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征夷大将军与江户幕府

关原合战

一六〇〇年（庆长五年）九月十五日早上，在浓雾弥漫的美浓国，八万余名西军与七万五千余名东军展开激战，史称关原合战。正是这场战争把德川家康推上最高统治者之位。

东军统帅德川家康，其父是属于骏府今川家族的西三河冈崎城城主松平广忠，母亲名於大。家康生于一五四二年，幼名竹千代。为了证明松平家族是今川氏的从属，竹千代从六岁开始的十多年里，一直在骏府当人质，改名为德川家康。在元龟天正年间的战乱之中，他与织田信长结盟，以“海道第一弓箭手”而闻名。家康虽然对秀吉称臣，却从东海最有势力的大名晋身为二百五十万石的关东王者。秀吉死后的一六〇〇年，五十九岁的家康在美浓国的关原打赢了夺取天下的决定性一战。

在西军中，地位相当于家康的是进驻大坂[1]城的西军盟主毛利辉元，他比家康小十一岁。其父是中国地方[2]势力雄厚的毛利隆元，母亲是大内义隆的养女。持反信长立场的他，在“本能寺之变”（一五八二年）后，与曾经作为织田军队最前线的先锋、并与毛利军交战的秀吉议和。毛利由于没有追击秀吉撤退的兵队，在秀吉取得天下后得到信任，他的军队成为征服四国、九州的先头部队。毛利辉元四十八岁时成为领有一百一十万石的大名，实力仅次于家康。毛利把军队派到关原，自己却以总大将的资格进入大坂城，守护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

组织及指挥西军举兵的是石田三成。三成出身于近江国（滋贺县）坂田郡石田村，曾是长滨领主的秀吉在物色心腹侍从时，看中了十五六岁的三成，对他从小精心培养，让他成为自己的家臣。三成一心要惩治那些不忠不义辜负了秀吉恩典的人，他将反对家康的势力集结起来。然而作为十九万石的佐和山城主，他在攻城之战中的失败记录，使他在军事方面无法服众。更有传闻说，三成与茶道宗匠千利休不敬事件[3]、秀次（秀吉的外甥）谋反事件有关，以致声名受损，受到追究。这就削弱了三成作为军队统领的威信。

东西决战是以野战形式展开的，这是元龟天正年间的大战之一。在公元一五七二年（元龟三年）的三方原之战中，家康组织军队一路向西，却被甲斐国（山梨县）的武田信玄击败，逃回滨松城。家康从这一战中学得野战的要领，成为一位长于野战的武将。关原合战时有两个攻击的方案，或攻击敌将所在的大坂城，或攻击西军将领聚集的大垣城。家康选择了前者。这个消息把西军诱骗出来，将他们卷进了大垣西面关原的野战。西军中有自始至终都不曾参战的有力大名，也有背叛投敌的大名。虽是一场一进一退的激战，却只用半天就定出了胜负，可见这场野战是成功的。相比之下，一旦展开攻城战，城内的大名避战、背叛、呼应敌方都容易发生；如果长期的攻城、守城，家康又忧虑东军中曾受过秀吉恩惠的大名会背叛自己。

在参战的大名中，有的武将是忠于信念而选择加入东军或西军的，但大部分都是以延续家族声望为最重要目标，一番举棋不定之后，才做出了决定。家康从江户出发西上，途中向各地大名传递书简，呼吁他们加入自己的阵营。

本该担任德川家主力军的德川秀忠所率领的“谱代”大军三万八千余名[4]，因在上田城（修筑于天正年间）受到以此为据点的真田昌幸及其次子幸村的阻击而贻误战机，迟迟未能赶到主战场关原。然而，昌幸的长子信之却属于东军。战后，信之请求家康赦免父亲及弟弟的死罪，并得到允许。由此真田家族松代十万石大名的地位得以延续，幕府末期还有人担任了老中[5]。

