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关于贫困原因的经济学分析

贫困是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是文明世界的一大发明。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曾指出，贫困并不一定意味着个人财产的缺乏，世界上最原始的人很少占有什么，但他们并不穷。贫困既不是东西少，也不仅仅是手段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当然，萨林斯这里所说的贫困是相对贫困问题。不少经济学者认为，当代社会仍然同时存在绝对贫困问题。

如果文明世界要下决心消除贫困，就必须首先搞清楚贫困产生的真正原因。如同治病，先要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第一节 “懒惰说”：部分古典经济学家的解释

贫穷根源 “懒惰说”

在经济思想史上，这种对贫穷原因的解释一度很流行。在17、18世纪的欧洲，包括亚当·斯密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异口同声地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马尔萨斯就曾说过：穷人的懒惰是一种本性，也是他们贫困的根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佩罗曼在《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中，分析了这种思想产生的经济原因。他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为了服务于新生的资本家集团，有意掩盖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问题，即大规模“圈地运动”导致农民失去了生产和生活手段，从而陷入了贫困这一历史事实，却把贫困归咎于农民的懒惰，为英国政府制定和实施针对由破产农民而变成游民的法律提供依据，强迫他们加入工人阶级队伍，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佩罗曼指出，在“资本集团残暴地将人们同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分离开来”以后，政治经济学家随即“加入了谴责懒惰的穷人和游手好闲者行为的行列”。[23]

历史上英国工厂主对工人的压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专门研究了资本原始积累问题，在第八章中引用了当时大量的文献资料，揭露了在一些不受法律限制的工业部门，资产阶级怎样不受限制地延长劳动时间，摧残工人的健康甚至剥夺工人的生命，说明工人的贫穷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不是因为他们无所事事，揭露了工人被迫进行着超出生理极限的劳动而仍然一贫如洗的残酷现实。从马克思列举的花边织造业、陶器业、火柴制造业、壁纸工厂、面包业、铁路运输业、裁缝业、铁匠等行业的实际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资本家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时间的贪欲是骇人听闻的。除了强迫成年人尽量延长工作时间外，女工、童工的劳动待遇更是触目惊心。有的童工从凌晨两三点钟一直要干到夜里十一二点，连7岁的童工一天也要干15个小时的活，甚至有的要连续干两天两夜。有的女工平均每天要劳动16个小时，在忙季甚至要连续干30个小时，有的被活活累死。1803年英国工人斯彭斯说：“我们不是每星期工作6天，而是被迫承担8天或9天的工作量，但还是难以糊口……老板不停地叫着：干活，干活，你们太闲散了……上帝保佑我们，我们落入了自古以来最黑心的雇主手中。”当时有个叫理查森的医生也写道：“累死——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在时装店是如此，在很多地方，在一切生意兴隆的地方都是如此。”

英国历史上惩戒流浪汉的血腥法律

马克思还描述了英国政府对被从农业中驱赶出来的所谓乞丐、流浪汉、盗贼的法律惩戒。英国在15、16世纪，从亨利七世开始颁布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到英王亨利八世以后，这些法律越来越残酷，迫使丧失了土地的农民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规定，可以通过鞭打、烙印、酷刑等，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到工厂去做工。比如，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时期颁布的《惩治游惰者法律》规定，14岁以上的流浪者，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要受到猛烈的鞭打，并在肩膀上打上一个“R”字烙印（R代表英语单词“roam”，意为游荡者、流浪者）；如果他再度行乞而且年过18岁，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以上，就要被处死；如果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被当作叛国犯处死。失去土地已经十分不幸，而由于“懒惰”不愿到资本家的工厂受奴役，竟然犯了叛国罪，就要被处死，今天听来真是难以置信。无怪乎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激愤地说：资本从它诞生那天起，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英国经济学家对付劳动者的主张

