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经略战争与和平的战略指导艺术
战争与和平是迥然相反的两种社会状态，是一切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们关注的永恒主题。毛泽东认为，赢得战争、赢得和平，不仅是敌我双方军事手段的较量，而且是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等各种手段的全面较量。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建设时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毛泽东所面临的对手大多处于力量优势，因而存在着以弱胜强的战略筹划问题。虽然在不同时期赢得战争或赢得和平的主题不同，但核心是依靠正确的战略策略使党、国家和人民获得更大的利益。
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认识是多层次、多方面的。首先，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与和平是对立统一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军事理论问题的反映。战争与和平是同一社会的两种不同状态，构成了社会急剧动荡和相对稳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他经过半个世纪对战争与和平的研究和实践，1976年2月提出：“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
这一判断说明战争与和平是相互联系的。尽管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与和平是两个战争之间的现象表述，对于战争与和平是社会的两种不同状态的结论来说是相同的，但毛泽东的论述，体现着他对世界大势趋向的判断——世界从和平而来并终将走向和平的逻辑思维，也体现着他热爱和平并把和平看成社会主要状态的立场。
其次，战争与和平之间可以互相转化。毛泽东形象地把战争说成是流血的政治、和平是不流血的政治，两者是因为政治互相联系的。“战争与和平是相互转化的”，“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统一性”。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批判了孤立地看待战争与和平关系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哪会有‘和平’二字。三八线一打仗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指出它们既对立又统一，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相互交替运动的现象和本质。
再次，以战争、和平两条腿才好走路。只讲战争不好，只讲和平也不好。毛泽东认为，“一条腿——和平过渡，我们又加了一条腿——战争过渡，两条腿才好走路。”“我们的政策，分为两部分，一是和平，一是战争。”因此，应把战争、和平一起讲，把一个事物的正反两个面联系起来才能讲得更透。
第四，为追求世界和平、永久和平努力。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和平和战争一样，也有不同性质的和平问题。真正的和平，是世界各国家、各层民众和睦生活、没有战争的永久和平；非真正的和平，是一个阶级压迫甚至专政其他阶级（孕育着战争）、没有战争的阶段和平。毛泽东追求的和平，正如他强调：“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
对于战争与和平的认识，不仅反映着一个人的战争观，也体现着对战争规律认识水平和把握能力。战争有国家、民族、政治集团之间等层次的战争，和平也是多层次的。因此，进行战争、维护和平的战略思想是复杂的，是多视角、多层次的。特别是由战争向和平的战略转变，由和平向战争的战略转变，其内容相当丰富，不仅考验着战争指导者的智慧，更考验着他们的胆略、判断力、艺术性。
毛泽东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生涯中，对战争现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揭示战争的本质，归纳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对和平现象有深刻的认识，为实现所期待的和平不惜改变眼前不稳定的和平。他注重对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矛盾分析，研究战争与和平、军事与政治等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战争与和平的本质、存在状态、运行规律、基本原则等一一解析出来，为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被世界视为经典之作。不仅如此，而且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几次战争与和平的战略转变的成功实践中，他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军事与非军事斗争相结合，在驾驭战争与和平中展现了非凡的胆略和高超的艺术，证明他把握了战争与和平的真谛，掌握赢得战争、打开和平之门的金钥匙。下面就毛泽东经略战争与和平的战略指导艺术实践谈几点认识。
一、让和：摒弃前嫌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卧薪尝胆谋大局，站在正义立场争得更大发展空间
1935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华北大片领土，并企图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超过国内阶级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毛泽东鉴于这一情况，主张高举抗日大旗，猛烈扩大红军，不失时机地提出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使发展巩固革命根据地和抗日两件大事融为一体。
