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藩作为一个优秀、全面的中医内科医生，潜心于脾胃病的诊治研究已60余年。他一生从医，学用一致，勤于实践，不断探索，日积月累，医疗经验日臻丰富，对食管、胃肠、肝、胆、胰腺等脏腑病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治方法，发表有关脾胃学术方面的论文80余篇，代表性的如：《对食道功能性疾病的证治体会》、《食管疾病用药体会》、《胃能磨谷论》、《关于胃府形态病理—胃下的证治》、《慢性胃脘痛的辨证鉴别诊断》、《略论老年人胃病的证治特点》、《妇女更年期慢性胃脘痛的诊疗特点》、《治胃病八法》、《略论胃病与湿》、《略论胃痛与血瘀》、《胃病用药体会》、《脾胃疾病治法梗要》、《脾病病因病机探讨》、《简述脾阴虚的证治体会》、《诊治胆石症的几点体会》、《关于胆胃同病的证治梗要》、《肝性昏迷的病机证治探讨》、《重症肝炎的病机证治体会》、《肝气郁滞及疏肝法的临床运用》等，这些深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在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深得同行敬佩。并且，在他古稀之年，集毕生经验体会心得，写成《徐景藩脾胃病治验辑要》专著，已多次重印，仍供不应求。

食管位于咽与胃之间，质柔而薄，古称“胃之系”。凡气郁、痰滞、里热、血瘀等病理因素累及食管，通降失常，可致炎症、溃疡，甚则转成顽症，津液亏乏，干涩阻塞。贵在早期发现，及早诊治。根据食管“柔空”的生理特点，对于食管病的治疗，实者疏瀹（理气、解郁、化痰、清热、行瘀），虚者润养，虚实兼夹者，宜疏润合法。临床上，气郁证治宜理气解郁，和胃降逆；肝胃郁热证宜清泄肝胃，佐以降逆；痰气交阻证治宜理气化痰散结；气滞血瘀证治以行气化瘀。凡用汤剂，采用一日多次服法。散剂可用噙化之法，亦可佐用代茶频饮之法。他常据证而配用一些宣通之品如母丁香、鹅管石、娑罗子、通草、橘络、威灵仙、王不留行、急性子等，择其1～3味，可增其效。

徐景藩认为，脾不仅指解剖的脾脏，还包括胰，在功能上广及消化、吸收、体内新陈代谢、免疫功能，并与血液、中枢神经包括自主神经系统相关。认为脾的病机多以虚为本，以实为标。虚证以气虚为基础，实证以湿浊、气滞多见。根据《素问·宣明五气》“五脏所藏……脾藏意”及《难经·三十四难》“脾藏意与智”所论，联系临床，他认为脾与“意”、“智”确实关系密切，脑为髓之海，但需气血的濡养。而脾为气血生化之源，故脾胃功能不足达到一定程度时，自然会影响到“意”与“智”等精神活动。脾虚者常可伴有“意”和“智”的不足，例如小儿弱智或“五迟”，病因与脾虚有一定的关系。若参用补脾健脾方药和饮食调治，使脾气健旺，“意”与“智”亦相应可以得到改善。

他认为，胃的生理功能和特点是：胃主纳而能磨谷，体阳用阴，多气多血。一胃三脘，上清下浊，主降宜和。针对古人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之说，他根据多年临床体会，认为胃之喜性或润或燥，各有所好，应当根据辨证投润用燥，不可拘泥古训。诊治胃病，主张应辨别脏腑病位，分清虚实，在气在血，属寒属热，是否兼夹食滞、湿浊、痰饮、瘀血。诊查时重视运用腹部切诊方法，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强调腹部分部的重要意义，既利于辨证，又利于辨病，可避免误诊误治。对胃脘痛创立“三型论治”，分中虚气滞、肝胃不和、胃阴不足证，执简驭繁，将兼证分为湿阻证、血瘀证、胃寒证、食滞证，灵活变通。根据多年临床经验，他还总结了一套相应的治疗方药，如疏肝和胃汤、调中理气汤、养胃理气汤、清肠抑肝汤、通噎和中汤、疏利肝胆汤等，便于掌握。对妇女更年期慢性胃痛、胃痞，以肝胃不和占多，且多气郁或兼营卫、冲任之失调，当全面诊查、随证治之，注重解郁、调营、调冲等治法。老年人气血不足，阴液易亏，既患胃病，胃气易虚，胃阴亦每不足，脾胃功能受损，易兼痰、湿、热、食滞、血瘀，尚有肺胃、胆胃、心胃等同病，治疗常须气阴兼顾，然益气勿过温补，养阴勿过滋腻，化湿勿过辛燥，清热勿过苦寒，重视护膜宁络，防其损络出血。如有脾胃气虚而兼肝阳上亢化风者，须用培土宁风之法。他认为，“胃下”自古即有此病，并非纯属中气下陷。对幽门不全性梗阻导致的呕吐，主张运用祛饮、利小便及宣通行瘀方药。诊治残胃炎症，常用通补结合、降胆和胃之法，以自拟残胃饮（炒白术、炒枳壳、制香附、五灵脂、石见穿、刀豆壳、柿蒂等）治疗，疗效卓著。

