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兵法”的独特意境——毛泽东对军事原则的辩证思考

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介意气书生，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毛泽东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艰难困苦的考验。特别是“从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由“打过败仗”到逐渐学会打胜仗、打大胜仗，直到成为举世公认的伟大的军事统帅、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样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和对敌斗争的复杂考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斗争和战争考验中，毛泽东善于从实际出发，根据主客观条件和情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思考并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军事原则或打仗章法，也可以称作毛泽东关于如何打仗的“兵法”。这些“兵法”，既反映了毛泽东在军事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独到运用，也反映出毛泽东在领导军事斗争的实践中超越前人用兵之法的独特创造。本文拟从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军事原则的创新探索视角，特别是从提出十大军事原则的独特视角，探讨毛泽东对军事理论的辩证思考和理论贡献。

一、从革命战争实践中摸索出一整套独具特色的打仗章法——毛泽东“兵法”的出发点

自秋收起义以及带领部队上井冈山起，毛泽东就一边探索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一边不断总结人民军队如何打仗的独特方法，特别是总结如何打胜仗的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的作战方法有别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毛泽东所总结和指挥人民军队运用的作战方法，就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

梳理毛泽东“兵法”，蕴涵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其中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这些“兵法”的思想内核，突出地反映了以下几个根本出发点。

一是从实际出发把握战争规律。用兵打仗，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找到战争规律。要想把握战争规律，就得掌握一套科学的方法。毛泽东对此曾做过高度的哲学概括：“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他还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从客观实际尤其是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出战争的客观规律，这就是毛泽东最根本的出发点和最重要的方法。

对毛泽东这种从实际出发寻找战争规律的方法，朱德曾经精练地概括为“几条用兵通则”，他说：“我们用兵的主张，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他还特别强调：“这是我们进行人民战争所创造出来的新兵法，也即是毛泽东同志的新兵法。”这一概括，准确地抓住了毛泽东“兵法”的实质和核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当然，战争的规律也是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战争在时间、地域和性质上的差别，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因此，毛泽东还不断提醒人们，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还要随时把握战争过程中事物辩证运动的规律，既要揭示客观事物呈现出来的规律，又要关注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具体地分析情况。

对战争规律的探索，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既要善于总结打胜仗的经验，也要善于总结打败仗的经验，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摸清贯串整个战争内部的规律性，也才能够比较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在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刚刚建立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感慨地说过：找到中国革命胜利道路的过程，就是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过程，二十年了，才找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这个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毛泽东始终强调，军事家要掌握战争的规律性，不能跨越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只有凭着这个舞台，才可能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二是从全局出发寻找灵活机动。战争，是一种最讲究全局和整体的人类综合行为。毛泽东认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因此他强调，要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就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尤其是要学会把握影响全局的一些关节点，并从中寻找灵活机动。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指出：“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他用“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来比喻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导员要特别注意下好“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他特别注意对事关全局的重要关节的准确把握，明确指出：“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掌握战争主动权，就在于他善于从客观实际和全局出发寻找关节点。从战争的全局或整体出发，就能找到决胜的关键点，也就能找到并运用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如他所说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他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指挥的那些精彩战争案例，就是基于对全局胸有成竹的了解和对关节点准确的把握。

从战争全局出发，毛泽东提出过一系列灵活机动的军事原则，比如：“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战略是‘以一当十’，战术是‘以十当一’”等等，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又比如，他提出的“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等军事原则，充满了战略战术上的全局视野和辩证统一。再比如，他提出的“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等军事原则，把进攻与防御放在一个大的战争整体上去思考，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进攻和防御相互依存和渗透的观点，充分阐发了积极防御的辩证思想。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过有关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等军事原则，都是从战争全局上去考虑问题的，充分融入了攻与防的辩证法。

在上述军事原则中，最为突出的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军事原则，既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高超运用，又反映了他在实践探索基础上对军事辩证法的独到创新。一些国外人士称毛泽东为“现代游击战争之父”，这是当之无愧的。刘伯承元帅曾经以军事家的亲身体会做过这样的评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是辩证法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是最先进的军事科学。”

三是从人民出发获得取胜之道。毛泽东的战争观，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结晶，这种结合的支点，就是“人民战争”这个基础，这是它与一切旧军事学说的根本区别。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战争领域的体现，又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人民革命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因此，在这种战争观的指导下，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原则和取胜之道，都是基于人民利益、发挥人民作用以及推崇人民至上为出发点来考虑的。

