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启蒙时期文学
第一节 概 述
一、历史文化背景与启蒙文学思潮
法国启蒙文学继古典主义文学之后，又一次在全欧产生重大影响，法国文学日益越出国界；启蒙文学与古典主义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进行舆论准备的得力工具。
历史文化背景 启蒙文学贯穿于整个18世纪，严格地说是从1715年路易十四逝世起，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为止。但也可以将起点时间推前一点，并将截止期延至18世纪末。这一阶段，法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败，终至崩溃。路易十四去世后，由于他的孙子路易十五未成年，于是由奥尔良公爵摄政（1715～1723）。路易十四长年征战造成国库空虚，摄政王时期，为了弥补财政拮据，政府采用了约翰·劳的滥发纸币政策。国库只有7亿利弗尔，政府却发行了30亿利弗尔纸币，因为不能兑现，千千万万人倾家荡产，最后连当局也宣布破产。路易十五时期，索性连摄政王时期对书籍检查和警察监督略为放松的政策也加以改变。路易十五政治决策的错误进一步加剧了政局的危机，他无法压抑普遍不满，尤其在红衣主教弗勒里去世以后，他失去了灵活的助手，使得人民的不满达到顶点：在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中法国虽然取得了胜利，却以签订和约结束；法国在七年战争中被腓特烈二世打败，国势日蹙；加拿大和印度的殖民地均被英国占据，这对国内经济是一个沉重打击。路易十五受到特权阶层的操纵，无法阻止议会的反对措施。封建王朝加紧了对农民的残酷压榨。1715～1789年，直接税增加了74％，间接税竟增加了两倍左右。除了什一税、人头税以外，还有10～30天的徭役，农民要无偿地为国家干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此起彼伏。1774年路易十六即位后，无法控制国势日衰的局面，便醉心于行乐打猎。他穷奢极欲，凡尔赛宫开销浩大，仅他个人使用的豪华马车就有200辆。
封建王朝之所以还能维持四分之三世纪，在于它作了相当大的努力。路易十五任用了重农学派的盖斯奈（Quesnay，1694～1774）。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土地才能创造真正的财富：“使土地作物生产出国家每年财富的”是农业。重视农业得以保证粮食的生产，防止饥荒的出现和蔓延。与此同时，工商业也发展起来。手工场开始使用蒸汽机，新的工业如化学工业建立起来，冶金和纺织业的发展仿照英国，获得完善，例如采用了珍妮编织机。但手工劳动仍是最普遍的生产方式，帮工会组织遍布全国。安赞煤矿和克雷佐炼铁厂等大型重工业工厂凤毛麟角。但在1775年，由于农业连年歉收而引发了经济萧条。贵族为了摆脱财政困境，竟然想重新翻出以前的土地赋税册，要求已经贫困化的农民重新为早就废止的贵族特权缴税。这种逆潮流而动的措施不仅引起了农村的骚动不安，也激起了社会的仇恨。1774年路易十六任用了重农学派的杜尔果为财政总监。杜尔果试图限制宫廷开支，减少国王给宠臣的赏赐，减轻农民负担，粮食自由贸易。这些措施遭到贵族的强烈反对。国王对他也十分不满。1777年，杜尔果被免职。他的继任者是银行家内克，他以节省开支来解决财政困难。1781年，他把宫廷的庞大支出公之于众，触犯了宫廷，也被免了职。路易十六企图挽救王朝的努力无法付诸实施。反对封建王朝的不满情绪在18世纪80年代弥漫了整个社会，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僧侣和贵族组成封建王朝的第一和第二等级，前者有13万人，后者有30万人，只占据2600万人口的极少数，而他们却享受着特权，可以免税，把持着行政权和军权。其他各阶层的人被统统划入第三等级。资产阶级的地位出现很大变化，他们的财富日益增加，吸引贵族与他们联姻。金钱越来越成为衡量社会关系的准绳。
封建王朝的衰落与上层阶级的享乐、奢侈风气日益炽盛同步发展。摄政王本人在王宫中的宅第里大摆酒宴。大贵族之家常常演戏，如路易十五的宠妃蓬巴杜侯爵夫人在凡尔赛的府第中经常有演出；职业演员和上流人士同台演出，演出后有精致的晚餐招待。这种耽于享乐的风气在画家华托关于“佳节”的绘画中获得生动反映，更不用说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描写。在约翰·劳滥发纸币的时期，有的人财产极度膨胀，在弗勒里内阁执政的繁荣时期，奢侈欲望也无限制地扩展开来，正是食不厌精，穿不厌细，车不厌丽，内室装潢华美舒适，家具、首饰、雕镂业蓬勃发展。孟德斯鸠写道：“为了让君主制国家维持下去，奢华有增无减，从农民发展到手工业者、商人、贵族、法官、大领主、大包税人、王亲国戚；否则一切都会完蛋。”作家的地位已不同于上一世纪，他们得不到宫廷的津贴，而是靠稿费为生，可是他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直至1777年，文学作品所有权还没有立法。不出名的作家生活在贫困中；名作家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不到两年便发行了22版，并被译成各种文字，可是他却没有什么收益。只有伏尔泰发了财，但他是靠投机致富的，他买卖土地，收入颇丰。他承认作家的职业“收入相当可怜”，和英国大不相同。而且当局的检查制度很严，行政法院和大法院的一纸决定，便可以烧掉书籍或毁版；一封密札就能将作者关进巴士底狱或万桑监狱。1717年伏尔泰因为一篇讽刺作品受到监禁；1749年狄德罗因发表了《给明眼人看的论盲人的信》被关进牢里；《百科全书》的出版中断过好几次；大法院的判决使卢梭在发表了《爱弥儿》以后逃往瑞士。但当局的严厉措施并未能使启蒙作家辍笔。
