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有时自省有时狂
“她兼有作家、教授、学者、画家等身份，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古典文论、时评……样样涉猎，著作等身。”
苏雪林（1897—1999）， 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大学期间就以笔名苏梅发表了许多诗文、时评。 20年代后期，她出版散文《绿天》和自传体小说《棘心》，风靡一时。她还出版了几十本学术专著。一生从事教育行业，先后在东吴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 1952年后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成功大学任教授。
自嘲为“粗制滥造品”
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里，苏雪林是饶有特色的一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她就与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被并称为“中国五大女作家”；她享年102岁，被誉为文坛“超级老寿星”，到94岁高龄，还能撰写自传。 1998年还曾以百岁之身，回到阔别70多年的老家，黄山脚下的岭下村，一时轰动海峡两岸；她兼有作家、教授、学者、画家等身份，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古典文论、时评……样样涉猎，著作等身；她不像同时代的冰心等女作家，为人为文都留给世人温柔敦厚的印象，她曾经参与或挑起文坛的几次大论争，有时还裹进了旋涡中心，却并不显得很惊慌失措。
《苏雪林自传》的自序开篇就说：“我是一个自卑感相当重的人。”事实上，往往是富于自信或超越了自卑的人，才会自己宣称“自卑”。由苏雪林的自传，的确看得出她的袒露和自负。她自幼聪慧绝伦，当年父亲每天给她和姐姐讲授《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古诗源》，为她买回《杜诗镜诠》和李白、韩愈、苏轼等诸多唐宋名家的选集，以及附有注解的袁枚《小仓山房诗集》等。苏雪林悉心揣摩，再被诗画均出色的四叔精心指点，悟性极高的小姑娘，诗兴郁勃，竟能写出“古朴劲健”的五古，其中还不乏新奇、警策的句子。
在安庆就读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期间，苏雪林成绩优异，她的作文总是被老师浓圈密点、广为揄扬，加之能诗擅画，才女之誉，遂纷至沓来，甚至远播至京沪。直到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苏雪林依然写了不少古体诗。她总结，自己的旧文学根柢不是来自四书五经，而是从旧诗歌和旁搜杂览中得来的。
1919年秋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后，苏雪林以苏梅等笔名发表了许多诗文、时评。她与同样才华横溢的同学庐隐、冯沅君、程俊英被称为女高师“四大金刚”。
苏雪林的自传也常常不掩饰地自己揭短。比如，在安庆培媛女学念书时，受虚荣环境的影响，为穿华丽衣服而与母亲哭闹不休。就读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时，为保住惯常的第一名，跟插班进来后与自己打擂的“学敌”明争暗斗，激起一场大风潮，最后结怨很深，两败俱伤。苏雪林的两位发蒙先生学问平平，授课多错讹。父亲虽然中过秀才，也常念别字。所以苏雪林自嘲是个“粗制滥造品”，她第一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时，因为写别字、念别字而被学生“检举”，险些被学校解聘。
