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从不同的视角考量，可以推论中国文化的不同特点，这是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延续不断的悠久历史所决定的。梁漱溟先生有“十四大特征”说，韦政通先生有“十大特征”说，赵吉惠先生有“四大特征”说等。有些学者分解到各个文化形态中加以阐述，比较细致明确，但缺乏整体的观照。所以，我们只能从中国文化的主要成分和发展演变中作简要的概括，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色。

一、强大的生命力与愈合力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至少从史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的祖先已经在黄河流域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形成了华夏文化群、东夷文化群和苗蛮文化群，最终整合为中华文化。尽管中华文化的分支众多，形成统一的中华文化之后依然保持着文化元素的多样性，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延续五千年的事实不容忽视。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融合中壮大，在战乱中发展，遭受过深重的灾难而依然生机盎然，保持着强盛的状态。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部落、民族、割据政权之间的激烈冲突，也发生了多次文化间的冲突。早在炎黄时代，中华民族内部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化，经过部落之间的残酷战争与兼并统一，方形成了统一的政权形态，随之而来的是统一的文化。以炎黄文化集团、苗蛮文化集团、东夷文化集团为主体在兼并战争中统一起来的文化，形成了强强联合，汇聚了强大的生命力。尽管后来的历史也不断发生割据与分裂，但最终的结果并没有影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强大的一统文化最终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团结。

春秋中叶，诸侯称霸，王室衰微，从诸侯争雄到秦朝统一，战争连续了300多年；从黄巾起义到隋朝统一，中国版图内先后或同时存在数十个政权，分裂时间长达四个世纪；元政权和清政权的建立，也曾经对注重夷夏之大防的汉文化传统造成一定的伤害。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保证了中华文化传统的承传延续，从未出现断裂。即便遭受严重的破坏或压制，如战争、分裂、压迫歧视、杀戮焚烧、文化高压、典籍禁毁等，中国文化也能够很快医治创伤、恢复活力，其强大的生命力与愈合力，独步世界文化之林。公元前214年和公元前213年，秦朝焚书坑儒，两次大规模的文化浩劫并没有消灭《尚书》之类的文化典籍。相反，违背中国文化传统的秦朝却灭亡了。

北宋灭亡，金政权实现了北方的统一，很快发现在中原地区必须尊重农耕生产，否则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于是，儒学、汉法被女真统治者所接受，北方的社会局面也稳定下来，短暂的文化创伤很快愈合。当金政权灭亡之际，统治者大肆杀戮文人，任意毁坏文化典籍和文明遗存。大声疾呼保全中原文化典籍资料和文化精英的，正是少数民族杰出诗人元好问。蒙古军队进入汴京前后，居民饱受苦难，尤其是文弱书生，束手无策地流离颠沛或被驱赶到山东、河北及汴京周围，随时都有被杀的危险。他们即便侥幸躲过刀枪之劫，也乏求生之技。存续道统的途径不止一条，尽管圣贤强调“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谋道不谋食”，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士之不存，斯文中绝。经历了金元之际、宋元之际的文化浩劫，中原文化、中华文化并没有衰弱，文化创伤愈合的速度，从元代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化形态中可见一斑。

清政权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对文化的创伤远甚于元初。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大量文人遭到杀戮，或殉难，或战死，或不屈而死。但是，清代康熙初年的文化就已经全面繁荣。即便为了贯彻统治意志，在编撰《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实行了长达19年的禁书行动，禁书3100多种、151000多部册，销毁书版80000多块。但这些书绝大部分还是被保留下来，陆续被编入“四库”系列丛书之中，主要有《四库禁毁书丛刊》311册、《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90册、《四库未收书辑刊》301册、《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200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100册。

在明清两朝，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东南地区特别是常州、苏州、松江地区，遭受的文化灾难也最为惨重。明天启年间的阉祸，易代之际的毁灭性残害杀戮，东南文化名流丧失殆尽，但清初诗歌首先展现风采的是“江左三大家”和虞山诗派，云间词人的创作和影响启迪了清词的中兴。