18世纪另外的令人瞩目的社会风气是俱乐部的出现、贵妇沙龙的流行和咖啡馆的盛行。俱乐部开始是以私人住宅为活动地点的形式出现的，最著名的俱乐部是1720年由阿拉里神父在旺多姆广场法院院长埃诺家里建立的团体，它包括20来个成员，这是一个“英国式的俱乐部，或者是完全自由的政治团体，组成人员喜欢议论社会上发生的事……发表意见，不必担心有麻烦”。这个俱乐部每星期六聚会，夏天，俱乐部成员会到杜依勒里宫前面的平台上散步。大家评论当日新闻，阅读回忆录。孟德斯鸠出版了《波斯人信札》后被接纳进这个俱乐部，并在他的一篇散文中对其加以介绍。人们在这些聚会中的大胆议论令当局不安，1731年，聚会实际上中止了。这个俱乐部的主脑人物是圣皮埃尔神父，他写过一部作品，提出裁军和国际仲裁。俱乐部的形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得到发展，雅各宾俱乐部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在这一时期俱乐部成了革命性的团体。
18世纪上半叶有三个显赫一时的沙龙：第一个是杜梅纳公爵夫人的沙龙（1699～1753）。她是孔代亲王的孙女，想恢复路易十四时代的辉煌，她在自己位于索村的领地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凡尔赛宫。“索宫”接待文人，谈话、游戏、田野游乐、“欢乐之夜”交相进行。1718年，公爵夫人因被发现密谋反对摄政王，被关进巴士底狱。她出狱后又恢复活动。第二个是德·朗贝尔侯爵夫人的沙龙（1710～1733）。她想与摄政王时期的风俗唱对台戏，复活朗布依府的理想。这个沙龙位于黎世留街，星期二接待文人，星期三接待有身份的人，谈论文学问题和科学。第三个是德·唐散夫人（达朗贝尔的生母）的沙龙（1726～1749）。青年时代她热衷于投机买卖，生活浪漫。每星期二她在圣奥诺雷街接待金融家、廷臣、法官、军人、神父和文人，谈论文学、哲学、新思想，鼓励发表大胆的言论。18世纪下半叶也有三个著名的沙龙。第一个是杜德方夫人的沙龙（1740～1780）。尽管她偏爱17世纪文学，但她也接待百科全书派，并介绍他们与上流人士和国家要人认识。第二个是若弗兰夫人的沙龙（1749～1777），这是百科全书派的聚会地点，位于圣奥诺雷街。第三个是德·莱斯皮纳斯小姐的沙龙（1764～1776），她是杜德方夫人的女伴，也接待这位侯爵夫人沙龙的常客，两人因此闹翻。
在法国，第一间咖啡馆开设于1667年，随后这一行业迅速发展起来。1715年在巴黎已有300家，最著名的有普罗科普咖啡馆（封特奈尔、伏尔泰、狄德罗、马蒙泰尔在那里聚会）、格拉多咖啡馆、洛朗咖啡馆。来客一面喝木哈热咖啡（产于阿拉伯的上等咖啡）或冰冻柠檬汁，一面谈话或争论。有人散布消息时，好事者围在旁边倾听。诗人朗诵反对政府的讽刺诗。咖啡馆的盛行使得有些人把自己的沙龙改造成咖啡厅，主妇一身英国装束，坐在柜台式的桌子后面，仆人戴着白帽，被称为伙计。
启蒙文学思潮 启蒙（Lumière）最初是孟德斯鸠提出的，用来指接受新思想的欧洲知识精英，他们抛弃权威原则，崇尚理性，确信能满足人类愿望的世界迟早会到来。18世纪这些先进思想家用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作为他们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和资产阶级新思潮，启迪和开导人们的头脑，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名称由此而来。
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一场重大斗争。在欧洲历史上，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曾经发动过三次大起义。第一次是宗教改革运动，首先是16世纪初德国的路德发出反对教会的战斗号令，继而是16世纪40年代法国的加尔文发起新教运动，以至引起长达36年的宗教内战。欧洲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是英国16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的启蒙学派正是在英国革命前后产生的唯物主义学派传到欧洲以后，同笛卡尔学派汇合才形成的。在启蒙运动影响下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大起义。在法国大革命推动下，欧洲其他国家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欧洲封建制度终于土崩瓦解。显而易见，法国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在欧洲反封建斗争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法国启蒙思潮以唯物论、经验哲学、无神论或泛神论、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作为思想武器，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革命性。