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抚今追昔师生情——周抗
周抗老师于2002年2月15日仙逝。2月25日下午，我奔赴市区龙华殡仪馆为他送行。望着安卧在红白相映的鲜花丛中的慈祥的周抗老师的面容，我深深地为未能在他生前住院时，聆听他最后教诲而追悔莫及！我悲痛万分。回家后，平静中，周抗老师的音容笑貌又愈益清晰。
周抗，原名周鸣韶，字子闻。我与他是同乡，他出生在诸暨城里，我出生在诸暨枫桥，两地相距25千米。以20世纪30年代的交通状况，不依靠车马代步，朝行夕至是常有的事。1935年，我刚从骆氏崇本小学四年级考至大东乡的五年级。“大东”在枫桥当地，是闻名遐迩的最高学府了。它也是南宋最早的私塾。抗战时期，周抗同志受聘我校为老师。只见他那时不穿老辈的长衫，而是西装革履、风流倜傥、斯文儒雅、和蔼可亲。这样的抗战环境中，他竟然会来乡下当教书先生，大家都感到迷惑不解。其实他家是诸暨城里的名门望族，周抗老师却讳莫如深，从未提过一个字，这是后话。
周老师任教美术和音乐两门课，他的授课方式与原来美术课绘画运用临摹临描、音乐课用简谱大不相同，他上美术课以素描为基础，讲台上摆放着各种圆、方、三角等几何模型，作为写生实物；音乐课用五线谱识音符。有时候，他还把美术课移至郊外，或利用假日旅游让我们带画具去写生，这种全新的教学方法，使我们大开眼界、大感兴趣。课余时间，周老师自己也作画，无论在自己卧室或去郊外都一丝不苟、孜孜不倦，而那时，正是我学习的大好时光。于是，我乐此不疲地帮他干些提携画箱、拿三脚架之类的事，这样就能在他身边，聚精会神地看他作画了。我的作业成绩总是满分，随即获得他对我的青睐。记得一个晴天的周日，周老师约我去写生，目的地是“五显桥”。该桥位于枫桥镇西首，气势雄伟，桥东是“魁星阁”，桥西是土地庙，整个画面古色浓重。他以超人的艺术眼光选中了此地。他一边绘，一边讲，我虽一知半解，却也听得津津有味，印象极深。周老师对我经常循循善诱，我在耳濡目染中，绘画成绩天天向上，在同学中名列前茅。一次，他把我所有的绘画作业挑选出来，挂满了学校的大礼堂，办了一个我的个人绘画展。此举实是我校首创。从此，我和周老师的感情与日俱增，有时甚至形影不离。我们经常相约于傍晚时分，一起漫步大街小巷、河滩石桥，漫步细语，谈论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川江河。有时，我提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他均慢条斯理、深入浅出地给我解析，令我心悦诚服。其实那时，我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眼界也开阔多了。
曾记得有一天下午，烈日当头，骄阳似火，我和周老师去枫溪中游泳。他赤身露体和当地农民一样嬉水弄波。什么师道尊严、有辱斯文，全然不顾。一边纠正我的狗刨式游泳姿势，一边教我科学的自由泳和蛙泳动作。俨然是一个正式的游泳教练。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师生结伴去爬山。周老师选中了枫桥的“彩仙山”。“彩仙山”海拔257米，不算太高，玲珑妩媚，相传有许多神话故事。如山里有像鸡蛋大小的圆石子，其内部有白色水晶闪闪发光，相传那就是神仙吃剩的馒头等。一路上，周老师把这类神话用地质变化的科学理论解释给我听，我们师生兴致勃勃步行5里，不知不觉就到了山顶。突然乌云四起，我们虽然游兴正浓，也只能匆匆下山。天说变就变，雨丝已纷纷落下来了，周老师立即脱下外套披在我身上，为我遮雨。归途中分手，他回学校，我回家。一进家门，母亲见我浑身湿漉漉的，刚要训斥，仔细一看惊诧了：“怎么用一件高级外套当雨衣？是谁的？”毛料西服当时是穷乡僻壤不多见的，我也是生平第一次上身。“是周老师的。他怕我着凉给我穿了……”我如实回答。母亲愣住了，又感叹说：“周老师的心真是太善良了。而你也太憨了！”
周老师还有一个突出的业余爱好是“钓鱼”。有一次，他独自前去学校附近的“麻园桥”池塘垂钓。这次他没有带点心，时近中午饥肠辘辘，凑巧身边站着一位小朋友，交谈中得知，小朋友是某小学的。他随手递给这个小朋友一块银圆，托他去街上购蛋糕来充饥。没料到这个小孩一去不返，左等右等踪影全无，周老师整整挨了大半天饿。第二天我上学，与他见面后，他告诉我饿肚经过，我听了有些愤愤不平，要找那孩子问个究竟。可他倒好，再也不说什么，一笑了之。在生活里，他就是这样“难得糊涂”。为了引导我们关心时政，陈未冬老师（中共党员）和周抗老师创意我们组建“小友团”。为了支援抗日将士，我们组织小分队上街演讲，唱《大刀进行曲》《九一八》等歌曲。我们还手执小旗，分头募捐。偶然遇到拿不出现金的，他们就以白米和干菜之类充作慰劳品支援前线。老百姓对抗日是何等热情，也可想而知了。这些课外活动都是在周、陈两位老师辅导下搞的。