毛泽东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因此，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也是人民军队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他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从人民因素与战争胜利的关系角度，毛泽东曾经把唯物史观的精髓概括成一句经典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即便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同样认为：“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可见，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基点，就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毛泽东从人民视角出发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原则，如：“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等，这些军事原则，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深刻地揭示了我党我军的力量来源，清晰地点明了我军是人民的军队，与人民血肉相连，拥有人民的支持是我们取胜的优势和根本保证。这些原则，强调的是战争胜败最终由人民群众来决定，谁拥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谁就取得了战争胜利的坚实基础。

总之，毛泽东的用兵之法，是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是从挫折甚至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中汲取出来的。它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唯物论和军事辩证法的诸多范畴，包含了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客观的物质基础与自觉的能动性、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等等方面的深刻道理，既体现了毛泽东遵从唯物主义原则的求实思维，也反映了毛泽东善于提升指挥艺术的辩证思维。

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行之有效的十大军事原则——毛泽东“兵法”的独特意境

在毛泽东总结的军事原则或“兵法”中，最集中和最具特色的，应该是1947年在转战陕北期间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这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并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分析并判定，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使自己由防御转入了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毛泽东断言，中国革命“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十大军事原则，就是在这次讲话中集中表述出来的，是毛泽东为“走向全国的胜利”的人民解放军提供的军事指导原则。深入分析这十大军事原则，有其独特的意境。

（一）实践效用：“十大军事原则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方法。”

毛泽东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结和提炼军事原则，目的是用于实战，是为了管用、实用，能打胜仗。“十大军事原则”如果用十句话全部讲出来，可能不容易记住。但人民解放军的将士们为什么能熟记于心？只要搞清每一条的出发点和核心内涵，就会一下子明白：条条管用、句句实用。

第一条讲先打哪个目标，“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第二条讲先攻取哪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第三条讲作战目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第四条讲如何使用兵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都是绝对的优势”；第五条讲取胜的把握，“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第六条讲战斗作风，“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第七条讲运用好两种战术，“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第八条讲攻城时机，“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第九条讲人力物力从哪里来，“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第十条讲如何休整，“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作为军事统帅的毛泽东，在总结出这十条军事原则后，自信地说过：“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方法。”作为军事统帅的邓小平，在运用了这十条后，深有体会地说过：“打得好的仗都是依靠了这十条，不依靠这十条，仗就一定不会打好。”

十大军事原则为什么管用、实用，在实战中见效？因为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我们党和军队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兵法”。正如毛泽东所说：“十大军事原则，也不是新的，仅仅把它概括出来是新的”；“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前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的。

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实践和对手，是毛泽东的老师。后来毛泽东在总结自己打仗的人生经历时说过这样的话：“过去我们都不会打仗，也没有准备上山打游击。我是搞工人、农民运动的，职业是小学教员。但是敌人要抓我们，杀我们，我们被迫上山打仗。不过如何打还是不会，从来没有学过。我们向蒋介石学，向敌人学，打了十年。后来日本人打进来，我们又跟日本人学打仗。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过的，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了打仗的决心，从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毛泽东还说：“我们的许多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许多元帅、将军，起初都不会打仗，是在战争中学习起来的。”正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带领人民军队的官兵们从实际斗争中学习打仗，由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经过了长期学习打仗的实践后由毛泽东总结出来的这十大军事原则，成为人民解放军打胜仗的法宝，成为打败敌人的主要方法。因此，毛泽东提出十大军事原则，首先考虑的是实战经验，也是从实用性、实践效果上去定位的。

（二）理论来源：十大军事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

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从管用、实用、能打胜仗角度考虑问题并不是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所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有着清晰的理论来源和科学的思想基础。正如他后来明确指出的：十大军事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实用性就与理论性紧密结合起来，也就避免了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简单归纳，从而升华为理论层面的指导原则。毛泽东曾经分析过，仅从方法上看，十大军事原则的内容蒋介石本人也懂，“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这就是说，蒋介石不仅也用这些方法集训自己队伍，而且还从美国军事人员那里得到五花八门的战略战术，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到底是什么原因？问题出在哪里？毛泽东一语道破其中道理：“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这就是说，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提出和掌握的方法，其理论基础是与其他军队有根本区别的。毛泽东在这里点明了其中的真谛：我们在根本理论指导上，根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民战争理论、革命的政治工作。这些根本的理论准则，恰恰是蒋介石集团不具备的，也根本不可能具备或掌握的。因此，毛泽东对十大军事原则的定位中，特别强调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强调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渊源关系。这一点在《历史决议》中做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