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对君权神授的反对，关于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理论，笛卡尔关于理性的理论和科学上的新论断，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关于知识来源于人的后天经验的经验主义哲学，托兰德（John Toland，1670～1777）反对传统宗教的自然神论和无神论，为法国启蒙思想家提供了理论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以及微积分和物理学方面的新成就，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为自然科学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地质学等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牛顿的科学体系在引起了有教养的读者越来越大的兴趣，最终代替了充满偏见的旧物理学。在外省科学院甚至私人家里，科学实验频繁地进行。人们的眼光投向国外。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旅行者也走出了国门。英国特别吸引人。孟德斯鸠、伏尔泰、布封从英国回来以后，思想大变；人们将英国政体与法国政体做比较，尽管法国人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打击，但不得不承认英国政体的优越。科学知识的传播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得风气之先的启蒙思想家由此具有观察精神和科学精神。他们把理性和经验当作获得知识的原则，代替传统的信仰。笛卡尔使他们学会通过逻辑推理区分真理与谬误；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给他们提供了批判神启的例证；尤其是洛克使他们能鉴别事实。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de Condillac，1715～1780）从感觉中派生出精神的全部活动。霍尔巴赫（Baron d’Holbach，1723～1789）、拉梅特里（La Mettrie，1709～1751）、狄德罗进而否定了灵魂的存在，在思想中看到机体的功能。在相信普遍决定论的同时，传统伦理学赖以存在的心理自由信条受到怀疑，建立在社会平衡和幸福要求基础上的伦理学得以传播。狄德罗的哲学思想影响深远。他的道德观启迪了英国的实证主义道德，从边沁到斯宾塞。他意识到科学对世界的巨大作用，对进化论、实验方法、心理分析、心理生理学都有影响。他还预示了现代唯物主义的产生。
启蒙思潮具有强烈的反教会精神。他们以新的人类科学代替宗教崇拜。宗教神秘被当作荒诞的神话加以揭露。显灵被看作骗术。与教会的教导相反，哲学家们时而提出模糊的自然神论，时而提出公开的无神论。启蒙作家对教会的抨击非常广泛，从宗教信条、宗教礼仪，一直到宗教迫害，都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他们尖锐地指出，宗教信条和宗教教义是荒诞无稽和矛盾百出的。例如，教会说天主给人安排死后幸福，却又说天堂是只为少数人准备的，而大多数人要入地狱；教会说《圣经》是受了天主的启示而写的，但《圣经》的文字前后矛盾，错误百出；至于所谓的圣画连最起码的画法规则都不遵守；教会说天主是全知全能的，那么天主又为什么不能阻止使自己不愉快的事发生；说天主是一切秩序的根源，为什么世界秩序却这样混乱；说耶稣能显灵，犹太人目睹，本应相信，却又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天主其实是人想象出来的，“有人说得妙，如果三角形也要创一个神，它们一定给它们的神三条边”（《波斯人信札》）。启蒙作家愤怒地谴责了宗教迫害：“他们烧死一个活人，和烧稻草一般容易”（《波斯人信札》）。伏尔泰指出，每一世纪约有100万人死于宗教迫害，累计起来已有1700万人丧生。《圣经》里“不叫人做的事，你们却做了不知多多少少，而书中写着要人做的事，却什么也没有做”（《天真汉》）。那些托钵僧，名义上赤足游方，实际上只房租收入，一个修道院就有10万埃居（《有四十个埃居的人》）。教皇设立了各种各样可以游手好闲的圣职，祸害百姓，因此他是个可恶的“两足兽”。启蒙作家对宗教和教会的抨击，揭露了宗教和教会的虚伪和罪恶面目，对封建主义的神圣支柱是个沉重打击。
启蒙作家反宗教反教会之所以比较尖锐、比较彻底，就在于有的作家从唯物论和无神论出发。狄德罗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人类可以通过感觉来认识它。他指出：“关于在物质的宇宙之外有任何存在物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由此他确认“根本没有天主”，天主“创造世界，这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他还指出，拴在人类脖子上的绳索有两条，一条是天国皇帝，另一条是人间皇帝。他把反教会和反封建紧密联系起来。恩格斯在论述启蒙运动时说过：“这是人类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恩格斯的论断阐明了法国启蒙作家反对宗教的彻底性。
