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榆：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
“她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仅一年半就狼狈离职。这段经历的阴影，伴随她的生前身后。”
杨荫瑜（1884—1938），江苏无锡人。 1907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苏州、北京的女校任教。 1918年赴美留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1924年担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1925年8月辞职南归，在东吴大学等校任教。 1938年惨遭日军枪杀。
女师大掀起“驱羊风潮”
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首位国立大学女校长，一定是杨荫榆一生最志得意满的时刻，然而，她在这个职位上只待了一年半就狼狈离职。这段经历的阴影，伴随她的生前身后。
很多人是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中知道杨荫榆的。因为刘和珍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殉难，便误以为杨荫榆是此次镇压学生的凶手。其实，杨荫榆1925年8月初辞职后，当年冬天便回到了苏州兄长家。不过，此前她在女师大风潮中，确实曾被鲁迅痛加针砭。
1924年11月，由于部分学生秋季开学后延迟了两个月返校，杨荫榆整顿校风，欲开除三个学生。她的处置有失公平，引起师生不满，女师大开始“驱羊（杨）风潮”。 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要她去职的宣言。
5月上旬，女师大召开“五七”国耻纪念会，有学生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驱赶她退席。 5月9日，杨荫榆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成员。学生自治会则召开紧急大会，坚决驱逐杨荫榆。学生们将校长办公室与寝室贴上封条，在校门口张贴开除校长等布告，值班把守，不准杨荫榆进校，她不得已只好和行政人员到校外租房办公。 1925年1月以来，学生们发布数次驱杨宣言，指斥杨荫榆“劣迹昭彰”：资格浅薄不学无术，不谙礼节坠落校誉，越俎侵权徇私舞弊……其中有“蟊贼”“丧心病狂”“不知人间尚有羞耻”“杨氏之肉，其足食乎”等激烈之语。
1925年5月20日，杨荫榆在《晨报》发表《“教育之前途棘矣！”杨荫榆之宣言》。一周后，《京报》发表鲁迅、周作人、沈尹默等七人联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声援学生，指出杨荫榆的感言以及致学生家长书，“大概谆谆以品学二字立言，使不谙此事始末者见之，一若此次风潮，为校长整饬风纪之所致……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许广平在她保存的这一宣言的铅印件旁写有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
7月底，杨荫榆以整修宿舍为由，要求暑假拒绝离校的学生搬出学校，被断然拒绝。 8月1日，她率领职员们在京师警察厅巡警护卫下进入学校，勒令学生即刻离校，学生则坚决反抗。现场目击的李四光在《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中讲述，杨荫榆吩咐巡警不能动手，学生的情绪则比较失控，“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 。
杨荫榆焦头烂额，再难执掌学校，教育总长章士钊8月8日批准她辞职。担任女师大校长仅一年半，她就从职业生涯的顶峰，迅疾而尴尬地跌落。
教育部宣布停办女师大，章士钊在《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肯定了杨荫榆“明其职守，甘任劳怨”，随后感叹“纲纪荡然”。他说京师各校因校方开除学生而驱逐校长，已非一例。最后大抵是“革生留而校长去”。
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学潮，既源自大破大立的社会风潮的激荡，也因年轻人饱含挣脱旧传统旧秩序的渴望，还涌动着青春期的叛逆冲动，有时更掺杂进一些复杂背景。学生也不乏过激行为，包括火烧《晨报》报社、冲进章士钊家打砸。
女师大风潮期间，不同阵营的学者，在媒体上针锋相对地论战。陈西滢《北京的学潮》一文1925年2月发表于《现代评论》，他认为女师大驱杨宣言“所举的校长的劣迹，大都不值一笑。至如用欲饱私囊的字眼，加杨氏以莫须有之罪，我们实在为全国女界的最高学府的学生不取”。
