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清华大学国学院　刘迎胜

当今欧美学界有关亚洲研究中，有几个与我国所习用的西域联系又相区别的地理或地缘政治概念，即“内陆欧亚”（Inner Eurasia）、“中亚”（Central Asia）、“内陆亚洲”（Inner Asia，简称内亚）和“高地亚洲”（La Haute Asie）等。这些概念皆已传入中国，为学界所用。

其中“内陆欧亚”的地理范围最广，大致东起我国大兴安岭，西越乌拉尔山，北至北极圈，南达我国长城、昆仑山脉及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诸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苏联瓦解以来，美国哈佛大学设立了一个新研究方向，专攻“中部欧亚”（Central Eurasia），其地理覆盖面要小于“内陆欧亚”，几乎专指苏联瓦解后东欧部分以外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如高加索地区和独联体中亚。此外，研究亚洲北部游牧民族学界也常使用“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的概念，指从蒙古高原开始向西分布的我国天山以北、哈萨克斯坦、乌拉尔河、伏尔加河以及顿河流域的草原。上述这些概念的共同核心是“欧亚”（Eurasia），即亚、欧两大洲的连接处及其毗邻地带。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出版集刊就题曰《欧亚研究》（Eurasian Studies）。

“中亚”的含义有广与狭两种，广义的“中亚”指伊朗西部与阿富汗、独联体中亚五国、蒙古国与我国新疆、西藏、青海、内蒙西部与河西走廊，基本相当于“高地亚洲”和“内亚”；狭义的中亚主要指独联体中亚五国，不包括我国新疆。

上述所有这些概念都源自欧美，虽然各有不同，但也有共同点，即均指欧亚大陆中部远离海洋，自然降水较少的地域。这一地域从北向南，苔原、森林、草原和荒漠、绿洲为其基本地貌。

我国自古习用的西域（the Western Regions）的称谓，据目前文献起于西汉初。汉以前的中原人如何称呼西域，尚不得而知。汉代将西域分为南北两部分，大体以天山为界，南称“城郭诸国”，北称“行国”。

所谓“城郭诸国”指绿洲农耕区的政权，相当于今吐鲁番（当时称车师）和南疆。西域，也包括整个中亚（或内亚、高地亚洲以及内陆欧亚），因地处内陆，远离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季风形成的暖湿气流影响区，其地滋养生命的主要水源是高山雪水融化形成的长短各异内陆河，这些河流因水量不足，且距海岸过于遥远，皆不入海，其下游最终消失在荒漠中，形成沼泽区。这种沼泽被人类开垦后成为绿洲。在古代我国西域绿洲的主要水源是塔里木河及其各支流，如和田河，和其他内陆河如车尔臣河等。绿洲居民以农业为生，世代定居，故称“城郭诸国”。

行国指天山中和天山以北草原的游牧部落的政权。天山是一座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南北宽度也很大，分为几个山系，山中有肥美的山区草场。天山以北隔准噶尔盆地是阿尔泰山，山北为蒙古高原西端。阿尔泰山南北也分布着不同的山区草原。清代以前，天山以北主要是游牧民族，如匈奴、铁勒、突厥、回鹘活动的地域。游牧民族以放牧牲畜为主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故而其政权称为“行国”。

汉以后，西域这个术语继续使用，但其地理覆盖范围在史籍中随时代而异，也有宽窄两种，广义的西域基本泛指河西走廊以西的广大地域，略与欧美学界的“内陆欧亚”、“内陆亚洲”与“高地亚洲”的西部相当，而狭义的西域基本同今之新疆。

本书的西域叙事主要指新疆，间或包括其毗邻地区，如西汉之张骞出使大月氏与乌孙，陈汤平定北匈奴，东汉的甘英出使安息，求法僧法显、宋云、玄奘的旅行和文成公主与吐蕃的和亲等，也就是说基本上讲的是狭义的西域。我们下面所讲的西域也沿袭这一层意义。

西域进入中国版图始于西汉，此后在十六国、北朝、隋唐和辽、元、清各代，中央王朝对这里进行着直接或间接管治，而先后统治过西域全境或部分地区的匈奴、铁勒、西突厥、哈剌汗朝（本书称喀喇汗朝）、高昌回鹘、西辽、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别十八里、叶儿羌汗国、准噶尔与回部等，也都是我国地方性民族政权。因此，西域研究从来都是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方向。1990年我在中亚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时，在哈萨克斯坦遇到正在开始对当地汉代塞种、乌孙遗址进行发掘的美国加州大学的考古团队。他们对我说，在来到中亚以前对这里的古代历史一无所知，从未想到两千余年前中国的边界竟然已经推进这么遥远的地方，来了之后才发现记载塞种与乌孙的主要史料居然主要为汉文文献。