为了对这些懒惰的穷人进行惩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为政府出谋划策，提出了许多今天看来令人发指的办法和主张。如约瑟夫·汤森除了坚决支持政府惩治懒惰者的立法之外，还提出必须让穷人在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工作。他提出具体建议说，当农夫晚上回家，从扬场和耕地中脱身出来，他们可以梳理羊毛、纺线、编织。约翰·洛克提出，孩子4岁的时候就应该投身工作，而不是14岁，这样可以避免消耗10年的宝贵时光，而这10年他们无所事事，对工业毫无价值，对道德和智力的提高毫无用处。边沁则主张，工业资本家应该“对穷人拥有绝对的权威”，“对这些穷人进行教化”，“以制造一个有纪律的劳动力队伍”。这些经济学家的主张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从它正式形成并以独立面貌出现开始，就不是什么中立的学问，是站在有产者立场上说话的。后来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极力否认经济学可以有价值判断，不能讲道德，其实是很虚伪的。

马克思等人对贫穷根源懒惰说的批判

对工人阶级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懒惰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予以驳斥：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工人懒惰，而是资本家不劳而获。他们指出，“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懒惰之风就会兴起”。“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为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24]也许是当时英国的经济学家的这些主张太过分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境遇太悲惨了，同是英国人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站出来说话了，不同意工人穷是因为他们懒惰的观点。他说，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总是那些干着最肮脏、最繁重劳动的人，拿到的收入最低。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是最勤劳的人最穷。穷人之所以穷，不是因为他们懒，不是因为他们不干活。同时代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曾经对英国经济学家对待穷人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如当时法国的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就曾经写信给马尔萨斯，针对他的“穷人的懒惰是一种本性”的观点不无讽刺地指出，“先生，我不想指出您的国家的一部分图景……但是，如果社会生活像一条苦役奴隶船，人们一天24小时中的16个小时都在竭力划船，那也难怪人们不喜欢社会生活了”[25]。到了20世纪，针对穷人贫困是因为懒惰的观点，罗素爵士在《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说过这样情绪激愤的话：如果今天还将工人阶级的穷归结为他们懒惰，连资本家自己都应该觉得这种理论可耻。

随着人类对于贫困问题认识的不断加深，现在国际经济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再继续坚持懒惰是贫穷之源的主张了。然而，国内一些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亦步亦趋的经济学家，实际上仍然认为懒惰是贫穷的根源。一些经济学家写文章或者茶余饭后闲谈时，经常讲一些贫困落后地区的故事，以说明那些地方的人穷，就是因为懒。比如有的说西部农村的人宁愿蹲在墙根下晒太阳，也不愿出去打工挣钱；山东沂蒙山区一些地方的女孩宁愿半年时间待在家里，也不愿意进城当保姆一天挣一百块钱；等等。我看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应该向他们的“先生”学习，改一改居高临下看穷人的态度，在一些经济学观点上也要学会“与国际接轨”了。

第二节 “地理环境决定论”：一种庸俗解释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

在19世纪的欧洲，认为一个国家贫穷主要是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决定的观点一度流行。据说他们经过研究发现，穷人大都生活在南方国家，而且据一些人类学家考察，北方国家的穷人如美国的黑人和欧洲的亚洲人也都来源于南方国家。所以，一些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一起炮制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他们说：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加尔布雷思曾说过：“把赤道南北两三千里宽的地带隔开，就会发现，这个地带内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他们论证说，热带地区炎热的气候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缺陷：一是炎热的天气使得人的工作效率和思考效率低，所以热带地区的人没有温带地区的人的智慧和技术；二是炎热的气候产生许多热带流行病，而温带地区每年的冰冻期可以将病毒冻死，所以热带地区人的体质不如温带地区；三是热带地区的降雨非常没有规律，导致要么是洪水泛滥，要么是沙漠连绵，自然条件也不如温带。正是地理环境作用的结果，北方国家成了智慧、技术、美德最集中的地方，富人自然都在北方；而南方却成了智力低下、肮脏、愚昧的穷人集中的地方。[26]到了20世纪，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坚持地理环境对一国贫穷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联合国秘书长千年发展目标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讨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需要不需要国际援助时，又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张。他说，一国贫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造成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克服这些困难需要一股强大的初始动力，但这些国家正因为贫穷而无法自己产生这股动力，所以长期陷入了“贫困陷阱”之中。国际援助可以为这些国家提供强大的外部推动力，帮助他们脱离“贫困陷阱”，走上良性发展道路。因此国际援助在治理贫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主和市场都起不了多大作用。

