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战国时期的终结
下克上与对太平的期待
本书从一六〇〇年（庆长五年）的关原合战开始，在此之前简述战国时期的终结，让读者做好准备，去关注、迎接新的时代。
战国时期的外在表现是无休止的下克上的狂潮。处于社会底层地位的人，无视传统的上下关系和分担职务的制度，蔑视上级，将其驱逐，以夺取权力，这种现象从镰仓末期开始日益显著。邪恶势力集团、婆娑罗的大名[1]、庄家一揆[2]、德政一揆[3]等，也可以视为下克上。进入战国时期，家臣篡夺主君地位的事件屡屡发生。在武士家族中，为了夺得权力，父子、兄弟间不惜互相驱逐、残杀。战国时期不单是群雄之间横向对立，互相争夺霸权，而且还有企图迅速往上攀爬的纵向的下克上斗争。所谓“乱世”，与其说是割据，倒不如说是下克上更加贴切。
登上了权力高峰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也都是下克上的代表人物。信长军队扩充过程中的下克上，有织田家族中的争权夺利、驱逐室町将军足利义昭等。秀吉也是从低层攀上最高层的。他就像鲤鱼跃龙门似的节节上升，渐次独揽了朝廷中的最高官位，夺得相当于独掌朝廷的地位。
信长顽固对抗的一向一揆，以本愿寺为集结中心，与反信长派的大名联手，形成战国时期的一股军事力量。这些信徒们曾在室町时代末期，消灭了守护[4]富樫政亲，建立了“农民拥有的国家”。就像这个口号所显示的那样，这是一个下克上的宗教团体。秀吉作为信长的部将，与一向一揆交战。一五六三年（永禄六年），信长的盟友德川家康在三河国（今爱知县东部）与一向一揆交战。三河国的一向一揆，是因反抗家康侵犯了“禁止闯入寺内权”而爆发的，连家康的家臣们也分裂为两大阵营，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家康企图离间武士和农民信徒之间的关系，千辛万苦才度过了这场危机。
在战国大名与一向一揆的势力圈内，在战国大名与一向宗暴动的势力圈内，农村中的町与村，都出现了称为“村中众议”的自治组织，他们可以自主的运营事务，以自我救助的方式解决内部纷争以及与外界发生的摩擦，同时打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另外，还有在生活上的利益关系中，围绕着灌溉用水的水池、河流，采集燃料、肥料、建筑材料的山野所有权而产生的争执频频发生，大小争斗不断。而制裁所依据的制度及法律都是旧有的条文，远远无法应付这样的局面，执行调停及处罚违规行为的法则也变得失去约束力。此外，还有来自外部的斗争、领主之间的争斗，它们形成一股巨大压力，危及村镇的存亡，这些地方一旦成为战场，人们甚至会被掳劫，成为买卖的对象。
在这样的战国时期，农民阶层、武士阶层的骚动，会演变成大规模的交战，并蔓延至整个社会，发展为下克上的局面。然而最底层的社会对太平的渴望变得日渐强烈，人们希望停止骚乱与战争。大名治理自己的藩领地，并非单纯出于争夺天下的野心，其中也反映出民众对太平的渴望。战国大名经营领地，目的是要富国强兵。想要富国，就要裁决领土内的纷争与是非曲直，还得履行政府的职责，其表现方式就是“分国法”[5]，也有大名容许提出控告非法行为的诉讼状。
受民众对太平渴望的驱动，实力雄厚的大名之间的霸权争夺战变得更加激烈，日本国产铁炮[6]的出现，加速了争霸战逐步走向终结。战争的胜负不单是依靠铁炮，枪炮声赋予战场紧张感，同时还引发了一场为夺取胜利的技术革新。一五七〇年开始的大约二十年里，元龟天正年间的争霸战成为战国时期的最后阶段：室町幕府、武田一族、织田信长相继走向灭亡。使人眼花缭乱的权力交替的戏剧，就像雪崩似的把天下推向统一。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交替统治天下。正如狂歌所咏：
织田捣糯米，
羽柴（秀吉）做年糕，
坐享其成的是家康。
从渴望太平的民众角度来看，这三位统治者虽然个性不同，但都对天下做出了会带来一个太平盛世的承诺。“捣糯米”“做年糕”“坐天下”就是实现太平的三个阶段。
织田信长将口号“天下布武”刻成印章，向全国宣布以武力平定天下的志向。秀吉作为关白，发出禁止私斗的命令“惣无事令”，对于易于发展为一揆的农民，则发出了没收武器的“刀狩令”，农民“专心耕作，便可保障子孙世代相传”。家康作为征夷大将军，准许农民在领主、地方官员有非法行为时，直接提交诉讼状，并禁止领主无故杀害农民。
尽管三位将军夺取天下的野心都一样，但在他们统一天下的愿望之中，也融合了万民之声。他们都摆出一副要逐步实现太平理想的姿态，然而，这种“实现天下太平与保护天下民众”的承诺，受到了来自政权事无巨细的干涉。最后的结果是，幕府实行了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截然分开的“兵农分离制”，并且用世袭身份制将所有社会成员的整个家族都纳入一张大网，把众人划分出上下等级与贵贱。幕府就这样替换了当初许下的“实现天下太平与保护天下民众”的诺言。
为江户时代奠定基础的技术与经济
战国时期的人们全力投入交战、骚动、纷争，同时还要经营自己的生产、生活，参加传统节日活动、祭祀典礼。多亏技术与经济都在发生变化，可以加速收拾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积聚起通往江户时代的社会条件。如果不懂得以上事实，我们对战乱的中世与和平的近世的认识就会发生断裂，从而错误地认为从乱世到治世的过渡，只是依靠统治者的聪明才智而已。
