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布瓦洛
尼古拉·布瓦洛（Nicolas Boileau，1636～1711），古典主义理论家和诗人，他是法国第一位有全欧影响的文艺理论家。
一、生平与创作道路
1636年11月1日，布瓦洛生于巴黎，是一个法院书记官的第15个孩子，为书记官的续妻所生。他原来用双姓，多加上一个姓——德普雷奥（Despréaux），这是他家一处地产的名字。布瓦洛的母亲于1638年逝世。童年时代他身体不好，12岁时因结石开刀，医生手术失误，导致他终身不娶。他在阿尔库中学和博韦中学求学，后在索邦学院研读神学，本来在1662年能获得圣帕泰尔纳修道院的薪俸。但他随后研读法律，20岁当上了律师。他仍对此不感兴趣，从1653年起开始写诗。1657年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应得的遗产12000埃居，生活稍为宽裕一些，在此后的20年中主要靠这笔遗产生活，满足他从事创作的愿望。他靠了哥哥吉尔的关系，进入多比涅克神父（abbé d’Aubignac）的圈子，认识了富尔蒂埃尔、沙尔·索雷尔等文人。
第一阶段 1657～1668年是布瓦洛创作的第一阶段。他先是写作讽刺诗，模仿贺拉斯、尤维纳利斯和17世纪诗人马图兰·雷尼埃。他和富尔蒂埃尔以及他的哥哥吉尔·布瓦洛（Gille Boileau）合作，于1665年出版了《脱帽的夏普兰》（Chapelain décoiffé），以模仿《熙德》的某些场面的形式，抨击夏普兰的《贞德》 （La Pucelle），认为他是文学界的真正暴君。1663年，柯尔贝任命夏普兰给作家分发津贴，引起不少人的不满。布瓦洛的行动多少与此有关。从1662年起，布瓦洛常常拜访怀疑论哲学家拉莫特·勒伏瓦耶（La Mothe le Voyer，1588～1672），在那里认识了莫里哀，后来又认识了拉封丹和拉辛。但当时他对拉辛和拉封丹的才能并不赏识。
1666年，布瓦洛发表了《讽刺诗》（Satires）一至七首，第八和第九首发表于1668年，后三首分别发表于1694年、1701年和1705年。讽刺诗使他一举成名。其中，第一首《诗人的启程》和第六首《巴黎生活的烦难》（模仿尤维纳利斯），通过愤世嫉俗的诗人达蒙之口，描述了巴黎生活的不便与嘈杂；第三首《可笑的饭局》模仿贺拉斯和雷尼埃，描写一次有名的饭局上作家对时局和流行的争论；第四首描写社会上普遍的狂热，如吝啬、挥霍、赌博、过分虔诚、淫荡；第五首《论高贵》指出真正的高贵关系到品德、性格和才能；第八首《论人》谈及人过于骄傲，比动物低劣，“照我看来，最愚蠢的动物是人。”
第二、第七和第九首谈论文学，预示了布瓦洛的批评才能。第二首《韵律和理性》赞扬莫里哀的《太太学堂》，抨击了吉诺、佩勒蒂埃（Pelletier）、德·普尔神父（l’abbé de Pure）、斯居戴利等平庸作家。他以某种艺术概念来区分诗人，强调灵感和表现之间的感应。他力图探索莫里哀写诗的秘密，感到韵律很难掌握，不能适应风雅诗人的手法。他把自炫其美的傻瓜和严谨得法、获得读者喜爱的才子相比。第七首《论讽刺诗》模仿贺拉斯，认为自己具有笔战家的禀赋，并以自己的气质来解释。诗人请求缪斯对歌功颂德者放弃讽刺，他认为自己无法写诗颂扬别人，但却善于讽刺。他的激情一旦苏醒，便遏止不了。他难道不怕报复吗？贺拉斯、尤维纳利斯都没有被报复过，这使诗人放心。不过，他不发表讽刺诗，只向朋友们朗读，这是他的乐趣。第九首《致头脑》回击对手（尤其是柯丹和夏普兰）的攻讦。诗人为什么写讽刺诗？写诗本来是要歌颂国王的丰功伟绩。他是想通过讽刺获得不朽吗？招来敌人倒没有什么。他的抨击是公正的，与谩骂没有共同之处。批评是神圣的权利，别人不能不许他使用。如果他指责夏普兰，他会对其声誉提出质疑吗？别人要他放弃写讽刺诗，但他无法写颂歌、牧歌、情诗。讽刺诗为理智和美德效劳。他可以颂扬坏诗人，但这样一来，别人不是要指责他在嘲笑这个诗人吗？