延续家族门第是武将决定去向的第一决定要素，乱世中隐藏着治世渴望的潜流。那些受过秀吉恩惠的大名，对丰臣家族的延续并无异议。但丰臣秀吉之后，谁有实力适合统领天下？这种担忧笼罩着整个时代。据说家康在桃配山的大本营中树立着“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旗帜，从这里可窥见从乱世（秽土）到治世（净土），渴望实现太平的暗喻。关原合战结束后，家康继续西进，向大坂进军，下令军队行军中，禁止对那些已经不是交战对手的残余势力所在村落施暴、放火、强行收割庄稼等。这是为了保障当地居民专心耕作，回应人们和平的渴望的举措，说明家康在以武力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将迎合民意的形象看得十分重要。

当然，关原决战并非一切都如家康所料。战局是千变万化，意想不到的境况不断出现，对战争的进程无法做出预测。但最终，这场一边倒的胜利使家康的势力变得更加强大。

西军的石田三成在京都六条河原被斩首。他所领有的佐和山城分配给了“赤备队”的猛将井伊直政，井伊直政将城池迁移，改建为彦根城。整个江户时代，井伊家族作为“谱代”的巨头，有五人当上了大老[6]。

西军的统帅毛利辉元被削去了安艺、石见等五处封地，只余下周防、长门两处，俸禄减为三十六万九千石。辉元剃发隐居，并辅助幼主，从广岛迁移到山口，在叫作萩的地方筑城，建起长州藩，一直延续至幕府末期。[7]这样，西军各将领都受到严厉的处分，东军各将领与家康的关系也从联盟变成上下级的从属关系。然而，家康的继承人秀忠，因参战迟到，第二代将军的威望一下子被削弱。由于家康依赖福岛正则、加藤清正等秀吉麾下的大名而取得胜利，在论功行赏之际，不得不加封一部分原属丰臣系的大名，让其拥有一国之领地。从西军大名手中没收所得的六百二十二万石领地中的八成，都加封给了他们。此举牵制了德川家族的专制力量，成为大名（藩主）继续保持自律性（处于下级的小国家性质）的条件。

敕封将军圣旨与保障平民百姓的安民告示

一六〇三年（庆长八年）二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德川家康在京都伏见城迎接敕使，拜领“征夷大将军”一职。家康的“谱代”功臣鸟居元忠与大坂军奋战时，攻陷了烈焰中的伏见城，此时的伏见城为战后重建而成。家康将敕封将军的宣旨公布于天下的仪式定在三月二十七日，于刚落成的京都二条城内举行。

住在大坂城中的是丰臣秀吉的儿子秀赖，虽然他被减封为六十五万七千石的大名，但仍然是受过秀吉恩惠的大名的中心，是那些不顺从家康的大名的势力据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康取得武家栋梁的领袖名分具有重大意义。他不失良机回应天下万民的夙愿，这点尤为重要。

三月二十七日，庆祝将军就职的典礼举行，德川家的幕府正式成为中央政府，与担任关东总奉行[8]的内藤清成、青山忠成联名，向直辖领的代官、“谱代”大名、“旗本”[9]统治的所有地区发出“觉书”，共七条规定：

第一条：因领主或代官的“非分”行为而离开村庄的农民，即便是颁布了“逃亡报告”，也不得对其实行遣返报复。

第二条：如农民有未缴纳的年贡，应在幕府官员的见证下，按照邻村的年贡率核算，年贡缴纳完毕之后，该农民可到任何地方居住。

第三条：农民直接上诉，向领主（德川家康）控告领主时，要有离开村庄的思想准备。

第四条：围绕年贡发生争议时，应参照邻村标准以求解决。有关年贡率的高低问题，农民不可单方面提出控诉。

第五条：原则上禁止使用直接上告的诉讼状告状。但当农民的妻儿被领主捉拿当作人质不得已之时，首先应向幕府的代官、奉行提交诉讼状。如无结果，才可向幕府直接提交诉讼状，不依照规定之人将会受罚。

