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远离埃尔斯米尔之地》中的互文性与对话[102]

《远离埃尔斯米尔之地：一部地理小说》（Places Far from Ellesmere: A Geografictione，以下简称《远离埃尔斯米尔之地》）是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提名作家艾丽莎·范·赫克1990年出版的一部半自传体性质的实验小说，描述了叙述者/作者寻找“家”的经过，这段历程与范·赫克从孩提时代到成人时期所历经的地理和历史相一致，每一章都对应了她各个生活阶段的“记忆地图”：家乡埃德伯格、上大学的城市埃德蒙顿、工作时的居住地卡尔加里、旅程的终点北极荒漠埃尔斯米尔。在埃尔斯米尔期间，范·赫克随身携带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并对小说进行了重读。《环球邮报》在评价这部作品时认为，“《远离埃尔斯米尔之地》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安娜·卡列尼娜进行重新阐释，令人耳目一新”[103]。由此可见，互文性是小说的一大特色。作为“互文性”概念的首倡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曾在《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中提出了文本之间的相互参照性和彼此关联性：“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04]而克里斯蒂娃在女性研究领域的巨大影响也使互文性成为女性主义写作的一种手段：“在传统文学中受到压制的以复调、互文性或疯狂（隐讳的女性气质）为特征的写作与以独白式或追求统一（隐讳的男子气概）为特征的写作相对立。”[105]

女性主义写作中的“复调、互文性或疯狂”可以从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理论中找到源头。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发现了对话性，提出了复调小说理论，而对话则是复调小说的核心。从小说艺术的对话性特点来看，对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对话可以发生在作者和主人公之间、主人公相互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以及读者与主人公之间。广义的对话主要涉及三种：作家与前辈作家的对话；作家与同时代的接收者之间的对话；作家通过作品与后代人的对话。无论是狭义的对话还是广义的对话，都是各种表述片段的交汇。巴赫金认为，“在每一个表述中——无论是对话中的对语还是独白语——都充满了他人话语的回声”，[106]互文的嵌入其实就是一个对话的过程，通过将一个文本植入另一个文本的方式，形成文本之间的对话，不断构建新的文本。此外，对话也是巴赫金“狂欢化”论述的内核。狂欢式因其对体制、权力和规范的反抗而体现出强大的颠覆力量，反抗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能够对话的环境。狂欢的全民性和广场式特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对话场，各种声音在其中交汇互动。巴赫金将狂欢运用到文学批评中，他的狂欢化诗学反对人类精神领域的独白意识，主张平等对话，为人们建立一个“大型对话的开放结构”[107]提供了可能性。在文学体裁和语言风格方面，由于狂欢精神的渗透，其形式变得丰富多彩，体现出多语杂存和多体裁混合的现象，构成了具有无限创造力的开放体系。本章从《远离埃尔斯米尔之地》的互文性和对话入手，探讨其中体现出来的颠覆性特征：对男性话语主宰的文本写作的颠覆，对加拿大北方传统叙事的反话语。同时，本章指出了小说中的建构性策略，即女性与自然的结合，从而为女性探索新的疆界和空间，建立不带偏见的女性表征提出了可行之路。

一、对男性话语主宰的文本写作的颠覆

在阅读《远离埃尔斯米尔之地》时，读者不免会产生疑问，叙述者/作者为何要在这次北方之行中带上《安娜·卡列尼娜》？范·赫克在小说中间部分解答了这个问题：该文本的一个明确目的是“解决男性写作与女性写作之间的（重大）差异”[108]。换言之，范·赫克利用互文性策略对写作、权力和性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批判。在《远离埃尔斯米尔之地》中，范·赫克意在通过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颠覆男性话语主宰的文本写作。

范·赫克在小说中指出，写作的权限通常属于男人，这一观点从她与加拿大作家鲁迪·威伯的对话可见一斑，威伯建议范·赫克去埃尔斯米尔时带上《战争与和平》：

……他坚信女人永远无法成为“伟大”作家的根源乃是她们不为自己安排伟大的话题。“比如什么？”于是你怒冲冲地问，觉得受了冒犯。“比如战争与和平”，他以耶和华似的语气说道。“女人只能写来自内脏的东西”。从他嘴里冒出的“内脏”一词充满了轻蔑与排斥……打那以后你知道男人的内脏更大也更危险，以伟大话题为中心的膨胀的自我感将它掩饰了起来。战争与和平恰恰是你希望留在下加拿大的。可你带上了《安娜·卡列尼娜》。[109]