女师大哲学系主任兼教授汪懋祖6月初在《晨报》发表文章，遗憾于学潮被外力推波助澜、难以收拾。他觉得“杨校长为人，颇有刚健之气，欲努力为女学界争一线光明，凡认为正义所在，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前后，写了大量檄文讨伐杨荫榆、章士钊等， 8月10日发表于《京报》的《女校长的男女的梦》，批判杨荫榆污蔑学生与教员，对学生“先以率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笔墨照例辛辣尖刻：
我不知道事实如何，从小说上看起来，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
已于1923年秋从女师大毕业的作家石评梅，也在《京报》撰文，痛批杨荫榆“残忍无人心的荒谬举动”，称她“品德不足以服人，才智不足以制众”。
胡适惋惜于笔战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担心影响年轻人“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 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他以《爱国运动与求学》谆谆告诫青年，真正的爱国是把自己铸造成有用之材，而非“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
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
学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惟一地方，但在学生时代的青年却应该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来把自己铸造成个东西。我们须要明白了解：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
“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被打落入水后，杨荫榆留在世间的形象，就这么定格了：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
杨荫榆自己，一定万般委屈，她以为自己的出发点，不过是要在好校风里培养专注学习的好学生。她在给女师大学生家长的信中说：“本校为全国女学师资策源之地，学风品性，尤宜注重。乃近年以来，首都教育，以受政潮影响，青年学子，遂多率意任情之举。习染既深，挽救匪易，本校比以整饬学纪，曾将少数害群分子，除其学籍，用昭惩儆……”她认为女师大是为全国女学培养师资的，故“学风品性”尤其要紧。“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学生因此讽刺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她1925年5月9日写给全校学生的《公启》同样招致某些嘲笑：“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在五四运动之后摒弃旧式伦理的语境中，这类自居尊长的语调，当然显得很不合时宜。
杨荫榆8月4日发表于《晨报》的辞职感言也说：“荫榆置身教育界，始终以培植人材恪尽职守为素志，在各校任职先后将近十年，服务情形，为国人所共鉴……对于学生品性学业，务求注重实际……自问过于认真，容有不见谅于人者，但即受国家委以重任，矢志以尽力女子教育为职责……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也（按本校近七年来每年皆有风潮）。”
徐志摩1919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时，与杨荫榆同过一年学。他在8月18日的日记里饶有兴味地评点了同学的十位女留学生，行文风趣俏皮，对她们的容貌性情，有褒有贬。他最欣赏来自山东的丁素筠：“性情也温良和蔼，说话喜孜孜的讨人喜欢……身体硕美，颜色红润……我也给他一个四字评：叫做丰、腴、妩、媚。”丁素筠回国后任教于沪江大学生物系，经朋友介绍， 1924年与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尹任先结婚。徐志摩觉得最不可救药、最可怜的是胡女士：“先天生的丑，又不学好，简直弄得如螃蟹一样。”他最后自我批评道，“我因为填写日记，牺牲了自己的厚道，逞着轻佻的笔锋，我们尊贵的姑娘，实在是造孽造孽，阿弥陀佛”！
出现在徐志摩笔下的杨荫榆，戆直自负，颇不可爱。徐志摩说大家称杨监学为小姐，他觉得有些肉麻，不如称杨大姐，因为她是老小姐，或者称“密司”也可，不像称小姐那么触耳。
他（杨荫榆）年纪大概四十左右，所以他的颜色，可以置诸不论。但是他从前来吴城看董时的时候，倒居然自忘年老，著意修饰：面上涂着脂粉，身穿齐腰的花洋纱短褂，头戴绯花的笠帽，手里还张着花绸洋伞。我当时看他步步莲花，何尝不当他是一二八佳人。自从到衣色加后，他还真反（返）朴，一味本色，到是有自知之明，中国人见了没有一个不说他是国粹保存家……他在中国女界，自然总算头排二排的人物了。他到美国来，自然自命不凡，以教育家自居，所以在船上就同任坚（董时）说得丝丝入扣，非常投机。他的性情颇为严厉戆直，大概他是教训惯了小学生，所以就是见了我们大学生，也不免流露出来。他既然以教育家自居，自然比平常女学生，多留意国事世界事以及美国家庭状况。他的主见，是温和保守派。他极不愿意叫旧道德让路，不赞成欧化中国，主张局部的变通……他存了这派心理，一看小邝等那样活泼，罗刹庵开跳舞会，就觉得老大的不自在，以为他们是变本加厉，太过火了。他甚而至于向董时说：“衣色加的中国学生，心里都是龌龊的。”也许有几位存心不狠老实，但是说话决计不可这样笼统浑括。况且“龌龊”二字的定义，也狠难下。这句话就是我听了，也觉得不能过分为杨监学恕。大概他生性戆直，也是有的，或者当时董时逼得他急了，一时未能择词，随口就淌了出来。