确立以打通抗日路线为主的方针。根据当时的情况，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先后取得了东征、西征的胜利，并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力量增强之势，1936年11月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不仅巩固了根据地、扩大了红军，还与国民党政府的东北军、西北军建立起统战关系，稳定了陕北的局势，为全国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冷静分析时局，依照党的战略和策略，以全国全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计国民党蒋介石十年“剿共”造成的血海深仇，毅然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党中央一方面派周恩来等人到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与蒋介石谈判，做出有条件、有原则的让步；一方面在军事上采取应变措施，促成了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团结抗日的战略、策略高明之处在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紧要关头顺应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愿望，高举起抗日大旗，赢得了正义之师的主动地位。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原则。统一战线一般是政治策略，但在战争时期它同样是军事战略的重要部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二天共产党就明确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进攻华北，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甘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7月15日，中共中央提交国共合作包括“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等4项承诺的宣言，由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率领开赴抗日前线。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两军和平共存、团结抗日的局面。红军改编出征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使之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取得合法地位，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并为名正言顺地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粉碎了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
在国民党搞摩擦时把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国共团结抗日期间，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派想借日寇之手削弱或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甚至直接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制止分裂，维护抗战大局，指导我党我军正确进行反顽斗争，毛泽东提出了反顽斗争的政治策略和军事行动的“有理、有利、有节”三原则。他强调：“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局势走向好转的可能。”毛泽东提出了三个原则，并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指导，在抗日战争复杂环境里，保证了我党我军同顽固派斗争中在政治上、军事上能处于主动地位，同时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战胜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思想准备。这些战略策略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实现三民主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换军帽这一套，是策略，是为达到战略目的的策略。这样我们便壮大起来了。”否则，中国共产党要在战争中发展壮大是不可能的。
二、求和：忧国忧民展现共产党博大胸怀，置生死不顾求和平，善布局进退有度力争战略主动
抗战胜利前夕，国际出现极其复杂的斗争形势，国内时局变化也空前剧烈，发展存在着和平与战争两种可能。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努力争取和平、反击国民党军进犯的同时，积极根据形势的发展调整战略和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方针，始终在道义上、战略上居主动地位，展现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从容应对、因势利导的卓越才能。
从政治上、军事上做好战争与和平的两手准备。鉴于抗战期间国民党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指出中国面临着是战争还是和平的两个前途，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企图窃取抗战成果、发动内战的阴谋，为争取和平、防止战争做了充分准备。首先告诫人民：“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同时在军事上进行部署，1945年初就指示我军要扫清顽敌，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防止国民党军的进攻。毛泽东未雨绸缪，要求王震等部尽快定下坚持原地或向南发展的决心，“过此将发生变化，国民党有发动内战可能，到那时你们的根据地须具相当规模，以便应付内战，造成南方一翼，此任务具有重大意义。”指导解放区军民向拒不投降的日军和伪军发动大反攻，同时准备着手反击国民党军进犯。
把谈判和军事斗争结合起来。日军无条件投降后，考虑到美国、苏联的态度及国内形势的新发展等各种因素，毛泽东以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为先，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毅然应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内战责任推给共产党的阴谋。在赴重庆前，他为党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提出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换得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的局面等内容，使全党在思想上获得统一。在谈判中，毛泽东一边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使共产党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一边从战略上指导解放区八路军痛击进犯的国民党军，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以军事支援政治谈判。他认为，“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毛泽东把参加谈判的过程，当作宣传党的和平主张、政策的过程，也作为揭露、驳斥蒋介石把和谈当作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的过程，大大提升了共产党在国内、国际的形象。经过激烈的斗争，国共最终签订了“双十协定”，迫使国民党表示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设新中国。