启蒙思潮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十分激烈。孟德斯鸠愤怒地指出君主制度“是横暴的政体，它势必化为专制暴政”。他反对封建社会“君权神授”的学说，认为专制政体用暴力统治国家，剥夺人民自由，是最反动的政体；他提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同封建君主制度相对抗。伏尔泰也是反封建专制的热情斗士。他驳斥“世界上一切尽善尽美”的说教，描绘了一切不幸和灾难的根源就是封建制度，驳斥了绝对君主制度永世长存的“乐观主义”。他赞成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卢梭在政治思想上最为激进，他指斥贵族特权阶层“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敌”，封建观念压抑人、摧残人。他论证了人民有权推翻暴政，建立共和国。博马舍更是描写了下层人民与封建贵族的对抗，“人民受着压迫，他们就会诅咒，会怒吼，会行动起来”，《费加罗的婚礼》的结尾描写了仆人和农民庆祝胜利的狂欢场面。这是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一次预演。
推崇理性是启蒙运动的思想核心。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黑暗腐败，是由于源自自然法则的理性被封建专制和教会的偏见所堵塞，于是人们的头脑变得混乱和愚昧。他们把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真理标准，“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1在理性的衡量下，“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2他们宣传唯物论和自然神论，批判封建蒙昧和宗教神秘主义，号召人们用自己的真实感觉和自然理性去认识世界。他们激烈反对基督教的专制和宗教教义，从理性出发，提倡信仰自由和宗教容忍。他们从理性出发，重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要求把教育从贵族和教会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培养出新时代所需要的人。他们从理性出发，弘扬人的价值和个性尊严，宣传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内容的人道主义，创立“天赋人权”的理论，把自下而上、财产、自由和平等视为自然赋予人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从理性出发，热切期望发展农工商，主张自由竞争。他们提出“理性国家”“理性社会”，宣扬君主立宪或共和国。从历史上看，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性比17世纪古典主义崇尚的理性又前进了一步。古典主义崇尚的理性宣扬个人利益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因而是资产阶级同贵族王权妥协的表现。而启蒙主义提出的理性完全排斥了封建观念，它把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贯彻到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之中，于是这种观念就成为一切领域的最高准则，只不过在它上面戴上神圣的光圈，视之为永恒的真理罢了。
应该指出，启蒙思想家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在当时也具有革命意义。这些观念代表着资产阶级要求政治上的平等，以便直接掌握政治权力；要求经济上的自由贸易，以发展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要求自由竞争，以取得发财致富的机会。这些都针对着封建社会极端不平等的政治权利、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阻碍生产发展的关税壁垒，等等。18世纪的法国，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显然已经处在大大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之下，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就反映了要求变革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强烈愿望，为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开辟道路。
二、启蒙文学的发展
