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技术与人力、制度、资金有机互动的过程

影响社区治理能效的基本要素有四个，分别是人力、资金、技术、制度。科技革命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变社会生活面貌的巨大作用体现在社区治理领域，就是技术要素加入社区治理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从信息采集、分析研判、资源整合、指挥协调到评价反馈”，“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在这里，技术要素不能独立发挥作用，需要与人力、制度、资金等要素有机结合。

一、社区治理智能化是技术与“人”有机互动的过程

在社区智能化治理的过程中，不论是治理主体还是治理客体，“人”都是其中的核心要素，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必须首先明确。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广大居民的根本利益放在智能化建设的首位；另一方面也要满足广大干部社工的工作需要，激发广大干部社工利用智能化技术提升工作效率的积极性。总之，离开了“人”这个核心要素，社区治理智能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社区治理智能化是信息技术与居民互动的过程

在社区治理智能化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就是要以“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社会治理智能化系统建设中，多渠道收集社情民意，有效回应居民的诉求，充分掌握社会治理的精准信息是社会治理的前提，也是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的出发点。”要充分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发挥人在治理中的主体作用，防止技术依赖，本末倒置。社区治理智能化虽然在形式上讲求治理工作数字化、数据化、电子化，基本上是通过各种机器设备设施实现治理的过程，但是其核心目的仍然是回应群众需求、服务群众需要，让社区群众在智能化治理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因此，在社区治理智能化过程中，不论是制度设计，还是技术支撑或资金投入，都要紧紧围绕这一核心目的展开，不能偏离中心，为智能化而智能化。由于社会治理关乎人们的情感、利益和诉求，“很多信息很难标准化”，因此，社情民意的分析也不能仅仅依靠大数据，还必须充分重视“线下分层分级的分析诊断”，做到“线上线下的分析研判相结合”。这就要求我们要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安全等领域，打造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文化、智慧生活、智慧公交、智慧运动、智慧商圈等应用场景，既要确保服务内容的丰富性和覆盖对象的全面性，又要做到高效、精准地破解社区治理难题，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

（二）社区治理智能化是信息技术与干部社工互动的过程

干部社工是社区治理智能化的主体，不论是决策制定，还是制度设计，都要由人来组织实施，这是决定社区治理智能化成败的关键因素。这就要求每位干部社工都要在推进社区治理智能化过程中尽可能做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不断提高自身的科技素养。每位干部社工首先要树立智能化的理念。要不断适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树立数据化治理的思维和意识，主动拥抱“智慧社区”。其次要努力提高自身运用智能化技术的能力。通过学习研究，弄清社区治理智能化的要点和规律，寻求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最佳结合点；掌握智能化技术手段推动社区治理精细化的作用机理；学会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社区治理中遇到的问题，从而让智能化治理成为治理主体消除社区治理痛点、化解治理堵点的有效手段。

二、社区治理智能化是技术与制度有机互动的过程

“制度是决定因素”，“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是组织和程序科学稳定发挥效能的根本保障。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治理智能化，制度创新非常关键。“创新社会治理，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在体制创新”。只有先进的理念，没有完善的制度和顺畅的机制，社区治理智能化的效能必然会因缺乏保障而难以充分实现。

（一）顶层设计确保可持续性

建立健全制度并形成长效机制既是推进社区治理智能化的客观需要，也是社区治理智能化在社会治理框架内运行的应有之义。所以说，社区治理智能化不仅要有技术层面的设计，更要有制度层面的建构。顶层设计是否科学、是否具有前瞻性，决定着社区治理智能化的效能和水平。比如，上海浦东新区在治理辖区内渣土车违规运载和乱排乱放等顽症时，就高度重视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问题。除了在监控、执法中运用智能化技术手段外，还由浦东城管执法局二大队牵头建立了联席办公机制，整合市绿化市容局、环保局、住建委以及浦东执法局等多个部门，设计了配套的执法流程和联动机制，基本消除了部门之间协作不够紧密的问题，为渣土车的治理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和机制保障。