以军事上的胜利促进和平的发展。重庆谈判后3个月内，蒋介石就出尔反尔打内战，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达到高潮。毛泽东审时度势，针锋相对保和平，根据整个战局提出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和华中的战略部署。派大批干部到东北建立解放区和扩大武装，确定在东北实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使东北局面朝着有利于我巩固和发展创造条件。毛泽东精心指挥晋冀鲁豫部队进行邯郸战役，提出打胜这一仗的重要指导原则，不仅歼敌主力两万多，而且高树勋率部一万人起义，成为继上党战役后又一著名的歼灭战。在此战役前后，毛泽东还精心组织指挥了平绥路作战、津浦路作战以及一些其他重要战役，在军事上取得的一连串的重大胜利，迫使蒋介石同意中共代表团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建议，1946年1月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半年里，国共两党打打停停的现象，是对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观点的生动诠释。
三、战和：面对进攻以积极防御针锋相对，善审时度势变战略，顺民心因势利导席卷蒋家王朝
尽管我军同国民党破坏和平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但蒋介石出于消灭共产党的目的，不到半年就撕毁国共两党停战协定，全面内战爆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运筹帷幄，从为和而战、以战止战出发，以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领导我军和解放区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幕，上演了一部波澜壮阔的战争与和平的活剧。
与其不战失去和平，不如以战取得和平。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人口近4亿，军队有430万，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共产党解放区人口1.3亿，军队有127万，武器装备相对较差，可见国民党军占有很大优势。蒋介石决意用战争来铲除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对此，毛泽东向全党全军提出要求：“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战略防御阶段，根据实际和战局的变化，战略方针由南北两线的外线出击作战，调整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内线作战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各个战场均取得重大胜利，为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历史的经验说明，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可能把蒋介石逼到和平谈判上来。1947年8月，根据战争发展情况，毛泽东指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我军南线主力展开全面的外线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作战方针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由于正确选择战略进攻的时机和主攻方向，战略进攻出其不意地向敌人纵深实行跃进，内外线战场并存、战略上相互策应和协同，作战形式由力求打运动战和有条件下的阵地战相结合，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一年内我军在中原、山东、华北、西北、东北等全国各主要战场捷报频传，取得歼敌150余万人、解放城市150多座的巨大胜利。
夺取敌人战略要点，不失时机地进行战略决战。经过我军战略进攻的猛烈打击，军事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解放军发展到280余万人，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国民党军虽有365万人（其中正规军200万人），但失去了“全面防御”的完整战线，战场态势出现有利于我的决战时机。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泽东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审时度势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及时协调各战区行动此呼彼应，解放军以席卷之势在三大战役横扫蒋介石160万大军，创造著名的歼灭国民党军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将高超的战略决战指挥艺术展现在世界面前。这不仅用实践证明了战争的政治目的、战争的军事目的的一致性，也对战争与和平的转化提供了一个经典实证。
四、拼和：不畏强敌果断出国门抗美援朝，敢赴汤蹈火保国家，打谈结合巧周旋换来停战协定
新中国成立刚半年多，“世界霸主”美国便将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毛泽东以必胜的信念和无畏的胆略，指挥人民志愿军依靠兵力优势、政治优势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李承晚军赶回三八线，并通过顽强的阵地防御迫使敌人以停战结束战争。
以抗美援朝维护国家利益。新中国能否派兵入朝作战，对我国国内形势乃至整个世界战略格局都有着重大影响。美国是世界军事、经济和科技最强大的国家，还拥有原子弹；中国结束内战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现状，无论是单项还是综合实力与美国都有很大差距。面对朝鲜请求出兵支援，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却又不肯大力支援等困难和危险并存的局面，毛泽东认为，我军出兵朝鲜“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以敢于与强敌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决定以抗美援朝来以战止战。当志愿军与美军交战时，它们还始料未及，在气势上、出兵时机、战略部署上先胜敌一筹。