杨荫榆既不漂亮也不擅打扮，性格又不活泼，在20岁出头的徐志摩眼中，自然显得够老——“年纪大概40左右”，其实她当年才35岁。那时徐志摩已经结婚并生子，私下嫌弃着妻子张幼仪的古板沉闷不好看。虽然还没有认识林徽因、陆小曼等兼具美貌、灵秀的女子，但他的审美标准一以贯之，所以无论杨荫榆着意修饰、穿戴鲜亮还是毫不讲究、朴素归真，都难得其好评。
徐志摩还讲述，杨大姐受邀在衣色加学生会组织的中国留学生大会上演说，结果“惹出许多闲话来了”：她主张要强健体格好替国家出力，认为当下中国人只能卧薪尝胆，不可歌舞娱乐。还说她不赞成美化。“就他命意说，到是句句金言，我就很钦佩他的敢言不惮。无如他说得太啰嗦了——他骂人了——他于是触怒人了！”
杨荫榆比大多数留学生年长10多岁，差不多算得上他们的长辈，她又带着教育名家的自命不凡，对年轻人流露出训诫者的居高临下，难免让人反感。因为固守旧道德，自以为是，对其他同学的歌舞娱乐也大张挞伐，因而触犯众怒。
徐志摩的记叙十分难得：杨荫榆的保守迂执与不通人情，看来早已显露，这为她后来的狼狈处境埋下伏笔——女师大风潮背后，固然混杂着难以化解的复杂局面和人性的幽微，但她的刚愎僵硬，也往往火上浇油，使局面加剧失控。
杨荫榆去世后，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作家苏雪林撰有《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她回忆自己20世纪20年代末与杨荫榆相识，之前在《几个女教育家的速写像》中介绍过其生平。“提到北京女师大风潮曾替荫榆先生说了几句公道话。她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我胆敢去太岁头上动土，岂非太不自量？所以这篇文字发表后，居然吃了人家几支暗箭。这也是我过于爱抱不平，昧于中国古贤明哲保身之道的结果，只好自己骂一声‘活该’！”
杨荫榆的一生，求学与教书、办学，是贯穿始终的主线索。她1884年生于无锡， 1902年和二姐杨荫枌就读于兄长杨荫杭（杨绛之父）与朋友创办的理化会，学习近代数理知识。此后在苏州景海女中和上海务本女中学习。1907年，杨荫榆考取官费到日本留学，先后在青山女子学院、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毕业时还获得奖章。她回国后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生物解剖老师。 1914年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后来的女高师、女师大）任学监。 1918年，杨荫榆被教育部选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 1922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任教， 1924年2月被教育部任命为女师大校长。 1925年8月辞职南归后，她先后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东吴大学等校任教。 1936年在苏州创办私立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
杨荫榆的一生，无论是否合于时宜，矢志于女子教育，倒确实是做到了。
不得已做了“拟寡妇”
裹在是非旋涡里的杨荫榆，无论如何都有些概念化，还是她的侄女杨绛所写《回忆我的姑母》，让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不那么可爱，却也恨她不起来。
杨绛描述：“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然而，杨荫榆的母亲认为女儿生得丑，将她嫁得尤其糊涂——只看中门当户对，却不知女婿的底细，那位蒋家少爷是个低能儿，“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任何对未来心怀憧憬的新娘，掀开盖头面对这么奇形怪状的新郎，都会愕然、绝望，从头冷到脚吧。
杨绛说，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了自卫”。杨荫榆躲回娘家不愿再去夫家，厉害婆婆派来老妈子硬将她接走。后来她死也不肯回去，婆婆亲自上门，杨荫榆有些怕她，躲入嫂子（杨绛母亲）的卧室。“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了出来。”杨荫榆不再示弱，坚决与夫家断绝了关系。“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那是20世纪初期，不肯嫁狗随狗的女子，本已满腹酸楚，竟还要遭舆论无情打击。
