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当今中国需要穷人经济学

我的《富人经济学批判——中国经济学研究评论》于2015年3月出版后，一些朋友就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有“富人经济学”，是不是还有“穷人经济学”？我回答：是的。接下来我还要写一本关于穷人经济的书，系统、深入地研究关于增进普通劳动者利益、实现贫困人口脱贫的问题。这本书就是我对朋友，更是对自己承诺的兑现。

从根本上说，本书的研究命题，是一个关于如何改变中国千千万万贫困阶层命运的沉重话题，与其说是一个学术命题，不如说是一个行动层面和政策层面的问题。“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语），因此，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关于中国贫困人口生活现状、导致贫困的原因以及使广大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政策措施的研究。然而，任何一种经济主张和经济政策都需要特定的经济理论和学术观点的支持，研究当今中国反贫困问题也需要建立一种站在穷人立场上说话的经济学说，进而把这种经济理论转化成具体的经济政策，并落实到实践上。有鉴于此，在进入上述现状、原因和政策的研究之前，我还是要先“托之空言”，澄清穷人经济学研究中涉及的若干基本理论和学术问题。在以下各章的研究中，我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和体例：先探讨有关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再进入现实问题和对策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 “穷人经济学”论题的提出和研究概况

我动手研究关于如何解决现阶段中国存在的贫困问题并下决心写作这本书的起因是，当年温家宝总理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研究穷人经济问题对我触动很大，让我觉得一个以研究经济理论和政策为业的人，有义务担当这个责任。经过对经济学说史的一番梳理，我发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一直有关注普通劳动大众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传统，只不过这个传统没有被今天的某些主流经济学继承。我愿意通过自己的研究延续经济学这个令人尊敬的传统。研读了国内外经济学者关于穷人经济问题的研究文献，我感觉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比较散乱，不够系统和深入。我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

重提“穷人的经济学”：从舒尔茨到温家宝

这里之所以说“重提”穷人经济学问题，是因为经济学说史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早已有之。对此，下面还会详细论述。

2005年3月14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三农”问题时说：“我想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又以农业为主，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1]总理当年讲的这一番话，引起了社会和舆论界的关注。

西奥多·舒尔茨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因为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与另一名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共同获得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发表题为“穷人的经济学”的获奖演说时，舒尔茨讲了上述一番话。舒尔茨在演讲中还指出，“富人无法理解穷人的行为，经济学家也不例外，也无法弄懂穷人决策的偏好和稀缺约束条件”[2]。舒尔茨在研究中发现，片面重视工业化的理论和政策，使得农业成为“糟糕的经济学的牺牲品”。他呼吁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重视农业的发展，并提出了加强人力资源投资等使农民富裕起来的政策主张。舒尔茨这次演讲发表几十年来，他的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结论，被视为发展经济学新的里程碑，由于为发展经济学中人力资本流派奠定了基础而广为流传，而他的“穷人的经济学”理论，即重视发展农业、改善农民收入状况的主张并没有得到特别重视。

温家宝总理引用舒尔茨的这段话，是想提醒各级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三农”问题在中国有着极端重要性，要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深入研究“三农”问题，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措施解决“三农”问题。同时，温家宝总理引用舒尔茨关于“穷人的经济学”的论述，提出重视研究和解决“穷人”的问题，实际上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经济发展不能只关注财富总量的增长，还要关注穷人的生活状况；不能片面追求效率，还要注意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努力保持社会关系的和谐；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必须真正致力于所管辖区域内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作为一国总理提出重视研究穷人的经济学问题，自然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时间各种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进行报道，国家也制定和采取了一些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加大扶贫投入和完善扶贫方式，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等民生领域投入的经济政策。但是，对温家宝总理关于重视“穷人的经济学”研究的呼吁，经济学术界的反应总体上是淡漠的。即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前，温家宝总理再次提出要重视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在经济学术界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穷人经济学的经典”

回顾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早在舒尔茨之前，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流派对穷人的生存状况予以关注，并就解决贫困问题或改善穷人生存状况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主张。比如以庇古为代表人物的福利经济学，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加尔布雷思等为代表人物的老制度经济学，新剑桥学派的罗宾逊夫人等等。毫无疑问，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经典、最伟大的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经济学家巫继学曾撰文指出，《资本论》是“穷人经济学的经典”。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对劳动大众的不幸境遇始终给予极大同情和关切。马克思生前和死后，对他的经济学说历来褒贬不一，存在巨大争议。各国工人阶级把《资本论》视为“圣经”，他的经济理论被共产党人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他在《资本论》中的预测在众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变成了现实。同时，他的学说也一直遭到了来自西方经济学界的猛烈攻击和否定。但是，即使是那些一贯强烈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说中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也都给予了应有的尊重。比如，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虽然并不同意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但他仍然指出，马克思对弱者的同情，永远会博得他们的敬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欧洲特别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十分悲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当时英国工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细致、全面、系统的描述，其中记述的情况触目惊心，惨不忍睹。今天重读这本书，令人相信，如果那样的社会现状不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是“自杀”就是“他杀”，必然会走向灭亡。否则，人间就没有了天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固然是为了从经济角度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也未尝不是探寻使穷人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商品的两重性入手层层深入，分析了劳动的两重性和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质，从对流通过程的分析进入了对生产过程的分析，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从根本上回答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指出了从根本上解决贫穷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方向。《资本论》在基本立场上是替工人阶级等劳苦群众说话的，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经济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古典资本主义时期，他们的经济学说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现实，提出了那个时代工人阶级改变自身命运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奋起反抗和斗争，推翻这个不合理的制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在现代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面临的是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环境，不应该也不可能通过革命剥夺有产者的资产改变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马克思的著作要完成的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任务，因而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穷人致富的技巧。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经济学“不是供给我们牛奶的奶牛”[3]，《资本论》也不是一部致富经。但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经济学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论，为我们解决现代中国存在的贫困问题提供了思想方法，也为国家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当代中国经济学者应该结合中国的现实经济环境，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改善穷人生存状况、解决贫困问题提出自己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这就是我在这部《穷人经济学导论》中要尝试的工作和努力。

晚近以来国内外关于穷人经济问题的研究及其评价

早在1969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学派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就完成了《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这是作者根据在印度、泰国、斯里兰卡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长达几年“田野调查”得出的成果，提出通过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现代化价值观的传播以及发展中国家彻底的政治变革和人民自身的努力，可以克服贫困问题。不过，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又修正了自己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中的论点和结论。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大概是马克思以后研究穷人经济学成就最大、影响也最大的经济学家。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穷人经济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证实了二战以后，财富更加向少数人集中，穷人更穷，富人更富，颠覆了所谓“库兹涅茨曲线”，即人均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先下降后增长的结论。此外，卢现祥出版了《有利于穷人的制度经济学》、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出版了《贫穷的本质——如何逃离贫穷陷阱》、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出版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熊惠平出版了《穷人经济学的权利解读》等等。这些作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穷人经济学的有关问题。在国内经济学家中，青年经济学者卢周来早在2002年就先后出版了《穷人经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和《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海南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这两本书收集了作者在报刊上发表的经济随笔和经济学读书笔记，其中一些文章反映了一般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困难状况，强烈呼吁经济学界和政府重视研究解决“穷人”的问题，批评了西方经济学和国内某些主流经济学所谓经济学研究只讲效率、不讲公平、不讲道德的主张，对经济学研究忽视一般劳动群众生存状况的精英化倾向表示了不满。这一切表明了作者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普通大众的人文关怀以及经济学平民化的主张，也显现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高度敏感，同时也提出了中国经济学到底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遗憾的是，作者对这些涉及穷人经济学的重要观点还没有做到系统化、理论化，有的只是提出问题而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办法。因此，在我看来，卢周来的观点和提出的问题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仍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并且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从而建立一个站在穷人立场上说话的经济理论体系。如果卢周来能够把这项工作系统化、理论化，“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我就不会再下一番功夫写这本书了。应当承认，卢周来《穷人经济学》中一些观点给了我很大启发，我在自己书中的一些地方还直接引用了他的论述。当然，我进行的是个人独立的研究，有我自己的研究思路、基本观点和逻辑体系，书中出现的学术和理论错误应当由我个人完全负责。