当时学校聘用教师，很看重学位。苏雪林在北京女高师还差一年毕业，便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中法学院，后进入里昂国立艺术学院学习绘画。留法三年多，因母亲病重， 1925年提前返国。她曾经两次留法，都未得到学位，颇引以为憾。第一次回国之初，在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和东吴大学授课，就因为没有学位，名分不高，薪酬也较低。
苏雪林自1931年开始，在武汉大学任教18年，与著名作家凌叔华、武大外文系教授袁昌英并称“珞珈三杰”。苏雪林生活简朴，但在抗战初期，将嫁奁3000元，加上10年省吃俭用的教书薪俸买成两根金条，共计51两黄金，捐献给政府，“作为抗战经费的小助”。 1949年她到香港工作1年， 1950年再度留法，想寻觅资料研究屈原的赋。两年后抵达台北，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后来到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在此退休、终老。
苏雪林能操几套笔墨，她的语言没有文艺腔，写人叙事，活泼生动。曾被阿英誉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像《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等篇目，描摹活灵活现，议论干脆精准。其学术专著更多，自1928年出版《李商隐恋爱事迹考》之后，有《中国文学史》《辽金元文学》《唐诗概论》等数十种。苏雪林平生投入心血最多的，则是屈赋研究，从1944年开始历时30多年，有《屈原与九歌》《楚骚新诂》《天问正简》等数本专著。苏雪林自觉独辟蹊径，发千古之秘，却未被学术界广泛认同，有人还讥之为野狐外道。但她自己颇珍视它们：“我将求知音于五十年、一百年以后。”
与温柔和顺无缘
当年，祖母不愿意花钱让女孩子深造，苏雪林百般恳请而受阻，想到“不自由，毋宁死”，差点想跳入深涧以求解脱，最终如愿考入女子师范学校。从安庆到北京、法国，一路求学，眼界既开，她对自己的包办婚姻不免抵触。与未婚夫通信之中，觉得他中英文俱佳，“字迹尤其挺秀。不过他的个性好像甚冷僻，对任何事都无兴趣……同他通信索然无味”。她屡屡想解除婚约，但最终还是遵从家长之命，于1925年母亲去世前不久，与张宝龄完婚，这一年她已28岁。丈夫是五金商人的儿子，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精通造船业务，为人正派厚道，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和苏州东吴大学工作时，都很受欢迎。这对新婚夫妇也曾有过浓情蜜意，苏雪林后来在自传里回忆：
我又富于感情，笃于骨肉之爱，夫妇之爱也相当热烈。外子生性孤冷，结婚后，受我热情的烧炙，他那一颗冷如冰雪的心，稍稍为之融化，所以我们在苏州天赐庄那一年的生活，倒也算得甜蜜。我撰《绿天》诸文又锦上添花写得风光旖旎，情意绵绵，现在想来，只有好笑。
苏雪林的公公张余作有国学根基，曾自修英文，对这位有文化的媳妇非常看重，她写的几本书他都读过，深以为荣，“对待我真似公主一样，所以我甚为感激。他儿子即对我冷漠，也不计较了”。苏雪林与张宝龄都是迫于家庭压力而结婚，感情先天不足，虽然新婚时有过短暂的甜美，相处久了，性格冲突明显，彼此都滋生失望。苏雪林觉得，张宝龄乖戾而偏狭，适宜娶个三从四德的旧式女子，半为女仆半为妻子地操持家务、侍奉丈夫。而自己并非低眉顺眼、唯唯诺诺之辈，其兴致和能力，显然也不在下厨做羹汤。丈夫不容忍她每月接济姐姐、嫂子一二十元，更加深了他俩的感情裂痕。“钱是我教书所得，并未用他一文，他却妒恨得像心里有火燃烧一般，刻难容忍。世间竟有这样的男人，实为罕见！”
抗战期间，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苏雪林与好友袁昌英和经济系教授韦从序三家人一起居于让庐，那是位于城西陕西街尽头的一座中式两层楼房。袁昌英的女儿、时为武大外语系学生的杨静远在她的《让庐日记》里，对苏先生为人赤诚憨厚、倾其所有捐资抗战赞不绝口，对苏雪林的丈夫印象也很好。张宝龄于1942年9月初到武汉大学机械系任教授，杨静远“觉得他一点儿也不是那个据说凛若冰霜的人，很热闹，很健谈”。他在武大授课那几年，也很受学生欢迎。