此外，第十首讽刺诗《论女人》抨击女才子，揭露假虔诚和过度虔诚。这首诗写给一个准备结婚的朋友，列举婚姻带来的不幸：不忠实、爱风雅、常去上流社会、赌博、吝啬、争吵、嫉妒等等，这样，他的家很快变成地狱。第十一首《论荣誉》批评虚假的荣耀观念。第十二首反对谎言和弄虚作假。《讽刺诗》具有较多的现实主义精神，它们描绘了市民的风俗，诗人写下他对道德的思考以及文学批评观点，从中体现了他最初的美学思想。在布瓦洛笔下，17世纪的巴黎不仅充满恶习和非正义，而且环境嘈杂，难以居住。只有富人由于拥有大花园，能够避开吵闹，又可以享受到田园风光。
第二阶段 1669～1677年是布瓦洛的第二个创作阶段，也是成熟时期。他常去造访大法院首席院长拉慕瓦荣的圈子。1669年他的《论蒙娜丽莎》（La Dissertation sur Joconde）在荷兰出了小册子，包含了他的美学思想的要素。同年，他开始写作《诗的艺术》 （L’Art poétique，1674），这是他的代表作。1674年，他还发表了《诗简》（Les Épîtres）一至四首、朗格弩斯（公元三世纪）的《论崇高》的译文以及《唱经台》（Le Lutrin）一至四首，另两首发表于1683年。
《诗的艺术》从1672年起已经在沙龙中传诵，共分四篇，约有1100行。第一篇《总则》，提出要爱理性，避免使人厌烦和不能使人愉悦，要学会写诗，不断修改作品，选择一个好的批评者，注意形式和语言，并回顾了法国诗歌的发展过程。第二篇《次要类型》论及牧歌、哀歌、颂歌、十四行诗、讽刺诗、谣曲、回旋诗、情诗。第三篇《重大类型》论及悲剧、史诗和喜剧，提出三一律和逼真、合适等概念。第四篇《理性和道德的建议》提出诗人不要陶醉于颂扬之中，也不要害怕批评，要不断想提高读者的品德，诗人也要热爱品德，懂得生活和国王的作用。
《诗简》中有三首是时论诗，写给国王。第一首写于埃克斯—拉—沙佩尔协定之后，既歌颂国王的武功，又希望国王维持和平。第四首祝贺大军在与荷兰的战争中越过莱茵河。第八首感谢国王给他津贴。另外三首关于道德题材；第二首反对诉讼；第三首揭露“卑劣的耻辱”；第五首论述认识自己的必要。第六首写给拉慕瓦荣，因为拉慕瓦荣责备他在乡下待得太长，于是布瓦洛描绘了大自然，感到散步、遐想、钓鱼、打猎、野餐的乐趣，获得了精神的平静。第九首是关于文学的，目的在于安慰拉辛，因为拉辛受到敌人攻讦，《费德尔》遭到失败，他十分泄气。布瓦洛表示要保卫真正的才能，他说，成功会带来嫉妒，而嫉妒会激发才能，拉辛的才能会得到后世承认。布瓦洛认为，为了获得读者赞许，要遵循的原则是真实：“没有什么比真更美，只有真才可爱。”布瓦洛还重视自然：“不假雕琢的朴素令人愉悦”，这些观点同《诗的艺术》是一致的。
《唱经台》的创作据说是这样的：布瓦洛有一天说：“一首英雄体诗歌，要写得好的话，应该用很少的材料。”拉慕瓦荣要他就1667年议事司铎、圣器室管理员和唱经班成员之间关于唱经台的争论赋诗一首，由此写出《唱经台》。《唱经台》分四篇，是一首滑稽史诗，描写平庸可笑的人物：议事司铎懒惰、好吵架，受到圣器室管理人和假发师夫妇的围攻。布瓦洛运用寓意手法：争执、黑夜、怠惰、虔诚都拟人化。尤其是内容和形式，讽刺手法的现实主义和风格的华丽形成对比，具有一种滑稽意味。布瓦洛说：“这是一种新的滑稽。”第一篇描写“争执”看到教堂里一片宁静，十分气恼，便出现在教堂第一要人、宝库管理员面前，挑动他去反对第二要人、滥用特权的唱经班成员。管理无袖长袍和大蜡烛的西德拉克建议宝库管理员报复：在神职祷告席建造唱经台，原先的那张台是唱经班成员叫人拿走的，因为这张大桌子把他遮住了。宝库管理员有三个支持者：本堂区财产管理委员布龙坦、假发师“爱情”和圣器室管理人布瓦吕德。第二篇描写假发师的妻子感到不安，想拖住丈夫，但是徒劳。他的同伴来找他。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他们行动起来。“争执”发出快乐的叫声，一直传到西托修道院，将“怠惰”弄醒。“怠惰”抱怨这样吵闹，但突然停下来，叹了一口气，伸伸胳臂，闭上眼睛睡着了。第三篇描写这三个人狂饮滥喝，互相打气。怀有敌意的“黑夜”策划反对他们的阴谋。她把猫头鹰叫来帮忙，把猫头鹰放在唱经台的空格内，把这三个人吓得半死。“争执”以西德拉克的身形出现，严词指责逃跑者。他们耻于自己的胆怯，从头再来。第四篇描写面对清晨，晚上的恐怖很快消失。“噩梦”向不幸的唱经班成员透露了阴谋，他将这个梦同古希腊史诗、古典主义史诗进行比较。这个梦是真实的：唱经台又恢复原位！唱经班成员马上把议事司铎叫来。行动之前是否要参考一下神学著作呢？