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经·四十二难》，谓：“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所描述扁而长的形态，颇似解剖学的脾脏。明代李梴《医学入门》载“脾扁似马蹄，微着左胁”，对脾的形态、位置做了明确的补充。由此可见古今对脾的大体解剖学认识上是比较一致的。

但是，中医学所说的脾，也包括小肠在内。如《难经集注》杨玄操注谓：“脾，俾也，在胃之下，俾助胃气，主化水谷。”联系脾的功能，并重申与胃的密切关系。至于“在胃之下”，似概指十二指肠和小肠，位置均在胃之下。亦可理解为胃主纳在先、在上，脾主化水谷在后、在下。脾主运化的功能，也包括小肠的吸收，这是无疑义的。

脾所包括的“散膏半斤”，系指胰腺。从组织形态来看，“散膏”与胰腺亦比较相似。当然，古代记载解剖器官的重量，只能从大体上去理解，就其记述而言，仍不失其可贵之处。胰腺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多种酶的作用，参与水谷、营养物质的进一步消化，有利于运化。所以，脾脏包括胰腺在内，古代这种概括性的认识，也是合乎客观存在的，是合理的。

关于脾的生理功能，徐老就其主要功能，分述如下。

（1） 主运化：这是脾生理功能的概括，也是脾的主要生理功能。

《素问·经脉别论》关于“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的论述，对脾主运化的功能已比较明确、概括。《素问·刺禁论》“脾为之使，胃为之市”和《灵枢·营气》“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等，对脾主运化的功能，论述尤为详尽。《诸病源候论》所说“脾主磨”，徐老认为，脾既能进一步消化食物，又具有主要的功能——运，即指吸收功能。故自张景岳明确提出“脾司运化”以来，医家多宗此意。

“运化”的内容，包括精微与水湿。前者为主，后者为相应之辅。精微源于水谷——外界营养物质，输布以滋养脏腑躯体经脉百骸。水湿包括过剩的水液和水谷不归正化的湿浊（病理因素）。精微为生理所需，水湿常为致病的物质基础。由此而论，“脾虚生湿”的“生”似可理解为病理过程，“湿”乃是病理产物。湿的形成，亦必然与脾的功能失调有关。湿留于中，则为胀满，湿从下泄，则生濡泄或小溲不清；布散于外，则为浮肿。

（2） 脾统血：按《难经》谓脾“主裹血”，《灵枢·本神》谓“脾藏营”。“裹血”与“藏营”可以理解为藏与统的动态平衡机制。统指统摄、统调。藏血本系肝之主司，但是脾也属裹藏血液的脏器。脾既裹藏血液，又能统摄血液，就其功能而论，又为气血生化之源。气能统血、帅血，若统血无权，可导致血离其经，血溢于外。如裹藏过多，不能正常地调配运行，则脾脏之内裹血虽多，仍可见血虚或出血之证。裹藏之血如瘀滞日久，留于络中，成为“老血”，则同样亦不能营其正常运行、滋养等功能。总之，脾对血液的功能应包括裹藏与统摄两个方面。

（3） 与抗病功能有关：《灵枢·五癃津液别》早有“脾为之卫”的记载，《灵枢·师传》亦谓“脾者主为卫”。“卫”指人体抗御外邪的功能。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则自与抗病能力密切相关。证诸临床，凡脾虚之人，若不慎寒温，常易感受外邪。经补脾治疗后，病情好转，脾气健旺，抗御外邪的功能亦相应提高，曾观察血液体液免疫功能指标如IgG、IgA、IgM、C3等数值的增加，也获得客观的证实。从而提示我们在外感疾病的预防措施中，应重视维护和提高脾胃功能。在复杂或重症外感疾患的病程中，亦应注意勿使脾胃气阴受损并及时予以调治，脾正气充盛，邪气自祛。在热病恢复期的善后调治中，如能重视脾胃功能，有助于早趋康复，避免复发或再感外邪。

（4） 脾与涎和意：《素问·宣明五气》曾载：“五脏化液……脾为涎。”“五脏所藏……脾藏意。”《难经·三十四难》亦谓：“脾藏意与智。”关于脾与涎和意的关系，徐老从数十年临床实践中体会到的确甚密切。

一般脾虚患者与涎液的量和质均有一定的影响。脾气虚者可见多涎，脾阴虚者则见少涎。前者还能从涎的唾液淀粉酶活力差的动态观察中获得旁证。徐老曾观察30例脾虚患者，通过健脾方药治疗，每10日测定其唾液淀粉酶，治疗前后对比，其活性差逐渐由负值上升至正值。提示脾虚患者经健脾药治疗后，在症状取得改善的同时，其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得到恢复，从而促进消化腺的分泌趋向正常。

“意”与“智”均属于人体高级神经系统的功能活动，反映为人们的感觉、意识、意志和智力（能）等。中医学历来重视精神神经的生理、病理。情志，从心理生理学的观点来看，它是精神活动的一部分，是人体对外界事物的一种反应。内脏功能如有所改变，反过来又可影响精神活动的变化。大脑是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大脑的功能不但能影响人的情感、思维、意识、智力（能）等精神活动，同时也控制和调节内脏的功能活动。脑为髓之海，需气血的濡养。脾为气血生化之源，故脾胃功能不足达到一定程度时，也自然会影响到“意”与“智”等精神活动。脾虚者常可伴有“意”和“智”的不足，例如小儿弱智或“五迟”，病因与脾虚也有一定的关系。若参用补脾方药和饮食调治，可以使脾气健旺，意与智亦相应可以得到改善。说明脾与意和智有关，也说明健脾方药对高级神经中枢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关于脾主四肢、肌肉等生理功能，均源于“运化”这一主要功能，一般中医教材言之甚详，兹不赘述。