中国的东面是西太平洋，北面是大漠，西南是青藏高原。中华民族的先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向西发展，与西域居民建立密切联系，使古代中国得以走出东亚。回顾光荣祖先所迈出的关键步伐而造就雄踞亚洲的世界大国的进程，西域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以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怎么评介也不过分的。今天中国在亚洲国际事务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与西域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分不开的。所以如果要对国民进行历史教育，向社会大众普及历史知识，西域的民族、历史、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对于学术界和出版界来说，多写多出有关西域历史文化的普及读物，对我国青年一代正确认识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的发展史，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张安福教授及其团队为撰写本书数年如一日地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社里的编辑也付出了多年心血，现在终于要面世了。

翻阅书稿，我觉得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全书叙述以人为基本线索，由远及近，通过介绍一个个在西域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使干枯历史变得鲜活。虽然当代西方一些新潮史家兴起一股扩大历史讲述范围的运动，把大爆炸宇宙起始和太阳系形成也纳入历史学的范围，但其实仍然不能撼动中外史学界的以人为关注重点的传统。中国传统史家素以年代、氏族、地理与职官为治史切入点，而人则是其核心。本书是一部普及性读物，其对象是社会大众。对普通读者来说，阅读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知识。而普及西域历史，讲述在西域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人物的事迹当然是最好的途径。

本书作者所选者，既包括有官方身份的人物，如官员、使臣、将吏与和亲远嫁的贵族女子，也有普通人，如学者、求法僧、乐师、画师等。作者在介绍其生平时，不但歌颂了他们的功绩，也描述了他们的悲哀，展现了历史的多面性，而读者则可以通过书中人物及其与之有关的史事，了解西域两千年发展史的基本框架，这是本书的成功之处。

中国是西域历史的主角，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细心的读者也许注意到，若论书中人物的族属，会发现本书唐以前的人物以汉人居多，唐以后的则兄弟民族人物大增。为什么会这样的现象呢？是作者选择的结果，还是某种历史原因使然？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以汉、唐、元、清四朝为代表，其疆域皆包括西域。而推动历史上中国疆域形成主要群体（或主角）有两个，一是中原、江南农耕区的汉族，二是边疆民族，特别是北方民族。

在上述四个大一统王朝中，汉、唐两代是汉族建立的，其国力的基础是长城以南的东亚大陆农耕文化，而其发展模式基本是以汉地为中心，向四边扩展，也就是说，从中原向四周。因此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文献中记载的活跃于西域历史上的人物中有许多是汉人。

第二种疆域形成模式是从边疆向中原发展，具体来讲就是从北方草原向汉地农耕区发展。在现代生产力出现之前，中原农耕区政权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角力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两次北方民族占据华北半壁江山的时期：一是从十六国至隋统一，二是五代与辽、金。在这两个时期，入居汉地的北方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终于导致新时代的到来，即在游牧民族的马力与汉地农耕文化的结合之下，产生了北方民族主导的元、清两代，也就是说元、清两朝代表的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从内陆亚洲边疆向中原发展的模式。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活跃在西域历史舞台上的兄弟民族人物的身影越来越多，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真实进程，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真切写照。

在西域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很多，而书的容量则有限，因此在叙述时有时难以面面俱到。尽管如此，有些遗漏的重要且已为学界熟知的人物及其事迹，如西汉时冯嫽、唐代宰相贾耽及其《皇华四达记》、高仙芝军中怛罗斯战败后被大食俘获的杜环及其《经行记》、元初杀西辽少监投向成吉思汗的畏兀儿亦都护把而术阿而忒的斤、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耶律楚材及其《西游录》、受成吉思汗命追击花剌子模沙的大将哲别与速不台、蒙哥汗时赴波斯的使臣刘郁及记其行程的《西使记》、留下元世祖朝初西域记录的耶律希亮以及清代徐松及其《西域水道记》等，如果有机会今后再版时能补入，相信定会使本书增彩。

西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明、西亚与欧洲的文明、北亚的草原文明与中原的汉地文明在这里汇聚，因此也是各国人民互动往来的舞台。从这个角度讲，既要看到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和经营，即从东向西的观察，也要有从西向东的视角，甚至以西域为立足点来看待这里与中原及四邻的关系。在这个框架下，如果能加上若干途经此地东行的西来人物，如亚美尼亚的海屯国王、马可波罗、明永乐间沙哈鲁国王的使团、近代西域“探险家”和瓦力汗诺夫等，甚至在中亚西部游历的摩洛哥游行家伊本拔图塔和西班牙国王的使臣克拉维约等人的事迹，对丰富读者的知识应当是有益的。

多元文化的西域的重要特征是这里通行过多种文字，有过多种宗教，近代以来欧美日本的研究相当多。如果在参考书目中有所展示，必有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使读者能更全面地认识西域。

2019年12月写于南京仙鹤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