第六条：当幕府代官有“非分”行为时，可向幕府直诉。

第七条：禁止杀害无辜农民。即便农民被捕是因作奸犯科，也得在官府做出申辩之后，方可处罚。

反过来看，这些规定条文说明，其中所涉及事件当时屡屡发生。以第一条为例，官员横行霸道，有领主、代官追踪并抓回逃离乡村的农民。领主依然以战乱时代军队的性质而存在。因此，农民渴望出现扼制这些恣意统治的力量。他们不会忍气吞声，总会设法寻找机会，向更高的权力机关直接告状，来走出困境。对于小领主将农民的妻儿扣押为人质，以强征年贡。年贡应该征收多少？也应按照公正的标准，由官府进行决断。领主经常直接面对来自农民的压力，也希望有一股强大力量出现。乱世结束，有必要重新梳理农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然而，这些条文并不是依靠家康个人的智慧制定出来的。天下大乱的战国时期，由无数纷争而萌生出来的农民的期望，给了他参照。其实家康早在前一年（一六〇二年）十二月，就提出过与“觉书”相类似的五项“规定”和三项“规定”。远在这些规定出台之前，也曾有战国大名动员农民告状，比如家康进入关东之前，统治当地的战国大名后北条氏。虽然这局限在个人统治范围之内，但也显示了政府的意志。在家康领受将军宣旨权时，备前国（冈山县东南部）的池田辉政与富子年仅五岁的儿子池田忠继就享有二十八万石的俸禄。事实上进入冈山城执掌政务的，是忠继之兄池田利隆。在冈山藩，池田利隆于公元一六〇七年（庆长十二年）三月颁布“百姓申渡觉”[10]，共五条规定。第一条，各村如上诉时，可投诉两次，若皆不受理，可向藩郡奉行提起上诉，如对其结果仍不满意，便可向政府提交诉讼状。这里所说的政府就是池田利隆。

在这样的时代，成为武家栋梁、处于中央政府最高地位的家康，率先提出“不可杀害农民”“允许农民在某些限制条件下，可直接向上级机关提出诉讼”。关于农民的营生，深得家康信任的亲信本多正信提出“农民既无余财，也无不足，乃治国之道也”，要明确划分地界，让农民积累一年的财富与食物，“其余作为年贡”由政府征收，此乃“圣人之法”也（《本佐录》）。

此后，政治开始步入正轨，虽然离保护小农政策的目标仍有距离，但幕府已经将农民进一步提升至公法保护的地位，明确宣布了对他们的保护原则。站在兵农日渐分离的农民立场上来看，他们提交诉讼状、被迫搬迁等，都会经历无数失败，做出很多牺牲，这是农民历经各种磨难后获得的结果，在江户时代的起步期，已经堪称达到一个历史性高度了。

建立统治天下的架构

家康一面安抚农民，一面着手建立统治天下的幕府权力架构。为了应对时势与各方面的要求，德川家的野心与家康的个人好恶相结合，幕府权力架构逐渐形成和完善。经过好几个阶段的修订，幕藩体制终于完成，家康却发现它与自己的初心相距甚远。这源自德川氏以和平这种天赐恩典的方式去安定天下的愿望，但贯彻始终的仍然是家康治理天下的政治架构。第二年（一六〇四年），家康把将军之位让给德川秀忠，以此表明将军一职乃世袭之位，并敦促丰臣秀赖前往京都，以证明他对德川氏的臣服。但是这遭到了秀赖的生母淀殿的拒绝，双方曾一度出现开战的危机，但不久便平息。

在这样的形势下，家康作为将军或是退位将军，善于征用谋臣、富商、学者、僧侣、外国人等，就像自己身边亲信那样，驱使他们方方面面发挥作用，从而主导战略性全局。另外，家康对国外明确地表明日本幕府的立场；对于国内，他也煞费苦心地将传统权力与新兴权力纳入以德川氏为中心的幕府手中。

由于明朝军队撤退，朝鲜得以自主地与日本进行外交活动。家康成为将军后，日朝外交迅速推进，日本率先向朝鲜递交了国书，答应朝鲜的要求，于一六〇六年（庆长十一年）向朝鲜引渡破坏朝鲜国王陵墓的犯人。翌年，朝鲜使节来到日本，在对马藩（在今长崎县境内的海岛）与朝鲜缔结条约，以保障釜山倭馆的垄断贸易，这里从此成了日朝外交的窗口。对马藩因对朝贸易而获利，才得以生存下来，因此，对马藩对开展贸易的愿望十分强烈。

