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碧微：爱是有摧残性的
“蒋碧微这一生，拍遍阑干，有全方位、多色调的情感遭际并且体验到极致。从迷醉的巅峰到痛楚的深渊，从守疆卫土的妻子，到攻城略地的‘小三’……”
蒋碧微（1899—1978），江苏宜兴人， 1917年与徐悲鸿结婚，两人1919年一同赴法国，她进入一所女子学校学习。 1927年蒋碧微夫妇回国，居南京。抗战时期，她居重庆，曾在复旦大学教授法文，担任过四川教育学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蒋碧微1949年迁居台湾，晚年著有回忆录《我与悲鸿》《我与道藩》。
私奔·裂痕
民国早期，大多数闺中女子还在恭顺地谨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走入包办婚姻，却也有个别例外，她们最惊世骇俗的举动，便是私奔。
私奔的女子，通常有果敢、泼辣的性格，叛逆、冒险的天性，不计后果的决绝，还有一点追新逐异的浪漫。她们私奔之后的人生，绿肥红瘦，千差万别，但往往都不单调平淡。蒋碧微的故事，更是一言难尽。
蒋碧微是江苏宜兴人，父亲蒋梅笙饱读诗书，在复旦大学任过教授。1917年，宜兴同乡的徐悲鸿（1895—1953）年少俊逸，英气勃勃，绘画才华已经显露，是蒋梅笙的座上嘉宾，时常待在蒋家。蒋碧微跟徐悲鸿私奔前，原本已许配给查家。她从未与徐单独会晤过，但两人之间必定有心驰神往的吸引，有热烈缭乱的眼神缠绕，以及某种意在言外的默契。所以，当徐悲鸿的朋友朱了洲来悄悄传话，问她是否愿意跟随徐悲鸿出国，她几乎未经犹豫就毅然答应了。
蒋碧微刚从宜兴来到上海不久，还是幽居一楼一底的旧式闺秀，所见所识仅家人和邻居等，徐悲鸿除了风度才华令她倾慕，也象征了无边无际、惹人遐想的整个外部世界。她搁了一封信给父母，悄然离家。蒋碧微本名棠珍，徐悲鸿私下为她取名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刻着“悲鸿”，一只镌上“碧微”。她回忆道：“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微’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蒋碧微随徐悲鸿远走东京、北平，在巴黎待得最久。父母只好对外谎称女儿突然病故，强咽下满腹凄惶和许多冷嘲热讽。
蒋碧微夫妇1927年回国，徐悲鸿于次年初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在画坛声名鹊起，子女也相继出生。后来，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牵头，为他们在南京建造华屋。异域十年，求学的漂泊、清寒已成往事，远大前程即将徐徐展开。蒋碧微的人生，好像也跟着要进入华彩篇章，她终于可以向那些冷眼看笑话的人们证明，她从前的“孟浪”之举，到底没错。