法国启蒙运动以1750年为分界线。18世纪初是它的准备阶段。世纪初的两位作家勒萨日和马里沃都擅长小说和戏剧创作。勒萨日的小说《吉尔·布拉斯》和喜剧以揭露社会世态发启蒙运动的先声，虽然他并不能算作一个启蒙作家。马里沃在描写世态这一点上与勒萨日是一致的，但他不注重揭露，而以描写日常生活和挖掘人心为特点，朝着另一条写实的道路走去。至于普雷沃神父，则以描写激情为特征，上承心理小说，下接感伤小说，占据了一个较为独特的位置。罗贝尔·沙勒（Robert Challe，1659～1721）的小说《杰出的法国女人》（Les Illustres Françaises，1713）由七个不同的爱情故事串联起来，在20世纪受到重视。夏尔·皮诺·杜克洛（Charles Pinot Duclos，1704～1772）的《某伯爵的忏悔》（Les Confessions du comte de ...，1741）在描写爱情上也有特色。克洛德·克雷比庸（Claude Crébillon，1707～1777）的《心和精神的迷误》（Les Égarements du cœur et de l’esprit，1736～1738）也属于爱情小说。另外，贝尔的《历史批评词典》（1697）对《百科全书》产生很大影响，伏尔泰从他的作品中汲取养料。封特内尔的作品涉及诗歌、文学、哲学、科学、宗教、政治等方面。伏尔泰说：“无知的人倾听他，学者赞赏他。”他擅长通过文学作品阐述哲学思想和科学知识。沃弗纳格认为他“给了人类新的智慧”。沃弗纳格宣扬了新的伦理观。上述几个作家是启蒙运动的前驱。孟德斯鸠于1721年发表的《波斯人信札》则是启蒙文学的第一部作品。伏尔泰于18世纪30年代登上文坛。这两个作家是法国启蒙运动第一阶段的主将。50年代前后，狄德罗和卢梭先后崭露头角，壮大了启蒙思想家的队伍，新力军的抨击更加猛烈。《百科全书》的编辑和出版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其第一主编狄德罗既组织了反封建反教会的一支队伍，又做出了18世纪最辉煌的一项文化工作，将启蒙运动推向高潮。
第一阶段 启蒙文学是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启蒙思想家除了写作哲学、历史、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著作以外，还以文学作品作为宣传启蒙思想的重要工具。而且他们有的著作是和文学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卢梭的《爱弥儿》既是一部关于教育、宗教和政治的著作，同时又是一部文学作品。伏尔泰的历史著作与文学也有很多联系。布封的《博物史》是一部自然科学著作，而其中大量关于动物的描绘又是一篇篇优美的散文。由于文学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所以启蒙思想家特别注意通过文学作品宣传他们的先进思想，普及科学知识。
孟德斯鸠发表《波斯人信札》，标志着启蒙文学的开端。孟德斯鸠以生活在更落后的社会制度下的外国人的眼光，去观察和批评法国社会的弊端，或者以讲故事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理想，避免了直接的抨击。这种巧妙的方法使当局抓不住把柄，又能达到宣传启蒙思想的目的。孟德斯鸠后来转向了法学研究，至晚年也未能实现写作第二部小说的愿望。伏尔泰最早写作悲剧和诗歌，他的一首讽刺诗虽然是关于路易十四时代的，他却因此而入狱11个月。他在英国逗留了三年，接受了新思想，成为一个哲学家，政治上则倾向于君主立宪。他于1734年发表的《哲学通信》可以被看作一部散文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伏尔泰介绍了英国的政治、社会、宗教、科学、文化，以此表明法国没有自由，并抨击法国的政体和天主教。伏尔泰的历史著作通过赞扬路易十四时代，与现今对照，达到批评当今现实的目的。可见他的批判还是相当温和的。伏尔泰最杰出的文学作品，是从18世纪40年代末开始发表的哲理小说。《查第格》（1747）对社会弊端和宗教进行了嘲讽，谴责了妇女的轻浮、男人的愚蠢、法官的贪赃、廷臣的卑劣、王公的盲目、教士的狂热。但这个世界不好不坏，需要忍耐。伏尔泰反封建的态度显得比较软弱。启蒙文学第一阶段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并不激烈，这是由于封建王朝对书籍的检查控制得很严，而且封建制度的败象才刚刚显露出来，启蒙思想家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只停留在君主立宪和自然神论的层面上，因而限制了他们对封建社会的批判。
第二阶段 从1750年左右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是启蒙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随着封建社会走向没落而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启蒙思想家对这个社会的认识不断加深，斗争的锋芒日益指向社会的种种弊端。18世纪50年代卢梭发表的《论科学与艺术》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灾难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警告，在一片升平景象、享乐观念和乐观主义盛行的社会气氛中，发出了刺耳的声音；他对私有制的起源所做的分析，触及了社会经济现象的根本问题，表达了平民阶层对上层阶级占有大量财富的不合理现象的强烈不满。卢梭的政治思想最为激进，他主张建立共和国。他的教育思想吸收了前人的先进观点，具备了现代教育的某些因素，主张让学生自由发展。在《新爱洛依丝》中，他反对封建等级观念，主张婚姻自由。他的文学作品（《新爱洛依丝》 《忏悔录》）具有强烈的个性解放精神，体现了资产阶级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要求。