第二节 经济学研究也要讲“道德”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这个社会还是分成了穷人与富人。有了穷人与富人的区别，是否就意味着在经济学领域存在富人经济学和穷人经济学的分野？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讨论一个更具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经济学研究中是否允许存在价值判断？更加通俗地说，就是经济学研究是否要讲道德？这是本书所要研究的课题和所有结论得以成立的学理基础和立论前提。

现代经济学倾向于认为，偏离共同福祉的目标属于正常情况，通过经济政策实现共同福祉非常不现实，它更像是乌托邦式的童话。在当今中国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所持的就是类似观点。一些经济学家断然否定经济学研究应该有道德因素掺杂其中，反对经济学可以有价值判断。一句话，经济学研究是不讲道德的。他们一般都把经济学视为这样一门学问：在具有严格限定条件的前提下，研究如何使经济效率提升，即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帕累托改进”，以及如何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市场均衡，从而告诉生产者如何生产，消费者如何消费。在主流经济学那里，抽掉了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判断，似乎使得经济学成为完全中立、不带任何社会偏见的科学。他们还特别强调经济学的科学精神，声称经济学观点不应代表任何人的利益。

果如这些经济学家所说，经济学是完全中立的，是根本不包含价值判断的，那就不存在什么穷人经济学。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点回顾和分析。

经济学研究排除价值判断的观点由来已久，不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创见

2007年3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犹他州大学经济学教授E.K.亨特的著作《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二版）》，对100多年来的经济思想史进行了梳理，引用了不少经济学家的言论，使我们清晰地了解到经济学研究非道德、非伦理、非意识形态化观点的发展及来历。让我们循着亨特的研究线索，追溯一下关于经济学中立性的思想源流和发展。

在经济学说史上，英国经济学家拿骚·西尼尔（1790—1864）就明确主张经济学必须具有中立性规范。面对激烈的劳资冲突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西尼尔宣称要建立非价值、非道德、非意识形态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并将其确立为经济学的重要规范，成为以后经济学研究非伦理化、中立化思潮的源流。西尼尔认为，伦理学的阐述不属于科学范畴内的证明或反证明。如果政治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那么首要任务就是要消除掉一切蕴含于其中的不科学、伦理学的命题。这样，政治经济学将成为一门非价值取向的、中立的科学。这门纯科学所讨论的主题“不是福利，而是财富”。几乎在同一时期，法国人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中，也标榜自己经济学理论的中立性、客观性，主张科学的权威性，并进一步用宗教的权威来表明经济学的普世价值。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深受经济滞胀困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有效性遭到了批评和质疑，以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迅速扩大。他们主张完全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以公允、客观、科学的名义，推销他们的学术与政策主张，使经济学去价值化、去伦理化成为主流思潮。这两个学派宣称，他们的经济理论是纯粹的、价值中立的、不包含任何规范性判断的科学。弗里德曼曾表示，从原则上讲，经济学中是没有价值判断的。理查德·麦肯齐和戈登·塔洛克明确宣称：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方法应该是非道德性的；经济学考虑的不是应该是什么，而是了解人们为什么这样做；经济分析应尽可能完全摒弃个人的价值判断。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给经济学下定义时也断言，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排除了价值判断存在的空间，并且认为，价值判断超出了实证科学的范围。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引进介绍西方经济学，以后新古典经济学逐步占据了主流地位。一些经济学家一味追随西方主流经济学，重复经济学中立性论调，经济学研究应当去价值化、去道德化、去意识形态化的声音，主导了经济学界的话语权，所谓纯粹、中立的经济学研究成为主流。一些经济学家只关注效率，不关心公平，主张公平应该服从效率，甚至主张为了效率可以牺牲公平；主张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关心分配制度和结构是否合理。在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等西方经济学家那里还存在的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已经很难看到了。

鲁迅先生说，知史，看现在洞若观火。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回顾，可以发现，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强调的经济学研究要超越价值判断、要保持中立的观点由来已久，不过是对前人观点的重复。这种观点有可能“不是知识的进步”，反倒是思想的倒退。

坚持经济学研究中包含价值判断既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也是一些重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立场

经济学真的像有的经济学家主张的无“德”、无“性”吗？回顾经济学说史，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中贯穿了道德和价值判断，一些属于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的重要经济学家也不一概排斥经济研究中的价值判断。

在资本主义制度血气方刚、蓬勃生长的年代，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都带有鲜明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者斯密、李嘉图，包括后来经济学观点备受诟病的马尔萨斯等都是如此。

亚当·斯密生活在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之际。斯密当初是把经济学放在道德哲学领域来讲授的。他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认为利润来自于生产性劳动。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以一种比较实际的态度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与福利状况，以及阶级分化、阶级对立和冲突，对资本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他承认将财产权赋予某些人，是使他们获得了不劳而获的权利，政府对财产的保护主要是为保护富人而抵制贫者，劳资双方的利害关系绝对不一致，双方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斗争。

现代西方经济学试图从斯密关于“经济人”自利行为的分析，寻找经济学研究不讲道德的思想源流，实际上却片面解读了斯密的思想。全面理解斯密的观点，应综合考察他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书中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的阐述。主流经济学家只看到斯密在《国富论》中表达的“经济人”主观上自利、不讲道德的观点，而忽略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倡导自利之外的同情心。斯密指出，“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中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国民总体中的一个成员……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该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他指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动力习惯和交换倾向等等。可见，斯密并不主张决定人们经济行为的仅仅是自利的经济动机，经济学分析和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伦理方面的考虑。[4]

大卫·李嘉图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以及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写道：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出发点”[5]。他还看到了各阶级之间的贸易关系中，存在一方完全得到利益而另一方完全受损害的现象，以及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的贸易中，宗主国的强制限制往往使贸易有利于宗主国而不利于殖民地的现象。当然，他认为资本家、地主和工人各自得到了应该获得的收入，这是为资本和土地所有者辩护的。

马克思十分强调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6]。他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首先是要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而不在于是否科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占了统治地位以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7]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毫不讳言他们的经济学说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坚持现实批判性价值判断。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描述”。[8]马克思吸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把价值创造归功于劳动者的劳动，并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关系的不合理。他依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结论。

西尼尔和巴斯夏关于经济学中立性、客观性的主张在西方经济学中尽管有很大影响，但此后很长的时间内，一些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仍然在经济学分析中包含了价值分析的内容。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体系包含了分配和福利的内容，承认经济学理论总是反映某种特定的利益。马歇尔敏锐地意识到，“自由贸易学说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份英国国家利益的规划书”。他实地考察了工人的生存状况，在理论分析中吸取了某些道德和社会哲学原理，对穷人的生存状态表达了伦理方面的关注。他表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要讲伦理，要关心财富分配，要抵制不利于穷人的不义之举，要同情穷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价值取向上不能一边倒，要向穷人偏一偏。这体现了一定的道德精神。老制度学派经济学家重视经济研究中文化——其中包括道德——的重要作用，把道德因素作为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来看待。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也花费了很大精力研究经济生活中道德调节的作用。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劳资矛盾和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并将分配、福利、道德等问题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体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虽然西方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主要还是奉行凯恩斯主义，但在经济学术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却占了上风，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大都持经济学中立性的观点。虽然如此，一些重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坚持经济学要讲道德，要有价值判断。比如上文提到的萨缪尔森、哈耶克以及下面还要介绍的道格拉斯·诺斯等。奇怪的是，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却一直认为哈耶克是反对经济学研究要讲道德的。在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这本书中，他明确指出经济学要讲价值判断。他说，经济学之所以有用，就是因为它告诉人们应当争取什么，不应当争取什么，应当维护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反对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借口经济学中立而不管研究结果在实践中的影响，哈耶克认为这是以别人的牺牲来博得自己不自私的美名。经济学家必须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自己研究成果的后果负责，这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哈耶克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花费了一定篇幅论述了关于为纳粹德国服务的经济学家的问题。哈耶克认为，一个科学家、学者、作家，必须是首先了解自己工作意义和“自由”含义的人。有些科学家、学者和作家却不是这样，他们尽管在职业领域有成绩，但没有政治理想，没有做人的准则，以致被统治者所利用。关于这类学者，他举了纳粹党人统治时期的一些经济学家的例子。他认为，经济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相比，不是整天在实验室里，对纳粹的纲领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本不应该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容易被拉拢。对经济学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不能像那些背叛原则的国社党经济学家那样去为专制、暴政编造谎言，甚至也不能像一个埋头于实验室内只知道数学推演、易于被纳粹利用的自然科学家。

