暑山庄。他死后，修建避暑山庄的工作停了下来，直到镇压了三藩之乱后才得以恢复。(5)

承德和木兰是被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选为皇家场所的，中国南方完全平定以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俄国对大清帝国北部边疆的入侵上。康熙喜欢从军事战略出发亲自巡视帝国领土，1675年察哈尔部领袖林丹汗的孙子布尔尼的反叛，提醒了他培养蒙古盟友的重要性。1681年，在他第二次巡视长城以北地区途中，康熙皇帝冒险进入卓索图盟喀喇沁旗，狩猎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科尔沁、敖汉、翁牛特蒙古人的领地。这里后来变成了木兰——清朝的皇家围场。康熙还巡幸了位于吉林的都统治所，构筑这个要塞是为了更密切地监控东北边疆地区。朝廷还修建了一条官道（沿途有驿站），以加快东北各要塞、盛京巡抚衙门与北京之间的官方沟通速度。(6)

木兰皇家围场位于承德以北117公里处。其名称源于满语词“木兰”（muran，哨鹿），意指满族人吹哨模仿雄鹿求偶的鸣叫声的猎鹿之法。历史渊源把这个巨大的狩猎场与辽、金时期的皇家围场联系在一起。起初木兰是由蒙古亲王管理的，1706年后由隶属于理藩院的一位总理大臣管理。围场是普通官民的禁地，四周环绕着柳条边。共有800名（后来增至1400名）满蒙旗兵分屯于40个哨所，在四周巡逻。这个广袤的围场被分成67个（后来增至72个）狩猎场，每个场有一个蒙古名。(7)

从1681年到去世为止，康熙皇帝几乎每年秋天都到木兰狩猎，只有两年除外，当时他正忙于重大的军事行动。因容易感染天花而免于到北京朝觐的蒙古贵族被轮流邀请到木兰，陪皇帝进行每年一次的秋狝：这是“围班”，与之相对的是北京的“年班”。围猎活动平均持续30天时间，在此期间，皇帝及其扈从将猎杀鹿、野鸡和老虎。狩猎时采用的方法有若干种，但最具特色的是满族的行围：骑手包围一块地方，将猎物从山上驱赶至山谷，以供等候在山谷中的皇帝和蒙古贵族猎杀。(8)

1702年之前，康熙皇帝及其扈从在往来于承德途中都住帐篷。后来，随行的皇室成员，包括后妃、皇子和公主逐渐有了休息的房屋。北京经古北口（出走中原的一个关口）至木兰的官道上建起了“行宫”，从仅供休憩的简易建筑，如可供饮茶的“茶宫”和供中途吃饭的“尖宫”，到供夜晚住宿的大型建筑“住宫”，不一而足。这些建筑可能只供皇室成员用，其他人员仍用帐篷。(9)

康熙及其扈从打猎时也住帐篷。围绕他的大帐形成了帐篷城，其空间分布与都城的情况相仿。“其行营之制，中为黄幔宫城（黄色为皇帝专用色），外加网城，外为内城，设连帐七十五座，设旌门三；次为外城，设连帐二百五十四座。外城东旁设内阁、六部、都察院、提督等衙门官帐”。(10)

雍正皇帝从未巡幸木兰，但乾隆皇帝重新开始秋狝。乾隆在木兰停留的时间比祖父少（平均每次20天），但他在位期间举行秋狝仍达40次之多。他从1755年开始在围场内修建行宫，并使围场的面积最大化。(11)虽然嘉庆皇帝（1796—1820年在位）在木兰举行了12次秋狝，但他每次停留的时间甚至少于他的父亲。嘉庆是举行秋狝的最后一位皇帝。在他之后的几位皇帝的统治时期，围场渐趋萎缩，而他们巡幸承德避暑山庄的次数却越来越多。

康熙和乾隆朝的大型狩猎活动需要机动性、粮草和住房等方面的精确协调和计划，与军事行动非常相似。据说与乾隆一起在木兰狩猎的王公、大臣、旗主，以及蒙古、哈萨克和维吾尔贵族有时超过三万人。狩猎规则体现了正式的和礼仪化的办事程序：展示皇帝、皇子和皇孙们的皇家弓箭；满族贵族和蒙古贵族统领队伍进行战斗演习；向皇帝进呈每年一次的蒙古贡品“九白”（九匹白骆驼或九匹白马）；互相宴请，伴之以蒙古歌舞和赛马；比赛摔跤；皇帝赏赐蒙古贵族丝绸和金银等。(12)

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始于1702年，一直持续到1792年。热河行宫（最初的名称）位于武烈河西南岸，占地约5.64平方公里，面积超过北京城郊圆明园三个园子的总和。山庄内有一系列复杂的人工湖和人工岛，为修建宫殿（以北京的宫殿为蓝本）和湖泊（以江南的园林湖泊为样板）提供了合适的场所。山庄内还有山地，以及与蒙古草原相似的草场，这里是举行宴会和展示军威的场所。整个山庄被菲利普·弗雷特称为一处“皇家景观”：在佛陀显灵之地，高墙环绕的行宫与河对岸的几座大庙相映成趣。(13)

康熙和乾隆皇帝还在避暑山庄外面修建了外八庙（最初是十二座）。最初的两座是溥仁寺和溥善寺，都是藏传佛教寺庙，是宫廷支持和资助藏传佛教的具体行动的一部分（参阅本书第七章）。乾隆皇帝在山庄外的山坡上修建了九座大庙，其中不少是为了纪念特殊的时刻。普宁寺是有意识地仿照西藏第一座寺庙桑耶寺修建的，为的是纪念清朝成功地平定了准噶尔叛乱（1755年）(14)；安远庙则是仿照准噶尔首领阿睦尔撒纳发动反清叛乱时毁坏的一座寺庙而建的。

菲利普·弗雷特和贾宁都指出，承德实际上是大清帝国的第三个都城，尽管它没有得到正式命名。(15) 18世纪20年代，皇家山庄周围的地区在行政上被设为一个厅（热河厅），1733年被升格为承德州，隶属于直隶总督。虽然它在1742年被降为厅，但1778年又被升格为府。(16)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它是塞外之都，在理藩院的掌管下，蒙古人、维吾尔人和藏族人在这里实践宫廷礼仪。贾宁认为，朝觐皇帝的礼仪来源于穆斯林的朝圣传统，因此包含着宗教意义。虽然藏族人不用朝觐皇帝，但内亚的其他贵族每年都得分批前往清宫朝觐皇帝。朝觐常常被安排在承德的夏宫进行，正如另外一个宫廷礼仪——围猎——被安排在木兰一样。贾宁指出，西藏喇嘛和蒙古贵族参加的围猎是源于蒙古族和满族传统的一种礼仪。围猎活动在强化满洲和内亚联系的同时，也给头衔较低的内亚精英集团成员提供了更亲密地接触皇帝的机会。

乾隆时期，承德是一个繁华之地。皇帝的生日庆典（超过40次）使这里宴席成林，歌舞升平。正是在避暑山庄，乾隆皇帝庆贺了杜尔伯特蒙古人的归顺（1754年），接见了六世班禅（1780年）和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1793年）。(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