令范·赫克反感的是，女人竟被视为没有能力摆脱自己的身体，因而无法属于“伟大作家”的行列，被排除在了文学经典之外。在《远离埃尔斯米尔之地》中，范·赫克对“男性写作”的特权予以了辩驳，她批评的不仅仅是男性在文学领域的特权，还有男性写作对女人的影响：女人被拒绝了书写自己的权利，毫无地位可言。这种“失权”首先表现为失去选择权：女性角色拥有的是“规定的选择权：母亲、圣人或妓女”[110]；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别无选择”[111]，最终只能卧轨自杀。可见，男性文学权威对女人进行了归类和限制，女人被书写的过程其实就是被控制的过程。

范·赫克对男性写作的批判还表现在作家和文本的关系上，这种关系将写作的行为与权力的实施联系了起来。范·赫克批评托尔斯泰试图掌控对其小说的阅读，她将他想象为一个农夫，从头至尾出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你推测这个农夫是托尔斯泰……在干预自己的文本，不允许你不受干扰地阅读。”[112]托尔斯泰往往在女人似乎要违背社会期待时出现：“他肩上的麻袋里装着他的小说，一大堆乱糟糟的词语，他往里塞入那些不愿驯服的女人被砍下的手，那都是些富于表现力的漂亮女人。”[113]托尔斯泰的在场意味着监视、占有和权力：他的侵入是为了支配对其文本的阅读。在范·赫克看来，男性写作是一个展现控制欲望的过程，从文本的选题、作品的体裁、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命运，乃至文本的阅读，无不显示了家长制的专权。

范·赫克曾把自己试想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个角色，并自问是愿意生活在“白夜？或是暗无天日的书页？书的牢笼，野外的刺目阳光，哪个更好？”[114]作者将书页喻为牢房，旨在强调女性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必须逃离男性写作的规范，这一点在小说中从四个方面体现了出来。首先，范·赫克自创的地理小说概念偏离了传统的文体分类，暗示该文本是文学批评、小说自传、游记写作和制图学的糅合，这种文本样式的杂交具有一种狂欢性，使她的作品成为一部“没有文体的书”[115]。她认为，文体是父权制文学传统的工具，而跨越熟悉的文体界限、寻找新的书写方式则是一种政治行为：“越界书写坚决维护某些强大的可重新建构性……（这些文本）从文体的安全区域疏离出来，参与到自身的边缘化之中……对可靠空间的拒绝允许它们质疑持续存在的种族、性别、民族和语言定位。”[116]《远离埃尔斯米尔之地》可以说是“一部伪装成地图的书，或是一册伪装成书的地图”[117]。范·赫克打破常规的书写方式和行为使她可以自由地挑战经典名著，以及名著中的线性时间叙事和结构主义叙事模式。其次，范·赫克没有为自己安排诸如战争与和平之类的“伟大话题”，而是书写了一位20世纪加拿大普通女性的个人经历，及其在埃尔斯米尔岛重读《安娜·卡列尼娜》时的感悟。在凯琳·比勒看来，这种重新阐释男性作家笔下人物的尝试是对“文学经典中男性作家权威”[118]的挑战。另外，范·赫克拒绝在文本中扮演权威角色，尽管她的作品具有自传成分，但她并没有像一般的传记那样以第一人称代词“我”的口吻进行叙述，而是使用了“你”，这使文本的表述变得模棱两可。乔安娜·C.瑟奇诺指出，范·赫克“通过使用代词‘你’质疑了自己作为作家的稳定性或完整性，承认了文本声音的表演或建构性质”[119]。作者或自传主体的声音成了一种建构或表演，而不是直接的、无须中介的表白：“你知道你是一部更大部头小说的角色，一部地理和情感小说，阅读自己，如同你正被一位悟性颇佳的读者阅读。”[120]人称代词“你”的使用说明范·赫克对文本的控制力变弱，同时也涉及了文本的读者：作家范·赫克是读者，她的读者也是作家。这种将写作与阅读等同的做法意味着文本同时属于作家和读者，作家不再是意义的保证人。最后，范·赫克在小说中采用了实验形式。文本大多由片段组成，而且经常偏离主题，通过回避叙事传统和情节逻辑的方式来摆脱宏大叙事的铁爪，这是一种对“传统的说故事形式的颠覆……强调了传统的女性表征的局限性”[121]。范·赫克还拒绝遵循语言传统，创造性地使用一些新词和不同寻常的标点符号，使语言的范围得以延展。比如，她常常利用斜线号和括号将词语分割或重新组合，从而使意义呈现出多种可能性。