二、独特的连续性与融合性

对照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剧烈演变，中国文化相对稳定，在不断丰富升华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传承的中断和整体性质的改变，这取决于中国文化独特的连续性和融合性。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是指中国文化从历史、物态呈现到主要内涵精神的不间断发展特性。就中国文化的历史来看，从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文化形态的产生，到近代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的文化历史仍然是绵延不断的。即便是近代、现代的社会巨变乃至当代的社会转型，中国文化的脉络都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只是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调整和充实丰富。究其原因：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所植根的以农耕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依赖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总体上保持稳定；第三，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和幅员辽阔的国土为文化的承传提供了空间保障；第四，各民族的人民致力于文化建设，维系着中华文化的生命力；第五，历代统治集团不遗余力地进行主体文化的建设、保护，并主导文化的走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延续功不可没。这不仅维系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也稳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内涵。

以历法制度为例，中国在古代形成的干支纪日法，从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一直沿用到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时间长达2632年，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为悠久的纪日法。举一例：公元1900年1月1日，是中国农历己亥年十二月初一甲戌。其中的“甲戌”就是干支纪日。再以儒家学说为例，孔子所创立的学说虽说当时有不合时宜的成分，周礼在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恢复，但儒家学说强调尊君爱人，主张施仁政和明晰社会等级、维护社会秩序等思想，得到了从皇帝到百姓的普遍认同，两千多年间成为统治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想。汉代、唐代、宋代、明代对儒家学说的补充、丰富或称为“新儒学”，并没有改变儒家学说的核心精神和统治地位，其连续性世所罕见。

所谓融合性，是指中国文化本身就是融合的产物，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融合吸收其他文化，成为文化中的巨人。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文化强大的同化力，也未尝不可，但有文化霸权主义嫌疑。事实上，先进的文化同化落后的文化，并不是人类的不幸，相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强大的侵略者可以用武力得到一时的成功，但他们的文化并不一定能获得统治地位。“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¹⁾但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不是征服，而是融合。原始公社时期中国文化形成的炎黄文化集团、苗蛮文化集团、东夷文化集团三大文化群，各自也是融合的结果。中华文化，就是三大文化群以及周边各种文化融合的成果。秦汉以后，尽管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上可以区分为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和中原定居农耕文化三个大类型，但各自也是多种文化融合的成果。而三个大类型的文化，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构成整体的传统的中国文化，并不断吸收各种新生的文化。这种融合，必将长期地存在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将中国文化推向更高、更新、更完善更强大的明天。

三、恒定的求稳定与重实际

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可以发现，现实主义传统历史悠久，浪漫主义思潮未曾达到高潮，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心理上的重实际、求稳定。因为中华文明发祥于黄河流域，在简单的农业种植中形成了依赖土地、追求稳定生活的农耕文化心理。这是中国的文化心理，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从黄土高坡到长江、两湖流域，北纬25°到40°的土地满足了人们基本的生存需求，也形成并支配了中国的农业文化。于是，躬耕于田畴，采集于原野，获取食物，收集果实，纺纱织布，制陶酿酒，养育了中华儿女。年复一年，世世代代，从事着简单而重复的劳动。尽管有时在游牧部落的进攻下或自然灾害的毁坏中不得不迁徙，但人们基本上稳定在土地上，辛勤耕作，为国家提供赋税，承担劳役。

农业保障了人口的生存，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不但辛勤耕作的传统代代相传，连鸟鸣（如布谷鸟）也可附会成对耕种的催促。于是，历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稳定农耕经济的政策。周公姬旦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³⁾管理者希望百姓种地，见到农夫的辛勤耕作便极为高兴。古代君王也有自己的一份土地，自己去耕作一番，以表示对农业的重视。皇后或许会养蚕织布，为天下先：“帝耕籍田，后桑蚕宫。”⁽⁴⁾春秋战国诸侯争霸争雄，粮食安全成为争霸的基础。管仲相齐、李悝治魏、商鞅变法，均强调耕种的重要性。“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此贤者不肖之所以殊也”⁽⁵⁾，将农业耕作看作是评价人格的标准。秦王正是看到了郑国渠对于八百里秦川的意义，才收回逐客的成命，继续修建水利设施，最终确保了秦军的粮食供应。

