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写完这部书稿的时候，正是我在今年暑假考察“唐蕃古道”进入临洮县的当晚。临洮湟水一直是我的一个念想，最初知道这个地方，是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吃晚饭的时候，同行的小雨告诉我，附近有哥舒翰纪功碑。这令我感到意外，因为事先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功课，路过临洮，原来的想法是至多考察一下“马家窑文化”和“战国长城遗址”，没有想到哥舒翰纪功碑会在这里。因有心事，就匆匆吃了一碗面，借着暮色去看哥舒翰纪功碑。
哥舒翰纪功碑位于今甘肃临洮县城南大街，坐北向南，碑面文字漫漶不清，临洮学者张维在《陇右金石录》认为：“此碑既录于金石略，又有‘哥舒’二字，自系边人为哥舒翰纪功而作。”作为唐蕃关系史上重要边将哥舒翰，其人物一生几乎就是唐朝经略西部边防的一个时代代表。最初，哥舒翰为王忠嗣部下，后来由于作战有功逐步提升，最终替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在与吐蕃的战争中多次取胜。每年秋收季节，吐蕃都要组织人马来抢收麦子，哥舒翰对此进行了严厉打击，使得吐蕃军队不敢再来。唐蕃古道上有名的石堡城，是易守难攻之地，也是吐蕃苦心经营的地方，我们这次去唐蕃古道考察也亲眼见识了该地地形的险峻和易守难攻的特点。哥舒翰以优势兵力，在天宝八载（749年）六月，攻下石堡城，这时候哥舒翰的影响和地位也随之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但是，此后的哥舒翰，尤其在安史之乱中，由于个人性格缺陷和局势所迫，使得他的人生黯淡收场，这是哥舒翰的悲剧，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悲剧，个人和国家命运的一体性就在哥舒翰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
临洮县哥舒翰纪功碑
所以，个人历史是集体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有着鲜明的特色和时代特征。西域历史十分悠久，从目前的资料看，史前时期的历史人物主要是借助神话故事或文学作品走上历史舞台，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周穆王。周穆王是周朝的第五代帝王，在位五十多年（前976—前922年）。根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曾经驾驭八骏西游昆仑之丘，设宴于瑶池，会见西王母。瑶池的具体位置，有“天山天池”、“黑海”、“里海”甚至“地中海”之说，穆天子会见西王母之事一直也以神话的形式流传于后世。但是，根据目前中亚出土的史前时期中原丝制品、漆器等考古发现，可以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中西之间的交往远远超出人们的传统想象，穆天子和西王母在中亚地区作为西域人物而存在，也不是不可能的。
从族群迁徙来看，西域是族群迁徙最为频繁的地区。公元前2000年前，印欧人开始向东迁徙，形成了典型的“克尔木齐文化”。这些以墓地石人为代表的青铜时代的文化一直延续到天山东部的哈密、伊吾、巴里坤等地；家马最初也是由古代印欧人在南俄草原的黑海——里海北岸驯化成功，此后这些早期的印欧人设计出了两轮、四轮的马车及马拉战车，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迁徙的速度，拓展了族群传播的广度。小河、古墓沟墓地文化，是目前较早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印欧人的遗存；至公元前1500年，一支雅利安人从中亚草原先后征服迈锡尼、米底、波斯三大王朝，另一支雅利安人远征印度河，开创了印度的雅利安时代，并将印度原土著德拉维人打入了种姓制度的深渊；而中亚草原雅利安本土兴起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向东推进，迫使另外一批吐火罗人从阿尔泰山、天山南下进入塔里木盆地，形成“新塔拉文化”和“尼雅北方青铜文化”等绿洲文明。所以，学界认为对于塔里木地区族群迁徙的研究来讲，塔里木地区的绿洲文明，至少要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写起。(1)
从史前时期的贸易来看，虽然还没有开辟出影响后世的丝绸之路，但是“玉石之路”、“黄金之路”已经开启。在世界文化史上，西方“重金”而中国“尚玉”，西方少蚕丝制品而中国少玻璃制品。这样，在丝绸之路的交通史上，“玉石、玻璃东传”和“丝绸、黄金西去”就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业行为，并引起公元前519年大流士东征和公元前322年亚历山大进入中亚、南亚地区。与此同时，先秦时期中原士人为求得昆仑之玉而奔走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先秦思想家尸子对此慨然叹曰：“玉者，色不如雪，泽不如雨，润不如膏，光不如烛。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返，百人往，十人至。中国覆十万之师，解三千之围。”(2)