蒋碧微喜欢也擅长社交，宾客往来，觥筹交错，衣香鬓影，羡慕赞美，令她怡然自得。位于傅厚岗的徐家宅邸，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但是，因为性格、志趣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夫妻感情却渐渐淡薄了。她明白，徐悲鸿的心力，全部在他热爱的艺术上，自己“无法分润一丝一毫”。徐悲鸿受不了妻子的控制欲和过于挑剔，蒋碧微则觉得丈夫凡事以自我为中心，有艺术家“但取不予”的自私，性格偏激，就连斋名都是说一不二的“应毋庸议”，画室里的集句联则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20世纪30年代初，徐悲鸿爱上学生孙多慈。她原名孙韵君，他为她改名“多慈”，恰与“悲鸿”呼应，还刻了一方印章“大慈大悲”。他对这位“天才横溢”的女生悉心指点，多方提携，还帮她联系中华书局出画册。蒋碧微感觉到婚姻岌岌可危，既悲且怒，奋起捍卫。她可不是只晓得独自抹泪、凄凄切切的怨妇，她的姿态，硬朗得像个全身披挂、剑拔弩张的斗士，每根毫毛都竖成了匕首。徐悲鸿戴在手上的红豆戒指——孙多慈赠予红豆，他镶成金戒指，镌上“慈悲”二字——既碍眼又堵心，她虽然无计可施，但孙多慈送给老师装点花园的枫树苗，“师母”理所当然要找机会全部拔掉。徐悲鸿只得愤然刻下一枚“无枫堂”印章，将公馆称为“无枫堂”，将画室命名为“无枫堂画室”；徐悲鸿绘的《台城夜月图》，画家与孙多慈一同入画，蒋碧微自有促狭办法，让他不得不自己动手，把一对意中人从画布上刮去，尽管难抑悲愤；徐悲鸿替孙多慈张罗出国留学的官费，蒋碧微则写信给相关负责人，让此事泡汤……总之，她机警、敏捷、骁勇，对“入侵者”跃马横刀，绝不手软。
夫妻俩的冷战，旷日持久。徐悲鸿有家不愿回，远避广西桂林。 1938年，他曾在桂林的报纸上刊登启事，声明与蒋碧微脱离同居关系。但他跟孙多慈的八年恋爱，因孙父的坚决反对，最终无果。
徐悲鸿的发妻很早就病故于老家宜兴。他的第三任妻子廖静文出现时，徐、蒋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所以蒋碧微相对处之泰然。她只是看似轻描淡写地转述，说廖静文拿出一瓶毒药，威胁徐悲鸿：除非立即登报和你太太离婚，再跟我举行婚礼，不然我们就一起吃下这瓶药，同归于尽。徐悲鸿吓得赶紧答应。
徐悲鸿确实曾在贵阳的《中央日报》登出启事：“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的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三天后他又登广告与廖静文订婚。
“同居”这两个字眼，每每令蒋碧微勃然大怒：她18岁跟他一起生活，同享过艺术和青春的欢愉，分担过贫寒日子的衣食无着，也短暂分享过他成功的荣耀，她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所欠缺的，不过就是凤冠霞帔、八抬大轿。假如，他俩一直琴瑟和谐，私奔就是值得频繁提起的趣事、佳话；而她仿效红拂夜奔，却落得有始无终，私奔就成了无法抹煞的难堪，难以愈合的旧伤，一戳就痛，徐悲鸿却偏要一戳再戳。她“受辱以后也就留下了永远无法消弭的憎恨”。或许，蒋碧微也会暗自痛悔：从前太年轻，到底是不知天高地厚，差了一场盛大的仪式，少了一纸郑重的婚书，以致授人以柄。
跟孙多慈分手后，徐悲鸿也曾多次委曲求全，向蒋碧微示好、求和，试图弥合裂痕。她却凛然地将他拒之门外，言语、举措冷若冰霜，有时还很尖酸刻薄。她约请徐悲鸿来家里商量子女的抚养问题，那则刊登“分居”启事的报纸就镶在玻璃镜框里，赫然放在客厅迎门的书架上，下面还写了“碧微座右铭”五个大字，显然是硬要让他看见。徐悲鸿给蒋父丧礼送的奠仪，她也偏要退回。总之，摆明了势不两立、一刀两断的态度。