汉代以后，历朝政府重农抑商，将农民与土地紧紧捆扎在一起，稳定了农业，也稳定了统治。在农业文化心态的驱使下，中国文化重实际、求稳定的传统延续几千年，并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心态或习俗。一是情感上的乡土观念，不论到何方或是取得怎样的成功，总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乡。我们在看古代人物的传记时，总能发现里面忠实地记录着他是哪里的人士。直到今天，名人的传记、回忆录里，也少不了关于自己家乡的内容。二是生活上安土乐天，在自己耕作的小天地里，建立起与土地的浓厚感情，没有特殊情况，绝不搬迁。《礼记》里说：“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⁶⁾将成人与安土直接联系，定其因果。三是思维上的循环理论，将世间万物的相互关系理解为循环与转化。最典型的理论就是“五行说”，其相生相克的原理，古人坚信无疑。四是精神上易于满足，这正面理解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换个角度看，就是一种惰性。对于社会的管理者来说，将能使许多事情变得简单容易。五是观念上保守固执，推动变革和进步比较困难。为了实际利益得以维护，许多不合理的或落后的制度、规范、工艺、品种等，稳定地成为决策者的选择，因为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或承担什么风险。宋代范仲淹看到数十年来的积弊，刚着手改变，就遭到保守势力恶毒反击，归于失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艰难变法，可支持者去世后，立即恢复了原样。六是处世上温柔执中，不会走极端。从好的方面看，是家庭、家族、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有利于社会的平稳发展。但另一方面，过于软弱容易遭到欺凌，丧失时机，甚至为执中而变得世故圆滑，苏味道的“模棱两可”就是圆滑的典型。也正是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形成了注重实际的行为风格。

务实，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并与诚信互为表里。在人的社会角色上，中国人讲究士农工商，各有所本，就是指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事业，至少有自己的事情，踏踏实实做事。否则，就会无事生非。在具体的事务中，中国人讲究实际，反对虚夸；崇尚实效，鄙弃口号；重视内在，轻视外表。孔子没有谴责管仲不能为主而死，反而夸奖中带有感动：“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⁷⁾王安石与司马光论名实，希望司马光看重变法的实际效果，而不是什么名称，是否符合先王之政。

在语言词汇中，我们有不少务实的谚语、俗语和词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大人不华，君子务实”“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酒香不怕巷子深”，实在、实际、实惠、实情、实物、实务、实业、实体、实证、实用、实质、实学、实录、实像、实践、实数、实心、实载、诚实、老实、求实、真实、踏实、事实、切实、落实、委实、信实、确实、板实、敦实、笃实、核实、憨实、结实、皮实、平实、其实、妥实、稳实、现实、严实、扎实、忠实、壮实、着实、如实、实发工资、实际收入、实际面积、实事求是，等等。在文学艺术中也是如此。

现实主义风格精神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从“诗三百”形成的表现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社会和个人的真实情感与思想的创作风格，得到了文学史上绝大多数诗人的继承，出现了杜甫、白居易、陆游等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即便是情怀浪漫的杜牧，诗歌中的意象也是以目之所及为多，其《齐安郡后池绝句》的“菱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啭弄蔷薇。尽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是由动物、植物、人物、声音、色彩组成的画面。诗人通过对实际景物的描写展露心迹，而不是直接抒情。在奖励或救助方面，中国的百姓希望得到真正的实惠，而不是空头支票，并不欢迎“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白居易《杜陵叟》）的现象。在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上，务实的精神演化出诚实、可靠、诚信。中国人有着诚信实在的优良传统，在传统道德修养中，诚信可靠极为重要。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⁸⁾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⁹⁾