（二）建章立制确保规范稳定

“制度建设是破除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相互协调、有机统一的过程。”健全制度主要体现为一“破”一“立”。“破”就是打破利益固化的体制壁垒，为共建共治共享扫清体制上的障碍，破除不适用的旧制度；“立”就是建立适用的新制度，着眼长远、权责一致、标准统一，通过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发展形成社区治理的闭环，为社区治理智能化提供制度保障。

三、社区治理智能化是技术与资金有机互动的过程

充足的资金支持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社区治理智能化也不例外。社区治理智能化基于先进的发展理念，采用的多数都是最前沿的技术，需要大批高科技人才支持和高精尖设备配套，需要一大批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量较大，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重点谈谈社区治理智能化中的资金投入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

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定居型的农业对供水、农业灌溉、道路以及维系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设施都提出了要求。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人类社会由此进入工业社会。以蒸汽、电力驱动的机械动力取代了人力、畜力，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亦不断升级，更高等级的道路、铁路、运河、海港、电力、电报、电话等经济基础设施以及污水和垃圾处理、通信系统、医院、学校等社会基础设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计算机以及因特网的发明，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由光纤、无线通信、有线网络、电信机房等构成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成为这一时代最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现实世界）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构建了一个万物互联的世界，并在产生实时大数据。随着海量数据的积累、算力的快速提升和算法的不断优化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数据成为贯穿经济社会生活全领域、全流程的生产要素，一个智慧型社会正在浮现。智慧社会是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利用而出现并深度发展的新型经济社会形态，在科学技术、产业活动、人民生活、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高度智能化的特征。过去，大量经济活动建立在以铁路、公路、机场等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之上。在智慧社会，经济和社会活动需要建立起能支撑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利用并由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形成的新型基础设施的基础之上。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词在第一次被中央正式提出。此后，中央相关会议又多次提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常常也被简称为“新基建”。随着中央相关会议中多次提及“新基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急需扩大投资提振经济，2020年初以来，关于“新基建”的讨论急剧升温，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大规模“新基建”计划。

以上海为例。2020年5月7日，《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正式发布。立足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行动方案》从建设任务、保障举措等方面提出35条举措，力争用三年时间推动上海新型基础设施规模和创新能级迈向国际一流水平。《行动方案》明确了具有上海特色的“新基建”四大重点领域：以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为主的“新网络”建设，以创新基础设施为主的“新设施”建设，以人工智能等一体化融合基础设施为主的“新平台”建设，以智能化终端基础设施为主的“新终端”建设。上海将通过四大建设行动，全力提升新型基础设施能级，初步梳理排摸了未来三年实施的第一批48个重大项目和工程包，预计总投资约2700亿元。

通过上面的阐述不难看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迭代。智能化时代的来临，必然会要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及时跟上。就社区治理智能化而言，必然要求与社区治理智能化相适应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相配套，而其中的基建费用是相当高昂的。所以，在起步阶段，社区治理智能化是很耗钱的。相应地，社区治理智能化如果决策失误，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这主要是与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两个特点有关。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一个特点是不确定性大。数字技术作为快速演进中的前沿技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包括技术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不确定性、组织的不确定性。基础设施具有非竞争性或部分竞争性的特点，存在着正外部性和供给不足，因而政府在传统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中往往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相对于在市场中直接参与技术创新、市场竞争和面对用户的企业，政府对于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更不敏感，因此正确做出新型基础设施技术路线选择和建设规模决策更加困难。一旦决策失误，会面临巨额的投资损失。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二个特点是价值折旧快。与传统基础设施以机械、建筑物、设施等物质产品为主要表现形式不同，新型基础设施的主要物质载体是电子信息产品，以及其中蕴含的大量算法、软件和服务。相较于机械、建筑物和设施，电子信息产品与软件、互联网服务的技术进步更快、折旧周期更短。《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固定资产折旧最低年限的规定是：房屋、建筑物为20年，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电子设备为3年。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软件的折旧或摊销年限最短为2年。尽管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新型基础设施如果不能适时发挥作用，产生直接经济效益或间接社会效益，就可能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推进社区治理智能化决策一定要谨慎。谨慎决策往往与审慎的顶层设计相关联。否则，将可能造成较大的财政资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