蒋碧微自陈：“和悲鸿结缡二十年，我不曾得到过他一丝温情的抚慰。”往事怎么可能一笔勾销呢？单看他在巴黎给她画的那些画，哪一幅不是弥漫着双向的依恋与欢好？但是，人的记忆的确太有选择性，欢愉容易随风飘散，创痛却印痕至深，历历在目，耿耿于怀。
蒋碧微说，自己曾经竭尽心力，殷切盼他迷途知返，“如今我已对他全部绝望，又怎能勉强我自己忘却那触目惊心的往事，强颜欢笑，和他重归于好”？如她所言，覆水难收，“早已化为灰烬的感情是不可能重炽的”。而蒋碧微之所以如此冷硬、决绝，更显著的原因，则是她心里眼里已经只有张道藩，再没有多余空间容纳他人。
1945年底，徐悲鸿、蒋碧微正式离婚。
私情·私语
蒋碧微、张道藩1922年初见于柏林。待到徐悲鸿、蒋碧微回访张道藩，仅仅第二次见面，张道藩对她，已经怦然心动：但觉她“亭亭玉立，风姿绰约，显得多么的雍容华贵”。
在巴黎期间，谢寿康、刘纪文、邵洵美、江小鹣等情投意合的留学生，结成别开生面的“天狗会”，以兄弟相称。徐悲鸿是二哥，张道藩是三弟，唯一的女性蒋碧微被推为压寨夫人，所以张道藩跟蒋碧微以二嫂、三弟相称。“压寨夫人”口齿伶俐，毫无旧式女子的拘谨局促、孤陋寡闻，常跟他们一起放言高论，被留学生们恭维为“天之骄女”。 1926年，张道藩曾在意大利翡冷翠（佛罗伦萨）给蒋碧微去信，含蓄、纠结地表达过爱意，未获热烈响应。当时他刚刚在巴黎跟法国姑娘素珊订婚，心情十分复杂。
向张道藩主动示爱、热烈追求的女人一向不少，他避之犹恐不及，却一直暗恋蒋碧微。张道藩留法七年，主修美术，回国后转而从政，很快担任蒋介石秘书、南京市政府主任秘书，抗战前夕已是内政部次长。抗战期间历任教育部次长、中宣部长等，到台湾后担任了九年“立法院长”。因为自身的文人气质和政治、文艺两栖的身份，他在国民党高层中很善于与文化人交朋友，画笔未曾全抛，还写过电影剧本《密电码》《再相逢》，以及《自救》《最后关头》等多部有影响的话剧，有时还亲任导演甚至粉墨登场，算是民国时代有一定影响的文化活动家、美术家、戏剧家。
张道藩跟素珊结婚了，仕途也一帆风顺，却总有一丝郁郁寡欢，那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他说自己对蒋碧微秘密崇拜，爱了十多年，“但是从来不敢有任何希求。一直到人家侮辱了她，虐待了她，几乎要抛弃她的时候，我才诚挚地对她公开了我十多年来心中爱她的秘密，幸而两心相印，才有了这一段神秘不可思议的爱史”。 1937年，南京被敌机日夜轰炸，“二嫂”“三弟”心底掀起狂涛巨澜，跟这座纷乱的危城相似，竟是一刻都无法安宁。即便同处一城，见面频繁，他们依然密函互寄，蜜情迭传。
日寇逼近，南京危急，机关、学校开始内迁，以避战乱。 1937年10月初，蒋碧微携子女前往重庆。张道藩送她登舟西去，他在船上盘桓到船已启航，仍然依依不舍。船长只好派了两名水手，用舢板将他送返码头。
这时候，距离他俩感情明朗才不久，匆忙分别，相聚无期，离情惨淡，张道藩失魂落魄。在小船上遥相挥手时，“泪已盈眶”，随后“眼泪已涔涔流下”；回家则“伤心落泪，饮泣多时”；到次日依旧“热泪满面”……总之，相当多愁善感、泪腺发达。相比他在贵州被军阀周西成逮捕时，屡受酷刑也不交出密电码的刚烈，判若两人。
