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亲历这段历史的人，今天说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临床肿瘤学的发展，真是感慨万千。我很愿意谈谈自己从事这一专业60年来发展的历程和正反两面的体会和认识，供正在构筑健康中国这一伟大事业的广大同道参考。

正如我们大家所知，新中国建立初期，临床肿瘤学的底子很薄。

被尊称为“中国临床肿瘤学之父”的金显宅教授，曾在北平协和医院做到肿瘤科主任，但1941年协和医院关门以后，他到天津马大夫医院建立以手术为主的肿瘤科，床位只有60张，虽然他努力培养人才，但医生最多也未超过20位。

被尊称为“中国放射生物学之父”的吴桓兴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英国做到肿瘤科副主任职位，1947年回到上海，任以放射治疗为主的中比镭锭医院院长，床位只有40张。1954年，该院改为我国第一个肿瘤专科医院——上海肿瘤医院后，床位和医护人员都有增多，但仍然学科不全。

1957年，鉴于肿瘤的发病率有增高趋势，国务院领导明智决定将正在建立的北京国际医院改建成肿瘤专科医院（当时称日坛医院），并于1958年3月火速开张，接待患者。吴桓兴教授被任命为院长，金显宅教授为顾问，来自八路军的外科医生李冰教授为副院长兼书记。建立初期，三位前辈领导大家开展了一场重要的讨论：把医院建成什么模式？结论是：必须改变以前以单科治疗为主的模式，而要把新院建成一个“多学科综合治疗”的模式。这一论证对我国临床肿瘤学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因为以后各省和地区建立的专科医院都是以综合治疗为模式，推动我国临床肿瘤学在正确道路上快速发展。我在前年与其他媒体合作“时间的记忆”视频，记述了这段历史和几位元老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为了开展综合治疗的需要，1959年在三位元老的支持和领导下，我从协和医院被调来日坛医院和周际昌教授共同克服困难，创建中国肿瘤内科学专业，起点是5张病床、4种抗癌药物、2名医生。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肿瘤内科初具规模，有了独立的35张床的病房，医护人员也逐渐增多。20世纪70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指示，“肿瘤是多发病、常见病，肿瘤医院应当恢复”，并指示继续肿瘤高发区的研究工作、开展全国肿瘤死亡回顾调查并绘制分布图和编写我国自己的参考书《实用肿瘤学》。

改革开放后，肿瘤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我和其他从欧美等国家学习访问回国后的专业人员，将西方发达国家在肿瘤学研究方面的成就通过办学习班、组织学术活动等形式介绍给国内同行。在1995—2006年，共举办“全国肿瘤化疗学习班”15次，从2007年起又召开每年一度的肿瘤内科学会议；从1995年开始主办“抗肿瘤药物GCP学习班”13次，培养大量人才，为我国抗癌药的创新以及临床转化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时至今日，飞速发展的内科治疗已成为肿瘤治疗的三大支柱之一，不但有传统的内分泌治疗和化疗，而且有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成为最活跃的研究领域。60年里，仅国家癌症中心主持临床试验就有2 097项，开发抗肿瘤新药120多种，培养肿瘤内科人才千余人，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 200余篇……，编写专著100余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内科，已有400张床，医护人员超过120名，其中高级职称人员38位。

同时，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和天津市肿瘤医院等也都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科医院，硕果累累，每年都有很多成果发布。

我认为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的成立是改革开放以来临床肿瘤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为什么不成立我们自己的临床肿瘤学会？”1996年在由我主持的、在我国举办的第三届“亚洲临床肿瘤学大会（ACOS）”上，很多中青年专家向我提出这个疑问和要求。经过1年的筹备，1997年，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对外称CSCO）成立。随后，我当选为ACOS主席，并多次受邀参加“国际临床肿瘤学领袖会议”，在很多会议上介绍我国肿瘤内科取得的成就。

经过大家的努力，2015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被正式定为一级学会，目前有个人会员2万多名，团体会员超过100名，成为国际上仅次于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的第二大专业学会组织。