运用打谈两手达成有利的局面。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异常复杂、特殊的战争，是军事与外交交织着的长期斗争。仅几个月，毛泽东指挥志愿军连续进行5次进攻性战役，把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一带。美军等在遭到惨败、欲进无力的情况下，不得不同意进行谈判。美国不甘心接受和谈的局面，在谈判过程中多次发动攻势作战。1951年7月，毛泽东采取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正确运用打、谈两手，以求通过和平谈判达成有利于我方的战争结局。毛泽东认为：“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攻势作战。之后又相继进行了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等几次大战役，在军事上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经过两年的打打谈谈，终于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一战，换来朝鲜半岛60多年的和平。
力争将战争控制在朝鲜境内，为战争与和平的转化创造条件。在战争之前，毛泽东正确处理怯战、敢战与善战的关系，对于战争慎重决策，不轻启战端，充分运用政治、外交等手段，控制事态恶化，避免中美战争爆发，保卫来之不易的和平。当战争爆发之后，他满怀必胜的信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战争中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牢牢把握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权，直至赢得和平。不企求全面战胜对手，而是希望通过对美军有生力量的沉重打击，迫使美国走上谈判桌，早日以谈判结束战争。特别是在谈判后期，以军事斗争服从政治斗争，将作战意图、作战规模和时间、打击对象等同谈判直接联系起来，以打促谈，争取实现有利条件下的谈判，为求得和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维和：维护和平重经略周边收放自如，软硬兼施驱虎豹，文仗武仗善并举捍卫国家主权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其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蒋介石不断叫嚣反攻大陆，苏联与中国的关系逐渐恶化后不仅进行军事威慑，还暗中支持印度等与我有边界纠纷的国家进行边境蚕食活动，周边可谓危机四伏。对此，毛泽东运筹帷幄，独具匠心，以“文打和武打”的战略相继一一化解，先后取得了抗美援朝、炮击金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抗美援越、中苏边境自卫反击战、西沙之战等胜利，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实现了战争目的。
以战争边缘政策对战争边缘政策。我军1958年炮击金门过程中，只打蒋军，不打美军；重打蒋军的工事，不打其后勤运输，以利其固守；后实行单打、双不打，进而要求尽量不打死人，最后还发展到只打宣传弹。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对这种作战方式和目的都难得其解。炮击金门，毛泽东称“这个叫打文仗，不叫打武仗”。这次炮击，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基本上是文打，用和平的方法打他，但是我们也准备武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因为“蒋介石这一边是内政问题，你那一边是外交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炮击金门，并非想用军事手段夺取，而是为在政治上、宣传上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扩大美蒋之间的矛盾，在外交上粉碎美国制造“台湾独立”的阴谋；既是惩罚蒋介石，也是教训美国，以战争换取一个中国的认同；还支援了中东人民的反帝斗争，可谓一箭数雕。金门、马祖是蒋介石自称代表大陆的象征，毛泽东决定留下金门、马祖，为用“一锅端”方式整个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
打一场军事政治仗。中印边境争端当时有着复杂的国际因素，美国和苏联都想联印制华，印度在第三世界也有一定影响，如果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处理不好，很可能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是毛泽东导演的又一别开生面的战争。他在之后称“这次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深入我国境内蚕食设点的基础上，还不断向我发动武装进攻。为防止事态恶化和战争升级，毛泽东指示选择好方向和时机对印军进行自卫反击战，以打促和，迫使其放弃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企图，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也给周边其他觊觎我领土的国家一个震慑。在沉重打击印军后，我单方面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并交还缴获的武器装备和物资，释放被俘人员。这场战争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军事上打停有序、进退有度，使印度回到谈判解决问题上来，赢得了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的全面胜利。战争与和平是有规律的，当用和平方式达不到边界安宁目的时，也可借助一种奇妙的战争来实现。打是为了和，但打不赢不能和；不打不能和，但打过了头影响和。中印边界一仗，获得边界50多年稳定，生动诠释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奥妙。