在琉球国（今冲绳县）方面，六十万五千石的萨摩藩（今鹿儿岛县）藩主岛津家久以“虽然家康送还了漂流到九州的琉球船，对方却没有派遣使节前来谢恩，琉球对岛津氏的督促也不加理睬，实属无理”为由，提出出兵请求，并得到许可。一六〇九年（庆长十四年），萨摩藩出兵攻打琉球，占领首里城，将琉球国王与三司官押送到萨摩藩。琉球国接受了萨摩藩丈量土地并缴纳贡租、在琉球设置藩驻守官署等一系列服从归顺的条约。翌年，琉球国王在岛津家久的陪同下，前往骏府城谒见家康，在江户城问候秀忠。这成了此后琉球使节在江户城仪礼的原型。

至于虾夷地（今北海道），家康以征夷大将军身份，于一六〇四年（庆长九年）在秀吉朱印状[11]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又颁发了三项条款的黑印状，将其授予蛎崎庆广，命其改姓松前，成立松前藩，并排除其他的大名及商人，让松前氏垄断了通商权。

谋求与明朝复交是家康一贯的立场，由于利用与朝鲜及琉球的关系等策略均不奏效，家康扩大朱印船贸易规模的同时，还构想出一种“邂逅式贸易”方式，来打破自己定下的锁国政策的限制。这样，用可搭乘四百人的二三百吨的大型贸易船来实现与明朝以及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吸收了欧洲航海技术的朱印船变得更加活跃，大展身手，在东南亚出现了几处“日本街”。船主是长崎、京都的商人，在岛津、加藤等日本西国大名、长崎奉行的官署之中，还出现了女性的身影。

其中有一位商人叫茶屋四郎次郎，早年是德川家的御用商人。“本能寺之变”时，向恰在畿内的家康报信，助其脱险，而成了家康的亲信，为朝廷及丰臣氏收集情报。茶屋的第二代当上了京都的总町头役；第三代在长崎管理御用蚕丝的贸易，派遣朱印船前往交趾（今越南中部），并受命管理京都与大坂之间的动脉淀川上来往的客货船，成为官僚式富商。与此同时，也有像大名伊达政宗那样，派遣家臣支仓常长远赴欧洲，成为策划国际贸易的东国大名。

朱印船的贸易商中，也有中国人、荷兰人、英国人等外国人。英国人三浦按针（William.Adams）远赴荷兰，担任东洋远征船队的领航员。由五艘船组成的船队在海上被大浪冲散，只有他所乘的“丽芙迪号”于一六〇〇年（庆长五年）漂流到丰后国的臼杵湾（今大分县臼杵湾）。按针前往大坂取得家康批准后，把船开回东京湾上的浦贺。家康赐予他房屋及领地，用作外交据点。三浦按针娶了一位日本女子，这从侧面促进了荷兰、英国与日本通商。他也驾驶着朱印船前往东南亚进行贸易。

在德川氏开创的太平国家的形势下，家康把势力逐渐增强的基督教视作危险。他认为基督教排斥其他宗教、否定偶像的做法会削弱尊崇幕府的意识。家康致书菲律宾、墨西哥的西班牙总督，指出在“神国”日本，君臣与各藩会对当地诸神立下信义与盟约，以作为明确的证明。

这时，偶然有人揭发了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与有马晴信的贿赂事件。由于两人都是基督徒，加上骏府城的“旗本”和侍女中也出现了基督徒，于是家康决定颁布禁教令。秀吉驱逐传教士的同时，宣布信仰可以“随心”，而家康连信仰也要禁止，却没有禁止朱印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压制外国船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外国船的竭力反对和禁教令的生效，对外贸易渐渐陷入困境，贸易船只所剩无几。搭乘过角仓船和荷兰贸易家耶扬子之船的德兵卫的经历，后来被写成基督教故事《天竺德兵卫物语》而流传于世。