由此可见，西域地区因为商业贸易引起了大规模的人群流动。而亚历山大大帝将地中海的文明广泛传播到中亚、南亚地区，每到一地，亚历山大就建立具有希腊风格的城池和建筑雕塑，大批的希腊人也留居下来。因此，无论是传说中的人物，还是早在丝绸之路开辟前就活跃于西域的将士、商人、移民等流动人群，他们共同谱写了西域的史前史。
自张骞“凿空”西域后，西域从传说中的“西王母之地”，成为“断匈奴右臂”之地和获得“汗血宝马”之地。张骞是有文字记载的最初通西域的人物，他两次出使西域，“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带回了西域数十国的历史地理信息，让汉武帝对遥远的西域有了具体的意象认知。他的汇报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这也是最早的一份关于西域较为详实的文字记载。
张骞“凿空”西域后不久，汉武帝就发动了反击匈奴的战争，最重要的战役当属“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西汉乘胜于河南设立朔方郡，在河西走廊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开辟了中原和西域交流的通道，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3)，汉匈局势由此得以扭转。
武帝接连攻楼兰、伐姑师，“汉列亭障至玉门”，李广利伐大宛一战更使得亭障一直修至盐水（今罗布泊）。宣帝时匈奴日逐王降汉，汉遣使者郑吉迎降，从此结束了匈奴在西域一统的局面；政治上，汉朝通过设置西域都护府进行管理，西域都护不仅是西域的最高长官，更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权力的代表，职责是护卫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督察乌孙（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在西域都护府的管理经营之下，采用屯田与戍边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在仑头（今轮台）、渠犁等地开展屯田。自武帝以来，经桑弘羊、赵充国等人的倡导，赖丹、郑吉、常惠等人的力行，西域屯垦卓有成效。由此，西汉不仅实现了对西域的有效统辖，更将乌孙等国纳入了西汉北部边防的前沿阵地，为西北边疆的局势奠定了更为稳固的基础。
东汉时期的西域人物有着特殊的人格魅力。东汉政府在经营西域时政策摇摆不定，“三绝三通”西域就是最好的明证。一系列英雄谱系构成了东汉中央政府经略西域的历史，从坐守孤城、数定疏勒的耿恭，到西域履职数十年的班超、班勇父子，无不体现了边臣边吏的人格魅力和个人能力。在这一时期，经营西域的人物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的“以夷制夷”与“宽严并济”相结合的战略，不仅成为治理边疆的不二法门，也是长久治理西域的重要方式。
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年间，是社会动荡、民族分裂融合的历史时期。由于中原地区并未出现稳定而强盛的统一政权，因此对西域的影响力大为下降。但是靠近西域的多数中原政权与高昌、龟兹等交往密切，出现了诸如前凉的李柏和张轨、西凉的李暠、麴氏高昌国的张雄等人，在西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虽然中原分裂，但与西域的交往并行不悖。粟特商人的崛起和东迁，在西域形成了众多粟特聚落，他们几乎垄断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勾画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雍容大度的时代，也是治理西域的黄金时期，从帝王将相到文人骚客，仁人志士奔赴西域，体现了大国远略雄心的进取与包容。“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是中原与西域商贸往来最常见的场景。隋唐时期视“华夷为一体”，对西域战略更加实际有效，西域人物的形象更为鲜明。