搞一点原子弹作为防御武器。自从世界上有了核武器以来，我国先后受到美国、苏联的核威胁、核讹诈。毛泽东认为，原子弹既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因此强调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说原子弹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鼓舞人民不要被核威慑所吓倒。他认为，谁也没有原子弹是上策，大家有是中策，只有它一个国家有是下策。它就可以拿来吓唬别的国家跟它走。没有原子弹，“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毛泽东就是要告诉全世界，我们没有原子弹也不怕原子弹战争，以后要有原子弹；有了原子弹也不威胁他国，“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在举国之力研制“两弹”试验成功后，不仅大大地增强了我军的威慑力，也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我国的核讹诈，对保障国家安全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六、谋和：五洲震荡观寰球大势借力打力，举国战备慑敌胆，纵横捭阖施大略构建三角格局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霸权主义突显，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周边环境日益险恶。毛泽东以大战略思维认识纷杂世界，洞悉天下大势，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积聚战争潜力的同时，充分利用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有效化解来自强大敌人的严重威胁，有利地促进了国家发展蒸蒸日上，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世界政治力量初步形成以美、苏、中大国为代表的稳定三角关系。
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可言和。毛泽东认为，做好战争准备，不仅是打赢战争的基础，也是预防和遏制战争的前提。战争准备越充分，慑止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60年代初，国际斗争加剧和国内矛盾突出，中美、中印、中日、中苏矛盾以及台海两岸斗争日趋尖锐，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大有黑云压城之势。“战争不准备不行，有备无患。大小三线搞起来就好了。”“现在搞大三线、小三线，我看比较主动。”为应对侵略战争发生，毛泽东一边大抓核武器、尖端技术武器的试验，一边高度重视加强国防战略储备和战略后方问题，提出搞三线建设，力避敌人攻击时措手不及。他反复强调，战争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可能性，要准备打仗，向敌对势力展现我们准备打仗的决心和人民战争的威势，使敌人望而生畏，从而放弃侵略企图。准备没有坏处，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它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通过国家“一盘棋”全力备战，三线建设促进国防科技、机械、轻纺、电子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大大增强了战争承受能力，有效地遏制了迫在眉睫的战争爆发。
用“三个世界理论”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反对世界霸权主义。历史经验说明，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才能争取和平。毛泽东重视自身力量建设，也重视借助外交工作联合抗敌。他强调：“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继续工作，团结起来，促进和平。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地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在苏联霸权主义对我国威胁日益严重的时代，基于反对美苏控制、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非、拉是第三世界。第二世界是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和团结的积极因素，第三世界是反霸斗争中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主力军。他主张实施联合第三世界，争取团结第二世界，积极有效地同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扩张做斗争。三个世界理论，打破了战后两极体系的格局，对中国结成最广泛的反帝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遏制战争等发挥了重大作用。
着眼“一条线”的战略构想，以小球转动地球。世界各种力量60年代后期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新的战略格局。美国陷入越战泥潭，与苏联争霸中开始处于守势；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还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毛泽东看到，中国在实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的外交拓展空间，更影响着全面发展，并且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日趋恶化。为改变这种态势，毛泽东着手调整对外策略，利用美苏矛盾，化敌为友，扭转局势。他敏锐地抓住美国急需中国的历史契机，1971年导演了通过乒乓外交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中国随之登上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加入联合国并成为常任理事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同日本、英国、西德等欧洲主要大国建立外交关系，等等。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演变因势利导，很快形成“一条线”战略构想——把位于地球上与中国同一纬度线的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等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宏伟的联美抗苏战略构想。这一构想的实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的大国地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响重大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为维护国家安全、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总之，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洞察天下大势，统筹战争全局，抓住战略关节，力促战略形势朝有利于己的方向转变；正确处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巧妙运用军事与非军事手段，形成统一的战略行动；多谋善断，灵活用兵，保证战略目标实现；在复杂形势下高瞻远瞩，运筹帷幄，能动地驾驭战争向和平、和平向战争转变，为世界呈现出一个伟大战略家指导战争的艺术、追求和平的品格，成为世界军事宝库中灿烂的瑰宝。
（作者赵万须：军事科学院战略部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