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本章小结

综合前文所述，现有国内外关于工作生活质量的研究，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了其形成机制，更通过对其结果变量的影响加深人们对此构念的理解。首先，现有研究中关于工作生活质量的定义存在三种主要观点，但是学界对三种观点仍旧无法完全认同，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如何更加准确定义“工作生活质量”这一构念值得研究者们思考与讨论。其次，关于如何准确测量工作生活质量，现有大量研究者的测量维度主要集中在个人成长与发展能力的机会、薪酬福利、工作任务、工作环境、工作场所和监督机制的民主、组织氛围和人际关系、参与管理决策、工作与非工作的关系、工作对社交的影响、工作压力等方面。国内学者针对测量维度进行了一些适合中国本土化管理情景的内容改变，但是现有国内研究中关于工作生活质量测量维度的本土化程度远远不够，大量研究者所使用的量表仍旧借鉴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在测量中国本土研究对象时的效果如何还不得而知。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考虑针对国内实际情况与环境开发适合本土情景的量表以求优化测量结果。在现有关于工作生活质量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仍旧在研究其形成机制，而针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不多，且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生产型一线员工，而关于工作生活质量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探讨不够深入，虽然工作生活质量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得到诸多实证证据的支持，但是在具体的社会群体中这两个构念各维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仍然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特别是以高校教师为代表的知识型员工群体中，工作生活质量将对其组织公民行为产生何种影响还不清楚。不同的研究对象其生产生活环境存在不同，其心理感知也会存在不同，因此针对一线员工的研究结果并不能简单推导至其他研究对象。这是本研究的价值之一，填补了国内关于以高校教师为代表的知识型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内在关系的研究空白，并探讨以组织公民行为为中介传导将如何影响工作绩效。

关于组织公民行为的定义方面，现有研究虽然仍对概念存在一些争论，但是学界目前都比较认可的是将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一种超越正式角色要求的角色外的利他行为。对这一范围的界定将有助于后续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组织公民行为的内涵和影响机制。而在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工具上，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结合中国本土化独有维度的十维结构量表，国内也存在大量学者针对本土情景，在前人基础上改编或开发的量表。组织公民行为测量量表部分的本土化是现有研究的一大贡献。在组织公民行为的实证研究中，大量学者探讨了领导风格、个人特征等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但是较少有文献考察研究对象身处的环境以及本身的角色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换言之，现有研究在研究组织公民行为过程中，没有考虑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组织环境以及个人内在价值观认同将对人的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此外，有学者指出组织公民行为将对教师的工作绩效产生正向影响，教学与科研的矛盾源自于组织公民行为中的利他行为，但是并没有提出如何在提升高校教师工作绩效的同时调和这一矛盾，也没有解释什么构念能够调节这一矛盾，这或许将会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由于研究时间和角度的不同，学者对于工作绩效的认识存在差别，工作绩效的结构经历了从单维到多维的发展与深化，尤其是绩效二因素模型在提出以后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大量研究者通过其研究验证了模型的信效度，这说明研究者们对工作绩效的研究更加深入和严谨，但是在工作绩效的架构方面还需要我国学者从本土国情出发，开发适合我国本土实际的工作绩效测量量表。在绩效的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外研究者都发现个体、工作、组织都能影响员工工作绩效，但部分结论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存在较大争议，未来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支持已有研究。而且工作绩效的跨文化问题、工作绩效的纵向研究问题仍值得学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