这年期末考试将结束，周抗老师和我们分别，为时不远了。我借口说帮忙打点行李，去他寝室更为频繁。周抗老师将他用剩的文具，如狼毫水彩画笔、颜料铁皮匣、木炭画纸等，作为难得的纪念品赠予我。这些文具都是乡下有钱也买不到的高档文具，我也是第一次得到。我喜出望外，未及道谢，又意外地得到了他送的一幅静物油画《桃花》。他说：“本打算给你画个人像写生的，如今看来没时间了，只好送这幅静物《桃花》，给你作个纪念吧。”确实，周老师曾对我说过，叫我在课外活动时，来此寝室静坐当模特，要为我画像。他的确言而有信。我欣喜又感激，再次接受了这弥足珍贵的礼物。我把《桃花》油画带回家中，父母也欣喜不已。我们枫桥一带藏画、挂画的人家虽然不少，但油画并不多见，尤其是在众多学生中如此被老师器重、赠画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父亲尤为高兴，特地雇工做好油漆画框，特意配上玻璃。其实我父亲不谙洋画，油画是无须配玻璃的。这件珍贵的纪念品一直和我一起度过67个春秋。我每每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家人对它总是爱护备至，保存至今。
周抗老师对旧的礼教制度是藐视的。例如学校师生用膳，老师和学生历来是分桌制（10人一桌），老师的伙食总比同学的肴佳味美。可他基本上不去老师的餐桌用饭。多是命我去炊事房另煮菜肴，烧些荷包蛋、小鲫鱼之类。这样的小灶菜当然要自己付钱。为何公费的小菜丰盛不吃，反而自费吃简单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学业结束了，操场上人头攒动，全校师生按传统习惯要集体合影。老规矩老师坐在所有学生队伍最前面，可摄影的那天，我未见他在座位上。后来他邀请我以校园中池塘和大树为背景合影留念。这是他自选的画面，我猜想他是胸有成竹的。
1935年，周老师终于和我们分别了，满心苦楚也徒叹奈何！第二学期他辞职，不再来校任职，我着实彷徨了好一阵子。以后心里憋得慌时，我就写信去城里周抗老师家。他总及时回信。这样书信往来，给我不少欣慰，从那时起，我学会了写信。光阴荏苒又到寒假。春节来临之前，周抗老师来信邀我去城里他家做客，并说有许多弟妹做伴。这个喜讯真是从天而降，我心里痒得连睡梦中也会笑出声来。可是，我父母迟迟不肯表态，我一时也无法回信。周老师又接连几次来信催我，后来他干脆来信说，只要我决定日期，他会从城里雇黄包车来枫桥接我进城。20世纪30年代的黄包车来回百里，一般人家连想都不敢想。我心里头像热锅上的蚂蚁，急躁得坐卧不宁。最后母亲推脱说：“过新年出门做客，没有件新衣（长衫）怎么好意思？总得要面子呀！”父亲始终不表态，大概他早已清楚这个结果了。
1936—1937年的某个晚上，天已经漆黑，我家晚饭早已完毕，周抗老师突然光临我家。大家见面后，喜悦心情不言而喻。我家应急做了荷包蛋给他充饥，吃完后，他递给我一个折叠端正的白纸条，并叮嘱我马上送到东明小学某老师（姓名已记不得了）。东明小学离我家约5里，我急忙打着灯笼奔至东明小学，见着那老师，递交纸条后也没别的闲话，乘夜黑人稀速回。周抗老师见我平安无事也欣然离去。此后，周抗老师音信全无，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1936年，我投考绍兴省立五中，目的是读公费或免费生，结果只有自费生榜上有名。无奈我失学了。1937年，杭州沦陷，枫桥筹建了“大东战时中学”，我幸运再入本地新建战时中学学习两年。1939年，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了诸暨城，学校一迁再迁，我再也无法就学，在父亲的安排下，从枫桥动身，转道宁波，又从水路搭轮船，背井离乡、自力更生去上海谋生。1941年，我投考上海邮政局，虽被录取，但未被录用。幸得有人介绍我进德泰铁工厂为练习生，算是有了个饭碗。1943年，我父亲逝世，因当时铁路沿线均被日伪占领，交通不便，无法回家奔丧。思乡之情和怀念周抗老师的心情，时时围绕着我。
1945年，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我再次写信到诸暨城里，多么盼望有一个回音呀！结果还是石沉大海。难道周老师已不在人间了吗？我想得不能自拔。在冥冥之中，总觉得他没有死，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的。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我在欢庆时，不忘再次写信去诸暨城里周抗老师家。几天后，奇迹出现了，我令人难以置信地收到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来信。我急忙拆信，真是大喜过望。我又看到了周抗老师那熟悉的字迹和语言。我反复地不知看了几遍。自1936—1949年，整整断了14年的鹞线，今天重新接上，又能飞翔苍穹。这种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实在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周抗老师信上说，他奉命进驻上海后，即请假回诸暨老家探亲。