18世纪50年代初开始出版的《百科全书》是启蒙运动的重大事件，聚集在狄德罗周围的百科全书派包括知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文学家。他们以通俗的语言介绍了科学的新成就，宣传了反宗教思想（以曲折隐蔽的方式表达无神论）和唯物论，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上提出了接近现实主义的新观点。狄德罗既创作戏剧，也创作小说。《修女》犀利地抨击修道院对人们精神的戕害和败行劣迹；《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批判了贵族阶级和教会人士的荒淫；《拉谟的侄儿》更是通过一个无赖的刻画，表现了现代世界的内在矛盾，反映了作者对道德、家庭、国家的思考，写出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和人与人关系的险恶。避居在法国边境附近的伏尔泰，除了不断写作批判封建社会的专制腐败和教会对人的残酷迫害的政论和小册子，他还写作哲理小说，《老实人》指出世界的不和谐和生活的荒唐，描写世上的恶横行无忌：大自然产生灾难和可怕的疾病；人类由愚蠢、狂热和恶习所制约。博马舍也属于启蒙作家，《回忆录》揭露了司法机构的黑暗；《塞维勒的理发师》抨击了顽固守旧人物对新思想和科学新成就的惊恐和仇恨；《费加罗的婚礼》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荒淫无耻和欺压人民的反动本质，这一阶级貌似强大，却不堪一击；剧本同时歌颂了群众的智慧和威力。到了18世纪80年代，法国人在启蒙作家的启迪下充满了革命激情。伏尔泰在1784年凯旋般回到巴黎，观众把他的胸像搬到舞台上，给他以最高的荣誉；广大群众要求上演《费加罗的婚礼》，最后取得了胜利，即使路易十六曾禁演该剧，视之如洪水猛兽，也抵挡不了公众舆论的压力。这两件事充分表明了启蒙作家声誉之大，启蒙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封建王朝已岌岌可危。
文学趣味的演变 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启蒙文学是一个过渡阶段或准备阶段，即向19世纪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过渡，孕育着这两种文学潮流的因素。18世纪上半叶，启蒙作家，包括非启蒙作家，仍然受到古典主义的影响。如伏尔泰写作悲剧完全遵守三一律，在艺术上很少创新。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哲学作品，以思想的明晰和表达的明丽著称，符合古典主义的趣味。马里沃的戏剧不管多么有新意，依然充满古典主义的情调。18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小说和诗歌，还有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启蒙作家的创作也产生了变化，他们的文艺观点越来越摆脱古典主义的影响。狄德罗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他否定了古典主义以古人为楷模的艺术主张，认为古典主义以绝对的观点看问题，作家观察事物态度是冷漠的。而狄德罗主张艺术要有敏感性，表达个人的观点。他不把美看成抽象的理论上的实体，而是看作人和自然产生撞击的中介物：美变成个体和周围事物的一致的表现。这已经是现代的美学。通过他，美学经验不仅仅局限在艺术批评中，它介入到文艺的各个领域。关于语言的拟态，掀起了新的争论。音乐模仿的和谐引起对法国歌剧和意大利滑稽歌剧的价值争论。理论家们要求表达强烈的激情，在舞台上能全面反映生活：不仅向观众提供内心冲突，打动他们的悟性，而且表现人类生存状况。他们认为从最崇高的职责到最粗俗的事例，都可以感动观众。总之，狄德罗对社会环境和细节描写的重视，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他对情感的强调又为浪漫主义文学树立了样品。他是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的先驱，他的“热烈、紧凑和雄辩”（圣伯夫语）的文学批评，预示了斯塔尔夫人对热情的论述和夏多布里昂对美的评论。他的艺术批评偏于同情论述对象、热衷于流泪的场面，又为弗洛蒙坦和波德莱尔更讲究技巧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启蒙作家对于戏剧的作用有过争论。卢梭认为戏剧只能起到败坏风俗的作用，反对在日内瓦建立剧场。这与他将文明的进步和风俗的醇化相背离的观点是一致的。卢梭对文学创作的贡献主要不在理论上，而在实践上。