此后，杨荫榆与二姐杨荫枌一起求学，她们不坐轿子，步行到校，与男生同学，开风气之先。这段荒诞婚姻，也许粉碎了杨荫榆关于男欢女爱的所有幻想。脱离夫家时她才18岁，足够年轻，不知后来是否有过感情涟漪？但命运让她单身至老。
杨绛的父母都惋惜：如果嫁了好丈夫，杨荫榆会是贤妻良母。杨绛觉得，“她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
鲁迅发表于1925年12月的《寡妇主义》说：
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
鲁迅解释：“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他认为，在“寡妇主义教育”下，“许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险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泼的青春，无法复活了”。
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简直是请盲人骑瞎马上道，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
鲁迅从1925年3月开始与许广平密集通信，女师大风潮期间，他们正在热恋。鲁迅与原配朱安的婚姻，一向形同虚设，多年来其实正是过着独身生活。他本人也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但用这种鄙夷的语调征伐一个不幸的失婚妇女，未免刻薄，有失宽容。
“拟寡妇”一词精确戳中的，是杨荫榆锥心泣血的往事。徐志摩1919年与之同学时，不确知杨荫榆是离婚还是退过婚，可见那段痛史，多年后她仍然很少向人提及。
杨荫榆也曾受学生拥戴。 20世纪30年代，她早年的学生谢巾粹撰文回忆，1913年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念书时，同学们“既佩服杨师的学识、经验，更欣赏杨师的和蔼可亲、热心恳切，宛如慈母的态度。”杨荫榆去北京任教职时，她们哭着挽留。
杨绛还记得1916年她5岁时，在北京女高师附小上一年级，当时任女高师学监的三姑母很喜欢她。有一次小学生们在饭堂吃饭，三姑母带了几位来宾进来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背门而坐的杨绛，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三姑母附耳说了她一句，她赶紧把米粒儿捡起来吃了，其他孩子也都效仿。姑母回家跟杨绛的父亲讲起此事，“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僻。”为小孩子们的可爱笑出酒窝的杨荫榆，显出几丝柔润的母性。
杨荫榆到美国留学时，去站台送行的学生哭得抽抽噎噎，她也洒泪惜别。学生们送的礼物，她一直珍藏，她也送给全校学生每人一只银质鸡心别针。
她既有服务社会的志向，也有读书求学的聪明和不错的组织能力，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书记。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还遗憾没有继续念博士。
杨绛回忆，小时候在北京时，“三姑母每到我们家总带着一帮朋友……大伙儿热闹说笑，她不是孤僻的。可是1925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
杨荫榆处世有点“佶屈聱牙”。 20年代末她在东吴大学任教时，附中一位美国老师带队春游，有学生不顾叮嘱下潭游泳遇险，老师下水抢救，力竭不支，最后孩子溺亡。老师流涕自责，舆论认为他已尽责。校方为此召开校务会议，请了杨荫榆参加。她在会上责备那位愧疚惶恐的老师未能舍命相救，会后又自觉失言。杨绛写道：“舍生忘死，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责求旁人。”何况校方请杨荫榆与会，并不是为了征求批评。事后她懊悔至极，请校委会成员吃饭致歉，宾主融洽，似乎也缓和了紧张关系。
请客之前，她舍不得叫最贵的席面，客人散后，她却咬牙切齿，骂自己“死开盖”（着三不着两），嫌菜不好怠慢了客人。杨绛为此感慨：
其实酒席上偶有几个菜不如人意，也是小事。说错话、做错事更是人之常情，值不当那么懊恼。我现在回头看，才了解我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伤残的心灵。她好像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有原谅，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她，人人都嫌弃她，而她又老是那么“开盖”。
杨绛的母亲既同情杨荫榆早年嫁给傻子的不幸，也佩服她的个人奋斗，对这位孤身的小姑子非常迁就。小姑子想吃什么、要穿什么，常常亲手做了给她，狭隘任性的她还要嫌好道坏。杨绛姐妹们心疼母亲，觉得两位姑姑自私自大，无端给母亲添了许多麻烦还视作理所当然，不免啧有烦言。杨绛的母亲往往最后上桌，也最后离开饭厅，杨荫榆有时竟要去觑一眼她是不是在独自吃什么好东西，心眼儿真是又细又弯。