议事司铎埃弗拉尔回答：不必，我们用手拍打这不吉利的桌子吧。说做就做，唱经台摇晃、爆裂、倒下，“好似橡树被北风邻居打倒一样。”第五篇描写宝库管理员在支持者的伴随下，来到法院咨询“诉讼”，他预言经过长期战斗以后会取得胜利。两队人马在法院的楼梯相遇，埃费拉尔发起挑衅，立即开始一场混战。唱经班成员和议事司铎只取得短时间胜利，因为宝库管理员突然想起一种诡计：他向对手祝福，迫使他们逃走或者跪下来。议事司铎受到惩罚，失魂落魄地回去。第六篇描写“虔诚”向“正义”抱怨“争执”挑起的混乱。“正义”叫他去找阿里斯特，阿里斯特经过仲裁，平息了争端：唱经班成员屈服了，重新将唱经台放到祷告席前，而圣器室管理人宽宏大量，马上叫人把唱经台搬走。
后期创作 1676年，布瓦洛获得2000利弗尔的津贴。1677年，布瓦洛成为史官，薪金是6000利弗尔，他过上了宽裕的生活。1684年，他进入学士院，1685年住进用8000法郎购买的奥特伊新居。1687年，在“古今之争”中，他攻击“厚今派”。作为“崇古派”的领袖，他坚持正统的古典主义立场，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随后他写出《攻克纳慕尔，仿品达的颂歌》（Ode pindarique sur la prise de Namure，1693），前面附有一篇《论颂歌》（Discours sur l’Ode）。他还发表了《论朗格弩斯》（Réflexions sur Longin，一至九篇发表于1694年，十至十二篇发表于1713年）。《诗简》第十篇《给我的诗》、第十一篇《给我的园丁》、第十二篇《论热爱天主》发表于1698年。1701年，他给《诗的艺术》写出一篇序言。在第十二首诗简中，布瓦洛抨击了“决疑者”认为人不必热爱天主的观点，遭到耶稣会的敌视。他在讽刺诗第十二首《论模棱两可》等诗中给以还击，但遭到国王忏悔师等人的阻挠，直至他去世以后才发表（1716年）。
从1690年起，布瓦洛的重听迅速加剧，无法前往凡尔赛宫朝觐国王。他的视力也大为减退。水肿使他行动不便。但晚年他让年轻一代相信，他就是古典主义的化身。1711年3月13日，布瓦洛逝世于巴黎。他的遗著有《小说人物对话》（Dialogue des héros de roman，1713）。
长期以来，布瓦洛被人看成一个冷峻严厉的批评家，其实并不是这样。他为人真诚而正直：“我既不会欺骗、装假，也不会说谎。”他热情地支持过莫里哀和拉辛。高乃依在晚年得不到津贴时，布瓦洛甚至提出将自己的津贴让给他。他买下律师帕特吕的图书馆，允许后者使用到死。他对文学事业十分热情，坏作品使他愤怒，杰作令他高兴。他的批评有一定限度，不会谩骂对方，至于判断的失误则是另一回事。
二、《诗的艺术》
布瓦洛长期被看作“巴那斯山的立法者”，整个18世纪他被奉作批评的典范，直到19世纪，浪漫派为了冲击伪古典主义，才对布瓦洛发起挑战。但是，雨果对布瓦洛还是赞赏的。尼扎尔、布吕内蒂埃和朗松仍然把布瓦洛看作理论权威。直至20世纪，人们对布瓦洛才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布瓦洛的作用被不恰当地夸大了。但矫枉不能过正，布瓦洛的历史地位不可全部抹杀。
应该说，布瓦洛还是古典主义的理论家。尽管在他之前，夏普兰、多比涅克神父等等已经论述过古典主义的一些原则4，而且，尽管古典主义的代表作家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和拉辛的杰作在《诗的艺术》发表之前已经问世，《诗的艺术》并未对他们的创作起过指导作用，但是，布瓦洛的文艺著述，特别是《诗的艺术》，在理论上仍然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总的说来，《诗的艺术》总结了古典主义的理论原则，用明确和准确的语言表述出来，从而把古典主义的创作经验理论化并有所发展。布瓦洛力图写成一部较通俗的理论著作，这有助于《诗的艺术》取得成功。