四、严肃的君父观与民生观

从文化类型区分，中国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特别是种种社会伦理规范与等级制度，这与佛教所追求的人人平等相悖。而伦理上的君父观与民生观，就是在“三纲五常”的规约下，尊敬君父，然后关照民生，是对君权的绝对尊崇和对民意的淡化，与原始儒学的重民精神背道而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¹⁰⁾，多么精辟的论断，但也仅是论断而已。得到百姓的拥戴就能成为好的君王，就能够江山稳固？历代统治者清楚，这可以作为口号，在实际施政中如果没有君王的权威，何以维系政权的稳固？所以，董仲舒说了真话，定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条例。其实，不仅儒家，中国古代不少学派都存在尊君思想，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即便是佛教，在中国也不得不结合中国的实际，接受君权思想和等级观念。韩非子强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¹¹⁾，明确了中央集权的行政构架，确定了君权的至尊地位。于是，君王掌握中央集权，具有无上的权威，畜养臣民于四方，以供君王驱使。臣民对于君王，所能做的就是顺从君王，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认识、思考、辨别、分析、言动等，必须以君王的意志为转移。如果有人敢于挑战君王的权威，就是大不敬，是大逆不道，须人人得而诛之。于是，君王贤明，则国家兴旺，会带来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美好的典型，如“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乾嘉盛世”成为赞美的榜样。可是，它们相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只不过是瞬间而已。相反，庸君、昏君、暴君却是不胜枚举。

与政权体系中的尊君思想一致，在家族家庭生活中，父权、夫权思想也深入人心。这些思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人们所诟病，但其中曲直，因视角而异。伴随尊君思想而生的是民本主义，即“民为邦本”的思想，并不是民权、民生至上。所以，中国的民本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是为了对抗“神本主义”。因为“神本主义”符合欧洲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主张抑制人性，顺从神性，维护地主庄园的秩序，保持宗教与封建政权相结合的政体。而对新型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持认同观念的文艺复兴运动人士，以“人文主义”与之抗衡，就在情理之中了。

“人本主义”的提出，是19世纪德国最后一位古典主义哲学大家费尔巴哈的贡献。他将人作为动物对待，排斥了人的生存环境、思想道德和社会关系，尊重作为生物的人的自由与欲望。而中国的“民本主义”或“民本思想”，其出发点并非民，而是邦、国、君。而民是构成邦国的基础，有了民，君才有了可以统治的邦国，才有了可供统治的对象。于是，就出现了许多爱民的故事和论说，儒家无疑是对民关注最多的。孔子主张施仁政，行王道而反对争霸、反对战争，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使天子有民可治。所以，成功的君王需要养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¹²⁾这一切看起来很美好，但只是理想，而且说得也很直白，就是为了能成为王。所以，这里有一个逻辑关系：让百姓能够养生丧死，衣食丰足，不是竭泽而渔，不是占用农民的耕作时间节气，就能够保障民生。民生得到保障，就能得到民心民意，就可以得到民所贡献的粮食、布帛、金钱、劳动力等。于是，国家机器就能正常运转，由此，则国家稳定，君权稳固。反之，是另一个因果关系：民不聊生，死亡流亡，田园荒芜，钱粮布帛无所出，民变民乱，国家机器不能运转，国亡君死。所以，民本思想的出发点是维护君王的天下。

五、凝重的文化心态与文化伦理

中国文化是统一的文化，又是多民族多元素融合的文化。从今天的考古学上划分，有发祥于黄土高原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文化群，由炎帝、黄帝、共工等文化部落构成，黄帝陵的发现证实了史籍的记载；东夷文化群，由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青莲岗文化等组成；苗蛮文化群，由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构成。在跨入文明社会之前，中国文化已经以多样文化合成的姿态出现。各种文化的共存并形成统一的文化，需要统一的文化精神统摄。于是，炎黄文明精神成为中华文化的统一精神，即华夏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秦汉以后，中华文化实际上又存在北方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与中原定居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现象。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和文化功能的复杂化，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凝重性。简单地说，多元文化的结合以及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与文化一统的格局，是导致中国文化心理具有凝重性的原因之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承传了优良的文化传统，厚重的文化积累是中国文化心理具有凝重性的又一个原因；不同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累积，各家学派对中国文化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中国文化继承的全面性，加强了中国文化的凝重感；与宗法制度和社会政治格局的紧密联系，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伦理型范式。将各种文化现象与文化活动纳入了时代政治的主导意志轨道，导致文化的独立精神减弱，是中国文化心理凝重性的重要原因；社会政治与历史演变赋予文化的教化责任，削弱了文化的娱乐特性，而强化了文化的政治职能，加强了文化的凝重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尽管一统而强大，但缺乏开拓创新精神，是一种内敛的德性文化。