隋朝经略西域的杰出人物是裴矩。隋初，突厥汗国取代柔然在北方崛起，《周书·突厥传》记载其辖境“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对隋朝北部边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由于国祚初定，文帝时期与西域的交往仅限于使者间往来。到了隋炀帝时期，隋朝才真正开始了经营西域的活动，裴矩由此登上了经略西域的舞台。裴矩深谙隋炀帝“方勤远略，欲吞并夷狄”的远略雄心，因此尽力搜集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风俗及山川险易、军长姓族、物产服章”情况，撰写成三卷本的《西域图记》。《西域图记》记载了西域诸国的山川险易，并“别造地图，穷其要害”、“纵横所亘，将二万里”，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裴矩的另一精彩事迹是大业五年（609年）在张掖策划的一场别开生面的“西域博览会”，隋炀帝亲自参加，宴请丝绸之路沿途二十七国王臣。大家“佩金玉、穿锦屐”，焚香奏乐，歌舞噪喧，武威、张掖百姓列道欢迎，“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皆督课之，乘骑填咽，周亘数十里”，充分体现了隋朝对西域的重视。
唐代是经营西域的高峰时期，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传播大唐文明的重要通道。直到今天，“唐人”还是中华民族在境外的广泛称谓，这与唐代在西域的成功经营密不可分。《剑桥中国隋唐史》认为：“通往中亚和西方的各条路线对隋唐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们是当然的通商通道，中国人就是通过他们出口丝织品以换取种类繁多的外国货的，但当时中国处于世界主义思想极为盛行的时期，也是对外思想文化联系的重要环节……为了确保这条中亚通道，隋和唐都向西扩张，到7世纪60年代，中国的力量在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伊犁河流域已经牢牢扎了根。”(4)唐在西域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安西四镇”如同西域锁钥，威震吐蕃和突厥。王孝杰、苏定方、郭孝恪、王方翼、封常清、高仙芝等在这片广袤的地域领兵作战、纵横驰骋，将西域与中原密切联系在一起。
高仙芝是一位性格鲜明、作战勇猛的战将，他一生历经数次重要战役，如小勃律战役、怛逻斯之战、潼关保卫战等，都与大唐帝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在这几次战役中，小勃律战役堪称经典。天宝六载（747年），玄宗派遣高仙芝以步骑一万出征小勃律，途中翻越“春夏飘雪，昼夜飘风”的葱岭，经百余日的行程，率唐军自安西出其不意地抵达特勒满川，平定了小勃律叛乱。但是此后的怛逻斯之战，由于高仙芝的误判，没能继续小勃律战役的辉煌，成为唐朝在西域经略的转折点。
唐代的西域人物，有着典型的繁荣发展的时代印迹以及乐观主义情怀，展现出包举宇内的大唐气象。“功名只向马上取”，边塞诗人岑参把自己的雄心和西域的生活经历融合在一起，达到盛唐边塞诗创作的高峰，其脍炙人口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等诗句，将西域浩瀚壮丽之景和金戈铁马驰走边塞的场面展现出来，这是其他时代写意边塞少有的胸怀和气魄。
唐朝继续发展屯戍事业，郭孝恪、苏定方、裴行俭等人积极组织士兵在西域进行屯田，与吐蕃等势力争夺西域的军事将领王方翼、王孝杰、郭元振、郭虔瓘等，都深刻体会到屯田养兵的重要性，出任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的官员们也都重视屯垦戍边，制定相应的措施鼓励屯垦。
此外，还有大量烽戍之人，他们在丝绸之路沿途长年累月、默默无闻地劳作，使得西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资治通鉴》甚至认为“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安史之乱后，后人对唐朝盛世仍然念念不忘，怀念包括西域在内的大唐富庶。《太平广记·东城老父传》载：“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
宋与元两个时代是中原与西域关系两极化的时期。宋朝是开拓不足、守业艰难的一个时代，由游牧民族建立的辽、金、西夏政权将中原通往西域传统的河西走廊、北方草原等官方路线几乎全部封堵，所以宋代与西域少有官方交往。但也有僧侣赴天竺求法，尤以继业和行勤的西行较有代表性。另有宋朝使节王延德带领使团历时一年，行程一万五千里，到达高昌；而同时期的辽国，则在西域影响深远。辽国是由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其军事力量威慑西域，影响力极大。辽国灭亡后，残余力量在中亚建立的西辽国，继续着这种影响，中亚、西亚与东欧等地区甚至将“契丹”视为中国的称谓。