一到家就收到了我的信，他喜出望外，立即回信。第二天下午，我持信去上海闸北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校门口，警卫人员先是打量我一番，又看了信，叫我稍等。我的心脏跳得激烈，头脑中翻江倒海，使劲回忆他的形象。分别15个春秋了，他的模样是否改变？我还能认得吗？苦苦思索，心几乎从胸口跳将出来。周抗老师终于出现了，我全神贯注，双目凝视，只见他原来的一头乌黑的头发不见了，西装革履领带也不见了。眼前的他剃着光头，但是英姿勃勃，气宇不凡，哪里还有过去的儒生相？我仿佛在梦中和周老师相会，终究情不自禁憋出一声：“周老师你好！”就热泪盈眶，说不出别的话了。接着进了他的卧室，邂逅了他的革命伴侣牟韵文同志和他们的几个孩子。屋里屋外洋溢着一片欢乐气氛。回想当年，他还是一个热血青年，为抗日救国，投笔从戎，放弃家庭的优裕生活，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徒步奔赴延安，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革命的领导干部。他爱国家，爱民族，并改名立誓，把名字改为“周抗”，我对周抗老师的革命经历感到由衷的敬佩。周抗老师定居康平路之后，我们的交往又频繁起来。在交往中，我们的师生感情一如既往，他对我的态度始终是平易近人，有问必答，也从无官腔官调和居高临下之态。这也使我更加爱戴他、尊敬他。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您为啥去搞哲学？放弃您学过的绘画专业，岂不可惜？”他回答说：“这是组织决定的。”我仍为他舍弃绘画艺术而深感惋惜。在中国绘画史上，浙江省名画家有王冕、陈洪绶，不管现在周抗同志的油画艺术是否可算名家，我反正认为他称得上三杰之一，只可惜，他原有的好多绘画作品已毁于日军的炸弹下。不然，我真想为他办一个他的个人画展呢！周抗老师也是一位京剧爱好者。上海解放初，我曾约他去长江剧场观看京剧，他欣然同意。我俩乘电车至黄河路下车步行，一路上，我们师生边谈边走，既兴奋又快乐，仿佛又回到15年前。后来，我曾带了京胡去他家造访，我伴奏他吟唱，如京剧《群英会》《草船借箭》《龙凤呈祥》《甘露寺》等，甚是愉快。他高亢响亮、韵味十足的声音，传出户外，吸引了邻居们进来倾听，他们还以为是收音机中电台的播音呢。其实，周抗老师对音乐的造诣也是极深的。我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学钢琴的，他的钢琴弹得很娴熟，遗憾的是，那时由于他革命工作繁忙，我们这样自娱自乐的机会太少了。
1961年，我从上海市调往松江工作。我们相聚畅谈的机会逐渐减少。与此同时，他对“哲学”的研究夜以继日并埋头著作。我每见他过分辛劳，有些不忍，便喋喋不休地劝他：“何不搞绘画来调节一下身体和精神，像齐白石、刘海粟一样，他们可都会长寿的。”他听后，微笑点头，不做反驳，却仍然不顾疲劳地写作。特别是“文革”期间，他遭劫难，被下放去黑龙江插队劳动。回来后，仍意志弥坚，研究“哲学”更来劲了。我为他这种爱业敬业精神感动得再也无话可说了。
2002年春节，我没有像往年那样收到周抗老师的信，似乎有了不祥的预感。他患病了还是出门去哪里疗养了？正当我打算节后去康平路探个究竟，周抗之长女进军，突然给我打来电话：“我爸爸病逝了。”消息像晴天霹雳，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但周抗老师确实走了……我在悲痛中想起，周抗老师第一次来松江编撰《松江党史》，这对我是“近水楼台”学习的大好时机。我频频邀请他光临寒舍用便餐。可他惜时如金，迟迟不肯成行。直至《松江党史》编撰完成后，才欣然同意来我家。当然我尽地主之谊，顺理成章，并邀他溜达古园“醉白池”，聊天叙旧，其乐无穷。周抗老师第二次来松江是他长女的孙子满月。第四代的新生，古稀之年的他无比欣慰！故他特意来电邀我，和他一起分享天伦之乐。一个经过大半生的人生坎坷、南征北战的老人，能亲身体验四世同堂的快乐，确实值得庆贺。“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文天祥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周抗老师您亲手绘制了墙画——《还我河山》，您在墙画边气宇轩昂、英姿焕发的留影，将永存后代心中。如今您儿孙满堂，进军、肖军、南征、凯军均事业有成。他们对妈妈——您的革命伴侣牟韵文同志均关爱备至，孝心有加，您尽管放心。我今年也是80岁的老人，垂垂老矣，今天您先我而离开人世，我在余生之年，对您一生高风亮节、光明磊落的为人，刻骨铭心不会忘记。我们约定：“来世再为师生！”在另一个世界再会！深信您一定会等我的！
文：骆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