这种文化对内是谦和稳重，讲究实际，重视群体而忽视自我，尊重集体、宗族、民族与国家的利益，而轻视社会个体的权益；对外是保守自封，盲目排斥外来文化，在愚昧保守的文化心态驱使下，中国文化难以发生质的超越。并且，以经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发达，自然科学难以发展，自然科学的成果也难以转化为生产力。同时，文化的价值取向与宗法制度下的政治价值取向一致，也决定了中国文化伦理的凝重性。在西方，是宗教引导文化，但文化具有独立性，甚至影响社会政治的走向。

在中国，宗教只能影响文化，但自身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对文化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政治，是政治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和速度。翻开中国的历史，几乎每朝每代都可以看到君王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周公制礼的宗庙祭祀制度，是一种礼仪文化建设；曹丕即位之前，直接确定了文学创作的地位价值；唐太宗与文士唱和，虽然是皇家风范的显示，也是有意识主导诗人的价值取向；宋代开国，不仅宋太祖的诗歌气度得到臣下的追捧，宋太宗连臣下的字体也加以干预，编印《醇化阁法帖》供臣下临摹；明代朱元璋尊宋濂为“开国文臣之首”，就是推出文化榜样；清代先后编写多部文化典籍，表明了帝王对文化的重视，更明确了帝王权力是文化主宰的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建立在以农耕经济为核心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是一种稳定的内敛文化。中国文化对社会政治结构具有较高的依存度，其文化伦理切合了社会政治的需要，是一种柔顺的政治文化。社会政治的历史演变，客观上对中国文化的主导作用时有强弱，中国文化需要形成独特的轴心，以维系自身的发展延续。因此，在没有宗教主导的环境中，中国文化依托宗法制社会对人伦的影响，形成了以宗法制为内核的道德文化，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独立性精神的，正是道德文化。

六、学术的经世致用与独尊经学

西汉初年的董仲舒，将儒家经典的解析与汉代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儒学。北宋王安石强调文章应该有补于世用，而不仅仅是文辞华丽。南宋偏安一隅，形势危急，浙东的儒学家强调实用、事功，有着明确的功利性和实践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永嘉学派的叶适，能学问，能文章，也能带兵打仗，以少胜多。永康学派的陈亮，被辛弃疾许为诸葛亮式的人才，可惜未尽其用而已。金华学派的吕祖谦，重视从历史的成败得失中吸取教训，为当今的社会服务。因此，注重学业的经世致用，从汉代经学兴盛开始，就已经养成了传统。即便没有明确提出，实际效果也是如此。刘向的《新序》，就是写给皇帝看的书，目的在于皇帝能够从中吸取治乱之道。

唐代的科举考试，进士科有“试策”一项，就是考核学子对于具体问题的理解认识和处理能力。宋代延续了这个项目，鼓励学以致用。苏轼的“进策”中最著名的篇章就是《教战守》，探讨对平民百姓实行军事训练的重要性以及怎样进行战守培训。明代学者多为八股文高手，但成功之后，发现当初熟读的教材在官场上并没有实际的作用，于是形成了教读的制度，新进士进入官场，往往由座师培养指导，以养成治事的能力。所以，东林书院的精神领袖们着意将儒家经典的正本清源与经世致用的能力结合，特别注重实用学科知识的传教。京城开办的首善书院，讲习的主要内容已经不是儒家经典，即便重视儒学原著的经意，也是为了指导后学端正心志，而更重视的学问是钱粮、车马、赋税、治边、水务、买卖等，培养的是实用科学和实用人才。尽管为时短暂，也是东林治学精神的继承发扬，与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一脉相承。