二、对加拿大北方传统叙事的反话语

在《远离埃尔斯米尔之地》的开头部分，叙述者问道：“什么能证明某地的合法性？”[122]一个地方之所以成为一个地方是通过土地、河流、动物、植被和土著居民，还是通过白人探险者的发现和铁路的出现？她的回答充斥着他人的话语表述，构成了鲜明的对话特征：

亨迪（1754）：汤普森（1787）：菲德勒（1792）：亨利（1810）：他们漂泊不定的营地。干肉湖的浅滩“散布着灰叶枫小树林，许多枫树直径达一英尺”（梅孔，1879）；“役河地区肥沃的土地”（德维尔，1883）；“有些地方林木茂盛，有些则长着疏疏落落的乔木和灌木丛”（泰雷尔，1887）。[123]

叙述者列出了之前书写过加拿大西北部地区的人物名单，他们是18世纪和19世纪首批白人男性探险家，对这块土地进行过测绘和记录。由此看来，加拿大北方传统是由男性冒险家和开拓者所定义的历史，北方为男性幻想以及男子气概的考验和实现提供了叙事空间，正如丽萨·布鲁姆在《冰上的性别》里指出的，男性写作中的北方代表了“理想的神秘场所，男人们可以在此炫耀自己是成就神奇伟业的英雄”[124]。叙述者还在文本里间接提到了汤普森和菲德勒服务过的哈德逊湾公司以及泰雷尔和梅孔被委以重任的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引证可以达到两个目的：通过引用官方历史，叙述者将她试图动摇的权威展示在了读者面前；与此同时，她说明了关于加拿大北部或西北部边境地区的概念是一种建构，会随着每一次新的探险、每一个新测量的地区而有所变化。因此，叙述者质疑了关于地方的单一定义，并结合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为自己重写不同的叙事创造了空间。

范·赫克反复通过这种与早先历史对话的策略，尝试着书写埃尔斯米尔地区。在小说中，叙述者有这样一段评论：

埃尔斯米尔岛……不易一眼辨出是岛屿，1616年，威廉·巴芬发现该岛（如何发现的：从海岸/用望远镜/从船上？），但直至19世纪该岛才得以开发。19世纪的岛屿：19世纪的小说。但约翰·罗斯在1818年发现了部分海岸线（太多的对称），1852年，在英格尔菲尔德远征期间，岛屿以埃尔斯米尔伯爵的名字命名。为什么？他是否给了他们钱？他们在冰封的海岸读到了什么，使他们想起该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们的阅读正确吗？是埃尔斯米尔，还是别的什么，其他人说起的某个别的名字？如果人们有眼力看懂的话，某个地方一定有另外一个名字。1875和1876年，乔治·内尔斯爵士率领皇家海军前往探险（大规模的远征）。[125]

这段话与1988版《加拿大百科全书》中关于“埃尔斯米尔岛”的词条形成了对话：

1616年，威廉·巴芬发现该岛，但直到19世纪该岛才得以开发。约翰·罗斯于1818年发现部分海岸线，1852年，在英格尔菲尔德远征期间，岛屿以埃尔斯米尔伯爵的名字命名。1875年，乔治·内尔斯爵士开展了大规模的观测。[126]