重视道德因素的作用，在晚近的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复兴苗头

无论国内和国外，近来对经济学纯粹科学性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大。国际经济学界对进行制度分析、关注穷人生存状况及其改善的经济学研究，由过去的强烈排斥转变为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肯定。

道格拉斯·诺斯的研究工作

在二战后兴起的诸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中，新制度学派独树一帜，十分重视研究制度特别是制度中文化、习俗、道德等非成文约束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和作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斯。诺斯对制度作用的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诺斯认为，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在对制度的分析中，诺斯明确区分了两种制度约束：一是正式约束，如宪法与法律，也就是成文法；二是非正式约束，即非成文法，包括习惯与道德、民族传统和文化。既然制度决定了经济绩效，那么作为制度内涵的重要方面，道德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2）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在于它决定着交易成本的高低。如果制度合理，包括非成文约束合理，就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把道德分析成功地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规范。（3）道德因素在经济制度演进中的作用。诺斯指出，与正式约束相比，非成文约束包括习惯、道德、民族传统、文化，更加具有稳定性特征。因为非成文约束是人们在经历了漫长的“实践中学习”后形成的共同知识背景，是一种经历了“充分的集体交流”后共同认可的一套规则。因此，与成文法可以朝令夕改不同，道德、习俗等变化非常缓慢，是“慢变量”。而制度的变迁又受慢变量所支配，由此决定了制度只能是一个渐进的演进过程，经济制度的转轨比政治家和政府经济学家所预想的要漫长得多、艰难得多。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诺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休克疗法”不以为然，而对中国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十分赞同。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制度学派特别是诺斯对于道德等因素对经济绩效、制度变迁影响的研究是十分深刻的，他们的学说比一味否定道德分析的经济学更接近经济生活的现实，更具有解释力，诺斯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工作

199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穷人的经济学家”——印度人阿马蒂亚·森。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中说：“阿马蒂亚·森就福利经济学中若干基本问题做出了一系列关键性的贡献。通过对于经济学和哲学的综合运用，他把伦理因素重新纳入了至关重要的经济学问题讨论之中。”这是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转折。因为在此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授予了坚持经济学研究中立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或数量经济学家。这说明经济学界逐步认识到把价值判断运用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森指出，经济学有伦理学和工程学两个不同的根源。随着现代西方经济学日益重视工程学方法，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被严重淡化。他认为，恰恰是现代经济学片面地理解了亚当·斯密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由一只“看不见的手”主宰的话，致使伦理学在经济研究中的重要性被大大淡化，导致了自身理论上的缺陷。因此，“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脱离造成的”。“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而这些伦理考虑是能够影响人类实际行为的。根据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这些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本身就是基本的事实存在，而不是什么规范判断问题。”森在经济分析和研究中引入了道德、政治、文化等因素，通过关注贫困、饥荒、不平等等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大大扩大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9]

作为森研究对象的福利经济学，致力于把道德评价标准应用于经济制度，主张经济学与伦理学相结合，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他重点关注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亦即穷人。在森那里，经济学并不是冷冰冰的“铁则”，而是可以有人文关怀的。他呼吁经济学要“关注真实的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森认为对于一个合理制度提出的起码要求是：个人选择的最大自由、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每个人都能达到最适宜生活水平。只要注重了人，他相信，“甚至极其贫穷的国家也能够提高其最贫苦人民的福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在介绍森的经济理论时说，实际上，森认为把发展视为目的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发展就其本质而论，在于自由的增进。”

森的经济学研究不仅得到了国际经济学界的认可，一些国际机构和重要人物也对森的理论大加赞赏。科菲·安南在联合国秘书长任上谈到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时，曾经对作者做出如下评价：世界上的穷人和被剥夺者，在经济学家之中不可能找到比阿马蒂亚·森更旗帜鲜明也更有见地的斗士。通过表明我们的生活质量不应以我们的财富而应以我们的自由为标准来衡量，他的著述已使发展理论及实践发生了革命性剧变。也许是森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更具有解释力，真正感染了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也许是因为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森，而国内经济学界一直把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经济学成就的评价标准，国内一时间引进翻译了大量森的著作，在中国掀起了一股阿马蒂亚·森热。重新把道德因素和价值判断纳入经济学研究，这也许是经济学的重要回归，是经济学研究的本来应有之义。

厉以宁的研究工作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回避道德问题进行经济研究，影响了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和研究的深入。一些有洞见的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把道德研究引入经济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工作中。这方面研究比较深入的是厉以宁教授，他出版了《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提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厉以宁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强调经济学研究中既要重视市场和政府作用的研究，还要重视道德伦理作用的研究。他在回答学生提出的在诸多著述中，哪三本著作最能反映自己的学术观点这个问题时提到了三本书：一本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二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再一本就是《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可见他对道德在经济学研究中作用的重视。要知道他是以“厉股份”在中国经济学界和媒体闻名的，却没有提到自己关于企业改革的理论著述，而特别看重这本研究道德在经济中的作用的著作。厉以宁教授明确提出，对资源配置、社会经济运行以及社会生活水平产生作用的，不仅仅是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而且还有习惯与道德力量；能够使资源配置较为有效，使社会经济运行较为正常，以及使社会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的，不仅仅有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而且还有习惯和道德调节。这样，一直关心资源配置、社会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水平的经济学界，就不可能不涉及对习惯与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作用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家对习惯与道德调节的研究同他们对市场调节、政府调节的研究一样，都是为了把资源配置、社会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水平提高问题研究得更深入、更透彻，也更接近于客观实际。这些研究显然可以被列为经济学的任务，至少可以认为这是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共同的研究任务。

除了从习惯与道德在经济中的作用这个角度强调经济学应该研究习惯与道德外，厉以宁教授还从经济学的使命和经济学研究的层次两个角度，来论证道德因素在经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第一，从经济学的使命角度的研究。经济学的使命有两个：一是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即学习了经济学之后，应当了解在经济中什么是值得向往的、应该争取的，什么是不值得向往的、不应该争取的。学习经济学是为了明辨是非，明确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只有这样，才会有方向，有是非感。二是经济学的社会设计作用，即明确了什么是值得向往的、应该争取的之后，为了使那种值得向往、应该争取的目标得以尽快实现，还需要明白应该怎么做、做些什么。因此，经济学是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根据经济学的使命，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道德规范、伦理标准、是非判断等，不仅在经济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在经济研究中也具有重要地位。经济学中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但经济学的规范研究之所以不同于实证研究，关键在于规范研究涉及是非判断，而是非判断往往是实证研究的前提。假定通过经济学的规范研究已经明确某种经济行为在道德上是应当予以肯定的或应当予以否定的，那么对这种经济行为的实证研究才更有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既定的是非判断的前提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才能同规范研究一起，发挥应有的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作用。第二，从经济学研究的层次角度的分析。按厉以宁教授的观点，经济学研究有三个层次——体制、目标、人。其中人是最高的层次。经济学研究必须把对人的关心、尊重、培养放在突出位置上，经济学中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只有提到人这个层次来考察，才能最终得到说明。不仅如此，我们还应懂得，经济学研究是由人来进行的，人既是经济学研究的主体，又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换言之，经济学研究是人对人的研究。作为经济学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的人都是社会的人，是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抱负、自己的喜怒哀乐的人，也是一个有自己的是非判断、自己的取舍、自己的经验教训的人。同时他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中，是这个或那个群体中的一员，要同群体相协调，要同周围的人共处，还要在群体认同的基础上为实现群体的目标而努力。道德力量对作为经济学研究主体的人和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不断地施加影响，调整他们的观念，调整他们的行为。不研究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人这个层次的问题显然不能说清楚，即使是体制这个层次或目标这个层次的问题，也可能不易得到正确的、深刻的解释。这就说明经济学研究不能回避道德伦理的研究。[10]