但是，学术的经世致用，是以经学独尊为前提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学具有不可动摇的一尊地位。中国文化中的学术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经学是传统的学科，是两千多年学术历史的主流。先秦时期是诸子之学，儒家是显学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家；两汉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盛况空前，儒家经典著作得到了全面的搜集整理，微言大义和字词音声义的研究成果惊人。郑玄的出现，标志着两汉经学达到高潮。魏晋时期虽然玄学盛行，玄学讽刺批评名教的同时，并没有摆脱儒学的影响。

隋唐的佛学甚为发达，但国家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是经学。不仅有字句音义研究的权威孔颖达，更有韩愈这样的文坛巨匠传承儒学经典，强化儒家思想和经学的崇高地位。宋明理学和清代小学（朴学），前者侧重阐释经典蕴意不免支离，后者注重音韵文字而精细至极。不管致力于意义的诠释还是侧重于音形义的考证，都是经学的组成部分，是经学尊崇的地位所带来的学术繁荣。所以，经学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深刻而广泛。

首先，经学一尊，儒家思想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压制了其他学科的生存发展，不利于中国文化各领域的全面繁荣。以文学为例，经学影响下的文学承担起传道的功能，“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成为文人的共识。即便“言志”“言情”，也必须在道的范畴之内。韩愈所说的“道”，就是儒家的经典和儒学的思想。欧阳修所论的道，也主要是儒学经典。清代桐城古文，从戴名世开始就注重“言有物”，而此物就是道，与手法技巧、语言词汇一样，是文章不可或缺的，“道也，法也，词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也”⁽¹³⁾。方苞、刘大櫆、姚鼐的古文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学创作受到道的限定，也就限定了文学创作的内容和精神，创作成就当然也受到了影响。

其次，崇尚经学，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学科分类。在经学的笼罩下，各门学科没有独立的地位，难以得到充分的发展空间。本来，经学的理性思维特征，对于自然科学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但经学凌驾于一切学科之上，无形中取消了其他科学的独立性。没有独立性的学科既不能引起学人的重视，也得不到应有的扶持和发展空间。即便有了创新成果，或先进技术，也难以运用到实际生产生活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就是典型的例子。如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用来敬鬼神居多，传到国外，就被制造成杀人的工具。还有指南针，西方人用来指示航海，开疆辟土，掠夺资源，而我们的“学者”却用来定方位、看风水。北宋沈括的自然科学研究，当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并没有用来指导生产工具的改良和生产工艺的革新。

再次，经学大义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发展进步。在儒家经典思想的影响下，国人不仅对社会人生“思不出其位”，思想有所变化，也立即遭受限定、批判甚至惩处，所以难以接受先进的政治哲学思想。明代后期的思想家李贽，仅仅发表些诸如“圣贤之道，不过百姓日常”之类的观点，将统治者认为应该禁绝的小说戏剧名著等同于儒家经典，后果是被视为异端，关进监狱，自杀身亡。因此，中国自“百家争鸣”之后，思想上很难有新的突破。直到近代，以严复等人为代表的觉醒的一代，吸收了西方的进步思想，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进行启蒙，才有了后来的科学、民主思想。从客观上讲，经学一尊，对于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稳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经学传统削弱了宗教的影响。中国从未出现过某个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宗教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对国家的社会政治不可能产生较大的影响。不可否认，中国的各种宗教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但任何宗教都没有像儒家学说这样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汉代的学馆设立，是为了传承儒家经典，甚至在朝廷专门设立“五经博士”，他们拿着朝廷丰厚的待遇，专门从事研究，在中国的任何宗教也不能与之比拟。经学传统对于宗教的影响，是多层面、多角度的，是不同文化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历代统治者有意识的举措，需要深入分析，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