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研究综述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是各国政府努力的方向，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各个时期都被各学派所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上。以索罗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派认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系统内生因素决定的，政府支出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水平等内生变量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从此，政府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入了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探讨也不断走向成熟。

2.1 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研究的发展历史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政府投资需求思想，他认为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应该扩大投资性支出，以通过乘数效应带来收入和人员就业的成倍增加。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通过一般均衡分析法，对公共产品供给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描述，发表了关于政府支出的经典论文，自此，政府财政支出的研究进入财政学领域的正室。英国经济学家皮科克和怀曼斯（1961）提出了梯度渐进增长论，对财政支出问题进行了剖析。“梯度渐进增长论”认为，在正常年份公共支出呈现一种渐进的上升趋势，只有当社会经历激变时（激变可以是战争、经济危机或其他灾难），公共支出才会急剧上升，而过了激变期，公共支出水平就会下降，但一般不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因此在政府支出的统计曲线上，呈现一种梯度渐进增长的特征。1969年，德国财政学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政府投资支出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初始阶段，公共部门的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总投资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以便为经济起飞阶段打下基础，之后政府将继续进行公共部门投资并使之逐步成为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支出的范围也不同，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支出的重点是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后支出重点转向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等方面。阿罗和库尔兹（Arrow, Kurz, 1970）最先将政府支出引入经济增长研究中，他们认为外生的政府支出的变化仅影响经济转移动态，而不会改变经济的稳态增长率。罗默（1986）开创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他在知识外溢增长模型中证明了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可以提高资本和知识积累水平，至此，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走向成熟阶段。

2.2 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各学派针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这一课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但规范式的研究则是在近20年才不断成熟起来，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公共经济学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税收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上，忽视了对政府支出的研究。此外，有关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效应的观点存在很大分歧。关于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Rubbinson（1977）通过对多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财政支出对经济会产生挤进效应。Ram（1986）同样通过实证方法分析得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状况下，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积极作用，而这个条件就是财政支出规模占GDP的比重，相当于有一个临界点，当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在未达到这个临界点之前增加财政支出对经济将产生积极的挤入效应。反之，当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超过这个临界值不但不能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可能产生挤出效应。因此，首先因确定出财政支出占GDP的临界值，然后控制财政支出规模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国内也有学者支持该观点。彭志龙（2004）通过分析得出一个相对简单而直观的结论：财政支出不但对经济产生挤进作用，并且效果比较明显。郭健（2006）则通过数据的实证研究方式研究得出结论：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因此，政府通过合理的财政支出以达到刺激经济发展目的的做法具有合理性。

第二种观点，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罗默和Ram（1986）的观点其实是殊途同归。Ram（1986）以财政支出占GDP的临界值为标准，提出当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未超过临界值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将产生挤进效应。反之，当该比例超过临界值之后财政支出对经济将产生反作用，这实际上同罗默的研究观点不谋而合。巴罗（1986）利用多个国家的多个时期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政府的财政支出将对经济增长起挤出作用。Engen和Skinn（1992）同样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和巴罗（1986）相同的结论。德瓦拉金（1996）等通过对43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得出，财政支出结构性分类中的生产性支出在没超出临界值之前可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一旦超过该临界值过度支出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挤出作用。国内也不乏学者支持该观点，郭庆旺、吕兵洋和张德勇（2003）将我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作为研究对象，选取1978—200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了和巴罗（1986）相同的结论——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反向关系。庄子银和邹薇（2003）在郭庆旺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引入预算外支出项作为另一个自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其规模大小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第三种观点，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显著。经济变量之间如果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即使二者间有一定的传导机制，但是如果传导机制时期过长或者过于复杂则会削弱本身可能造成的影响效果，降低影响的程度。纳尔逊（1994）主要研究在社会的不同阶段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会有差异，有的阶段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而有的阶段则表现为相关性较弱。国内持有相同观点的人有龚六堂、邹恒甫（2000），在将政府支出进行分类的前提下通过实证检验得出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经常性支出变动将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郭庆旺和贾俊雪（2004）同样是将政府财政支出进行结构性分类，并研究提出财政支出中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在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是不稳定的。

2.3 政府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与“挤进效应”