有时候，美的标准，真是相当主观。蒋碧微在张道藩眼里，内外兼修，风度“高贵娴雅”，“俨若天仙”。他在给她的信里还说，“我的爱你，决不是基于青年时之尚虚荣，好美色”，“而是由于彼此间的同情和了解”；“除了以前对（素）珊以外，我不曾对任何女子像对你这样过，我愿意把我所有对女性的爱全部集中给你。因为十多年来，根据我严格观察的结果，只有你的一切条件，才够得上是我理想的爱人”。
从南京开始，到重庆八年，再到20世纪40年代末，蒋碧微、张道藩互写了几十万字情书，在重庆时他们就曾相互交换信件，各自抄录到装订成册的本子上，张道藩将自己的情书题为《思雪楼志》（他俩写信的专用署名分别为振宗、雪，所以蒋碧微将书房命名为宗荫室）。
上了年纪，再去读别人的情书，真是需要相当的耐烦心。如果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行文，那些蜜里调油、喋喋不休的表情达意，读来就未免絮叨。因为，局外人毕竟超脱于浓情之外，事不关己，冷眼旁观，对文字和思想的质感、密度、深度，就有不一样的期待与标准。当然，他们书信里浓厚、深邃的情意，还是很动人的。“我不忍看前面的江水，因为我一看就想到它是从你那边流下来的，它带了你无限的缠绵情意给我，我却不能使它倒流上去，将我的情愫送达与你。”“你若把我拿去烧成了灰，细细的检查一下，你可以看到我最小的一粒灰里，也有你的影子印在上面。”张道藩的表达，就有这么文艺，是少男似的缠绵和热切。而蒋碧微的信，写得更为精练、古典。
重庆期间，蒋碧微除在复旦大学教授法文，又经张道藩介绍，在国立编译馆兼职。后来她改任四川教育学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张道藩对她无比殷切、眷恋，对她的父亲、子女，也关照得无微不至。她给父亲送终时，张道藩陪伴在侧。
从陪都岁月到战后返回南京，虽然沉浸于“天地间最伟大的爱情”（张道藩语），但他俩一直伤痛于不能长相厮守。蒋碧微的《红叶》诗说：
霜风红叶总凄其，憔悴年年为别谁？
无奈痴情抛不得，沉沦恨对合欢枝。
张道藩1947年元月在蒋碧微的宗荫室则留下墨迹，借《古诗十九首》之《涉江采芙蓉》，表达忧伤：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蒋碧微夫妇交恶后，因为嫌徐悲鸿给的家用太少，他们为钱吵架，有一次竟吵到徐悲鸿痛哭失声，他当然也是因为她的伺机发作、不依不饶而痛惜伤心、百感交集。蒋碧微在信里跟张道藩提起这事，则恼怒地说：“你是了解我的，我决不是爱钱，我实在是太气愤了。”另一次，徐悲鸿托人带给她30块大洋，她当即请人退还。随后同样对张道藩抱怨：“我虽无能，亦不至短此而饿死，是真辱我太甚矣。”蒋碧微在徐悲鸿面前，展露的是最无所顾忌的一面，强悍、野蛮、冷酷、物质化。
离婚时，徐悲鸿按照蒋碧微的要求，支付她100幅画、 100万元赡养费以及子女的学费。她特别解释，抗战结束后的100万元国币，仅相当于普通公务人员一年的薪水。
蒋碧微、张道藩深度纠缠几十年，最后在台湾同居十年，他最终没能给予她妻子的名分，她的回忆录对他却没有丝毫微词。旁人说蒋碧微不大好相处，她最好的一面大概都留给了张道藩——聪明脱俗，温柔得体，不强求婚姻，知进退，有分寸。在重庆时，张道藩多次想借机给予她经济资助，她每每阻拦：“过去汝每有斯举，均极伤吾心……亦姑赧颜收存，恐过事推却，反使汝难堪也……此后务乞勿再为之，则吾人之爱，或犹可冀其永保清洁也。”张道藩趁她父亲七十大寿，送了厚重礼金，她立即寄还，去信说，“幸君谅吾苦衷，纳回成命，庶几爱吾更深矣”。多么懂事明理，这还是那个为了钱跟徐悲鸿吵架的蒋碧微吗？那个骁勇泼辣的“女将”一旦面对张道藩，真有点“脱我战时袍，著我女儿装”的意味，又仿佛百炼钢已化作绕指柔。