宋辽金时期的西域人物寥若晨星，西域当地人物得以显山露水，如大宝于阗王李圣天、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及其名著《突厥语大词典》等。李圣天虽贵为于阗王，但是仍然不断派使觐宋，与宋朝保持了很长时间的联系。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是维吾尔族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用阿拉伯语注释突厥语词的词典，完成于11世纪70年代。《突厥语大词典》深深植根于维吾尔族的古老文化之中，是中世纪维吾尔族文化高度发展所结出的丰硕成果，是我国维吾尔族人民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的又一突出贡献。
元代是蒙古贵族统治的时期。蒙古兴起于北部蒙古草原，在短暂的时间内，以忽必烈、哲别和速不台为代表的军事首领从蒙古草原一直进军到多瑙河流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元代将更广大的西域地区甚至包括整个欧亚大陆连为一体，也成就了这一时期西域的军事人物、科技人物、宗教人物以及屯戍人物。
蒙古人颠覆了世界史，更直接地影响到世界历史的叙述方式。在21世纪的全球史叙述中，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发现交往的价值和人物的魅力，成吉思汗的形象已经从嗜血的野蛮人被重塑成为一位具有全球视野的政治家。蒙古帝国将欧亚大陆前所未有地连结在了一起，使得从东亚到黑海、地中海的道路畅通无阻。东方的丘处机在向西域行进的过程为撰写《长春真人西游记》积累了素材，綦公直、李进在西域的活动也是忽必烈为反对内部分裂、固守天山南北所做的最后尝试。蒙古帝国时期也向欧洲传教士和商人打开了中原大门。1298年，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热那亚的监狱里向一位意大利传奇小说家口述往事时提到，中国是“黄金遍地、香料盈野”的地方。就此成书的《马可波罗行纪》不仅成为西方了解东方的一扇窗口，而且还激发了哥伦布等更为深远的探险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元代的西域人物是世界性的，影响了世界东西方几代人的探索方向和奋斗历程。
“嘉峪关外，并称西域。”明代对于西域甚至整个边疆地区一直处于保守紧缩的态势，这或许是情势所驱，也或许是小农出身的太祖守成基因使然。在西域，中央政府除初期直接控制管辖的哈密卫之外，再无心西去。甚至到成化至嘉靖年间，“太祖定陕西、甘肃诸镇，嘉峪关以西置不问”，明朝不得不迁沙州卫于关内，弃敦煌于嘉峪关外。
明代虽然在西域的政治、军事乏善可陈，但也努力紧跟世界的步伐。其中，民间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一切的外来事物保持着新奇和向往，使者对西域的到访和相关描述体现了明朝上层政治结构与民间社会的剥离，使得士大夫的认识远超庙堂。太祖时期出使西域的陈德文，历经十二年，“采诸方风俗作为歌诗”。后又有陈诚三次出使西域，并且“悉详其山川、人物、风俗”，使得当时政府对西域诸国有了具体的认知。明朝曾多次派遣使臣连通西域诸国，如乔来喜、邓诚、傅安等，在互通信息中保持着内在的联系。
清代对于远在西域的“回部”和“准部”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西域的治理几乎贯穿了整个朝代。康熙帝曾三次御驾亲征，大败准部首领噶尔丹。其后乾隆帝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最后统一。几次大规模的战役也让清政府认识到西域地域玄远的困境，屯垦戍边事业随之蓬勃发展起来。美国学者米华健在《丝绸之路》中说道：“清朝把大草原包围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消灭了独立的欧亚内陆游牧国家，是因为清朝出色的交通和后勤能力。”(5)
这种“出色的后勤能力”不仅来源于清朝经营西域的大国雄心，更是来自于这些屯田戍边的人物。“新疆回屯第一人”额敏和卓带领维吾尔族人民兴办了清朝在西域最早的回屯——塔勒纳沁屯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月，清政府为了更有效地治理新疆，完善了新疆的军府制，设置了伊犁将军府，统领天山南北：“凡乌鲁木齐、巴里坤所有满洲、索伦、察哈尔、绿旗官兵，皆听将军总统调遣。自回部与伊犁相通、自叶尔羌、喀什噶尔至哈密等处驻扎官兵，亦归将军兼管。”首位伊犁将军明瑞上任之后非常重视屯垦戍边的战略，同时，他还主持修建了惠远、惠宁两城，安置了自东北地区迁徙而来的察哈尔、锡伯族的士兵和家眷，形成了“以城带屯”的模式，完善了伊犁地区的防御体系。此后这种携带眷属屯田驻防的模式也开始大力推广。曾四任伊犁将军的阿勒图妥善安置了东归的土尔扈特人后，也鼓励陕甘一带的居民移居到伊犁一带进行屯田。在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屯田事业获得了稳定持续的发展。