目前对“挤出效应”的定义为：政府为了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需求，通过向民间的不同主体和单位借款，从而出现利率上升或者是造成同民间其他机构资金需求上的竞争，而无论是利率上升或是资金需求的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导致出现民间部门支出减少的现象，这相当于是对政府积极性财政政策的反作用力，如果此反作用力超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正向力量则总体表现将是负向的，这就是“挤出效应”，相反则是“挤进效应”。而对于“挤出效应”的发生原理有两种解释：一方面，认为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借款行为主要是作用于利率，政府的这一行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导致利率上升，而利率的上升使得民间资本选择储蓄或其他方式，而非投资和支出，因此产生挤出效应；而另一方面，则认为政府为实现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借款导致数量有限的、本该供民间借贷的资金被政府占用，相当于政府和民间借贷机构在竞争有限资源，而这部分资金很可能是某些企业或机构投资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这样必然导致部分企业或机构无法实现投资或成长，而这样的负作用正是对扩张性财政政策效用的消耗，这就是“挤出效应”。对于政府支出对投资的影响情况，经过学术界的广泛研究和讨论大致分为“挤出”和“挤进”两种不同的观点，下面对这些研究文献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首先，部分国内外学者支持政府财政支出对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观点。Sutherland（1977）和Elder（1999）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的角度都说明当政府通过发行债务方式进行融资时，如果债务超过一定的合理点之后将会产生挤出效应。其中Elder（1999）还增加除德国以外的其他几个国家共同对比分析得出该结论。章晟（2003）的研究前提是把政府放到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其行为和其他企事业单位相同，且相互之间存在合作、竞争等关系。当政府进行大规模投资时，可能其他私人部门也有相同的投资愿望，但是由于资本等实力不及政府部门而无法进行投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的投资行为极有可能挤占私人部门投资机会。此外，政府大规模投资的资金来源多是通过银行或是民间机构的借贷或融资，这无疑导致数量有限的、本该供民间借贷的资金被政府占用，相当于政府和民间借贷机构在竞争有限资源，而这部分资金很可能是某些企业或机构投资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这样必然导致部分企业或机构无法实现投资或成长，从而产生“挤出效应”。吴俊培（2004）则换一个角度探讨财政支出对投资所产生的效应——政府财政支出资金来源角度。政府大部分支出来源其相应的收入，而财政收入中只有税收一种来源。因此，可以这样假设扩张性的财政支出大部分资金来源于税收的增加，而税收的多少和个人、企业等私人或机构的收入、利润等方面息息相关。在这样的情况下，税收间接减少人们进行投资的资本，从而不利于投资的增加，对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假如不是通过税收筹资方式，那必然是借款，如此大规模的借款会减少私人部门的可借贷资金，进而影响到私人部门的投资支出。因此，无论政府选择这两者中的哪种筹资方式都将起到“挤出”的作用。于天义（2002）并没有通过研究论证财政支出对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一结论，而是直接跳过研究“挤出效应”的相关表现，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表现在投资上，政府过分的投资性支出抢占私人部门的投资机会和本可积累的投资资本积累，进而导致人们在得到收入后仍偏向于储蓄，不会增加投资；另一方面是对消费的影响，于天义认为政府用于投资的资金增加，根据有限资源的此消彼长效应可知相应的消费支出将会减少，进而严重影响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孟祥仲（2006）的研究不单纯考虑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根据实际的经济发展轨迹，国家在提出实施财政政策的同时还提出相应的货币政策，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但是，实际结果却显示即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又加上货币政策予以补充，经济仍未出现增长。庄龙涛（1999）和梁学平（2003）的观点大致和章晟相同，即政府无论是通过借贷或是税收来筹集资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最终都将会挤占民营部门筹集资金投资的机会，降低民营部门占有、控制、利用资源的可能性，而这些资金都被政府所掌控，使得民营部门缺少参与部分发展机会的能力。

其次，国内外也不乏赞成政府财政支出对投资产生“挤入效应”的观点。Aschauer（1989）从私人资本的角度出发，提出政府的公共支出有多种形式，当其以生产要素的形式支出时，如果能同私人资本互补则会刺激其向效益最优化的方向发展，此时公共支出起到的则是“挤进效应”，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作用。与此同时，Barro（1995）通过研究分析认为，公共支出其实相当于公共部门在消费，而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之间是呈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当公共消费增加时，私人消费会相应减少，而省下的这部分资金具有转为投资的可能性，进而挤进了投资。马栓友（2003）从宏观角度出发提出，当政府扩大投资，增加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市场环境更加完善，从而刺激民间更多地投资。项怀诚（2001）通过研究直接得出即使国家通过税收或者发行国债的方式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资金来源也并未对经济产生“挤出效应”。贾松明（2002）提出国债投入的大多是民间资本很少涉足或者有意规避的领域，因此这样的政府投资建设不但起到了完善市场环境的作用，还能很大程度上刺激民间资本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中积极地做出投资行为。

2.4 政府财政支出对产业的影响

财政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的变动，使得社会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积累和重新分配，从而影响产业结构之间的相对替代和调整，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内学者就财政支出对三次产业进行研究的结论并未达成一致。郭小东，刘长生和简玉峰（2009）从政府支出规模、生产要素积累的角度构建理论模型，利用世界上2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支出通过改变全要素生产率和各个产业的资本、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积累，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而对第一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产生消极影响。张斌（2011）利用我国1980—2009年的年度数据，运用VAR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出对三大产业结构的动态冲击效应，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支出和税收对三大产业的发展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滞后效应。王宏力（2009）利用我国1986—2007年的年度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对财政支出规模与产业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财政支出规模对产业的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作用。

2.5 文献评述

纵观相关研究，对现有研究评述如下：

虽然当前的一些学者在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影响方面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在做这些研究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国家总的财政支出对经济总和（国内生产总值）或三次产业的影响。二是，国家各类的财政支出（对财政支出做了细分，如在转移支付、商品购买、基础设施投资、科学、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对经济总和或三次产业的影响。对于财政支出的选择，要么过于细分，要么过于宏观，为此，本部分将财政支出分为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研究二者分别对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影响，这既可以做到在次宏观层面的把握，也避免了过细分类对研究宏观调控的不足。三是，缺乏研究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影响差异性的研究。为此。本部分将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第一、二、三产业差异性影响进行对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