婚姻虽然搁浅，新女性依然有旧思维，苏雪林觉得，离婚二字“总是不雅”；当时她开始享誉文坛，也担心好事的报刊会肆意张扬——20世纪20年代后期，她以笔名绿漪出版散文集《绿天》和自传体小说《棘心》，风靡一时；再者，《绿天》以“美文”写新婚情事，诗意弥漫，亦真亦幻，既有激情充沛者的自得自恋，也有“美丽的谎言”。比如，丈夫有事赴北京一个多月，不曾寄过只言片语，她却在书中写了十几篇“鸽儿的通信”。《绿天》的缠绵浪漫，不知倾倒了多少读者，赢得不断再版。所以，苏雪林觉得自己“对谎言也该负责”，否则，打破幻象，很辜负读者。
张宝龄1949年没有去台湾， 1961年在北京去世。他们结婚36年，共同生活不到4年，彼此疏远隔膜，有意聚少离多。苏雪林更多时间是与姐姐相依为命，组成“姐妹家庭”近40年。她晚年觉得，自己因为种种顾虑不离婚，很对不起张宝龄：让他孤栖一世又不能享有理想的家庭幸福。
姐姐对苏雪林体贴入微， 1972年姐姐去世，她哀痛欲绝。苏雪林没有子女，丈夫名存实亡，“生平唯有忧郁，不知快乐是何滋味”。其自传说，“青年时代也颇向往爱情生活，屡受打击，对爱情倒尽胃口”。她于是这么自我安慰、排解遗憾：“百事都从缺陷好。”自己“在文学和学术界薄有成就，正要感谢这不幸的婚姻”。
苏雪林爱憎分明，近90岁了还为一生挚友袁昌英编辑文选。她最尊崇、敬重的文化人是老师与同乡胡适，尊胡适为人格伟大、道德高尚、对文化贡献巨大的“现代圣人”。她对胡适的崇拜，始于就读北京女高师时，听来校兼课的北大教授胡适为她们讲授中国哲学史。《苏雪林自传》回忆：
他（胡适）那时声名正盛，每逢他来上课，别班同学有许多来旁听，连我们的监学、舍监及其他女职员都端只凳子坐在后面。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将毗连图书室的扇槅打开，黑压压地一堂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倾听这位大师沉着有力、音节则潺潺如清泉非常悦耳的演讲，有时说句幽默的话，风趣横生，引起全堂哗然一笑，但立刻又沉寂下去。谁都不忍忽略胡先生的只词片语。因为听胡先生讲话，不但是心灵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
1962年胡适去世后，苏雪林悲伤涕泣20多天，写了好几篇文章追悼恩师。 1982年，老太太都85岁了，不满于唐德刚对胡适的不敬之谈，还因“气不过”而写了一组辩驳文章，后来集为《犹大之吻》，自始至终捍卫老师，“自问对胡大师总算效了微劳”。
苏雪林最惹人议论的，则是她对鲁迅的“由钦敬到反对”。她早期对鲁迅评价甚高，称他是最早也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 1934年11月发表的《〈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还在热切地推崇《阿Q正传》等作品，认为鲁迅的小说创作数量虽不算多，但仅仅《呐喊》《彷徨》这两本书，“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可是，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不久，苏雪林就公开发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力陈鲁迅的“病态心理”“矛盾人格”“文笔尖酸刻薄”，以及“偏狭阴险、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行为”，还力阻蔡元培参与主持鲁迅治丧委员会，顿时引发轩然大波——一来，鲁迅尸骨未寒，此举既有违人情，也很伤害爱戴鲁迅的所有人，遂招来一片骂声；二来，那些偏激、刻薄之词，背离了论人论事的理性原则，显得很情绪化。就连素来态度温和、对苏雪林也很尊重的胡适，在信里也颇严厉地批评她：“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旧文学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诫”。“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胡适始终倡导“容忍‘异己’的雅量”，鲁迅对他贬斥甚多，他却始终能持论宽容。苏雪林尊胡适为楷模，恩师的境界，她未能抵达。