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决定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认为，人的性格和智慧由气候决定。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指出，气候的威力是世界上最高的威力，提出应根据气候修改法律，以便它适合气候所造就的人们的性格。19世纪中叶，英国历史学家H.T.巴克利认为，气候是影响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外部要素，并认定印度的贫穷落后是气候的自然法则所决定的。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在《人类的地理学》中认为，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人的活动、发展和抱负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其后，拉采尔的观点被介绍到美国。美国地理学家E.亨廷顿在《文明与气候》中，特别强调了气候对人类文明的决定性作用。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时代背景

当然，地理环境决定论较长时期内在西方国家都有重要影响，与那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是相适应的，是西方的国家利益决定的。19世纪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肆开疆拓土的时代，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对南方落后国家实行殖民，为了满足国内机器大工业对劳动力不断激增的需要，奴隶贸易大行其道。为了替这种帝国主义政策正名，西方思想界坚持地理环境决定论，说什么南方国家由地理环境决定必然落后贫穷，而北方国家地理环境优越，理应对南方国家实行殖民和剥削。但是，到了20世纪，随着民主自由思想的流行，西方国家再坚持地理环境决定论显然与文明国家的形象不再相配，学术界便羞于提起这种思想了。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内一些学者又捡起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陈词滥调，说什么中国落后是因为我们国家是内陆国家，是黄土文明，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因为他们是海洋国家，是蓝色文明。中国要走向富强，必须从大陆文化走向海洋文化，从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而且，这种观点一度产生了很大影响，很是时髦了一阵子。这个事例再一次说明，一种新的观点提出，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历史的进步，倒可能是历史的尘渣泛起，是理论和思想的倒退。

历史唯物主义对地理环境作用的看法

19世纪早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批判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不能把地理环境的作用夸大到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它不能决定社会性质，不能决定社会的更替，相对不变的地理环境不能说明显著变动的社会生活。相反，地理环境的作用和影响的大小，必然受到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确地解释了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由于达尔文主义的影响，19世纪地理环境决定论一直在思想界占据优势地位。

第三节 “出身、运气和努力”对于成功的作用

关于贫穷原因的“第三种解释”

一个人是穷还是富，取决于懒惰还是勤劳；一个国家是穷还是富，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这样的解释在西方经济学界是越来越没有市场了。而西方经济学界又不承认马克思关于阶级剥削的学说，这就有了弗兰克·奈特关于贫穷产生原因的第三种解释。奈特是芝加哥学派的开山之祖，是这个学派的领军人物，包括后来在经济学界名满天下的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奈特认为，决定一个人穷和富取决于三个要素，这就是“出身、运气和努力”。他着重指出，在“这些因素中，最不重要的因素就是努力”。詹姆斯·布坎南在“公正比赛的规则：契约论对分配正义的评论”一文中，对他老师的论述又做了扩展，加上了一个因素——选择，即个人对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道路的选择。布氏也认为，尽管由于努力而得来的权利是最符合公正价值的，但在四种因素中也仅占最微不足道的份额。如果一个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即使他再努力，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他仍然会穷。如果我们再分析一下个人选择所起的作用，也不会改变主要是出身决定着穷与富的结论。因为，选择固然是一种个人权利，但选择是要有基础的，是要有本钱的。实际上穷人面临的选择是很有限的，而富人面临的选择空间就大得多。当一个家庭连温饱都不能维持时，家长只能选择让孩子去放羊、割草，早早地参与劳动，不会选择让他去上学。很难设想一个普通劳动家庭出身的孩子会选择牛津、剑桥，且不说学校会不会真的不看出身、只看成绩，就算能上这些名校，家庭也未必交得上学费。所以，在国外，普通劳动家庭出身的孩子一般是选择上一个社区学院，学点技能早点工作，以便自食其力，养家糊口。在我看来，奈特、布坎南的这种观点就有点接近马克思的解释了。出身意味着什么？从最重要的意义上说，不就是出身于有财产的家庭，还是出身于没有财产的家庭吗？如果因为出身的区别，有钱人的后代还是有钱人，没有钱的人的后代还是穷人，这与财产所有和占有关系决定了人们是资产者即富人，或者是无产者即穷人的观点，不是很相似吗？毕竟针对一种社会现象，真正科学的解释只有一个。