加快结束霸权争夺战的，首先要提到一直备受关注的铁炮。一五七五年（天正三年）的长篠之战中，信长与家康的联军以马栅栏阻挡武田胜赖的骑兵，铁炮齐发，重创敌军。有人认为，这是整体兵力悬殊的缘故（信长有三万八千兵力，武田只有一万五千兵力），铁炮并非决定性要素。话虽如此，有组织地使用铁炮这一点，是划时代的创举。此后，铁炮成了交战中不可或缺的武器；直接攻击城堡、箭楼、武器库，则多用称为石火矢（射石炮）的大石头炮。
铁炮在日本古代泛指火器，是使用火药发射弹丸的兵器。在日本镰仓时代，元朝的军队使用铁炮，就是把火药塞进中空的铁球，在火口处点火，用投石机发射出去。日本引进瞬发式点火装置的铁炮，是在一五四三年（天文十二年），漂流到种子岛的两名葡萄牙人将东南亚制造的马六甲型火绳枪转让给这里的岛主。瞬发式的铁炮首要目的是命中敌人，不久便在日本开始生产。日本刀剑、农具的冶炼技术比较发达，铁匠们也同样能够制造铁炮。铁炮传入种子岛，岛上的铁匠便开始进行仿制，铁炮也被称为“种子岛铳”。
因为满足大名及一向一揆的需求，制造铁炮的技术瞬间传遍日本，各地都开始制造，其中最著名的产地是堺市，近江的国友村、日野等，此外还有畿内、近国[7]等。这里的工匠毕生从事铁锹、镰刀等农具的打造。堺市与国友村的产品在江户时代为幕府所征购，确立了其铁炮铁匠的地位。
铁炮的实用化也带动了其他武器的生产，提高了制造刀剑、长枪等武器及头盔、铠甲等装备技术的精细程度。到了江户时代，人们普遍用棉布来制作衣服，。但在战国时期棉花是重要的军事物资，以军事需要优先：常用作铁炮的火绳、军舰的帆、士兵的衣服、战马的腹褂等。当时的棉布多来自朝鲜，或是向中国进贡时得到的回赠，或是以购买形式进口。到了战国时期，由于上述需求，棉花开始在日本本土种植。
战国时期，货币大量用于买卖交易，加速了商品流通，大量运送货物成为可能。大规模的兵马移动在各地迅速展开。对于备战的武将而言，确保大量的燃料和粮草迅速运往远处，是决定胜负的必要条件。只靠威吓和征调，不可能确保物资充裕，他们或购买大量兵粮运送到战场，或就近筹措。
因此，促进商品交换及流通的货币必不可少。从中国进入的质量参差不齐的外币和私铸钱币都在市场上流通，货币进一步渗透到日本社会，迫使战国大名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煞费苦心地管理外币和私铸钱币，这种防止农民缴纳租税时使用劣质货币的管制手段被称为“撰钱令”。但民众在交易活动中，通过频繁的买卖逐步达成共识，赋予了不同货币合适的价值，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并未出现大的混乱。货币用来向领主上缴租税，但也流通于每月数次在郊外临时搭建的店铺集市上。市场不但是经济活跃的场所，也是民众交换信息之处，同时还是一个政治舞台。战乱时代反而造就出了刺激货币交换的契机。
战国时期的武将并不单靠外来货币的流通谋求富国强兵，他们也希望挖掘金、银矿以筹得军费。十六世纪中叶从朝鲜传入一种称为“灰吹法”的精炼方法，从银矿石中精炼出银的技术突飞猛进。日本的工匠吸取了这种新的冶炼技术。由于它适合具有充分自由的小型经营组织，白银产量迅速增加，日本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产银国。在这个时期，葡萄牙和中国船运来中国生产的蚕丝，以换取日本产的白银。
制铁业也掀起了一场革命。人们用称为“铁穴流”的方法，采集到大量铁矿砂，使用了可以提高熔炉温度的脚踏式木板风箱，并且在炉上建起了高大的屋顶，用以保持高温，炼出非常优质的铁来。
这些冶矿技术为江户时代初期将中国输入的货币改铸成日本的货币做好了准备。刀剑工匠、木锯工匠、农具工匠都可以获得优质的原料与工具，具备了小型农户和小型工匠急速增加的条件。
农村屡屡遭到军队铁蹄的践踏，壮劳力被掳去充当士兵，有的则自愿离开农村去当兵。另外，战国大名必须尽力确保领地内的兵粮生产，对米麦的强烈需求持续不减。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提高了对农业生产的精深观察能力，这点可从反映战国时期农业状况的著作《清良记》中看到。其中廉价铁制农具的普及和手工业用具的大量出现，一起促使小型农家与小规模工匠纷纷自立门户。
注释：
[1]指穿着花哨、引人注目的服装，做出无视传统行为的大名。
[2]一揆，日本历史上由农民、地方的豪族和武士，也包括僧侣信众等组成的以武装起义或暴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反抗统治者的行为。庄家一揆，战国时代起的庄园制度下，农民要求减免年贡大米的数量和服劳役的天数，与庄园主展开斗争。
[3]德政一揆，农民要求统治阶级施行德政的暴动。
[4]守护，镰仓时代和室町幕府时代的官职。源赖朝得到天皇敕许后，自1185年起在全国各地设置。
[5]分国法，战国室町时代大名用来治理领地的法律。
[6]铁炮，日本的火绳枪。
[7]畿内、近国，古代日本首都京都周边称为畿内，离首都较近地区的诸侯国称为近国，包括伊贺、伊势、志摩、尾张、三河等十七国。不远不近的地区叫中国，而离京都较远的地区叫远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