通过这样的对话，叙述者不仅向白人男子远征北方的特权提出了挑战，而且质疑了他们的探险被历史化的方式——具有官方和权威特征的书写的历史，以《加拿大百科全书》中的词条为例。通过重新强调百科全书中的词组和句子，叙述者创造了“双重声音叙述”[127]，对其中未加解释之处提出疑问，追溯事件发生的缘由，同时将19世纪的岛屿和19世纪的小说相比较，点明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这种文本间的对话表明埃尔斯米尔岛并非一张“空白页”[128]，也绝非一块“未发现之地”[129]。另外，叙述者将埃尔斯米尔探险史（男性属地的历史）与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一部由男人书写的小说）联系在一起，意在说明她笔下的安娜和埃尔斯米尔岛是由19世纪的男性（托尔斯泰、威廉·巴芬、约翰·罗斯、乔治·内尔斯）书写/绘制的小说/地方。叙述者想要指出的是，男人们的冒险将女人排除在了外面：“这些名字，每一条绘制的轮廓均是男性的/标线的。……名字、名字，到处都留下名字，在自然界的每一个接界处，留下父亲的名字，其他男人的名字……安娜，她有没有一个岛屿，或是一处海湾、小港？”[130]绘图是一种占有行为，它赋予男人绘制和命名的特权，使女人/土地被绘制、被命名，从而隶属于他们。叙述者意欲介入并削弱带有男性偏见的探险话语，在仔细阅读的基础上超越这种男性历史编纂文本，最终去绘制“超乎想象的有关梦想和情感的地形”[131]。艾斯塔·莫特认为，范·赫克的小说修正了19世纪围绕着白人男子探险为话题的关于北极空间的表述：“如果说男人在关于北方的文本中倾向于强调男性控制着险恶的风景，范·赫克的文本则展示了人类和风景之间的不同关系。”[132]换言之，范·赫克重写了北方叙事及其潜在的文化困境，将北方描写为女性写作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世界观。

三、对女性疆界和空间的探索

互文与对话使文本得以补充和重写，形成新的文本，并在这种开放式的解构过程中建构自身的价值体系。《远离埃尔斯米尔之地》打破了文本的孤立与封闭性，与文本之外的符号体系相联系，在比较与差异中实现自我价值。范·赫克将小说副标题定为“一部地理小说（A Geografictione）”，Geografictione一词是geography（地理）和fiction（小说）的组合，但作者有意在词尾加上了字母e，在法语中，以e结尾的名词一般为阴性。而埃尔斯米尔（Ellesmere）这个地名也是别有深意，elles是法语中的“她们”之意，mere则指“母亲”。书的封面也很有意思，埃尔斯米尔岛是以女人的形体呈现出来的，与肯尼迪海峡对面的卡尔加里等地遥遥相望，仿佛是在远远地对话。由此看来，该文本不仅是地图绘制和小说写作的结合，而且是“一部女性地理小说”，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制图学。作品的每一部分都是一个特殊的“考察现场”：埃德伯格，想望和回归的矮树林；埃德蒙顿，长长的分隔线；卡尔加里，增长中的墓地；埃尔斯米尔，作为岛屿的女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叙述者始终摆脱不了等级制度和权力束缚的阴影，直至她最终来到埃尔斯米尔。只有在这个北极荒漠，她才真正开始重读《安娜·卡列尼娜》，将安娜从托尔斯泰残忍的情节中“解放出来”[133]。

在第一部分，叙述者将家乡埃德伯格描述为一座堡垒：六个四四方方的街区，网格状结构的小镇。从她对埃德伯格历史的阅读以及早年生活的回忆来看，小镇自有一套禁令，处处限制着她的活动。与小镇压抑的特征相对立的是火车站的站台，它“矗立在世界边缘”[134]，象征着希望和逃离。正是在这个站台上，叙述者第一次想象见到了安娜·卡列尼娜，想象她在站台上边踱步边思考如何从不同的角度阅读自己的故事。在第二部分，叙述者为躲避埃德伯格的种种禁制，来到埃德蒙顿——这个“曾经的堡垒，哈德逊湾公司据点”[135]。同埃德伯格一样，它也呈现出网格状的构造。在叙述者的记忆中，这座城市始终处于停滞阶段：“阴郁的冬日，黑暗的建筑，密封的寒冷”[136]。安娜·卡列尼娜再次出现，预示着叙述者渴望逃离的心态。在第三部分，叙述者在评论新家卡尔加里时又提到了堡垒意象：“你为自己找到了杰里科，是吗？”[137]杰里科是《圣经》中的一座城，四面城墙环绕，后被乔舒亚和以色列军队攻破。卡尔加里被描述成迷宫，其购物中心的“灯光和空气宣示着封闭，强调了整体性和秩序”，叙述者则在里面“游荡、迷失，无法找到入口，一扇门都找不到”[138]。最终，叙述者断定，卡尔加里是由“长成独石柱的龙牙”[139]建成的堡垒，与埃德伯格和埃德蒙顿一样，是需要逃离之所。