令人称道的是，这位伊犁将军也重视双语教育，例如满族旗学的学生不仅要学习自家的典籍，也要学习蒙文和汉文，尤其需掌握和运用汉文的儒家经典，这都促进了新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原本落后的新疆在西域地区杰出人物的共同努力下正发展得轰轰烈烈之时，欧洲经过工业革命的淬炼也日新月异。马可·波罗关于富庶东方的传说依然盛行，但传说中“遍地黄金、香料盈野”的东方中国却在此时陷入了僵化、冰冷的泥淖。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农历八月十三日，英国人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的使团出使中国，在凌晨3点伴着清冷的夜色向着高大巷深的皇宫进发时，其内心一定是忐忑而充满期待的。这次面见中国皇帝，他希望能在通商问题上有所收获。但在虚无的礼仪之争中，呈现出的是一群愚昧的君臣和一个保守落后的国度。这时的世界是火热奔放的，而清朝却是冰冷僵硬的，纵然有柔软的一面，也脆弱到不堪一击。
此时距离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和抗英战争不过半个世纪，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贬戍新疆。路过西安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由于武器的落后，“即便是换上岳飞、关云长，我们也不是人家的对手”。西行的林则徐离开冰冷的京城来到新疆，他惊讶地发现新疆的火热，这种火热与边臣边吏、贬戍士人和地方王公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正在这片土地上热火朝天地建设着新的家园。新疆的生动局面唤起了林则徐虎门销烟时的热情，在勘察新疆地亩的忙碌中逐渐淡化了内心的哀伤。林则徐作为鸦片战争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敏锐地觉察到近邻俄罗斯的险恶贪婪，提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这是源自这片火热的土地上最冷静而振聋发聩的警示。林则徐一语成谶，同治年间，沙俄的侵略使新疆变成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部分。1876年，那个性格直率的左宗棠在“海防”、“塞防”的争论中毅然收复了新疆，后人评价说，“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次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在边疆地区获得的最大胜利”。
新疆的热情与温度也成就了纪晓岚、张荫桓等文人异乎寻常的诗歌境界。我们已经习惯于在边塞诗的异域风情中，去臆想那些令我们好奇且惊心动魄的边塞生活，却从没有想到在这些贬谪西域的文人墨客心中，既有着贬戍苦寒之地的落魄，又有着对于建功立业的热情向往。新疆慷慨地收留了他们，包容了他们的个性和才情，那些在京城从未有过的新鲜和热情扑面而来。他们在新疆创作的精彩诗篇，不仅是他们才华的释放，更是新疆群体人物人生热度的迸发。
从汉代到清朝，在长达两千余年治理西域的历史长河中，西域地区的杰出人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以超乎寻常的独特个性，在西域这片土地上挥洒汗水，必定也是为西域的地大物博和治理有度所吸引。班超曾对继任者任尚特意提到西域地区的杰出人物和沿途绿洲城邦的特殊性：“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严苛，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也就是说，西域地区的杰出人物大多有着非同常人的经历，在管理上不能因循守旧。而恰恰正是这些不同寻常的西域地区的杰出人物，常常改变着西域的历史发展轨迹。
萧伯纳曾说：“理性的人使自身适应世界，非理性的人使世界适应自身。因此，只有通过非理性的人才能实现改变世界。”这既是对西域地区的杰出人物改变世界的褒奖，也是对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心路历程和复杂情感的理解与敬重。
张安福
2018年9月3日
(1) 新疆考古所：《新疆和硕新塔拉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
(2) 《二十二子·尸子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0页。
(3)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11页。
(4) ［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5) ［美］米华健：《丝绸之路》，马睿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