（5） 脾小则安：《灵枢·本脏》曾有关于五脏形态病理方面的论述。其中提到“小则脏安”的有脾、肝和肾。如“脾小则脏安”。与此相应，又提到“脾高”、“脾下”均属异常。尤其可贵的是，古代早就指出“脾脆”的危害。“脆”则不坚，容易破裂。脾既能“裹血”，脾大者裹血必多。裹血过多，统摄失常，可致血瘀、血虚和出血等病变。脾“脆”，一旦破裂，则所裹之血必然外溢。类似这些内脏形态病理上的认识，对防治疾病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灵枢》还提到从人体体表形态，观察和判断内脏是否异常。认为“黄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纵者脾下……唇大而不坚者脾脆……”这些均值得认真研究，对提高体表诊断学的价值将做出有益的贡献。

探讨关于引起脾病的原因，将有利于脾病的防治。

（1） 体质因素：人的体质有强弱，每常与先后天有关，而先后天又互有联系。对先天不足者，主要责之于肾，殊不知与脾亦有关联。特别是有些“体素脾胃虚弱”或“脾弱之体”，包含着先天、后天都由于脾功能不足所致。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所载“土形之人……黄色、圆面……多肉、上下相称”，似指脾胃功能健壮之体质。“瘦而无泽者，气血俱不足”，此“气”亦包括脾胃之气，脾胃虚弱，气血亦不足。这些论述，说明人的体质差异，对发病学亦有参考意义。

（2） 饮食因素：水谷经胃的受纳、腐熟，脾的运化，而化生气血津液。如若谷、肉、果、菜的质、量、硬度、温度以及进食时间等不能适合生理的需要，就有可能成为损伤脾胃的致病因素。

《内经》早有五味所伤的论述，如“味过于酸……脾气乃绝……味过于苦，脾气不濡”等（《素问·生气通天论》）。脾在味为甘，适当进些甜食，有益于脾气，但味过于甘，反有害处。所以朱丹溪曾概括地说：“五味之过，疾病蜂起（《格致余论·饮食箴》）。”

又如《灵枢·师传》所载“食饮者，热无灼灼，寒无沧沧”。灼灼过热，沧沧过寒，都不适合消化系统的生理所需，故应以之为座右铭，才能维护脾胃之正常功能。

暴饮暴食、强食、强酒、饥饱失常等都能导致脾胃疾病。历来医家著述对此颇为重视。早在《千金方·道林养性》中就有“食当熟嚼，莫强食，莫强酒……令如饱中饥，饥中饱……”等养生防病之名言。此外，应严格注意食品卫生，这对防治脾胃诸疾，均十分重要。

李杲非常重视饮食调理，在《东垣十书·脾胃将理法》中，告诫人们在情绪很坏时勿进食，并提倡“宜谷食多而肉食少”，“勿困中饮食”等。前人还有主张“茹素”之说。素食中一般含膳食纤维多，新鲜蔬菜不仅具有营养价值，又利于保持大便通畅，且有减少胆汁酸分解成潜在性具有致癌作用的复合胆固醇的可能。至于“肉食”，按我国习惯，一般均少于谷食，中年以上之人，更应减少油脂类食品。以上简要所述，足见饮食因素与脾胃关系之密切。饮食所伤，可以成为湿浊、食滞等病理因素，湿与滞均可化热，食滞还可以成积，使脾胃升降失司，气机阻滞，消运无权，变生种种病证，宜不慎之乎？

（3） 外邪因素：外感六淫致病，对人体脏腑均有不同程度的伤害，脾亦不例外。尤以湿邪侵袭，易伤脾气。外湿，特别是霉雨季节或长夏之令，“土湿受邪，脾病生焉”（《素问·至真要大论）》。湿邪入侵后，影响脾的运化功能，常由外湿而兼病内湿，至此则外内合邪，于病尤重。湿邪又常兼风、寒、暑或温热等病邪伴随而伤人。湿邪又有随体质和脾胃功能等因素而可转化——寒化或热化。但一般以损及脾胃之阳而呈寒湿者居多，诚如吴鞠通在《温病条辨·寒湿》中所说“湿之入中焦……伤脾胃之阳者，十常八九”。损及脾胃之阳，则阳不足而阴有余，每呈寒湿之症。如属胃热内盛或素体阳旺者，湿邪可从热化。不论寒化、热化，多兼见胃家病症。由于脾土与肝木的密切相关，湿热病邪可由脾胃而及于肝胆。湿热蕴于肝胆，可见寒热、胁痛、口苦等症；胆热液泄，可见黄疸；肝胆热毒内侵，还可内传营血，发生严重病变。

脾胃湿热，还可下趋膀胱，或流注经络。可见外感湿邪伤脾，可以转化，可以及于其他脏腑，可以及于五体。

（4） 生活起居因素：如劳逸不当，可以影响脾的功能。所谓“饮食劳倦即伤脾”一语，最早载于《素问·本病论》。劳累过度，能量消耗过多，使物质基础——气血津液不足，脾的功能负荷增加，渐致脾虚。反之，体力活动过少，逸多劳少，尤以长时间的伏案久坐，思虑多，更易使脾气失运，气血不畅。若此之人，饮食量一般常较少，气血精微化源不足，脾本脏的濡养亦相应不足，互为因果，四肢肌力渐弱，故《灵枢·九针论》曾谓“久坐伤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