廖静文笔下的徐悲鸿，有圣贤与君子之风。蒋碧微虽然也盛赞徐悲鸿的艺术天赋与勤奋刻苦，但她更要恼怒地罗列他为人夫、为人父那些迹近小人的毛病。同样，张道藩与徐悲鸿眼里的蒋碧微，大约也有天使与悍妇之别吧。一个人的是非、优劣，有可能犬牙交错，难以简单厘清。由不同的眼睛看去，更有天渊之别。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向来如此。
蒋碧微在回忆录里称呼徐悲鸿“徐先生”，礼貌却也生分。她说，自己独自生活的晚年，依靠徐先生离婚时给的画换钱为生，不曾用过任何人一块钱，也没有向任何人借过钱。她最后的骄傲和自尊，竟还是那个“负心人”提供的。她跟他毕竟曾经是烟火夫妻，有过柴米油盐的琐碎，唇枪舌剑的摩擦，也有过家常日子的粘连、瓷实，更生养了一双儿女。所以，她用徐悲鸿的钱，心安也坦然。似乎，还有一丝庆幸——晚景固然寂寥，好在还不困窘，也有尊严。
蒋碧微跟徐悲鸿和张道藩的关系，分别像是植在土里与浸在营养液里。前者盘根错节，有泥有虫有腐叶，杂、乱、浊、重；后者清澈纯净，无渣滓无杂质，养分虽充足，却似乎有一点点修饰，优美而欠天然、少松弛。
情路·暗伤
蒋碧微生得饱满健硕，大枝大朵，年轻时有青春衬底，自有一番丰艳。到老来也不曾柔软，又积淀了一路走来的坚硬、要强，越发阳刚。站在她身边的张道藩，因此更显得斯文、软懦。
能写出那样黏稠、细腻情书的男人，很难手起刀落地剪断感情的乱麻。尤其是，妻子素珊单纯、温良、柔顺，一根筋地依恋他——她只会为丈夫的背叛暗自饮泣，却从无强硬或过激手段。张道藩一生都在婚姻内外踌躇万端，既想跟蒋碧微朝夕相守，又不忍、不便抛弃妻女。
到台湾后，素珊携女儿定居澳洲，蒋碧微与张道藩共同生活近10年，最终依旧分离。这是她晚年生活的一大转折，蒋碧微语焉不详地说起：1958年底，张道藩表示想去澳洲新克利多利亚，探望素珊、丽莲母女，也流露了接她们回来的念头。蒋碧微或许早就料到终究会有这天？所以波澜不惊：“我深切了解他是永远无法打破原有的环境的。”当然，“十年相依，一朝分袂，脆弱点的人也许会受不了，但我生来理性坚强，对于现在情势，我必须做一决断”。
蒋碧微不动声色，推说要去马来西亚探望外甥，两人各自上路，以回避分手的伤怀。几个月后，在她归来前三天，张道藩搬到了新租的房子。昨日永逝，即便再有情绪的铺垫和时空的缓冲，心底怎么可能不翻江倒海？她却只肯说，自己觉得非常安慰：“他果然按照我的意思，作了这样的决定。”
1960年，素珊母女返回台湾，张道藩他们阖家团聚。当年蒋碧微离开一双儿女，随爱人“逃到孤岛”，作这样选择的母亲，很自我也很少见吧？眼看着彼此都老了，张道藩终于撇下她重返家庭，其间的伤情和难堪，其实一言难尽。但蒋碧微真是硬朗好强，撑得起场面，她坚持很漂亮很豁达地总结道：“基于种种的因素，我决计促成他的家庭团圆。”两岸隔绝，与子女音书难通，她暮年独居近20年，孤独离世。
蒋碧微回忆录多次强调，因为自己遭逢过因外力介入而毁家的痛楚，所以，一直不愿拆散张道藩的家庭。这，或许也是由衷之语？不过，张道藩和素珊的家，形虽未全散，而神早已抖落成残渣碎片了。
与张道藩分手6年后，蒋碧微完成50余万字的回忆录，分为上下篇《我与悲鸿》《我与道藩》，在皇冠杂志连载后，“轰动遐迩”。