哲理小说 启蒙文学最有成就的样式是哲理小说。启蒙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去表现或图解他们的哲学思想，对社会做出批判。这种体裁是对中世纪寓意文学的发展：《玫瑰传奇》等作品将抽象的概念化为具体的形象，而哲理小说则是将某种思想体现在人物身上。在早期的哲理小说中，这类人物没有个性可言，他们只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例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主要人物郁斯贝克和黎伽身为波斯人，却并没有独特的个性，他们对法国和欧洲的看法代表了孟德斯鸠的观点。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也是这样。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像木偶一样，他们只有自己的名字所表明的身份，甚至对命运落在他们头上的打击也没有多少反应，他们的经历只是证明作者在小说最后阐明的观点。换言之，这些人物不是典型，连他们的身份也没有多少意义。然而作者不去说教，而是通过一系列细节来达到自己的结论。作者的叙述手法相当高明，他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体现辛辣的讽刺和入木三分的揭露，能制敌于死命。哲理小说到了狄德罗和卢梭手里，情况有了变化。狄德罗的《拉谟的侄儿》中的主人公已经初步具有典型的意义。一方面，拉谟的侄儿身上的矛盾反映了现实世界的矛盾，仍然保留了体现哲理的特点；另一方面，他又是这个行将崩溃的社会的产物。他没有多大的才能，无法在社会上混到一个较好的地位。他只能当食客，当无赖，当骗子。他对这个社会有清醒的认识，能够一针见血地揭出这个社会的疮疤和伤口，只不过这种揭发是一个不得意的、流落下层社会的、被社会抛弃的人物带点酸溜溜的言论。这种人物无疑具有典型意义，无怪乎评论家认为他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伏特冷的前身。如果卢梭的《新爱洛依丝》也列入哲理小说中的话，那么该类小说图解哲理的特点已不太明显。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具有热烈情感的人物，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心中的爱情。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无法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彻底冲破门第观念的枷锁，而只能违背自己的心愿，有情人不能结合。可是朱丽的爱情并没有泯灭，她克制着，以至精神抑郁，跳到水里救孩子后得病死去。圣普乐也对爱情忠贞不贰，朱丽劝说他娶上爱着他的克莱尔，他都没有答应。为了纪念朱丽，他宁愿终生独身。这个爱情故事已经与19世纪的小说相似了。
心理小说的发展 《新爱洛依丝》显然受到感伤主义小说的影响。这类小说与《吉尔·布拉斯》等写实小说不同；《吉尔·布拉斯》是一部所谓流浪汉体小说：主人公在各地流浪，观察到世态人情和众生相。流浪汉小说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雏形，它在反映和暴露社会现实方面显示出强有力的功能。感伤主义小说虽然也描绘现实，具有现实主义小说的特点，但它更接近心理小说。它预示着现实主义小说的另一分支：它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的精神状态。《新爱洛依丝》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对自然景色的描绘。卢梭第一次发现了湖光山色的美，尤其是人受了精神刺激，想在大自然中找到寄托的时刻，大自然的美尤为动人。“返回自然”是卢梭自《论科学与艺术》以来对原始状态和自然的颂扬的必然归宿。这个发现为后人打开了新天地，导致浪漫主义文学的到来。卢梭的后继者是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肖德尔洛·德·拉克洛也属于同一类型的作家。他们的共同倾向是描写感情的激荡，反映社会风俗，有的还描绘了美丽的自然风光，响应卢梭返回自然的呼唤。至于萨德侯爵的小说，则以赞赏的态度表现了贵族的腐朽生活和思想情趣，但也反映了当时恶的横行，写出了人心中恶的观念。评论家不无理由地指出，拉布勒托纳描写纵欲是一种忏悔行为，而萨德描写纵欲是为了满足实现不了的欲望。此外还可提到德农（Vivant Denon，1747～1825）的小说《没有第二天》（Point de lendemain，1777），也可属于同一类小说。雅克·卡左特（Jacques Cazotte，1719～1792）的《爱情魔鬼》 （Le Diable amoureux，1772）也多少受到卢梭的影响。卢梭的影响不单在法国，而且波及欧洲。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席勒的《强盗》，甚至康德、费希特、赫尔德、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托尔斯泰都得益于卢梭。卢梭对文学发展的贡献要大于伏尔泰，他的文学地位应该得到充分的评价。
戏剧 18世纪的戏剧也基本上向着现代方向发展。18世纪初，在悲剧创作方面有克雷比庸（Prosper Jolyot de Crébillon，1674～1762），他的作品有《阿特雷和蒂埃斯特》 （Atrée et Thyeste，1707）、《拉达米斯特和泽诺比》（Rhadamiste et Zénobie，1711）。克雷比庸企图革新悲剧，在舞台上制造恐怖，而忽略了性格研究。克雷比庸说：“高乃依夺取了天空，拉辛夺取了大地，我只剩下了地狱。”这种恐怖剧自然不会取得成功。伏尔泰写过不少悲剧，由于缺乏创新，成就不大。他似乎还不及马里沃。后者的喜剧不同于莫里哀的讽刺喜剧，而是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描写日常生活所蕴含的戏谑因素。它给观众一种轻松的笑。喜剧家还有德图什（Destouches，1680～1754）、皮隆（Alexis Piron，1689～1773）、格雷塞（Jean-Baptiste-Louis Gresset，1709～1777）。