根据经济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从来都不是不偏不倚的，都是有道德立场的

经济学是一门实用的学科，其价值在于把经济学的原理应用于现实经济生活，具体体现为经济政策。而经济政策不可能不偏不倚，总是代表一定社会集团或阶层的利益。弗里德曼在《自由言论经济学》中坦称：经济学家在行使自由言论权力时，总是受制于利益，包括为他出资的政府和商人。有经济学家指出，在美国，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为利益集团服务。因此，经济学理论不可能没有利益倾向，一旦从经济理论进入经济政策层面，马上就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一点也不中立，要么代表富人利益，要么代表穷人利益。

西尼尔不遗余力地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十分痛恨社会主义平等观，认为消除不平等是完全错误的，“公平只会带来极度的痛苦”，是“穷人经济学”。他积极参与政策制定，作为经济济贫法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主笔完成了制定英国《新济贫法》的报告，提出了如下建议：“1.不论工作环境和工资状况如何，工人都必须接受市场提供的任何工作；2.任何不去工作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只给他不必忍受饥饿的救济；3.救济不应高于市场中的最低工资，应使他的状况变得十分痛苦，从而促使其有动力去寻找工作而不计较工作环境和工资。”对西尼尔的济贫法，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评价说：“与其说这是一个物质解决方案，不如说这是一个压迫的和退化的机制。这比1834年前的济贫法有更多的非人待遇，并比最低外部工资制度更加不合理。”

货币主义领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也力主经济学研究的中立性和纯科学性，但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提出的政策建议，给了资本家无限的自由，给劳动者准备的却是地狱，今天看来简直骇人听闻。他建议下述法律和政策都应该废除：1.公司税；2.累进税；3.免费的公共教育；4.社会保障；5.政府对于食品药品的安全管制；6.医生的认证资格；7.邮政行业的寡头垄断；8.政府对自然灾害的救助；9.最低工资法；10.高利贷发放收取利息的上限；11.禁止贩卖海洛因的法律。同时，他主张废除除了实施产权法、契约法以及提供国防之外的所有政府干预。弗里德曼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保证给资本家最大的自由，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的作用，实行自由贸易，降低工资，消除福利制度。了解弗里德曼底细的人还会想起，20世纪70年代，他和他的学生曾经给依靠政变上台，杀人如麻、双手沾满鲜血的智利皮诺切特军政权充当智囊，出谋划策。只可惜，在他们的策划下，智利经济变得一团糟。后来他们又想为巴西军政府服务，被那里的将军们礼貌地拒绝了。

20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一度影响了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决策。在英国保守党执政期间，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结果造成了英国贫富差距扩大，血汗工厂遍地开花，国家竞争力下降，最终令保守党黯然下台。在美国共和党执政时，把弗里德曼视为重要策士，部分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结果与英国一样，造成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基尼系数达到0.469，中产阶级变成了新的贫困阶级，雇员阶层实际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下降，国内民怨沸腾，成为共和党失去权柄的重要原因。[11]

回过头来看国内，一旦落实到经济政策层面，一些经济学家主张的经济理论的中立性便无影无踪了。他们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公开表示了对普通劳动群众的歧视及对他们利益的极大漠视，为扩大富人利益出谋划策。如提出公平应该服从效率的提高；主张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经济发展起来了，蛋糕做大了，通过漏出效应，分配问题自然就会得到解决（这不过重复了库兹涅茨收入不平等情况变化U型曲线表明的观点。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新近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研究了二战以来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发现随着二战以后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高，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继续快速扩大，推翻了库兹涅茨的假说）；反对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水平，公开指责新的劳动合同法不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甚至有人主张取消社会保障；在企业老板与工人关系方面，主张企业剩余索取权归属于资本所有者，劳动者只能听从资本所有者使唤（20世纪80—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产生较大影响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已经指出了这种观点的严重缺陷，强调只有兼顾企业内部资本所有者、管理者、劳动者以及企业外部供货商、销售商、社会大众等各方面的利益，企业才能持续发展。所谓“企业的企业家理论”遇到了理论上的严重挑战）；主张由工人承担企业改革的代价，通过使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提出“烂苹果”理论、“靓女先嫁”理论、“冰棍”理论等，鼓动政府低价甩卖国有资产，使资产加快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提出腐败特赦论，即在时间上划一条线，比如对党的十八大以前的腐败犯罪行为一笔勾销，只对以后犯下的罪行予以惩处，如此等等。

对经济学中立性观点的分析和简单的结论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反映不同社会集团、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阶层对于历史、价值、制度的不同观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在研究中恪守中立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经济学说史上，没有哪一种经济理论没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对此，经济学说史上那些大师级的人物都有清晰的认识和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指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对于经济学离不开价值判断和研究者立场，罗宾逊夫人有着一针见血的见解。她指出，经济学绝不可能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标准。对经济问题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所提出的问题甚至所使用的方法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商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维护地主的利益；斯密和李嘉图相信资本家（他们投资获得的利润会再投入生产过程，用于扩大生产）；马克思把他们的观点倒过来为工人辩护；现在，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的战士。”[12]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普斯曼认为，任何经济理论都表现为“价值判断+形式逻辑”的形态，并且任何一种经济理论体系，都是从价值判断出发、从某一特定的视角出发对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的解释与评价。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事实上脱离不了意识形态，脱离不了价值观。西方经济学宣扬市场制度万能、私有制永存，本身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吗？主张经济学研究中取消道德与伦理因素，本身不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吗？宣称经济学研究是纯粹中立的、客观的，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是出于一定的利益考量。

还需要指出的是，推崇经济学的纯科学性、中立性，拒绝道德伦理分析，拒绝借鉴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事实上也不利于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对此，卢周来在《穷人经济学》一书里“何处是归程”一文中做了分析。文章指出，经济学刚独立之初，并未完全割舍与孕育它的母科学之间的关系。作为格拉斯哥大学的哲学教授，写作了《国富论》的斯密仍然在其道德哲学中讲授经济学；同时，在经济研究中丝毫不放弃对历史的兴趣和天才般的理解。正如长期从事斯密研究的另一位大学者加辛所言，“不管斯密所讨论的是什么问题，他总会把他的目光返回到历史，他又会赖着思想所置放在他手中的火炬的帮助，阐释着各种问题。他的原理不仅为将来开辟着道路，而且使历史新生。如此陈述斯密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实嫌不足，我们必须补充的，就是他具有真正的历史精神”。与斯密类似的还有经济学独立之初的其他大经济学家，如杜尔阁、马尔萨斯、西斯蒙第，以及稍后的穆勒父子、马克思等，他们无不是集经济学家、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于一身。随着经济学逐渐羽翼丰满，经济学家彻底割断经济学与其他学科联系的愿望愈来愈强烈，经济学与它脱胎的母科学渐行渐远，走上了自我放逐的不归之路。萨伊在论述经济学发展前景时就放言：“一个科学的历史，对我们究竟有何用呢？当我们已完全了解社会整体的公共政策时，我们没有必要去发掘历史，尤其没有必要去探知我们祖先在这个问题上的幻想与错误，因为这对我们没有多大关系。错误应当被忘记，而不是被学习。”这番话无疑是宣告经济学与历史学及历史主义的破裂。熊彼特则在阐释经济分析史时说：“谈到经济学，我认为哲学的外衣是可以脱掉的。”“任何技术意义上的哲学本质上不能影响经济分析，实质上也没有影响过经济分析；哲学对于经济学没有任何意义，却能把科学观念的源流弄得无影无踪。”在此，熊彼特就不仅仅在宣布经济学与哲学的破裂，还对哲学对经济学的母性关怀表示出明显的反抗与嫌恶。罗宾斯则宣称“经济学要保持价值中立”，这宣告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道扬镳。不幸的是，一门学科拒绝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拒绝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必然行之不远。经济学也是如此。它越来越远离母科学，就越来越缺乏智慧的支撑，越来越失去强盛的生命力，让人日益感到“缺乏历史与哲学的阳光映衬，经济学仅呈现为一种漂白色的植物了”[13]。