在文本的最后一部分，考察现场转至“去除了疆界”[140]的北极荒漠埃尔斯米尔，这是一个“不会有任何判断施加影响”[141]之地，这是一个“摆脱了绝大多数的男性干预，摆脱了他的历史或小说或亘古不变的描写/撰写的掌控”[142]之地。在这里，叙述者“希望忘记世上的战争与和平。读一读爱情。即便是像安娜那样注定在劫难逃的爱情”[143]。叙述者似乎被这个神奇的北方所激励着：

去，北方，安娜，去北方。既然有西部小说，为何不能有北方小说？……安娜受惩罚的时间太久。带上她去埃尔斯米尔。你确信她从未去过那里，别的人不会带上像她那样如此难懂、如此冗长、又重得要命的女人。[144]

在埃尔斯米尔，托尔斯泰笔下的女性复活了：光头公主迈阿戈琪蓄着富有光泽的胡须，坐在一块岩石上，邀请叙述者“与社会决裂”[145]；安娜戴着一串珍珠项链，从冻原上飘然而至。范·赫克让女人进入北极空间这个传统的男性领地，为女性打造了一个空间，探索未被探索过的神秘的女性自我，从而使复杂的阅读变成了通过探索土地来探索自身的过程：

你夹在安娜和埃尔斯米尔之间……这是件令人愉快的事：逃离、水、风、空气、岩石，你身后远处的湖依然冰冻，冰川的潜在冰雪，你能够不断地阅读一本不朽之书，安娜能够阅读这本有你在内的书、这本有关北方的书，阅读或忘却之前的阅读（un/read），因为它的不可思议，因为这块女性的荒漠之地及其神秘的季节与渴望。[146]

这段引文一方面显示了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把阅读视为和写作一样的创造性行为，另一方面展现了女性凝视下的女性形象与土地的融合。叙述者用了un/read这个词，表明阅读的过程其实首先是抛弃并忘却，然后才是再造的过程，埃尔斯米尔正是这样一个可以提供创造契机的所在。埃尔斯米尔与教化之地——埃德伯格、埃德蒙顿和卡尔加里——在地理上的距离对应了女性“去中心”的心理[147]，正如埃尔斯米尔位于文明的外缘一样，女性处在父权制度的权力叙事范围之外。叙述者暗示，在埃尔斯米尔岛，没有了父权社会的行为准则和偏见，她能更透彻地读懂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和岛屿的独特身份不会因为统治、殖民和教化的性别话语而遭到否定。

叙述者的考察以家乡为起点，几经波折，终于在埃尔斯米尔实现梦想。拉·库玛·莎玛等认为，“这种考察生动地刻画了范·赫克对女性主义的关注，她视之为自己的使命，并最终为女性创建了一个合适的位置，使她们可以无须体会男性的专横态度，得以独立地呼吸”。[148]对于那些遭受过男性沙文主义毒害的女性而言，埃尔斯米尔成了一个富有价值的存在，是能够承载真正意义的实体，安娜们能在此塑造她们的未来。

范·赫克的《远离埃尔斯米尔之地》利用文本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再思作者、文本、读者以及地方之间的关系，颠覆了男性写作中的权力话语特征，对加拿大北方传统叙事进行了反拨，而且在考察空间的过程中，使女性自我得以实现。埃尔斯米尔岛是一个比喻，象征了女性逃脱束缚，成就梦想的可能性。但是，埃尔斯米尔岛并不是终点，也不是固定的中心。范·赫克的“绘制无法绘制的地图”[149]并不意味着建立一种女性的叙事权威，与男性叙事分庭抗礼，也并不表明主体地位和身份的恒定不变，它只是表达了性别意识的觉醒，更是对新的关系的协商，因为埃尔斯米尔“并非任何人的女主人”[150]，这一点也恰恰契合了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为我们思考全球化语境下的性别问题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