（三）群众基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

毛泽东在人民解放战争出现转折的历史关头概括出“十大军事原则”，除了具备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外，还有最根本一条，就是广泛的人民群众基础。这个时期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完全违背了人民意愿，背离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和支持，人民战争也得到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参与。这一点，只要简单梳理一下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便可得知。

自1946年夏天起，蒋介石国民党再次撕破国共合作的协议，打破人民期待已久的在抗战胜利后建立和平民主国家的梦想，又一次欲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于死地。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可事与愿违，到1947年2月，仅从半年多打下来的结果看，国民党军不但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反而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了71万多人；国民党方面不仅给人民解放军“送来”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也“送来”了大量的兵源，俘虏兵纷纷自愿加入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在总结“十大军事原则”时讲的“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这些内容，恰恰是蒋介石主观上不愿意看到却客观上配合的！

屡战屡败的蒋介石，不得不改变策略，集中主要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延安，就是他进攻的重中之重。1947年3月，蒋介石纠集34个旅25万兵力，仅负责袭击延安的胡宗南部就有15个旅14万人，他们从南、北、西三个方向，以空中、地面、伞兵等方式，汹汹气势压向延安！为更好消灭敌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转移。但同时决定，与陕北人民共同战斗，“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同时“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毛泽东在起草这份决定时还专门强调留在陕北的群众基础：“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之前的毛泽东，讲了这样一番富有哲理的话：“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这里面所包含的辩证法，正是十大军事原则中的精髓。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转战陕北不到半年时间，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也遇到重大失败。到1947年9月，号称有400万的国民党军队，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掉了三分之一。过去有人说，“国民党打不垮共产党，共产党也打不垮国民党”，“谁也消灭不了谁”。而到了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明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随同毛泽东一道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周恩来这时明确指出：“去年一年的自卫战争，就证明了这个道理——蒋必败，我必胜！”周恩来特别分析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什么会取得胜利的三条主要原因，其中前两条都是讲我党我军与人民的关系：“第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做事的。”“第二，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是为人民谋利的。他有坚强的骨干，坚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经过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锻炼，官兵一致，善于战斗。我们的军队有光荣传统，是战无不胜的。”“第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得好。”周恩来的这三条讲得非常清楚，都是蒋介石国民党完全不具备的。周恩来分析的国民党军的弱点中，最根本的弱点就是“人民反对”。周恩来的分析，是在1947年9月下旬与毛泽东、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到达佳县神泉堡时做出的。不久他们又转战来到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12月25日，毛泽东就是在这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因为这个时候，天时地利人和，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客观条件都成熟了。

杨家沟会议以后，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迅速传达给了人民解放军的各位将领，并在战场上立竿见影。正如周恩来所说：“三五年消灭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我们到外线去要打大仗，要掌握毛主席的十条军事原则，我们一定能在蒋管区取得胜利。”刘邓大军后来在即将发动淮海战役的时候，还专门进行了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教育。邓小平对部队干部战士们说：“要打仗，军事方针是什么？就是毛主席的十条军事原则。那是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斗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一年半爱国自卫战争经验的基本总结，也是今后革命战争的指导方向。凡是打得好的仗都是依靠了这十条，不依靠这十条，仗就一定不会打好。”依照毛泽东提出的这“十大军事原则”，人民解放军各部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千军，一路凯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此后再也没有还手之力。比预计的时间早，新中国很快建立。

毛泽东说过：“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人民解放战争，就是毛泽东导演的又一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而参与演出这场活剧的，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外，大量的还是“群众演员”，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群众基础，是毛泽东“兵法”尤其是十大军事原则之所以管用和具有独特魅力的根源。

三、从发展变化态势着眼提出不能把军事原则当作教条，也要补充、发展或修正——毛泽东“兵法”的动态表达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军情态势和军事斗争也是变化无常的，人的认识不可能一成不变，指导战争的军事原则更不可能一成不变，必须随着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对这一点，毛泽东非常清醒。他历来反对僵化保守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因此，毛泽东对十大军事原则的认识和表达，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对十大军事原则，他有着动态的定位：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发展，十大军事原则也要加以补充、发展或修正。尽管“凡是打得好的仗都是依靠了这十条”，但并不是说要永远固守这十条，更不是说这十条可以一成不变。