第三节 中国需要为穷人立言的经济学

本章第二节的论述表明，经济学研究也应该讲道德，也是可以有价值判断的，因而可以有富人的经济学，也可以有穷人的经济学。那么，在当代中国，有没有必要研究穷人经济学？为什么需要建立为穷人立言的经济学？

经济思想的强大力量

20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美学家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个时代的思想风貌决定着时代的面貌和特点，思想的革命引领社会的变革，思想的进步导致社会的发展。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楼台宫阙、摩天大厦，随着战火连绵、风雨剥蚀，终成丘墟，只留下断壁残垣任后人凭吊；无数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随着时间之川不舍昼夜地流逝，也会逐渐被后人淡忘。只有伟大的思想可以永垂不朽，生生不息，万古流传。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不过是这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4]。反过来，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对社会经济政策和经济走向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曾指出，“统治世界的实际上就是经济学家的思想，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西奥多·舒尔茨也曾经说过，占主流的社会思潮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从而影响着社会经济政策。

真理往往是朴素的，揭示的往往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简单道理。普通人对大量存在的事实耳熟能详，但却不能洞察其中蕴含的规律性。这就是思想家和大众的差别。一部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学说史充分说明了，占主流地位的经济思想一直在影响和左右着社会的经济制度、体制、机制和经济政策。当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时，西方国家一直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受到严格的限制，经济运行基本上是靠市场自发调节的。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理论，于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成了常态，“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调节着社会经济运行。在我国，当效率就是一切、发展就是一切成为经济理论的主流观点时，“兼顾公平”实际上变成了忽视公平，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不能充分为大众分享，穷人的利益被严重忽视和侵犯。所以，不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留下思想的总是书生，能留下思想的书生其历史作用和地位丝毫不逊于王侯将相、富商巨贾。有志于为大众和穷人谋利益的经济学家，通过科学、深入的研究，提出和建立关于穷人的经济学，并力求逐步变成具体的体制、机制、经济政策，对于穷人是有用的，是功德无量、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穷人经济学声音微弱及其原因分析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现在替穷人说话的经济学家已经不少，我以为事实不是这样。在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替穷人说话的声音还很微弱，而且具有特殊的经济政治背景。

刘奇在《贫困不是穷人的错》一书中指出，一个时期以来，普通劳动群众尤其是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占社会多数的群众是“人多势不众”，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弱势状态。20世纪80年代初，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农民的比例超过20%，目前已下降到13.42%。[15]这说明，随着低收入群体在经济方面地位的下降，农民和社会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不畅通，穷人的声音微弱，保证他们利益和权利的体制和机制也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从根本上说，只要存在富人和穷人，舆论上总是富人的声音更大些，而为穷人说话的声音则是微弱的。直观地看，穷人没有说话的资格和渠道，富人则有说话的充分机会和渠道。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甚至更尖锐地指出，凡是能出来诉穷的，都不可能是穷人。因为真正的穷人连叫苦的时间、精力都没有，更不要说叫苦的机会和渠道了。并且，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专栏作家亨利·海格利特在《经济学唯一重要的教训》（Economics in One Lesson，国内翻译出版时译为《一堂课的经济学》，我以为翻译错了）中所说，富人可以雇用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为他们的利益辩护，而穷人却不能，所以一些有利于富人的错误理论仍然能够流传。

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论断，总是要讲点学理的。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是如何分析富人的声音总是有那么高的分贝，而穷人的声音总是那么细如游丝的原因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就社会各阶层在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而言，经济理论也会更加关注富人而忽视穷人。著名发展经济学家M.P.托达罗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曾用模型论证过这样的道理：这个世界上80%以上的购买力，掌握在20%以下的少数人手里；而世界上80%以上的人口，购买力对于市场需求来说其实无足轻重。在这样的境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自然会将市场开拓的重中之重放在少数富人身上，各种媒体上著名品牌的广告主要是给富人看的。这就启发我们，以追求经济效率和财富增长为目标的经济学理论，自然会关注那些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的富人，研究他们的经济行为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而不会把眼睛盯住穷人，花费精力研究穷人的经济行为和穷人的诉求。

老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丰裕社会》一书中，分析了政治家、思想家为什么不再关注和反映穷人的诉求，而是更关注富人的要求。所谓“丰裕社会”，就是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已经越过了满足基本需求的阶段，进入了一个通过媒体和广告来创造需求的时代。他指出，在“丰裕社会”中，少数人的贫困不再成为社会政策感兴趣的对象。因为当贫困者成为少数而且没有影响力之后，为穷人说话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会由于代表少数且没有影响力的人说话而使自己成为少数派并且丧失影响力。结果现代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便不再和这个社会为贫困所折磨的成员站在一起。

应当说，托达罗和加尔布雷思的分析是很深刻和有说服力的。让我们再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基本假设，来分析一下穷人经济学的处境。我曾经在《富人经济学批判》一书的附录中，纠正了中国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的一个误解，即长期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物质利益有关”当成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在一篇文章的注解中引用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观点，他是反对这个观点的。马克思反对把物质利益当成人们的全部追求，认为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不能科学解释人们的全部行为，因为人们还有精神、文化、价值等方面的追求。但是，毕竟物质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对人们的行为、思想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全部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上的，即人的本质是自利的，人们的选择和行为都是为了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用上述观点来观察，在中国穷人的经济学声音微弱，就一点也不难理解了。经济学家也是“经济人”，无论是选择经济学家这个职业，还是发表对于经济问题的观点，无疑会受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制约和影响。一些著名经济学家通过操作上市、著书立说、发表演讲、为各种MBA和EMBA班授课早已成为富人，很容易站在富人立场上，也就是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场上说话。有的经济学家成为大公司、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或者通过购买原始股、帮助公司上市成为千万、亿万富翁。“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于是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了富人利益的代言人。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替穷人说话占据了道德高地，替穷人说话永远没有风险，替富人说话则有道德风险。因此我们的社会中替富人说话的少，替穷人说话的多。从另一个角度看，则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替穷人说话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利益，替富人说话则有很大的好处。所以，事实上，中国还是替富人说话的声音很洪亮，替穷人说话的声音很微弱。

因此，除了卢周来等少数经济学家对穷人的生存状况予以极大关注，并对这种状况表示了极大担忧和不满，多数经济学家关注的仍然是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很少研究穷人生存状况的改善问题。即使2005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以总理的身份提出，要关注穷人的经济学，但实际上“三农”等穷人的经济问题并没有引起更多重视和研究。当然，这些年中引人注目的新“左”派和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也指出了我国的经济政策不利于大众利益增进的问题，对主流经济学观点进行了猛烈抨击，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借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问题来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希望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甚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做法，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新“左”派和民粹主义经济学观点出发点是错误的，但他们指出的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也说明我国经济学研究出了倾向性的问题。正如马立诚指出的：如果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精英联手维护自身利益，而无视或者冷漠地对待民众需求，导致社会不公，就会造成民粹主义和新“左”派理论加剧反弹，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直至导致社会倒退和动乱，给社会和人民群众造成不幸。[16]