蒋碧微这一生，拍遍阑干，有全方位、多色调的情感遭际并且体验到极致。从迷醉的巅峰到痛楚的深渊，从守疆卫土的妻子，到攻城略地的“小三”……她深陷的两段感情，都既飞扬恣肆，又愁肠百结。地下情尤其艰险——恋爱的香醇甜美自不待言，然而使君有妇，罗敷有夫，进退维谷，处境尴尬：既受制于情魔，难抑相思之苦，又不能毅然抽身，慧剑斩断情丝。面对素珊，也曾“内疚甚深，觉孽障重重，无可挽救！”“辗转终宵，深自忏悔”。到台湾以后，虽然了却夙愿，两人得以“晨昏相对，形影不离”，“不顾物议，超然尘俗”。但毕竟物议不绝，何况，到底名不正言不顺。蒋碧微特别提到：别人给“张院长与夫人”的请帖，她从不出席，除非另有请帖给她。这，既是自知之明，也有许多难言之隐。
早在重庆时，蒋碧微在给张道藩的信里就曾感慨：“人类的爱是有摧残性的。”“爱情之为害，早已洞悉。”道理谁不清楚呢，但感情这包鸦片，销魂蚀骨，也撕心裂肺，却又让人欲罢不能，哪里是说戒就戒得掉的？
为情所困的岂止于她呢？孙多慈、徐悲鸿、张道藩、素珊，这一根藤上，牵着多少条苦瓜。
张道藩的重庆岁月，最是愁苦无绪。相见时难别亦难，他常常胡思乱想，想辞职，想上前线，想离婚，想失踪，想逃到孤岛……万分悲观时，竟想过自杀。他甚至盘算过：假如能筹到400英镑（当时折合法币3万元），够两人的旅费和一年开销，就可以摆脱羁绊，远走高飞。无奈又受经济更受诸多难题束缚。
最大的难题，是他身居高位。一向致力于立德立言立功，素有儒雅君子的美称，如今正值国难，竟然深陷婚外情，爱上的还是“二嫂”！既有道德自谴，更怕形迹暴露，身败名裂。“倘使我们的爱恋终于暴露，我就得受人指责和唾弃。”他最长的一封信，与蒋碧微讨论何去何从，“以泪和墨”写成于凌晨4点，却依旧没有主张。郁达夫、王映霞的婚变闹得沸沸扬扬时（郁达夫怒写《毁家诗纪》，起因便是发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信），张道藩吓得差点把蒋碧微的情书和自己的《思雪楼志》烧掉。
素珊对丈夫的私情，心知肚明。 20世纪40年代她带着病女到兰州疗养，50年代又远走澳洲。多少委屈辛酸，不言自明。
徐悲鸿与孙多慈，也历经磋磨。徐的老友沈宜甲对孙多慈的父兄印象极坏，但对她本人赞不绝口：“来桂林后，凡任何男女友人与之相处愈久，愈觉其为人可佩。”“幽娴贞静，旧道德，新思想，兼而有之。受尽家中折磨，外间激刺，泰然处之。”黯然中断牵绊数年的师生恋后，孙多慈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结婚。 1949年以后，孙多慈随丈夫赴台，他们育有两子。 50年代她在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任教授，绘画颇有成就。学生们说她不急不躁，温文尔雅。看孙多慈中年的模样，柔润清雅，有内敛的灵光。在徐悲鸿深爱过的三个女性里，她无疑最具艺术天赋和智性之美。
今人或许要遗憾，上述人等或失之优柔寡断，或过于执迷执着，或不肯轻易撒手，或不能回头是岸……遂有这堆愁绪万千。然而，人的选择，既受制于性情和环境，也与大时代载沉载浮，甚至被冥冥不可知的命数左右。情天恨海，是谁都能轻而易举跳得出的么？
蒋碧微的同代人里，有过如此浓烈、炽热情感经历的女子，不乏其人。只因为徐悲鸿和张道藩巨大的知名度，她就这么不期然地成为民国两桩最醒目情事的女主角。她当过大学教师，担任过社会公职，但她作为职业女性的那一面，却被人们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