模仿自然 文学描写什么是布瓦洛最重视的问题。他提出要模仿“自然”（nature）：“永远也不能离开自然，”“自然是我们唯一的研究对象。”他在《诗简》第九首中发挥说：“没有什么比真更美，只有真才可爱。它处处占统治地位，甚至在神话中……假总是苍白、令人讨厌、没生气，但自然也就是真，一接触就会感到：人们赞赏和热爱的只有它。”布瓦洛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法文译本于1671年出版）中继承了模仿自然的概念。古典主义作家如拉封丹等也说过类似的话。问题是如何理解自然和真实。布瓦洛提出：“要研究宫廷和认识城市：两者都是内容丰富的范例。莫里哀由此使他的作品发出光彩，也取得他的艺术的价值。”布瓦洛既考虑到王公贵族，也照顾到资产阶级和市民。他的主张比起前人要更为明确和全面。须知，古典主义悲剧的描绘对象总是王公贵族，一般看不到资产阶级和平民，如果创作只以悲剧为楷模，就必然有偏颇。布瓦洛不仅考虑到其他形式的创作，而且认为资产阶级也应在文学作品中争得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布瓦洛对真实和逼真进行了区分：“决不要给观众提供难以相信的剧本，真实有时可能并不符合逼真。荒唐的奇迹对我没有魅力：难以相信的事不会感动脑子。”布瓦洛明确地指出了，文艺作品的真实不同于生活的真实，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两者决不能混淆。逼真在这里指实事，它和真实是有区别的；把生活中的实事照搬上舞台，不一定能深刻地反映现实。文学创作需要虚构，只要剧情合情合理，更能表现生活现实。
描写人性 布瓦洛没有就此止步，在他的理解和概念中，自然还指的是“人性”（nature humaine）：“自然拥有丰富的出色心灵，善于在作者中间分享才能。有的能以诗句描绘热恋的女人。”人性首先是爱情。他根据高乃依，特别是拉辛的悲剧，认为诗剧可以而且应该描写爱情，这是古希腊悲剧所没有的内容。他进一步指出：“敏锐地描绘这种激情，是直达心灵最可靠的道路。”他赞赏“从爱西丝（古埃及神话中司婚姻的女神）的唇上采撷一个吻”。布瓦洛既然认为人心是复杂丰富的，他当然要诗人去探索，尤其是有的人“隐晦的思想，总是像浓云一样令人迷茫”。诗人在写作之前必须先进行思索，使之清晰地表现出来。“一切都有身体、灵魂、头脑、面孔。每种品德变成一种神的化身。维纳斯是美，弥涅耳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是谨慎。产生雷电的不再是乌云，这是全副武装的朱庇特向人间逞能；水手眼中一场可怕的风暴，是发怒的海神在驾驭着浪涛；回声不再是空中震响的声音，这是啜泣的林神为水仙哀鸣。”各种各样的神话人物代表着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是各种人性的再现。这里的人性指的是人的情感，当然悲剧要写主人公的高贵品德或卑劣情感，痛苦和悲哀，以引起恐惧和怜悯。在布瓦洛看来，人性也可以指性格：“给每个人保留他自己的性格。”为此，“要研究各个时代和国家的风俗：气候往往造成不同的性情气度。”布瓦洛的论点已触及现实主义要研究时代和风俗，以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观点，应该说是十分深刻精到的。
理性与仿古 为了完成模仿自然的任务，布瓦洛提出一要遵循理性，二要模仿古人。他宣称：“因此要爱理性：你的作品总是／只从理性获得光芒和价值。”又说：“一切趋向理性：为了做到这一步，道路非常滑溜，很难坚持得住；只要稍为偏离，马上就会被淹没；向前走的理性往往只有一条道。”在他看来，理性是模仿自然的向导。莫里哀和拉辛的天才在于出色地运用了理性，它能使人看到如实的事物。有时，布瓦洛以逼真和适度（bienséance）的名义改变了理性的绝对原则，为的是禁止描绘稀奇古怪的现实，出发点仍然是尊重理性。既然以理性为尺度，那么就要遵守规则，这规则就是三一律：“我们希望情节安排得很巧妙；单一的事实在一个地点、一天中，将充实的剧情推进到剧终。”他不否认有时作家的思路过于强劲，摆脱了约束，越过了限制。但是，布瓦洛认为即使三一律有所妨碍，还是不能摆脱它，“只有通过规则才能达到完美。”所谓模仿古人，是因为古人是自然的出色画家，今人在认识人心方面不可能比荷马和维吉尔走得更远了。所谓模仿古人，也指要到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里去寻找材料。