毛泽东提出“十大军事原则”的时候，新战争形态（主要是核战争）的威胁已经存在，他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当时就说过：蒋介石反动集团之所以敢于冒险发动全国规模的反人民的国内战争，“主要地依靠他们认为是‘异常强大’的、‘举世无敌’的、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帝国主义”。尽管这样，原子弹的威胁，并没有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吓着。毛泽东还坚定地说过：十大军事原则是“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和军队的发展要求，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在不断地审视，并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地思考。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党由局部执政变成全国执政，人民军队肩负的历史重任也更加艰巨和复杂。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在新的历史环境和现代战争条件下，十大军事原则是否还适用？怎么用？这些，是人民解放军将士们不断思考的重大问题。有两位元帅的思考比较有代表性。

一是熟谙军事教学工作的叶剑英元帅。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在北京连续举办全军在职高级指挥员战役法集训活动，特别针对的，就是核战争的威胁。参加集训的高级指挥员的学习内容，除了理论学习和相关专业学习外，还特别安排了“见学工程兵化学兵与模仿原子炸弹爆炸示范表演”等内容。1955年6月，叶剑英在第二次全军在职高级指挥员战役法集训结业式上做了一个总结报告，从理论上讲了他对有关现代战役法的几点思考。值得注意的是，他几乎逐条结合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结合大家集训期间讨论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总结讲评。

讲到如何认识“原子武器的威力问题”时，叶剑英说：原子武器是有很大威力的突击兵器，它具有冲击波、光辐射、穿透辐射及放射性沾染四种性能，对生动力量有很大的杀伤力，对技术兵器和工程物体有很大的破坏力，小型原子炸弹能使半径1600米内的人员受到伤害，一个营的兵力失掉战斗力，半径700米以内的技术兵器受到严重的损坏。但是，叶剑英提醒大家：“光靠原子武器，并不能决定战争胜负，原子武器的产生和使用，不但不能代替其他兵种、兵器的作用，恰恰相反，原子武器要有其他兵种兵器积极的密切的配合，才能发挥其作用。”

讲到“合围与歼灭敌人重兵集团及第二梯队的使用问题”时，叶剑英回应了在大家学习过程中的争论，其中涉及：“合围与歼灭被围之敌，是一个过程或是两个过程”？“合围与歼灭敌人是否可以使用原子武器”？“合围与歼灭敌人时主力应指向何方”？叶剑英要求大家随时研究、关注新课题和新情况，并肯定地回答：“我军实施战役的基本样式，乃是合围与歼灭敌人的进攻战役。毛主席说：‘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在所有各种类型的战役中，都应该遵守合围并歼灭敌人这一原则。”

讲到“提高战役速度问题”时，叶剑英特别提醒大家，现代进攻战役，速度要求非常之快，对这一点不要有任何怀疑，提高战役速度是现代战役的重要条件。但是我们要了解，提高战役速度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当然，指挥高速度的进攻战役，仍然要遵循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要提高进攻速度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与连续作战的作风（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第六条）。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叶剑英在这些讲评中，贯穿了一个核心意思：人民军队既要遵循过去的成功经验，也要研究现代新战法，毛泽东提出的军事原则仍然具有现实针对性。

另一位是统率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亲临抗美援朝前线指挥的彭德怀元帅。1956年9月18日，彭德怀元帅在中共八大上就军事工作发言，结合朝鲜战争的实践经验，谈到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现实指导作用。他特别强调：“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起来的建军原则和战争指导原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经验，在今后还是极有用的。”他还进一步提出：一方面要深入实际，发现和亲自体会群众所创造的新事物和它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要把苏联和国际上一切先进军事经验学到手，并把这些经验与我军的历史经验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逐步形成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现代军事科学”。

将帅们的思考和体会，与毛泽东的思路是一致的。

1958年六七月间，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其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反对军事工作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召集参加扩大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到自己住处，议论一些重大问题。在新形势下尤其是新的战争形态下如何看待和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就是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能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会不会陷入教条主义或新的本本主义？毛泽东对此不是没有担心的。他提醒大家：“人民解放军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建军的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教条主义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还专门讲到，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言下之意，也不能当作教条。他对大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运用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这期间，他还提醒参加会议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们：要研究苏联、美国、日本等国的情况，要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要用发展的观点去学”，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和自己的独创相结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不能吃现成饭，吃现成饭是要打败仗的”。

（作者杨明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