杨荫榆跟人不那么好相处，因为难伺候，佣人总是用不长。她于人情世故，尤其粗陋简慢，欠缺圆润温厚。杨绛的三姐订婚，杨荫榆作为媒人十分高兴。她自己都不会梳妆打扮，平日也看不起女人装扮，订婚礼前夕，却与二姑母兴兴头头要给三姐梳头。这位三姑母擅长数理，她拿着梳子簪子，起初竟将准新娘的头发梳成各种几何形状；二姑母则将三姐的头发越修越短，差点无法收拾；三姐的婚礼在娘家举行，新房也暂设娘家。按旧时风俗，两位姑母作为无子女无丈夫的“畸零人”，最好回避的，虽说杨绛父母不甚讲究旧俗。可她俩倒好，毫不避讳地往前凑。进了新房，还尽拣些不吉利的话说，二姑母说窗帘上的花纹像一滴滴眼泪，三姑母说喜床这么讲究，将来出卖肯定值钱。杨绛的妈妈晓得两位小姑子精怪，事后笑笑说：“她们算是怄我生气的。”
1935年夏天杨绛结婚时，杨荫榆穿着一身自以为很帅的白夏布衣裙和白皮鞋去吃喜酒，看得客人惊诧不已，觉得她像是披麻戴孝。
但杨荫榆并不奸猾，很好糊弄，所以有时也被骗。有个人常给她“灌米汤”，遂陆续借了她一大笔钱。等了好久，她要求对方还钱时，人家却只管放狗出来咬她。
杨荫榆搬出哥哥家后，在盘门建了新居。苏州沦陷后，四邻小户人家深受敌军蹂躏，杨荫榆不止一次去找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她的学生和街坊女子怕日本兵挨家挨户找“花姑娘”，也都躲到她家。 1938年1月1日，她被两个日本兵带到一座桥顶，枪杀后抛入河里。一位给她建房的木工将遗体捞起入殓，棺木太薄，家属领尸的时候，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在棺外加钉了一层厚厚的木板。
1939年，杨荫榆与杨绛的母亲同日下葬。“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猝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苏雪林的《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回忆，杨荫榆写信给她，说想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学社，“招收已经服务社会而学问上尚想更求精进的或有志读书而无力入校的女子，援以国文、英文、算学、家事等有用学问”，请苏雪林也签名于发起人之列。“七月间我回苏州度夏，会见了我最为钦佩的女教育家王季玉先生，才知道二乐学社系荫榆先生私资所创办。因经费支绌，无法租赁校舍，校址就设在她盘门小新桥巷十一号住宅里。”苏雪林去杨宅拜访杨荫榆，正值暑假，学生留校者寥寥数人，“一切规模果然简陋”。谈起女师大风潮，“她源源本本的告诉了我。又说某大师所有诬蔑她、毁谤她的话，她毫不介意，而且那也早成过去了。如果世间公理不灭，她所受的那些无理的攻击，总有昭雪的一天”。苏雪林为老友的遇害悲愤不已：
咳！荫榆先生死了，她竟遭大日本的“皇军”惨杀了……记得我从前那篇《女教育家速写像》，写到荫榆先生时，曾引了她侄女寿康女士写给我的信几句话来安慰她道：“我们只须凭着良心，干我们认为应当干的事业，一切对于我们的恶视、冤枉、压迫，都由它去，须知爱的牺牲，纯正的牺牲，在永久的未来中，是永远有它的地位，永远流溢着芬芳的。”当时用这“牺牲”字眼，原属无心，谁知今日竟成谶语。
苏雪林提到的“寿康”是她的好友兼教友，杨绛的大姐。
杨荫榆曾从大嫂（杨绛的伯母）那里要去一个孩子当孙女，她也爱这女孩，后来大嫂舍不得又领回去了。她想勉强拼凑一个家的愿望，最终落空。她54岁的一生，得志与失意、倔强与孤绝、热闹与凄清，错综交织。
杨绛从亲属的角度，写日常视野里的杨荫榆，行文有一贯的淡然和隽永，非常耐读。她对三姑母的感情很复杂，既不喜欢后者性格的孤寒、怪异和为人处世的歪歪扭扭；但对于杨荫榆崎岖、清冷的悲剧命运，又有从人性出发的尊重、悲悯，以及作为亲人的同情、怜惜。
杨荫榆的形象长期以来都颇为丑陋、狰狞。这些年，“骂敌遇害，晚节彪炳”，又为她赢来许多敬佩。惨烈之死，似乎替她洗刷了从前的好些骂名，也让她的晚年有了一抹难得的亮色。
然而，就算杨荫榆不曾“骂敌遇害”，她的一生，也确实不是“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这个标准化标签，所能简单归纳的。作为民国早期留学日本、美国且学业优秀的教育家，她曾有一番传道授业、改良教育的抱负，也有某种程度的自负，自信能有所作为。然而，多年求学国外的杨荫榆没有看到，自己培养“国民之母之母”的想法，与五四后浪翻波涌的时代潮流，有着尖锐冲突；而性格狭隘偏执，处事僵硬失当，欠缺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以及旧家长式的管理作风，则使她不能消解冲突，反而激化了矛盾；加之种种复杂情势的推波助澜，让这个放弃家庭后投身社会的女人，最终灰头土脸，失去了最理想的一道支撑。
命运数奇兼性格缺陷，使杨荫榆日渐孤僻。如果另有一个花好月圆、儿孙绕膝的人生，她又何尝想当一个鲁迅所揶揄的“拟寡妇”，尽尝世间的清寒、孤独、失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