由于主流经济学的精英意识和傲慢态度，长期对贫困问题关注不够，中国经济学界对穷人问题的研究很不深入，使得我们对贫困的认识比我们需要知道、应该知道的要少得多。所以，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应该把更多精力投入穷人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如此，由于富人经济学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对穷人经济问题的研究存在着诸多障碍，使得研究穷人经济问题十分困难。这种情况使我想起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一个重要观点：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在于坚持某种特定的价值，而在于反对把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的企图。正因为目前经济学界富人经济学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为新的话语霸权，变成了新的教条，所以我要为穷人呐喊，要写这本《穷人经济学导论》。

研究穷人经济学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从学术研究的必要性看，开展对穷人经济学的研究，使社会和政府更加关注普通大众生存状态的改善，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目的的回归；从学术研究的现实可能性看，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性质和水平，也到了更加关注普通大众生存状态的时候了，国家和社会已经有能力在经济政策和资源利用、收入分配等方面向穷人倾斜，穷人经济学的一些主张完全有条件变成具体的经济政策而加以实施。

正确理解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

主张更加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既要讲效率也要讲公平的穷人经济学观点，与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思想是否相悖？这是着手穷人经济学研究之前必须先弄清楚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如果全面理解邓小平的经济思想，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问题。因为邓小平除了强调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强调先富要带动后富。他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如果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两极分化，那我们就走到邪路上去了。这表明，邓小平既重视效率，也重视公平；既关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关注广大劳动群众生活的普遍改善。问题在于，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过的历程来看，一些人和一些地方更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忽视了共同富裕，更强调效率而忽视了公平，以致一些学者产生了误解，似乎邓小平只重视少数人富起来，不重视广大群众的共同富裕。马立诚在《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一书中就认为，邓小平提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精英主义。中国改革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以精英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结果是财富喷涌，经济暴涨。[17]我以为不太全面和准确。看起来，对邓小平先富带后富的经济思想还需要做一点经济学分析和阐述。

我在其他文章中曾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当经济学说对了的时候，实际上告诉人们的多是常识性的东西；当经济学说错话的时候，都是违反常识的。邓小平不是经济学家，他思考和决策的是关于路线、战略和方向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观点和论述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理论。比如对邓小平先富带后富的观点就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经济学的分析。

一是体现了“经济人”原理和资源配置规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承认人是“经济人”，即人们的决策和经济行为都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只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们才有创业和勤奋工作的积极性，才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快速增加。同时，承认人的能力特别是资源运用能力是有差别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占有财富和积累财富，就可以把经济资源适当集中在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手中，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效果。这比“极左”路线盛行时假设人人都是大公无私的圣人，实行平均主义，搞得民穷财尽，大家连肚皮都填不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不知道要高明多少。

二是体现了福利经济学原理。邓小平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目的，共同富裕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才是社会主义的本来应有之义。这不仅表明他作为共产党人和老一辈革命家，当年投身革命就是为了使人民大众过上幸福生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同时这种思想也蕴含着福利经济学的原理。一个社会贫富过于悬殊，不仅影响公平，也影响效率。因为按照福利经济学的分析，社会财富过于集中，效用就会降低。通过调整社会财富分配，就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效用。

三是包含了经济发展阶段理论。邓小平的先富带动后富的经济思想，包含了经济发展阶段的思想。在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的阶段，应当更多地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意调动人们创业和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国家经济实力得到了增强，有能力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更多帮助，就要对社会公平予以更大关注。特别是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应该把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时，从经济发展的自身要求来看，贫富悬殊也不利于消费需求增长，从而制约社会总需求增长，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显然，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就到了更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态改善的时候了。

综上，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从根本上说不是富人经济学，而是穷人经济学。研究穷人的经济问题，与邓小平经济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经济发展呼唤穷人经济学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有两大突出特征：一方面，经过30几年快速持续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大增强，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收入差距不但大大高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而且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贫富不均问题已经很严重。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现状进行经济学思考，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不重视解决贫困问题，将影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甚至可能发生社会政治不稳定；二是中国现在完全有能力、有可能在消除贫困、改善劳动大众生存状况方面做更多事情。经济学上的结论就是，现在到了深入研究穷人经济学问题的时候了，关于穷人经济的理论大有用武之地。

首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主要是“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推进，现在到了主要靠内需增长特别是消费扩大拉动的阶段。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发展路子就走不通了。因为国内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搞了30多年，许多基础设施已经可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有些基础设施甚至出现了能力过剩，如沿海的港口、码头已经建设过多，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已经过去了。而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对世界经济推动力的逐渐释放，世界科技尚未实现重大革命性突破，缺乏可以接替信息产业的新兴支柱产业，世界经济发展周期进入了下行阶段，国际贸易近年来增长速度大大放缓，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也日益衰减。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消费拉动，而消费增长又主要来自于中产阶级。因为，根据消费倾向理论，收入水平越高，全部收入中用来消费的比例就越低，而低收入阶层又没有能力消费，所以消费的增长主要靠中等收入阶层。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呈现为“哑铃型”，中间小、两头大，严重影响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如果我们不加快解决普通劳动大众收入水平过低问题，尽快形成中产阶级占多数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就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

其次，社会对收入分配水平悬殊的承受力在急剧下降，潜藏着严重的社会不稳定隐患。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党和政府决策层和经济学家高度关注：这就是“80后”、“90后”逐渐成为社会主要劳动力，具有新的物质利益和社会文化诉求。对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来说，出来打工总比在农村种地收入高得多，他们对目前的生存状态已经知足，对种种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能够忍受。而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从小生活在城镇，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没有改革开放前生活艰难的经历，对收入水平、公共产品供给有很高的期望值，不认为自己低别人一等。因此，如果不能尽快研究采取措施废除各种歧视性政策和制度规定，加快解决城镇流动人口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等问题，在提高普通劳动群众生活方面没有实实在在的作为，极有可能引起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烈不满，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和不稳定。

还有，现在我国已经有能力帮助低收入人口解决贫困问题，关键是如何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比如，现在我国免费义务教育投入在教育经费中占比很低，就业培训、社会保障投入不足，对中小企业收税、收费仍然过多、过高，这些都影响了普通劳动者生活的改善。而各级政府集中的财政收入在支出和使用中存在着巨大的浪费。如这些年各地纷纷兴起的造城运动贪大求洋，大广场、体育场、会展中心、文化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实际上一年也用不了几次，还要花费巨资来维护，是典型的“面子工程”；高等教育投入、科技投入、动漫产业支持资金等存在着多大的浪费“黑洞”和腐败现象，没有人说得清楚。如果我们能够少搞点“面子工程”，减少点浪费，完全有能力在改善民生、支持就业和创业等方面投入更多一点。

上述分析表明，现在是能够为提高普通劳动群众做点事情的时候了，是必须重视穷人经济学研究的时候了，当前和今后穷人经济学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穷人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如何进行研究？在这一小节就要回答这些问题。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贫困既是一个绝对概念，也是一个相对概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区分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概念。马克思是用阶级分析观点研究贫困问题的。他认为，所谓绝对贫困化，是指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所谓相对贫困化，是指工人阶级与其他阶层特别是资本家相比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工资收入水平的增长永远赶不上资本收入的增长，因此工人相对贫困化程度呈不断加剧趋势。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带有规律性，再加上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机器不断排斥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常性地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失业劳动力，或称“产业后备军”，使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给予的低于维持最低生活需要和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工资水平，因此存在着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

此后的一些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承认现代国家存在着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并先后提出了划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标准，各种划分标准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有一种划分方法依据营养标准法确定是否属于绝对贫困，即以满足人体基本活动所需的最低营养水平作为划分的标准，低于这个标准就是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以消费标准法确定是否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即将一般社会成员从事正常社会活动所需要的最低消费量作为划分标准，低于这个标准就是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有的学者指出，这个划分方法中绝对贫困标准太低，关于相对贫困的标准应该是绝对贫困的标准。因为，一般社会成员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所需要的最低消费量，不仅包括达到最低营养标准所需要的食物消费，还包括其他必需品的消费和一部分参与社会基本活动所需要的支出，这应该是绝对贫困的标准。

