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的天人感应说

总归以上的种种说法，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象征系统背后都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天人感应的原理。天地间的各种自然变化，日月星辰的时序安排，都会对孕育于其中的人产生许多可测及不可测的影响；而人事的美恶休咎，也会反映到自然界，引发许多罕见的征验。人的悲欢离合与月的阴晴圆缺除了类比的关系外，还可能有某些神秘的关联与牵引。这个问题要讲得大了，跟整个中国思想的性质都有关，这里且不做深入的讨论，仅就和本文主题相关的几点略做分析如下。

中国史籍中一向有记灾异的传统，清朝康雍年间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在《历象汇编》里专门列有“庶征”一典，包括天变、日异、月异、星变、风异、云气异、霾雾异、虹霓异、雷电异、雨灾、露异、雹灾、旱灾、火灾、光异、寒暑异、丰歉、疫灾、地异、山异、石异、火灾、水异、冰异、人事异、人异、血肉异、梦、谣谶、声音异、宫室异、器用异、饮食异、神怪异、禽异、鸡异、兽异、鸟异、牛异、犬异、鼠异、鳞介异、虫豸异、蝗灾、草木异等部，将历朝历代所发生的大小灾异集于一书就充分显示了传统重视灾异的精神。“庶征”是“众验”的意思，语出《尚书·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次八曰念用庶征。”“庶征”的内容则为：雨、旸、燠、寒、风。意思是说，自然界雨、旸、燠、寒、风五气的变化是因时而至，所以作为诸般人事的应验。“念用庶征”就是教人见到这些自然变化得深自警醒，善修人事以免天咎。

《春秋》上记的灾异相当多，其叙事简洁的笔法亦为后代史书树立了典范。如“螟”“螽”“无冰”“大饥”“无麦苗”“秋大水”“冬不雨”“大雨雹”“夏大旱”“秋有蜮”“冬多麋”“梁山崩”“雨螽于宋”“夏齐大灾”“有鹳鹆来巢”“九年春宋火”“庚辰大雨雪”“九月癸酉地震”“冬十月雷霜杀菽”“己卯晦震夷伯之庙”“三月癸酉大雨震电”“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等，我们几乎可以在每一本史书中都见到类似的句型。至于传统的《公羊传》注疏，更是大谈灾异，将天人感应的理论发挥到极致。如“石者，阴德之专者也；鹢者，鸟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纳公子目夷之谋，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见执，六年终败，如五石六鹢之数，天之与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又如“螽犹众也，众死而坠者，群臣将争强相残贼之象。是后大臣比争斗相杀，司城惊逃，子哀奔亡，国家廓然无人，朝廷久空，盖由三世内娶，贵近妃族，祸自上下，故异之云尔”，以及“鹳鹆犹权欲，宜穴又巢，此权臣欲国，自下居上之征也，其后卒为季氏所逐”，等等。

当然，我们今日来看这些理论，很多都已不合时宜，万难采信，但若就此一味嗤之以鼻，完全抹杀它的价值，却也未免失之浮躁。汉儒讲究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之说，固然受了时代的限制，牵连附会的成分很大，但其中也并不是没有用心良苦之处。董仲舒在他著名的《天人三策》中论称：“臣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而已矣。”谈灾论异，耸人听闻，其实终极的目的还是在劝导人君“强勉而已矣”。孔子作《春秋》详记灾异，其用心更为平实，据董子《春秋繁露》所释：“至意虽难喻。盖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贵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遍矣。以为本于见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由此可见，汉儒喜言灾异，还未必就是对天人感应的说法深信不疑，而是借着当时流行的天儆天诫的说法，多少予专制君权相当的限制。同样，这种做法发展到后来，历代的皇帝亦每每利用消弭灾异的理论，达到其扫除异己、借刀杀人的目的。例如汉成帝时杀宰相翟方进的事，哪里是因为“荧惑守心”，根本就是政术上的借题发挥，不管星象如何异变，翟方进恐怕都死定了。阴阳五行之说与专制王朝的政教结合，并不完全是信仰在发挥力量，其中绝对有相互利用的成分在。我们再由历代开国君主的制造祥瑞，什么白帝子、赤帝子及紫气东来之类，更可见出个中机关。“智者创述，愚者守之”，许多东西当热闹看看可以，实在认不得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