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败与堕落

如果读者真的从未疑心过风景绘画绝不是什么美好、正确、健康的工作，那么，我会非常抱歉让他产生了疑心……如果他已经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疑心，那我真该为此而高兴，而不是悲哀……关于这一点，如果没有非常精确的考察，我们无权假设这是一种杰出的变化。我们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区别于我们之前存在的所有伟大种族，这个简单的事实并不能马上被当作我们自身之卓越的证据。

——罗斯金《风景的新奇性》（On the Novelty of Landscape）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风景画运动的高峰期，南太平洋上的岛屿和更广阔的澳大利亚大陆，被证实为最易受到不列颠海军的“橡树”攻击的“领域”。从1768年库克船长的第一次航行到1831年达尔文乘坐小猎犬号的航行，英国在南太平洋上建立起无敌的海上霸权，并培育了许多能发展成独立的英语国家的殖民地。轻松的征服对于理解风景而言具有特殊意义。不同于印度、中国或者中东等殖民地，南太平洋没有能反抗殖民力量的，古老的、都市化的帝国文明或者军事组织。不同于非洲，南太平洋很少有不列颠的“橡树”难以接近的大陆。^[43]不同于北美洲，南太平洋也没有迅速发展出要成为帝国、都市中心的独立要求。^[44]用马歇尔·萨林的话说，文化分散的波利尼西亚群岛是“历史的群岛”，是史前和开化前的人类在“自然国度”中的最后一块避难所。^[45]因此，南太平洋为欧洲帝国主义的幻想提供了一块空白，在这里欧洲的风景传统得以发挥作用，并且未受到“本土”的抵抗。这些传统的“自然性”在一个被理解为自然的国度的真实地方得到了确认。

伯纳德·史密斯的《南太平洋中的欧洲视野》（European Vision in the South Pacific）以百科全书式的细节记载了这一过程，并指出一些特定的地方是如何被迅速地融入到欧洲的风景传统之中。比如，塔希提被描绘为克劳德·洛兰式的阿卡迪亚天堂，而通过模仿萨尔瓦托·洛萨，有着毛利“强盗”的新西兰被描绘为浪漫的荒野。^[46]澳大利亚有一点难以编撰，不是因为什么本土的反抗（澳大利亚的土著可能比南太平洋任何其他民族更快地被征服和清除），而是因为英国自己对希望在这片土地上看到什么感到矛盾——是一个关押着流放囚犯的可怕、荒凉的监狱，还是对殖民者来说吸引人的牧歌景色。^[47]但是史密斯对南太平洋风景发展过程的描述说明了，关于恰当的再现形式与殖民风景的“独立性”或“他性”的矛盾心理，是其被感知的自然之构成部分。史密斯这样概述他的书所要讲述的故事：

太平洋的开发……是19世纪价值世界里有助于浪漫主义和科学胜利的因素之一。同时可以看出，太平洋的发现是如何在某些领域对新古典主义形成挑战的。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太平洋的开发对风景绘画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生物学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因为这两个领域提供了便利却又相异的平台，来观察太平洋世界如何刺激了欧洲关于自然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思想。风景画的理论和实践把自然看成是模仿和表现的对象，生物学则把自然看成是哲学思考的对象。^[48]

欧洲视野的矛盾（“浪漫”与“科学”，“新古典主义”与“生物学观念”，“模仿和表现”与“哲学思考”）被纳入到一种进步的辉格党的叙述中得以调和。这种叙述克服了用科学、理性和自然主义再现等手段来征服太平洋的过程中的所有矛盾。史密斯关于风景画的描述的关键点在于“勇敢地尝试突破新古典主义原则，转而用自然的眼光作画”。^[49]史密斯把太平洋看成一个将被“开发”、“发现”，被建构成科学与艺术再现对象的空间区域。它为欧洲思想的内在展开，即克服自身对技巧和传统的依赖，保留了所有的“挑战”和历史的、时间的运动。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南太平洋，而是欧洲的帝国“视野”。帝国“视野”是朝向风景的辩证运动，而风景被看成是对自然的自然主义再现。

帝国终将走到末日，仅留下遗迹和废墟。就在罗斯金赞美风景的“新奇性”时，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他质疑，在创作一种图画（以及相应感情）以揭示我们“区别于我们之前存在的所有伟大种族”时，“我们是否有合理的理由因此自满”？^[50]肯尼思·克拉克说，在19世纪自然宗教中，“风景画和所有的艺术形式一样，是一种信仰行为”，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51]对克拉克而言，抽象绘画是风景画的后继者，是其反摹仿倾向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或许我们最好认为，抽象这种20世纪国际的、帝国的风格，用其他的方法完成了风景画的任务。^[52]更有可能，风景画的“终点”与我们一直追溯的“起源”和发展逻辑一样，仅仅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但无疑，在欧洲帝国主义的伟大时代里逐步形成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景画，现在好像已经枯竭了，至少从严肃绘画的目的来看是如此。^[53]传统的18和19世纪风景习俗如今已成为媚俗的贮藏品的一部分，在业余绘画、明信片、跟团旅游和预设感情中无休止地复制着。这并不意味着美丽的景色已经失去了打动人心的能力。恰恰相反，更多人欣赏风景之美，正是因为他们如此远离风景。现在风景比以前更加珍贵——像濒临灭绝的物种，要远离文明却又不得不受到文明的保护，被安全地保护在博物馆、公园以及正在不断缩小的“荒野地带”中。就像帝国主义，风景在后殖民和后现代的时代里成为怀旧的对象，反映出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时都市文化能够在无尽的占有与征服的无限“前景”中想象它的命运。

在本文的最后，我想通过后殖民理论的“后视镜”来考察两种帝国风景，它们以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展示了风景的“珍贵”和“濒危”状态。首先是新西兰，这片土地几乎与原始的自然美同义，这个国家主要的商品就是展现与再现的风景。第二个是“圣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争夺的领土。很难想象比这距离更远的两处风景——不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文化/政治的重要性上。新西兰处在欧洲帝国主义的外围，是大英帝国最后也最偏远的边区。它是一个未被玷污的天堂，19世纪对理想的、如画的和浪漫的风景的幻想在这里似乎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圣地”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帝国争斗的中心；这里的风景是伤痕累累的羊皮纸，一个比地球上任何地区更频繁地被征服国“掠夺”的天堂。这两种风景的并置可能有助于显示在殖民风景中，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在两个极点或者对跖点之间，帝国风景的全球特征可以被映射到（比如）非洲、印度、中国、美洲和南太平洋。但是，比任何全球映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对特定殖民风景的细读不仅能帮我们看到通过帝国的再现而对一个地方的成功统治，还能让我们看到从内部和外部抵抗帝国的迹象。就像所有在后视镜中框定的景象，这些风景可能比表面上更接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