现在，每年都会有20~40多位同行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介绍我们的研究成果，传递我们国家的好声音。2019 ASCO年会上，来自中国的论文摘要数仅次于美国，口头报告也超过20篇，成为不可忽视的创新力量。

肿瘤是一个“古老”的疾病，但肿瘤内科是一个新兴学科。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国内外同行们都意识到开发新药及开展临床试验的关键性。

1960年，在老院长李冰教授的指导下，我和周际昌教授开始我国抗肿瘤新药的研发工作。196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来自中国的两项报告——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制的N-氮甲和高剂量化疗治疗绒毛膜上皮癌研究，引起世界同行赞誉，被称为“药物治疗有效控制肿瘤的典范”。

20世纪末，分子靶向治疗进入临床实践并迅速发展。1998年后，欧美国家研制的靶向药物计划在我国审批上市。2004年，我们一行6位学者赴苏格兰参加多国多中心INTEREST试验的启动会。当时大家热切期盼：“什么时候能主持我们自己研制的抗肿瘤新药发布？”这一愿望很快实现了。

我对此感慨很多。“科技创新把科技工作引领到正确的路上，必然会引领我国包括医药研究在内的很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国外从事研究的学者陆续回国创业，国内药企也开始研制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抗肿瘤新药迅速增多。

政府也制定了对“医药创新重大专项”给予支持的政策。“十五”期间，我们推出了重组血管内皮抑素，“十一五”期间推出了埃克替尼，“十二五”推出了西达本胺和阿帕替尼，受到国际广泛关注。其中，西达本胺已经被国际应用最广的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纳入。“十三五”以来，仅2018年后半年和2019年第一季度，我们已经陆续上市了安罗替尼、吡咯替尼、呋喹替尼三个靶向新药；三个抗PD-1新药——特瑞普利单抗、信迪利单抗注射液和卡瑞利珠单抗；抗CD20单抗HLX01（利妥昔单抗）也在2019年初上市，还有几款新药正在等待批准。这些卓越的成就说明，“十三五”期间我们有希望上市的原创抗癌新药数目将会超过过去15年的总和，而且这些新药的其他适应证也正在不断开发。创新已经引导我国进入快速自主研发抗肿瘤药物的快车道，并正在通向全世界。

2017年，我国正式加入原来只有欧美和日本组成的互相承认临床试验数据的组织——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ICH），成为创新国家的成员，这一举动意义非凡。临床试验的数据互相承认以后，中国研发的新药可以得到国外的认可；最近，新任的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主任帕兹（Padzur）在2019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年会的报告中特别提出，应当把中国的抗PD-1/PD-L1新药引入美国。当然，中国的老百姓也能更快地用上国外的新药。

我出生在民族危亡之时，“爱国”是那个时代青年人的人生本色，我从小就有“救国救民”的心愿，虽然“爱国”在各个时代被赋予不同的内容，但它始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我在高小寄宿学习时，在一位“为百姓治病”的医生影响下，萌生了“学医报国”的想法，这也促使我不断钻研，克服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1948年我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之后在1956年又顺利获得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学博士学位，30岁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工作。

时光荏苒，60年弹指一挥间。我能幸逢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觉得很幸福。我根据祖国的需要，开拓内科肿瘤学，一直无悔无怨心存感激。对于我多年来的同行和学生也十分满意，他们赶上了好时代，理应做出更好的成绩。我对中央“健康中国2030”很有信心。

我一生有三个追求，做一个爱国者，一个好医生和一个好老师。

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建院，同时，建立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

1959年：中国第一个肿瘤内科创立。

1960年：肿瘤新药临床研发工作开始开展。

1962年：中国肿瘤新药研究登上国际肿瘤学大会舞台。

1997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成立。

1998年：国外肿瘤新药开始在中国报批上市。

2005年：北京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成立。

2015年：CSCO成为国家一级学会。

2017年：我国正式加入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