印度电影《流浪者》中那个法官一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就说拉兹有罪。因为他断定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这种出身决定人是谦谦君子还是下流胚的观点固然是偏见，但是出身状况决定了人今后的发展和前途，在现实生活中大体是没有错的。1964年，迈克尔·艾普特为英国BBC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人生七年》，采访了14个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孩子。此后每隔七年，他都会重新采访这些当年的孩子，一直追踪了几十年。影片表明，这些孩子成年后，出身蓝领家庭的孩子大都早早进了工厂或去当司机、码头工人、装卸工等，生了一堆孩子，几乎重复着他们父辈的生活轨迹。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几十年后有少数几个进入了更高一个社会层次。出身有产者或高官家庭的孩子以后大都进了牛津、剑桥等名校，或成为工厂主、银行家，或进入政界、军界，仍然是社会上流人士。

经济学家从公正、正义出发进行的经济制度思考

正因为出身对一个人是穷还是富影响太大了，而这又最不符合“公正”与“正义”的价值，所以西方一些有见识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针对财产继承权和自由竞争市场制度提出了疑问。

伯特兰·罗素爵士曾指出，既然人们在历史上曾经怀疑政治世袭制度的合法性并取消了这一制度，那么我们今天也应该怀疑经济上的私有财产继承权并为取消这一制度而努力。哈耶克也曾写道，资本主义“这种制度的基础必然是私有产权和（或许不是同等必要的）遗产制，从而带有他们造就的不平等。其实，很有理由要把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尽量减少到先天差别所许可的限度”。尽管西方国家至今还没有取消私有财产权继承制度的迹象，但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对继承遗产征收了很高的累进遗产税，最高的征收比例达到70%，说明社会已经意识到，出身决定一个人穷和富，是不公正、不符合社会正义精神的。

由于出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穷与富，使奈特对自由市场竞争制度产生了怀疑。他指出，“竞争性制度最主要的缺点是，它基本上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努力只占很小比重）来分配收入的。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积累”[27]。布坎南也认为，带着出身进入市场比赛，“当这样的参赛者以平等条件与有利条件相对较少而又必须参加这场比赛的人比赛时，我们寻常的‘公正’的概念就被破坏了”。这说明，并不是所有西方经济学家，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竞争制度是完美无缺的，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制度，是有帮助和启发的。[28]

第四节 我国贫富差距产生的实证分析

以上是经济学界关于贫困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这一节，我们将对现阶段中国贫困问题产生的几个重要方面的原因做一点简要的实证研究。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用贫富差距的概念替代贫困的概念，分析贫富差距为什么会产生，而且不全面分析贫困现象的产生，目的在于说明一部分社会成员之所以陷入贫困处境，主要是外力所致，不是由于个人主观不努力的原因。由于在以下各章中对导致贫困的要素以及摆脱贫困的措施还要做更详细的分析，这里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不做深入的论述。

家庭出身及社会关系与贫富差距的关系

家庭出身对个人事业上的成败、经济上的贫富有着重要的影响，是西方经济学家观察得出的结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政府职能有待进一步转变，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出身和社会关系也是影响个人财富积累和收入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生产由国家计划统一安排，物资按计划实行统一调拨，产品按计划实行统一销售，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分配实行平均主义。那时候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收入差别很小，只有少数人享有一定特权，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贫富差距。当然，这样的制度也严重抑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窒息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极端贫乏，结果是普遍贫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继在农村改革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约一个月，一批青年经济学者聚集于浙江莫干山，专门研究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提出了“双轨制”的改革思路，得到了当时最高决策核心的认可并得以实施。这个研究成果后来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学奖”。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认识水平的限制，这种改革方法虽然推动了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但回过头看也存在明显的偏颇。这种改革思路的关键点是：在存量方面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增量方面打开缺口，实行改革，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即实行企业生产和价格的“双轨制”。企业一部分产品必须按照国家计划生产，并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后，企业生产的另一部分产品则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出售。从产品价格结构看，既存在国家规定的价格，也存在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价格。由于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资源配置不合理，人们缺乏生产积极性、创造性，我国经济生活的基本特点是供给不足，即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所说的“短缺经济”，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的差额。谁能够掌握一批计划价格的消费品或生产物资，转手用市场价格出售，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这时，谁与权力部门关系密切，能够拿到计划内物资，瞬间就可以发大财。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批物资可以转手两到三道，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可以翻倍，一张批文可以卖到天价。于是，一些干部子弟包括一些官员纷纷“下海”，借机发了“财”。那段时间发财的大都是利用权力关系“走后门”的人。因此，一段时间在中国产生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叫“官倒”，引起了普通大众的痛恨。正因为如此，一些新老“左”派和民粹主义者到现在还要求追查那些已成为亿万富翁的民营企业家的第一桶金的来路，要求没收那个时期发了财的企业家的财产。在我看来，这样做当然不可行，历史不能假设，不成熟就要付出代价，取得改革的经验需要付出成本。但也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没有经验，一些改革措施的确不公平、不公正，导致了一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和渠道一夜暴富、腰缠万贯。