苏雪林出身在一个标准的旧式家庭，祖父捐官出身，作为能吏而晋升为知县。祖母的短视、专制、慵懒与母亲的贤孝、忍耐、能干恰成鲜明对比。苏雪林年仅4岁就被祖母强行裹了小脚，“使我成为‘形残’，终身不能抬头做人了”！祖母重男轻女，常常命令母亲打骂她，因此她的童年非常压抑。不快乐的成长经历，给苏雪林的性格敷上了忧郁和叛逆的底色。她的文字引发的争议不少，直到晚年，有时都会自省自责：某篇文章太得罪人，“暴露自己修养缺欠”。她自称“木瓜”，其口无遮拦、出语惊人，既是不平顺的性格使然，似乎也有懵懂、不谙人情世故的成分。
苏雪林最深刻、最耐人寻味的反省，是那篇《吴稚晖先生与里昂中法学院—— 一个五四时代青年的自白》，文章是为20世纪40年代中期祝贺吴稚晖八十大寿而写。
到法国里昂留学的第二年，苏雪林和同学们闹了一场大风潮，起因是学膳费。原来，里昂中法学院虽然是中法合办，但法方仅提供校舍，中方负担经费。因为大部分经费出自广东，所以广东学生不仅学膳费全免，每月还有几百法郎津贴。于是，几位自费同学动议争取“平等待遇”。自费学生未出国前本来已欣然与学校说妥，每年自己负担600银元的学膳费，“这比之自费留学英美已不知便宜若干倍”。为什么还要闹呢？苏雪林解释， 600银元在当时的中国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贫寒之家，负担起来仍觉吃力，若能不出岂不是更好？所以他们不顾出国前与学校立有契约，要求豁免这笔费用。学校不答允，风潮遂起。苏雪林家境也不算很宽裕， 600银元是父亲找一位本家借的，因此同学一邀请她去闹“平等待遇”，她就答应了。
一些学生张贴传单，“将吴先生和几个学校当局攻击得体无完肤”。他们还几次把吴稚晖招到教室质询，以“徇私”“植党”和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加以指控。“吆喝之声，连校舍的墙壁都为之震动。”一向关爱、宽待学生的吴稚晖，不得不黯然离校赴英。
苏雪林等人争取到了“平等待遇”，不仅为斗争胜利沾沾自喜，还写了几篇宣言寄回国内各大报纸发表，标题是《开庭审判吴稚晖》之类，报刊则夸他们为“二十八宿闹天宫”。她分析这次风潮产生的时代背景：五四运动“动摇了数千年来封建的壁垒，冲决了最森严的礼教藩篱，打破了蒂固根深的传统习惯”，令个人主义大倡，青年人醉心于大破大立，“以叛逆为美德……以破坏为当然手段”，不免有呵佛骂祖、抹杀一切的“狂”和壁立万仞、唯我独尊的“妄”。“字典和人类良心上所有‘爱戴’‘尊敬’‘感激’那类字眼，到唯我主义面前，照例是不能存在的。”
回首往事，苏雪林深感当年的孟浪、无理：不遵守契约；为谋私利而无事生非，且美其名曰争公理——
闹到后来，竟完全忘其所以，觉得自己的动机非常光明纯洁，举动非常悲壮，俨然感觉自己是一个极力与黑暗及不公道搏斗的革命志士。凡不敢附和我们举动者，非视之为“懦夫”，则斥之为“叛徒”。
人到中年、阅历已多的苏雪林，深以年轻时的背信、食言为耻，也悚然心惊：
这才知青年的正义感和热忱是可以误用的。自由权利之滥用，也是非常危险的……
假自由之名以行恶固可怕，因自由之故忘其恶而反以为善尤可怕，以其可以流为“暴民政治”而不知。
这一番忏悔，有由衷的内疚、羞愧，有严厉的自我鞭挞，以及明晰、深刻的反思。她说，自己今日作此坦白，对吴稚晖先生诚然是多余的，但“若不如此则不能求得良心的平安”。
年少轻狂，原本不足为奇，难得的是，有多少公众人物肯这么回头审视、自我批评。她这篇“自白”的篇幅不算长，却胜过好些鸿篇巨制。无论苏雪林为文、为人是否曾经偏颇、焦躁，有这篇深挚的自剖自省，可知当时年近五十的她，已经有静水深流般的从容、浑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