德图什最成功的作品是《光荣的人》（Le Glorieux，1732）。他虽然善于观察，却缺乏笑料。皮隆的作品有《作诗狂》（La Métromanie，1738），讽刺一个老头被作情诗的激情迷住了。格雷塞的作品有《恶人》（Le Méchant，1747），反映了轻佻时代的风俗。狄德罗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描写贴近现实的家庭生活和第三等级。他根据“流泪的戏剧”而提出写作“严肃戏剧”。但他的戏剧创作并不成功。他的后继者有塞丹纳（Michel-Jean Sedaine，1719～1797），主要作品是《不知不觉的哲学家》 （Le Philosophe sans le savoir，1765），讽刺贵族的傲气，赞扬商业；还有塞巴斯蒂安·梅尔西埃（Sébastien Mercier，1740～1814），他主张颂扬德行，鞭挞恶行，主要作品是《醋商的两轮车》（La Brouette du vinaigre，1787）。狄德罗的戏剧主张最后由博马舍来完成。博马舍接受“严肃戏剧”的观点，他的喜剧在讽刺和抨击现实方面与莫里哀的喜剧一脉相承，《塞维勒的理发师》甚至模仿莫里哀的《太太学堂》。在《费加罗的婚礼》中，他表现出组织复杂情节和运用各种各样喜剧手法的才能。这种“乐剧”已经接近现代的话剧。
与博马舍同时代有一批剧作家。悲剧作家有拉阿普（La Harpe，1739～1803）、杜西（Jean-François Ducis，1733～1816）、马利—约瑟夫·谢尼埃（Marie-Joseph Chénier，1764～1811）。拉阿普的主要作品是《瓦维克》（Warwick，1763）、《菲洛克泰特》（Philoctète，1783）。杜西主要改编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马利—约瑟夫·谢尼埃写作历史剧，如《查理九世》（Charles IX，1789）、《让·卡拉斯》 （Jean Calas，1791）。喜剧作家有夏尔·科莱（Charles Collé，1709～1789）、卡蒙泰尔（Carmontelle，1717～1806）、柯兰·德·阿勒维尔（Collin d’Harleville，1755～1806）、法布尔·德·埃格朗丁（Fabre d’Eglantine，1755～1794）。科莱为奥尔良公爵写剧，作品收入《社会戏剧》（Théâtre de société）中。卡蒙泰尔擅长室内剧，著有《谚语剧》（Proverbes dramatiques，1768～1781）。阿勒维尔的作品有《乐观主义者》（L’Optimiste，1788）、《空中楼阁》（Châteaux en Espagne，1789）、《老单身汉》（Le Vieux célibataire，1792）。埃格朗丁以戏剧来宣传革命，主要作品是《莫里哀的菲兰特或〈恨世者〉续集》（Le Philinte de Molière ou la suite du Misanthrope，1791）。上述剧作家的成就并不突出。
诗歌 启蒙文学在诗歌创作上成就不大，这是由于他们过于注重理智，而忽略了感情的抒发。评论家将这一时期的诗歌领域称为“沙漠”，“非诗意化的原野”，“经历了一次真正的诗歌危机”。可是这一时期诗人并不少，伏尔泰写了大量的诗歌、史诗和诗剧，但至今只有几首抒情短诗和讽刺诗还被人提起。稍有一点名气的诗人有让—巴蒂斯特·卢梭（Jean-Baptiste Rousseau，1671～1741）、德利尔（Jacques Delille，1738～1813）、勒布伦（Ponce-Denis Écouchard Lebrun，1729～1807）、吉贝尔（Gibert，1751～1780）和寓言诗人弗洛里昂（Jean-Pierre Claris de Florian，1755～1794）。让—巴蒂斯特·卢梭擅长讽刺诗，在诗中表达了他的怨恨和失望；他的颂歌虽是抒情的，却过于雄辩，显得夸张而冷漠。德利尔的诗集有《花园》（Les Jardins，1780），他对秋天的忧愁、水波的诗意、人工的自然景色的魅力十分敏感。这种描绘性诗歌对后人有影响。勒布仑善写颂歌、哀歌、书简诗，也写科学题材的诗歌。吉贝尔对启蒙作家感到失望，他的颂歌最为有名，《向生活告别》感情真挚，诗人克服了怨恨，原谅了冒犯过他的人，从忏悔中获得力量。维尼在剧本《斯泰洛》中以他的传说为素材，塑造了一个不被社会理解的诗人。弗洛里昂的寓言诗步拉封丹的后尘，有不少成功之作；他也写作小说和剧本。18世纪的诗歌总的说来墨守成规，强调模仿，缺少创造，视野狭窄。直至出现了安德烈·谢尼埃，情况才起了变化。他给诗歌注入了个人抒发情感的灵魂，他的诗歌富于雕塑美和音乐美，并且包含了不少浪漫派诗歌的因素，如笔调忧郁，情景交融。他的科学题材的诗歌影响了巴那斯派。谢尼埃扭转了启蒙时期过分强调理智的不良倾向，因而他的诗歌在1819年被发掘出来时，受到了人们的瞩目和欢迎。谢尼埃被看作一个诗歌天才和浪漫派的先驱。
政论和演说词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论和演说词是时代的产物，富有激情，论战性强，说理透彻，逻辑严密，是议论文的典范。这类作品的代表人物身为政治家、革命家，代表了资产阶级中不同倾向、不同利益、不同阶层的愿望和思想。由于革命斗争风云变幻，各个时期的执政者对于不同的声音往往加以无情的镇压，动辄要判处死刑，因此，文学创作变得毫无生气，出现了断层现象。但这种沉闷局面不会持久，新的激情已经在酝酿之中，正等待着时机到来一展容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