对久泻顽疾，他认为久泻脾必虚，脾虚肝易侮，脾虚可及肾，故治当从脾、肝、肾三经考虑。脾虚生湿，湿郁可以成热，并易兼从口而入之湿热病邪，治宜重视清化之法。此外，顽疾久泻，可及于血，可配加行瘀，若腹痛痛位较固定，大便中夹有暗红血者，配加赤芍、紫草、三棱、地榆等品。他常用苦以燥湿，寒能制热的黄连，配加补骨脂温肾止泻，对久泻腹痛不著者颇有良效。自拟“连脂清肠汤”，治疗溃疡性结肠炎，辅以“菖榆煎”保留灌肠，临床有较好疗效。关于治疗久泻的剂型和给药的途径，一般习用汤剂口服。而《圣济总录》谓：“散者，渐渍而散解，其治在中。”“中”主要是指脾胃。据此，徐景藩在临床上常配用散剂治疗久泻。一般脾虚患者，以淮山药、党参、白术、茯苓、甘草、煨木香等药，研成极细末，加入等量米粉，酌加白砂糖少许。根据病情确定剂量，用温水调匀，边煮边搅，煮熟成糊状服用，比单纯汤剂内服的效果为优。用之临床，历试不爽。

在肝病的诊治方面，徐景藩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得益于已故名医邹良材先生的指导，运用中医中药按热郁、湿蒙、痰闭、阴虚辨证治疗，鼻饲给药，汤、散、针刺并进，抢救治疗肝性昏迷，成功者不少。对阴虚证肝硬化腹水的患者，根据“真水虚，邪水盛”的病机，运用养阴利水方，取得良好的疗效，并对肝硬化腹水的中医病因病机做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根据临床实践，在诊治肝脏疾病方面探索出一套辨证论治的方法，他总结出来的诊治肝病的方药，在临床上取得良好疗效。以这些经验和理论为基础，申报了多项科研课题，并一直指导着江苏省中医院中医肝胆疾病的临床治疗。

胆囊炎、胆结石是消化系统的常见病、多发病，徐景藩认为发作而症状显著者以肝胆湿热占多数，慢性期一般有肝郁气滞或脾虚肝郁而兼湿热。肝宜疏，胆腑宜通，湿热应及早、持久予以清化，脾虚宜运宜补。也有部分患者由于素体脾阳不振，易生内寒，与湿相合，或因在病程中曾用过苦寒药物，脾胃受损，阳气内虚，升降斡旋失常，肝胆经络阻滞，认证为湿从寒化，运用温通之法，药如制附子配柴胡、白术、姜黄，见黄疸者，制附子配茵陈、鸡金、海金沙，上腹右胁痛位广者，制附子配苡仁、败酱草。大便不畅，腑实内寒，寒热兼夹者，制附子配大黄。结石未排出者，制附子配皂角刺、路路通、三棱、赤白芍等。治胆病按“腑宜通”，“胆随胃降”的原则，常配用大黄，后下或开水泡焖后，取汁与另外所煎之液相合而服。如大便次数不多，疼痛未消者，另加大黄粉，装入大号胶囊吞服。但若属于脾虚肝郁证者，当健脾运脾，运中有通，不用大黄，防损脾气。若胆总管结石或肝内胆管结石者，在辨证施方的基础上，酌配皂角刺、王不留行、路路通、通草、当归须、泽兰等。

急性胰腺炎在住院或急诊过程中，重症一般均采取中西药兼用之法。徐景藩认为，一是以清化通腑消滞法为基本治法，禁食期间，也可服汤药小量（30～50ml）每6小时一次，及时服药可以提高治效，缩短疗程。二是配用外治法，芒硝打碎，加肉桂粉，布包外敷上腹，每日一次，敷20个小时，稍稍清洗皮肤，歇3～4小时再敷，连用7天，颇有良效。结合现代医学的观点，这一疗法对减轻胰腺水肿、渗出有明显的改善作用，目前也是西医治疗急性胰腺炎的方法之一。至于慢性胰腺炎或伴假性囊肿，上腹时有隐痛，脾虚肝胆湿热之证者，治以健脾疏肝利胆清化之剂，但不可苦寒过度。脾虚内寒者，同样也应加入制附子，与白术、淮山药、苡仁、良姜、败酱草等同用。治疗胰胆之疾，当认真辨证，若确有内寒，必须“温通”、“温化”，及时用附子。

他还非常重视类药在脾胃病治疗时的选用，讲究在辨证的基础上，强调要因人、因时制宜，认为对于功用相似的药物，要认真反复比较，择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不断提高疗效。如党参和太子参同为补益脾胃之药，但党参甘平，为补益脾胃要药；太子参微甘，补益脾胃之力弱，但补气而不滞气，并有健胃养胃作用。

对脾胃病的治法，根据脾胃的生理病理特点和多年临床实践，他将其归纳为“升降、润燥、消补、清化”八字。其间各有特异，又互有联系，具体选用得宜与否，直接影响防治效果。此外，他重视疏肝法、化湿法及配合外治疗法等，这些方法，是中医特色、优势的最好体现。

徐景藩师古不泥，不断创新，有关脾胃的认识和诊治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医脾胃病学的理论和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