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产业发展全球价值链的所在方位

一、中国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四次机遇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得以呈现出当前的历史方位，除了与产业结构、生产力技术水平以及资源禀赋等密切相关，也与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历史机遇密切相关。总体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逐步开放、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来，我国经历了四次主要的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机遇。

（一）我国以轻工业加工装配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

虽然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我国主要参与的是产业间分工，以1983年为例，出口商品大类中仅有石油、煤炭、建筑材料三类盈利。但在1984年后中国积极推进外贸体制改革，通过开放特区建设，发展三资企业，积极地利用外资和技术，推进以纺织品和初级制造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如1987年轻工业部制定《轻工业振兴纲要》指出轻工业在未来发展中，应“处理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推进沿海地区轻工业外向发展”和“支持优势产业”，进而开启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步伐。特别提出了“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贸易补偿”，是一种典型的产业内参与分工。因此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我国把握住了以轻纺产品为代表的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机遇，初步通过加工、装配环节加入全球价值链。虽然这是一个附加值较低的环节，但考虑到我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加入全球价值链在我国赚取外汇、解决就业、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积极影响。据统计，1978年初级产品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54.8%，到1985年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基本持平，至1991年，工业制成品比重上升至77.46%。

（二）我国在跨国企业发展背景下承接了大量的国际制造业转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上一阶段的路径下，进一步深化了委托加工的嵌入模式，使得原厂委托制造（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逐步形成规模，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形式。此过程中，我国的加工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入我国，而后被加工成最终产品和半成品后出口，由此，我国被更深入地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数据显示，1992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比重为46.64%，1999年该数值进一步增长至56.88%。由此，中国开始逐步成为“世界工厂”。除了纺织鞋帽、玩具等轻工业品，机电产业在OEM中开始崛起。这一方面得益于我国在“八五计划”将机械电子、汽车制造作为支柱产业，特别强调努力扩大机电产品特别是成套设备的出口，进而出台了相关的扶植政策，另一方面，这也得益于世界经济在发展中自然形成的产业结构升级。据统计，1980年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仅为7.7%，此后该比重一路上升，至1990年为17.9%，至2000年更是高达42.3%。客观而言，该时期我国仍主要被定性为低技术档次的加工组装基地，虽然对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更为紧密，但仍然锁定在附加值较低的环节上。不过一个利好的趋向是，该时期我国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方式是由跨国公司主导。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FDI大量增长的阶段，跨国公司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技术的外溢效应，为我国的技术、管理等带来积极的改善。而跨国企业也成为我国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助推器。

（三）我国在加入WTO后进一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加入WTO后，我国经济进一步实现了更为全面、更为多层次、更加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的发展，我国成为FDI的首选地区之一。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4 072 000万美元，2005年攀升至6 032 500万美元，2010年更是高达10 573 000万美元，而且超过90%的世界500强企业都选择在华投资。在这种积极的局面下，我国对于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在规模和质量上也有了提升，进而使得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呈现出新的变化。其一，承接的制造业环节进一步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环节攀升，大量以IT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环节开始向我国转移，这在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出口额占比上就有所体现。其二，承接的环节有所延长，企业在承担单一产品乃至产品单一部分的加工和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向相关产业延伸，进而在国内形成了一定的价值链条。这与FDI在我国的增多直接相关。其三，我国也开始承接服务业环节，服务外包在我国逐渐起步，同时房地产、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等也吸收了较多外资，一些跨国公司甚至将研发中心设立在我国。至此，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已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四）我国2011年后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融入全球价值链布局

2011年以后，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2012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达到878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3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突破1 000亿美元，达到1 078.4亿美元。2014年又再次实现突破，在创下1 231.2亿美元历史新高的同时，首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吸引外资接近平衡，双向差额仅为53.8亿美元。201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增长，达到1 456.7亿美元，超过了同期吸收外资的规模，实现资本净输出，并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的对外投资大国。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 961.5亿美元，首次在全球对外投资中占比超过一成，达到13.5%。在保持全球第二的对外投资大国同时，存量资产超过5万亿美元，其中累计净额达到13 573.9亿美元，在全球占比提高到5.2%，存量排名全球第六。2017年虽有所下降，但仍然达到1 583亿美元，居全球第三位，存量规模达到18 090.4亿美元，占全球对外投资总存量的5.9%，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投资存量国。中国一改原来被动接受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的方式，通过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主动对全球价值链进行重新布局和调整。