国际上使用的“马丁法”，其绝对贫困的标准包括两部分：一是食物贫困线，即指人体生存所需要的一组“基本食物定量”的价值量；二是非食物贫困线，即指人们为满足基本生存所需要的衣着、住房、医疗等费用支出。可以看出，在这一划分方法中的食物贫困线有点类似于上述第一种划分法的绝对贫困，非食物贫困线有点类似于上述第一种划分法的相对贫困。

还有一种划分方法，把绝对贫困确定为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把相对贫困确定为一种心理感受。这样，相对贫困就没有客观标准了。因为心理因素因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时间地点而变化，具有太大的随意性。

狭义贫困和广义贫困

狭义贫困仅指经济上的贫困。这种贫困标准只包括物质生活的贫困，而不包括其他方面的贫困。狭义贫困一般只涉及有关收入或消费因素，而不涉及其他非经济因素。需要指出的是，狭义贫困包含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它既表现为收入和消费的绝对数量，又表现为收入和消费水平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比较。一般而言，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时主要采用狭义贫困的概念。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社会保障水平都相对较低，有很大一部分人口仍然难以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

相比之下，广义贫困的内涵要宽泛得多。它不仅具有物质生活贫困的含义，还涵盖了精神生活、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内容。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不能简单地用收入来衡量，贫困的实质是个人能力的缺乏。这种能力的缺乏包括获取基本生存资料的能力、医疗保障的能力、接受教育的能力等。这些能力的缺乏既是贫困的表现，又是贫困产生的原因。对于一个社会人来说，其应该具备的基本社会功能，包括获得足够的营养、基本的医疗条件、基本的住房条件、基本的教育条件、基本的社会保障等。因此，从广义贫困的定义来看，其往往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广义贫困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方面的贫困，物质的贫困可以通过收入或消费来进行量化，而非物质的贫困更多的是一种制度特征，难以进行量化。二是广义贫困的概念正在不断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不能仅局限于其生存需要，还要扩展到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上，这客观上增加了贫困的内涵。三是广义贫困是狭义贫困的持续。随着物质贫困的逐渐改善，诸如教育、医疗等非物质贫困将逐渐显现，因此社会对贫困的关注将更多地转移到广义贫困上来。

根据以上对贫困概念的分析和介绍可以发现，贫困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最初人们关注的更多是狭义贫困和绝对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能否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主要集中在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或消费水平方面。比如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官方统计和社会关注的主要是绝对贫困和狭义贫困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部分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随着绝对贫困问题不断得到解决，人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是否能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更加关注，解决相对贫困和广义贫困问题，将越来越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重要任务。[18]

狭义穷人经济学与广义穷人经济学

狭义的穷人经济学就是农业的经济学。卢周来在其演讲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是根据舒尔茨的观点确定穷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的。舒尔茨的经济发展理论，即他的穷人经济学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农业很重要，不能因为工业化而牺牲农业；必须改变对农业的歧视性政策，他认为农业的凋敝主要是因为国家实行了对农业的歧视性政策；要改变农业的落后状况，必须加大人力资源投资。温家宝总理2005年提出要重视穷人的经济学，把范围扩大到对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的研究，希望更多的经济学家关注解决“三农”问题，国家经济政策和财力也要更多地向“三农”倾斜。

我以为，把穷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农业问题或“三农”问题，范围太窄了。首先，在我国不仅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农村人口，他们的经济收入水平大大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有一部分农村人口还没有脱贫，生活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同时，近20多年来，随着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和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还产生了一大批城市贫困人口，他们的生存状态甚至不及农民。因为农民至少还有一块土地，而城市居民一旦失去工作，就失去了收入来源，基本生活只能靠城市低保来维持。更进一步分析，如果采取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三分法”，在我国高收入者是少数，中等收入者也是少数，低收入者是大多数。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不仅大大低于高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这部分人也可以算作我们这个社会中的穷人。经济学家有责任研究如何使低收入群体尽快提高收入水平，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这就是我定义的广义穷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虽然我们可以把农业问题和“三农”问题作为穷人经济学的重点，但也不能忽视其他低收入群体生存状态的改善问题。这就是说，本书中所指的“穷人”，是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的总称，即亚当·斯密所说的“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劳动者”；本书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改善他们在生产过程、交换过程、消费过程中的地位和他们的生存状况。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

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广义的穷人经济学，决定了研究内容是探讨如何改进普通大众物质利益，具体说是研究使普通劳动大众摆脱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状态，上升到中产阶级的途径、方法、制度、政策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着分配关系，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经济状况其实在生产过程开始前就基本上由财产占有关系决定了，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分配领域的问题，更要研究财产关系和生产过程。具体内容包括：如何使劳动者成为有产者；如何增加和改善资金、资源、制度（包括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提供创业便利，降低税费负担，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等要素供给，使一部分劳动者通过自主创业成为企业主；如何加大教育投入，深化教育改革，实现教育公平，调整教育结构，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增强劳动者创业能力和就业能力；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使制度规定和经济政策更有利于普通劳动者利益的增进和生存状况的改善；如何完善就业制度和政策体系，努力使劳动者实现充分就业、稳定就业；如何完善和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和收入分配结构，使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如何发挥政府作用，对弱势群体给予各种帮助，使他们摆脱贫困状态；等等。

还需要说明的是，按理说，研究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问题，既要研究国家和社会应该做什么等外部因素，也要研究贫困群体自身能够和应该做什么。这样的研究才更为全面。可以这样讲，没有人不愿意为了摆脱贫困而努力。如孔子这样的圣人都说过：“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我们的社会存在贫困人口，关键还是决定于社会制度等外部环境，取决于个人不能控制的经济社会因素。因此，本书主要从社会经济条件和经济政策、经济制度方面讨论反贫困问题。

关于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学不能排除价值判断和道德考虑，但是经济学研究毕竟不是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经济问题还是应当主要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关注穷人的生存状态和利益增进，关注效率也关注公平，这是本书的出发点，已经包含了价值判断，但本书的工作本身还是典型的经济学研究。

因此，我在本书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注重宏观和历史分析，比如重视财产关系对劳动者经济状况的关键影响，重视生产过程分析；

第二，运用西方经济学包括发展经济学的一些科学方法，如重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供给方面研究普通劳动者生存状况改善，重视劳动者贫困原因和摆脱贫困措施等方面的制度分析；

第三，既注重定性分析，也注意定量分析，既强调思想性，也注重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

第四，以经济分析为主的同时，考虑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如社会主义制度对公平的更高要求，中国文化对贫富差距的容忍程度，等等。

第五节 不走回头路：我与新老“左”派和民粹主义的原则分歧

毋庸讳言，在以下各章的研究中，我是站在穷人的经济立场上说话的。我会针对流行的一些经济学理论观点进行商榷，对一些经济政策和具体做法进行反思，指出有些经济理论观点和经济政策不利于普通劳动大众的利益，需要进行适当调整。但是，我的研究工作的前提是，拥护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认为新时期这3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走的这条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主要经济政策体系是符合实际、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增进人民群众利益的。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偏差，用一句比较俗套的话说，也是属于前进中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完善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来解决，而不能动摇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大政策。中国经济要沿着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开辟的正确道路和方向走下去，中国要向前看、向前走，而不是走回头路。因此，我的经济主张与新老“左”派和民粹主义否定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回到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主张，有着原则性的区别。显然，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可能不属于社会主流观点，但也不愿意被误解，被归入新老“左”派或民粹主义的范畴。

