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巨变》——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的杰作
这是在湖南省一个僻静山乡清溪乡发生的故事。1955年，团县委副书记、共产党员邓秀梅奉命来到这里，与农民一起建立合作社。一些私心较重的老农却不肯入社，邓秀梅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合作社最终赢得了秋季丰收。
这部作品善于运用方言土语，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如同作者周立波的另一部小说《暴风骤雨》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农业合作化运动使中国农民第一次饱尝了乌托邦强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壮阔的波澜触动了每一个角落，也引起了巨大的矛盾，在父子、夫妻之间，在每个人的心灵之间，都展开了深刻的冲突。最后，那些刚刚得到土地又将它们交出来的农民们，在党的领导下，终于使得自身的经济基础、社会习俗、家庭生活、爱情观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如愿以偿地成功，所有山乡都出现了新的面貌。
《山乡巨变》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又增添了一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亭面糊”，简直就是《暴风骤雨》中那个逗人发笑的老孙头的亲兄弟，形象丰满且富有立体感。茅盾特别赞赏《山乡巨变》:“结构整齐，层次分明，笔墨干净，勾勒人物，朴素遒劲”；“他是越来越洗练了，而且，在紧锣密鼓之间，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一二小事，亦颇幽默可喜”。这些，正是周立波个人风格的重要方面。
普列汉诺夫说过：“愈是大作家，他的作品的性质由他的时代的性质而定的这种关联也就愈强烈愈鲜明。”周立波生活在一个“盈满了忧郁的酸辛的泪水，也迸发着庄严的战斗的火花”的时代。他到过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参加过“第二次长征”——跟随三五九旅南下抗日；建国初期曾三次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但更多的时间则是泡在农村里。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参加了东北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他又举家南迁，从北京回到家乡益阳农村，建立长期的生活和创作基地。正因为他毕生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才能够创作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那样脍炙人口的长篇巨制。
《山乡巨变》扉页
十七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成就突出，其社会影响非常广泛，读者数量非常庞大。许多长篇不仅仅被当作文学著作，还被当作政治教科书和生活教科书。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学作品很多，描绘农民生活，塑造农民形象的小说却基乎找不到，但是在十七年时期，许多长篇小说塑造了丰富的农民形象，涵盖不同的乡村人物类型，刻画了中国农民不同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谱写了一首首历史、时代应给予农民的赞歌。
这一时期的城市文学是稀缺品。与乡村生活相比，城市生活有着远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活形式。城里人常常在一些巧妙的应对中体会着生活的惬意，世故圆滑也养成了他们生命力的内敛。在建国最初的17年里，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乏新、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也是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