二、中国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评估指标及基于各项指标的整体判断

除了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全球价值链所处方位进行描述性的考察，当前的学术领域提供了诸多的评估方法和大量的文献研究成果，可以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进行定量的指标评估。本书选取了增加值贸易额、全球价值链指数、上游度指数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四个在学界较为通用的指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希冀从客观上反映中国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情况。

（一）增加值贸易额

贸易额无疑是反映一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指标。然而，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扩大，传统贸易统计体系作为统计指标已经不能反映一国的真实状态。随着生产过程或是价值创造过程的不断分割，大量价值链上的国家需要进口中间品在本国加工成最终产品或进一步的加工品而后再出口，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为了出口而进口”的情况，不仅可能造成贸易额的重复计算，更会造成出口水平的虚高，即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所在生产环节越处于下游，传统贸易统计体系就会对其真实创造的价值和获得的收益产生高估。这一问题已经得到国际广泛认同。因此，OECD和WTO提出以价值增值为口径的统计方法，公布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进而引发了国内一批学者基于该数据库对中国的增加值贸易额展开计算。

张海燕（2013）运用WIOD所提供的1995—2009年的数据对中国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出口附加值进行了计算，并与传统出口额进行了比对。指出1995—2008年间两种出口额的差距在持续扩大，即中国的出口额存在被高估，这反映了我国的出口附加值并未随着出口额的扩大而扩大，侧面印证了锁定在低附加值链条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大量存在于我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过程中，直至2009年差距才有所缩小，不过这也是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额减少所造成的。罗长远和张军（2014）则运用WTO和OPEC在WIOD数据库基础上开发的TiVA数据库，该数据非连续，涉及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以此对中国附加值比重进行测算。该比重在1995—2005年间是下滑的，从88%降至64%，随后回升至2009年达到67%，而且分解结果显示，产业内效应，即行业内本地附加值发生变化而出口行业构成不变，是导致该比例下滑和回升的首要原因。而导致这一原因的，则是我国本土的直接附加值占比较低，即自身创造附加价值的能力有限。王岚（2014）运用附加值贸易框架，指出1995—2009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大部分行业的国内价值增值比例有明显下降，随后呈现出微弱的上升趋势，但整体上中国的制造业处于下游位置，特别是国内价值增值比例的提升很大程度是由于纺织、鞋类等技术水平较低的行业的经济附加值出口提升，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存在被锁定在低端环节的风险。

（二）全球价值链指数

全球价值链指数主要指全球价值链参与（GVC-participation）指数和全球价值链位置（GVC-position）指数。这是对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的拓展性应用，由Koopman et al.（2010）开发，主要思路是运用一经济体对某产业中间品的出口额和对于该产业中间品的进口额进行比较，进而形成衡量一经济体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参与程度的GVC参与指数和衡量一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在位置的GVC位置指数。

刘琳（2015）运用WIOD的数据库，对中国的GVC参与指数进行了测算，认为其在1995—2011年间逐年提高，特别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增速加快，反映出我国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日益密切，而此阶段GVC位置指数均为负，并无显著变化，表明中国处于GVC的下游位置，在国际分工中地位较低。而岑丽君（2015）则运用TiVA数据库进行测算，认为中国的GVC参与指数呈现倒“L”形轨迹，即在2005年达到最高，随后又小幅度降低，不过仍在数据库涵盖国家中排名第一位。与此同时，中国的GVC地位非常低，且呈“V”形轨迹，即在2005年地位最低，而后虽有所上升，但不显著。可见，在我国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所处地位仍然较低，改善并不明显。类似的，周升起、兰珍先和付华（2014）也运用此方法及TiVA数据库，分析了中国制造业1995—2009年的GVC位置指数，指出中国制造业的地位在1995—2005年下滑，2005—2009年缓慢回升。但在此过程中，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的国际分工地位明显高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部门，特别是“化学品与非金属矿产品”和“电子、电气与光学设备”的GVD地位指数为负，反映其创新能力低于平均水平。刘海云和毛海鸥（2015）也运用了WIOD 2000—2011年的数据，结果反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的确低于发达国家，但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此过程中积极的影响因素包括技术提升，交易费用下降，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公共产品增加。