对内方面，为了树立以德川氏为中心的幕府权威，保障盟约体系免受外部势力的影响，幕府以禁止基督教的方法来确保信义。除此之外，协调国内新旧统治势力也非常重要。面对武家的势力，德川氏的霸权由于就任将军一职而提升至王权的高度，同时也显示出其世袭的意义。至于丰臣氏方面，事到如今，丰臣系的大名及臣属的大名以军团形态继续存在，这对德川氏专权构成威胁。虽然幕府仍让大名保留自行执法的权力，但会以新赐领地、加封、减封、取消封地等方式来彰显将军的权威。此外，还要求各地的大名以誓约书的形式承诺，永不背叛公方（将军）。同时在建立政权的都市江户，把日比谷海湾填为平地，并进行城市规划，以日本桥为全国主要交通网的起点，在江户城建筑最大的天守阁，在港口的腹地大幅改造利根川的河道。以上所有工程幕府都强制大名来协助完成，以增强幕府的威信。

天皇被称为主上、禁里、天子、天王。天皇赐予德川氏象征着朝廷最高等级爵位的金冠（代表权威），还宣布为了天下安宁，改用显示吉兆的元号，闭门斋戒，披戴甲胄，在神前祈祷，天皇成了和歌及皇室典章制度等日本王朝文化的传承者。家康更是剥夺了天皇及贵族鹰猎（利用猎鹰狩猎）的权利，要求朝廷取消武家官位人数的限额，由将军推举即可。家康还通过拥立后水尾天皇，干涉天皇的去留。在这种情形下，家康要求大名立下誓盟书，利用朝廷来强化德川氏的威望。在大坂之役中，家康拒绝了天皇与秀赖议和的敕令。一六一五年七月，由昭实（前关白）、秀忠、家康联名制定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十七条，并清楚指出“天子诸艺能，第一乃学问也”。他们还规定了官员上朝的席次、天皇对官员的任免权限、皇位继承、改元、宫中僧侣须着紫等规定，一方面保障朝廷的独立性，一方面限制其活动。将官位分为武家与公家官位两系，以防止出现矛盾。大名之间通过竞争获得武家的官位，这有助于将军集权。

寺庙、神社本位于朝廷之下，住持等最高级职位由于朝廷的管理而受到抑制。幕府为了夺得寺庙、神社的统治权，对伊势神宫、比叡山、高野山等制定了不同的法令，寺庙、神社最终丧失了政治权力，再也没有可能产生出像缁衣[12]宰相之称的金地院崇传、主导家康日光山改葬仪式的天海等这样的宗教家。

注释：

[1]“大阪”在明治维新前写作“大坂”，后忌于“坂”字可拆为“士反”，有“武士叛乱”之讳，因此于明治三年（1870年）改名为“大阪”。

[2]中国地方，本州西部的鸟取、岛根、冈山、广岛、山口五县。

[3]利休将自己的画像置于大德寺金毛阁门楼之上，石田三成向丰臣秀吉告发，利休竟然要秀吉从他的胯下通过，才能进入寺院。秀吉恼羞成怒，命令利休剖腹自杀，史称利休不敬事件。

[4]德川家康分封天下时，将嫡系部队的首领分封为“亲藩”，1600年关原合战前归顺德川的敌军武将封为“谱代”，关原合战后才投降归顺的武将则封为“外样”，后两者封国的位置都在较为偏远的地区。

[5]老中，江户时代幕府的高级官职，其职能相当于政府总理，定员为四五人，轮流执政。

[6]大老，江户幕府时代，辅佐将军的最高职位，管理幕府的一切事务，位于老中之上，通常只设一人。

[7]在近世除了儒学家的议论外，大名的姓、城池所在地、领地等都往往混合使用。本书中，将政治组织、领土及其臣民统一为“某某藩”。——原注

[8]奉行，是日本幕府军权府下的一种军职。首次出现在平安时代，当时是担任司掌宫廷仪式的临时职役。镰仓幕府成立以后逐渐成为掌理政务的常设职位。

[9]旗本，直属将军的高级武士，因战时守卫在将军与帅旗周围，而被称为“旗本”，意思是“帅旗之下的近卫军官”。

[10]“百姓申渡觉”：告知百姓书。

[11]朱印状，丰臣秀吉颁发的盖上大红官印的贸易许可证书。

[12]缁衣，僧侣的僧袍多为黑色，这里指僧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