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30多年，我国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部分企业生产实行市场导向，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官倒”早已失去了社会经济基础。不过，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十分到位，政府机构、政府官员手中仍然掌握着重要的经济决策权，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和一些重要的资源性、资本性产品的定价权。在一些领域，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一些企业家不是把主要精力用来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开发新产品，降低各种成本，而是投入大量精力用于公关，以最大限度地得到政府的支持，从政府拿到最多的资源，享受最大的优惠。

以舒尔茨等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的人力资源学派认为，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关键。而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取决于教育，因此教育的均衡化至关重要。回顾我当年上中学时，几个行政村就有一所联办中学，设有初中班，一个公社就有一所高中，初中毕业生中的一大部分能继续上高中，而且农村中学与城镇中学的教育质量差距不是十分明显。我上的高中是山东省曹县第十中学，1977年高考，我们班普通高校加上中专考上了十几个人。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农村地区一个县只有一到两所高中，优质教育资源向城镇高度集中，如果不能考进城镇高中，基本上考不上好大学，从而对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产生很大影响。以今天的教育现状，我基本上不可能考上重点大学，更不可能来到北京进入党中央、国务院机关工作。在城市里，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对孩子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影响也很大。现在城镇里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在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上不了重点学校，以后上大学特别是上重点大学是很困难的。为了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北京等城市实行了分片就近入学的政策，政策日趋公平了。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政策改变这种因出身而影响教育机会和水平的状况，决不能让孩子输在出身这条起跑线上。

经济政策对富裕和贫困的重要影响：东北地区和广东的对比

201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经济增速分别是5.8%、6.5%和5.6%，均位列全国后5位。2015年前几个月，东北三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速度等多项经济指标继续下滑，在全国排名靠后。2015年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东北三省经济工作座谈会，亲自督阵，要求东北三省面对困难情况，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发展难题，抑制住经济下滑趋势。这条消息发布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东北怎么了？也引发了媒体和自媒体上的热议。

曾几何时，东北地区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东北不仅是中国的大粮仓，而且是中国工业最发达、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多数布局在东北，一重、一汽、大庆油田、沈鼓、沈锅、沈变、三大动力都是共和国的骄傲。在20世纪80年代，除了京、津、沪三大直辖市，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高，辽宁省当时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了50%，比现在全国平均城市化水平还高。然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就发生了逆转。东北企业亏损面、亏损额不断加大，财政困难日益严重，工人失业数量增加。人们用脚投票的结果是，原来的“闯关东”变成了“孔雀东南飞”。2006年到2014年的人口统计表明，这八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人口分别只增加了120万、29万和10万，而广东人口则增加了282万，现在总人口已经超过一亿，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有人说，东北的衰落是因为东北人观念落后、人懒等等。依我看，这是陈词滥调。正如《篱笆墙的影子》那首歌里唱的，“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还是那片土地，还是那些人，一切都没有变，用观念、习惯来解释东北的衰落是说不通的。