（三）上游度指数

上游度指数是用于衡量一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的指标，其主要思路为，计算一经济体某一部门产品距离最终产品间的远近（Antràs P et al., 2012），如果上游度高，则该经济体的该产业离最终需求较远，处于价值链的上游；反之，如果上游度低，则该产业离最终需求较近，处于价值链的下游。但客观而言，该指数只能反映一个物理位置，即距离，与前文探讨的主要针对影响力方面的“上下游”并非同一语义。虽然也有一些文献反映发达国家、国内生产力与上游度的相互关系，但该值本身并不能反映附加值的创造程度。

从已有文献来看，目前无论是我国上游度的变化趋势，还是我国上游度的相对位置，国内研究并未形成较为公认的看法。马风涛（2015）运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部门的上游度指数，结果显示大部分部门在此期间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都在向上游移动，这表明大多数部门开始越来越多地生产出中间品而出口到其他国家，不过一些部门如机械制造部门的上游度有所下降，即更多地接近最终产品的生产。然而，苏庆义和高凌云（2015）改进了已有的上游度指数测算方法，同样运用WIOD数据库，指出1995—2002年我国出口上游度呈现下降趋势，即朝向下游移动，随后较为稳定。2004—2008年开始，出口上游度不断提高，朝上游发展，而2009年金融危机后，又再次下降，往下游发展。但总体来看，我国出口上游度处于相对上游的位置。鞠建东和余心玎（2014）的结论与此不同，他们同样采用国际比较的研究方法，指出就目前经验来看，发达国家通常偏向于价值链的下游，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的上游度是偏低的，位置与法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相近，甚至比美国、德国更接近最终产品。然而，依据2006年海关数据测算，中国出口产品单位价值偏低，这显示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和特征上的双重状态。

（四）出口技术复杂度

出口技术复杂度描述一个经济体加工并出口某种产品时其所包含的技术含量，基本思路是用每一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以该经济体各类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为权重进行加权求和，进而得到该经济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从这个角度，该指标并不直接反映该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但可以从一个角度反映其创造价值的能力。因此，除了直接将该指标的测算作为研究对象外，一些文献还考察了该指标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用以反映我国在出口领域技术密度上的变动情况。

戴翔和张二震（2011）使用HS92六位数分类商品贸易数据，实证测算了1994—2009年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并以OECD部分高收入国家作为比较对象，结果表明，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在资源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与发达国家相仿，而在中等技术密集型和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则存在一定差距。在此基础上，戴翔和金培（2014）再次对1996—2010年的62个经济体的出口复杂度进行了测算，主要考察制度变量和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对一经济体出口贸易复杂度的关系。结果显示，除了制度质量的提高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积极作用得到了验证，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及其与制度质量的交互作用对于出口复杂度提升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换言之，进一步开放并深层次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对于我国技术提升以及分工定位的改善具有促进作用。文东伟（2011）运用OECD 2009年版投入产出数据库和2008年版双边贸易数据库，测算比较了1995年、2000年和2005年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结果显示，与产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技术密集度相当低下，同时出口篮子的技术复杂度也很低下，与中国出口额的庞大形成极大反差。类似的，刘维林等（2014）针对中国27个制造部门，运用其2001—2010年的数据，检验了国外附加值率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进而反映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对于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从国外获取的中间投入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积极影响，但来自发达国家的国外附加值对于我国出口制造业的研发活动具有抑制作用，即确实更容易造成所谓的“低端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