古人已为今人准备了写作条件：泰奥克里特和维吉尔引导今日的田园诗人迈向大自然，同样，荷马对于史诗诗人，贺拉斯对于讽刺诗人都起到引导作用。布瓦洛的意思是指根据古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来描写今天的生活，他的《讽刺诗》和《诗简》就是这样创作的。布瓦洛在提出遵循理性时，还提出了遵守“适度”的概念，包括描写要适度，表现的事物和人物都要适度。他以此尺度批评斯居戴利又长又滥的田园小说，讽刺她“多产的笔每月都能写出一卷作品”；批评夏普兰的《贞德》说：“我抓耳挠腮，咬手指头也是徒劳，／我挖空心思也只能写出／比《贞德》更勉强的诗句。”另一方面，他从适度出发，不能容忍“犯上作乱”，塔索的《解放了的耶路撒冷》描写魔鬼对天主大不敬，莫里哀在《司卡班的诡计》里描写仆人棒打口袋里的主人，都受到布瓦洛的指责，认为这样写很粗俗，喜剧演员“开玩笑必须高尚”。这一点又表现出布瓦洛保守的一面，他从维护封建贵族和上层阶级的体面出发，对于闪现出民主思想光辉的作品采取了否定态度。
创作效果 布瓦洛十分重视文学创作的效果。他提出使人愉悦的观点：“你只能提供使读者喜悦的作品，”“奥秘首先是使人愉悦和动人。”这个原则与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的主张是一致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布瓦洛提出要找到能吸引人的手段，写好开场；主题不要过早点出；情节要集中，不要在一天之内讲几年的事，主人公在第一幕是孩子，到最后一幕已有一把白花花的胡子。还要精雕细作：“你要二十次对作品进行修改：不断地修饰它，再进行润色；有时增添一点，更多的是删削。”因为形式的完美有助于使人愉悦，产生魅力。布瓦洛在1701年所写的序中，进一步探索作品成功的奥秘，他认为这是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一句好诗是道出了“人人所想的东西”，并“用鲜明、精巧和新颖的方式说出来”。也就是说，要找到最有力量和最突出的表现方式。他把真实与表达联系在一起：“一个思想只有是真实的才是美的，真实得到出色的表达时，它万无一失的效果就是打动人，因此，凡是丝毫不能打动人的作品既不美也不真实……一部根本不为读者欣赏的作品，是一部很差的作品。”他认为有时一部作品会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小集团和嫉妒起了很大作用），但好作品久而久之会获得读者的青睐，“就像有人用手将一块木柴按到水底；按多久它待多久，但只要这只手终于疲倦了，木柴就会浮上来，到达水面。”布瓦洛的观点具有20世纪“接受美学”的雏形：一部作品的好坏不在于一两个批评家的评点，而要由读者最后做结论。正如他在第七篇《论朗格弩斯》中所说的：“只有后代的赞同，才能确立作品的真正价值。”
失误 但是，布瓦洛也有不少失误。他对以前的作家不够熟悉，他不了解中世纪、七星诗社（特别是龙沙）和泰奥菲勒·德·维奥、圣阿芒等不受马莱布影响的诗人。他的判断错误也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他甚至对自己所推崇的古希腊作家如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的论述也有知识错误（他认为“埃斯库罗斯将人物投入歌队中”，而亚里士多德说过：“埃斯库罗斯减少歌队部分，不再分出一个演员，而是分出两个演员。”）。他不重视寓言和歌剧，不理解闹剧的作用，要莫里哀少做人民的朋友。如果更严格一点，还可以指出他没有抓住高乃依的创新之处和拉辛悲剧的真正特点，也没有指出莫里哀创造了现代喜剧。至于过分强调理性，也就必然忽视人的才能和想象，以致在19世纪引起人们的批评。而一味模仿古人，忽略内容的创新，也会导致老生常谈和守旧文学的出现，18世纪的诗歌受到布瓦洛的影响，墨守成规，没有创造，缺乏活力，就是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