因此，这里要用一点篇幅，回顾和分析新老“左”派和民粹主义的主要经济观点和经济政策主张。

新老“左”派的主要经济观点

什么是“左”？在国际学术、思想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清算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的错误理论和经济政策时，人们一般认为，超越时代、超越客观条件，把将来才能实现的事情拿到现在做，在思想和行动上冒进，就是“左”。比如，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长时期内，我们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上超越我国当时经济发展阶段和客观条件，搞“一大二公”和经济高度计划化，生产关系性质与生产力水平相比大大超前，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无穷灾难，就是典型的“左”的思想和路线盛行的范例。改革开放以来的30几年中潮涨潮落、如影随形的“左”的思潮，却表现为反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力主张回到“一大二公”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旧体制，特点不是冒进，而是保守。这实际上不是“左”，而是右。至于人们为什么仍然说这些观点“左”，我猜想可能是因为这些观点与极“左”时期对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所持的观点和采取的做法极其类似。实际上，新老“左”派的经济观点是“形左实右”。

新老“左”派的经济观点和主张有共同点，也有区别。概括起来说，老“左”派的主要观点有：一是强烈质疑私营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必要性。他们坚持把“一大二公”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反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认为发展私营经济必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甚至成为西方对我实行和平演变的重要途径，威胁国家安全。他们反对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反对把一部分中小企业出售、转让，改变国有资产的所有制性质，反对保护私有财产。极端的例子是，北京大学有一个法学教师因为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写进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为抗议通过《物权法》而跳楼自杀。有的老“左”派代表人物公然宣称，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具体目标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原为公有、后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在城市打倒炒房地产的暴发户，把所建房屋没收，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老“左”派在1989年以后一段时间内格外活跃，这些左倾言论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使一些私营企业主人心惶惶，一段时间内出现了非公有制经济萎缩的状况，整个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影响。据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十四章提供的材料，1989年，全国个体户减少到1234万户，从业人员减少到1943万人，分别比1988年下降15%和15.7%，而私营企业则减少了50%。从1989年到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一直在5%左右徘徊。[19]这其中，“左”的思潮一度高涨和影响扩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二是反对发展市场经济。他们认为，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实行公有制必然要实行计划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三是反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到了1991年，有人还提出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把“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并且把阶级斗争摆到了经济建设前面。到了2014年，某位理论家发表文章，要点是再次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文中写道，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然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应当指出，老“左”派一直保持着对社会问题的高度敏感，他们指出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确也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老“左”派的观点虽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也不是一点没有市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2011年以来，中国“左”派的力量在上升。这一现象不能不引人深思。[20]

与老“左”派不同，新“左”派不再坚持继承斯大林的经济制度遗产，不再坚持“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他们的思想观点和国际上新兴起的新左派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新“左”派的主要经济观点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对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协定，也就是反对扩大对外开放。他们认为西方提倡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经济上的殖民主义，WTO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和软刀子。加入WTO以后，中国企业必然被国外跨国公司挤垮，从而把中国经济搞垮。他们断言中国加入WTO后必然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甚至崩溃。可惜事实不是这样，加入WTO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连续上了几个大台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批评市场经济。他们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消极面造成的。因为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向市场，使劳动者成为工具和手段；市场经济是效率与资本相结合，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考虑劳动者的境遇；市场经济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竞争关系，造成以邻为壑；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有的新“左”派人物还把腐败原因归结为深化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三是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其实，中国目前给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发展空间、政策支持力度，远远超过了当年刘少奇等人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现在重新提出实行新民主主义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政策意义。[21]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来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并不是权宜之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显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是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的，是轻易不会改变的。

民粹主义的主要经济观点

关于民粹主义，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报告中曾有过论述：“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现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民粹主义思潮，实际上没有系统的经济思想，只有一些凌乱的观点。其中包括：第一，主张平均主义，要求结果平等。“同样是人，有人富甲天下，有人一贫如洗，这太不公平了。”民粹主义注重的不是起点平等即机会平等，而是结果均等，因此提出以无偿没收、用抢劫等暴力手段实现均等。第二，仇视富人。有人在网络上发文热炒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原罪”，认为许多私营企业主的“第一桶金”来路不正，比如靠倒卖批文、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牟利，靠倒卖土地发了横财，靠上市圈钱坑害股民成了亿万富翁，靠官商勾结占有公共资源，靠走私货物而腰缠万贯，靠黑社会行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而富甲一方，等等。因此，有人主张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把国门一封，派出工作组，从80年代早期查起，对他们的收入一笔一笔彻查，非法收入和财产全部没收。第三，实际上的反市场倾向。民粹主义在表面上是激进的，而在骨子里是害怕竞争的保守力量，因而具有强烈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主张以牺牲社会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为代价，回到没有激烈市场竞争、没有任何经济风险、没有贫富差别、人人有饭吃的所谓理想的社会经济生活环境。[22]

我与新老“左”派和民粹主义经济观点的原则性分歧

无论是新老“左”派，还是民粹主义，他们经济观点的核心部分都是反对发展市场经济，反对实行对外开放，反对经济领域的竞争，反对人们之间的收入差别，重新实行“一大二公”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实行平均主义分配，重端“铁饭碗”、再吃“大锅饭”。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鲜明对比，已经得出了历史的结论，只有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才能使国家走向富强、人民走向富裕幸福，走回头路则只能是死路一条。新老“左”派和民粹主义的经济论点实际上没有多少科学价值，也没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经济学分析。至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能回避和讳言，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但要靠全面深化改革、消除体制机制弊端、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来解决，而不是走回头路。

应当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使广大劳动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中、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得到了巨大实惠。因此，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真心拥护的；回到原来的经济体制，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我相信绝大多数老百姓是不答应的。为什么一些有文化、有一定经济学修养的人会无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积极变化的事实，还要提出走回头路的主张？我分析，这主要是一些学者还是站在精英立场上思考问题，缺乏基本的民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不了解也不想知道大众的利益和要求，从而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愿望当成了大众的立场和诉求。

观察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众多事例，促使我反复思考一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人们进行经济决策时，到底是理性起的作用更大一些，还是情感或直觉起的作用更大一些？比如，在决定对地震灾区或洪涝灾区实行救助时，参与决策的人们中，到过现场、看到过实际惨状的人和只是听汇报、看材料的人，态度会有很大差别；再比如，谁都明白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但当周围不少的人都去炒股了，剩下的人便很难做到冷静和理智，最后也投身股市，这很难说是理性在起作用。我觉得，经济学家过于夸大了理性的作用，经济学关于人们的决策都是理性的假设是很靠不住的。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的很多经济抉择是根据直觉和情感做出的，起码直觉和情感产生了很大影响。讲这段话的意思是想说，我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才是中国的出路，反对再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重新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其实并不是经过系统、全面的经济学论证和思考才得出的结论，或者说主要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情感和直觉作用的结果。原因很简单，也很“庸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在传统经济体制下，我生活在农村，长期吃不饱肚子，周围的老百姓也吃不饱肚子，日子过得太穷了。那个时候的“穷”和今天我们讨论的“穷”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在我看来，凡是能让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好的理论就是好的理论，凡是让老百姓饿肚子的理论，不管它多深奥、多雄辩、多好听，都是不好的理论，我都不拥护、不赞成。有人提出要回到过去的旧体制，就意味着重新过上饿肚子的日子，我当然是坚决反对的。

我并不怀疑多数新老“左”派和持民粹主义观点的学者是道德正直人士；他们的一些经济观点是根据他们的价值观提出来的，这些价值观念可能还是十分高尚的，只不过这些观点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是，正因为这样，对他们的观点和主张有必要保持警惕。记得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曾这样告诫人们，世界上的坏事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干出来的。因为理想主义者越是忠实于自己理想中的那些目标，他们就越是尽力干预和破坏在经济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自发力量，而这些自发力量越是受到限制与破坏，越可能给人类种下恶果。他指出，必须理解到，现在世界上许多最有害力量的根源往往不是坏人，而是高尚的理想主义者，特别是，那些极权主义残暴行为与原则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学者们奠定基础的，他们从来不承认自己种下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