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立到反美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中共中央在争取日军和伪军的受降权上，展开了激烈争夺。美国空前规模地帮助蒋介石运送军队，以使其迅速接受日、伪军投降。面对美国大力支持国民党以图控制中国的行径，毛泽东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蒋介石之所以敢来争夺胜利果实，“完全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帮助”, “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关于美国，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既然敌人的方针是拿起屠刀，那么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也拿起刀来，没有也可以打一把。”毛泽东告诫大家对国民党和美国不要存在幻想，并且指出“过去我们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露它”。毛泽东还号召全党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不要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因为“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至此，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与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战略方针，并做好了与其大战一场的思想准备。然而，形势却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

日本投降后，赫尔利认为这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可以促使国共进行和平谈判。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来谈判，就可以把发动内战的罪名加到共产党的身上；如果来，就可以借此机会，加紧进兵，抢夺胜利果实，部署内战兵力。其次，苏联在日本宣布投降之际，与国民党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苏联的对华政策只是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苏联以承认中国为美国势力范围为代价，以换取美国在欧洲对苏联的让步；苏联以牺牲中国共产党为代价，以换取蒋介石政府在东北权益上的让步。所以斯大林也强烈要求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因为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与美蒋抗衡。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可能会引起美国的直接干涉，从而影响苏联在中国尤其是在东北利益的实现。国共关系反映苏美关系，影响中国政局。在内外压力下，中国共产党认为有可能避免内战走和平的道路来建设新中国，并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

基于这种分析，1945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准备走迂回曲折的救国道路。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同意避免内战，但未能就共产党政权及军队的合法性达成共识。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至1946年3月，中共对美国的政策是以妥协与合作为主，以斗争和反抗为辅。不能认为是因美苏的压力而妥协，是一种策略；而是中国共产党在考量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以退为进，从建设和平的新中国这一全局着眼，从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真诚地希望与美国合作。

毛泽东于1946年4月撰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反动力量进行坚决和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取得某些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 “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战略是在适应美苏妥协的前提下，尽可能争取于己最好的条件，以实行与国民党的妥协。但这篇文章的发表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开始考虑冲破美苏的束缚，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政策。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美国政府提出和通过军事援蒋法案，试图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巨大和长期的援助，中国共产党终于看清美国政府绝不会和自己合作，6月22日，毛泽东发表《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并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联美向反美的对外战略转变。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共虽然爆发了一系列军事摩擦，但谈判仍在继续。美蒋以“谈判为烟雾，实际上大打”，中共则采取了不反对马歇尔、司徒雷登继续调处和不反对蒋介石继续谈判的策略方针，以揭露美蒋真实面目，来团结朋友，教育人民。即所谓“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随着战势的推进，鉴于国民党决心以武力消灭中共的狂妄计划，马歇尔于1947年1月离开中国，标志着其“调停”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