其实，东北的衰落早就不是新问题了。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人对东北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我个人也发表了“我看东北现象”的文章。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东北的衰落和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崛起，政策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采取的改革措施是“双轨制”。由于东北地区生产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因此生产仍然实行计划管理，价格仍然由国家决定，既压抑了东北经济的活力，也因为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差距，导致企业损失了巨额利润，各级政府损失了巨额财政收入；同时，当时国家确定各地财政收入上缴数额时，是以各地过去上缴数额为基数的，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过去上缴财政数额大，现在仍然要多缴，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过去上缴的少，现在尽管财政收入增加很快、很多却仍然少缴。这样，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就没有能力搞扩大再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没有能力搞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东北就不可逆转地衰落了——由中国原来最发达、最富裕的地区，变成了中国经济落后、群众生活相对困难的地方。因此，没有理由让东北人对东北地区的衰落负全责。至于后来“双轨制”取消后，东北地区继续着衰落的趋势，这里原因就更复杂了。比如有产业结构的问题，有原来的能源、矿产资源、城市资源枯竭带来的困难，可能也有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问题。限于本书的研究任务不是探讨东北衰落的原因，这里就不做进一步的分析了。

历史条件与地理环境是贫富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些地区与东北的情况不同，主要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到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在全国处于落后地位。这些地区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地处大西北或大西南，自然条件恶劣，与内地距离遥远，交通运输不便，工业基础薄弱，过去经济发展水平就落后于内地省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既不沿海、也不沿江，没有产品走出去的通道和出口，交通运输成本高，劳动力素质比较低，外边人才不愿意来，当地的人才留不住，招商引资比内地和沿海困难得多，所以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仍然排名靠后。另一种情况是，虽然沿边、沿海，对外开放条件不错，但由于原来是边疆前线和海防前线，国家对这些地区投资很少，重大项目很少在这些地区落地，或者由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外开放时间晚得多，比如广西、福建、云南等。

国有企业改革与城市贫困人口的产生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前，国有企业职工按级别领取工资，大家只是因为供养人口不同而导致家庭生活状况有所差别。为了使国有企业摆脱亏损和生产经营困难的状况，建立能进能出的劳动制度，增强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我国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改革。改革的结果，一部分年龄较大，文化水平较低的“4050”人员（指年龄40岁以上的女职工和50岁以上的男职工）失去了工作和收入来源，基本生活突然没有了保障。由于这些下岗失业人员不具备重新学习和掌握新的技能、重新就业的能力，实际上陷入了长期失业的处境。尽管国家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建立了“三条保障线”，使得他们和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还是有保障的，但这种保障水平远远低于社会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使下岗失业人员及其家庭成员成为城市贫困人口。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全国累计有2400多万国有企业职工被下岗分流。显而易见，这些下岗职工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为国家和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低工资制度条件下没有个人积累，突然失业不是因为他们懒惰，而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需要他们做出牺牲，因此国家和社会有责任对他们给予一定补偿，提供更多帮助。

不同行业的不同收入水平

周其仁教授近年来在多种场合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半拉子工程”，是一场未完成的改革。比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30多年，一些行业变成了完全竞争行业，而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一些垄断行业。国内外对垄断的研究最近取得了新的进展，指出除了行政性垄断，自然垄断本身也有若干层次，阻止了其他企业和社会资源的进入。比如石油这个行业，技术起点、投资起点都很高，即使法律、政策允许进入，民营资本由于经济实力、技术实力等因素短期内也很难与原有的石油公司竞争，因而存在着事实上的垄断。有的企业经过长期经营，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形成了市场竞争优势，其他企业很难与其竞争，形成了事实上的进入障碍。所以美国历史上的反垄断法案，要求把一些垄断企业分拆成若干企业，以打破市场垄断。在我国除了存在行政性垄断，也存在自然垄断，使一些行业收益大大高于其他行业，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水平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据有的专家研究，在我国收入最高的行业与收入最低的行业，人均收入水平相差4—5倍。目前，在我国收入水平最高的一些行业包括金融、石油、电力、燃气、供水等，收入较低的行业包括建筑、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从业人员收入的差别，不是人们文化教育水平、工作努力程度的差别造成的，而是因为行业之间竞争程度存在差异。“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一些社会成员收入水平低，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进入高收入行业或当初做出了错误选择。

从以上对几种贫困现象产生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贫困问题的存在和产生，主要原因不是贫困群体和经济落后地区不努力，而是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在起作用。这也启发我们，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不能完全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给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