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华民族为实现富强的艰苦奋斗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如此辉煌的文明，不仅建立在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特点之上，更是建立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富裕的财富基础与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上，而这些正是富强的主要含义。富强是辉煌文明产生的基础。富强也是中华民族孜孜追求的重要目标。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富强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富裕对于个人、国家的重要意义。在儒家看来，离开人的生存与尊严，单纯的道德说教不可能引导人们走上至善之途。孔子承认人具有追求财富的权利，让人民丰衣足食是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内容，“厚生”是儒家评价善政的重要标准。《论语·子路》中提道：“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孟子认为，民众“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恒产”即固定的财产。“恒心”即一定的道德准则。孟子认为，民众拥有一定数量的固定财产，才能遵守一定的道德准则，统治阶级的统治才具备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老百姓富裕了，就能够遵守一定的道德准则，社会就比较稳定，统治自然就能够稳固。可见，孔子和孟子，都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强调让老百姓富裕的重要性。

《尚书·周书·洪范》: “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意为，凡其正直之人，既当以爵禄富之，又当以善道接之。还指出，富为“五福”之一。可见，富是具有正面意义的，是正义之人应得的，也是人所向往的“五福”之一。《周礼》中记载，太宰大司徒等国家重要官员的职责之一，就是让国家富裕、让百姓富裕。可见，在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富裕所具有的重要性。战国时期的《管子》也持类似观点，即国家的职责之一在于国富民强，只有国富民强，国家才能免于战祸。《管子》提出了著名的“仓廪实而知礼节”的重要论断，指明了富裕与道德水平之间的关系。国富民强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之一，也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

强国是富强含义中的重要内容。强国一直是我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价值追求。在农业社会的大背景下，强国首先意味着加强粮食生产，所谓“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其次意味着“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各安其业，共同推动社会发展。法家是战国时期富国强兵主张的积极倡导者。商鞅是战国中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富国强兵。法家对富强的认识，更偏重于国家的富裕。

（二）封建社会为实现富强而进行的主要变法

历代封建王朝，从巩固封建统治的角度出发，在国家富强方面的努力从来没有中断过。历史上，在封建王朝统治下，也出现了如汉、唐、宋、元、明、清等强盛的时期。不仅如此，在国家处于危机的贫弱时期，政治家们也从来没有中断对国家富强的追求与实践。这从中国封建社会几次主要变法可见一斑。

商鞅变法——封建社会初期富国强兵的成功典范。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越来越大。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而秦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关东齐、楚、燕、赵、魏、韩这六个大国。其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比关东各国晚了很久。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商鞅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商鞅变法作为秦统一六国的奠基之作，是一次成功的变法，是古代中国历史上实现富强这一理想的成功典范。

王安石变法——封建社会中期富国强兵的一次努力。北宋时期，土地高度集中，宋英宗时全国土地总数中的三分之二集中在官户和僧侣地主的手中，大批农民失去田产，沦为佃户，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尖锐。地主阶级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土地集中使得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宋神宗即位后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北宋在军事上实行“守内虚外”等政策和“更戍法”，军队得不到很好的训练，战斗力大大削弱，和辽、西夏的连年战争中常常处于劣势。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这次变法以“理财”“整军”为中心，颁布募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免行法、裁兵法、保马法，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

张居正变法——明王朝中兴之变。张居正所处万历朝是明代社会危机深化的一个时期，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几乎所有封建王朝中后期面临的问题——严重的土地兼并，就是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广大农民没有土地。地主为维护自身利益，瞒报、谎报土地亩数，造成税收不足，政府财政严重困难，常年赤字。而政府种目繁多的税种被中下层官吏利用，往往私自加税，造成底层矛盾尖锐。张居正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整饬吏治，推行考成法，严格奖罚，主张唯贤是用，坚决裁减冗员；在经济上，改革漕运，清丈土地，打击豪强，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各项杂税合并，增加财政收入。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军事上，加强边备，巩固北方边防，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在南方，有力地抵御了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促进了国泰民安。

（三）近代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历次尝试

以鸦片战争（1840—1842）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面对列强的巧取豪夺，各界人士认识到要改变这种被欺凌的状态，必须要让国家富强起来。各阶层在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上开展了多次尝试。

洋务运动。晚清时期，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朝统治，他们开始积极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这部分人被称为洋务派，他们所主导的这次运动被称为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又称晚清自救运动、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前期口号为“自强”，后期口号为“求富”。可见，这次运动的主旨是实现国家富强。然而，洋务运动进行30多年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也不愿意突破封建制度的桎梏。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虽然自我标榜“自强新政”，但由于他们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本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极力反对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进行任何形式的变革，只是徘徊在封建王国的藩篱中自认为有所新创而洋洋得意，所以最终也没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戊戌维新。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戊戌变法是民族资产阶级追求富国强兵的一次尝试。变法的主要内容：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这些涉及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改革措施，主要目的就是挽救已经走向没落的清王朝，使其实现富强，改变被欺凌瓜分的悲惨境地。然而由于变法几乎没有实施多久，就被封建势力无情地镇压。这次努力不仅没能挽救已经没落的封建王朝，而且也没有实现富强的目标。

辛亥革命。辛酉政变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清廷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日趋巩固。1895年中日战争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国的局势。到20世纪初，清王朝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外敌入侵、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加剧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国家处于分裂的边缘，人民生活艰难困苦。救亡图存、国家富强成为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心声。在这样的背景下，辛亥革命爆发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建立了同盟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其后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以每省1票的方式、16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267年的清朝统治和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辛亥革命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的领袖们，则认识到要救国必须革命，要想救亡图存，只能是推翻封建皇权。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在中华大地上传播了民主的思想。”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尚不够强大，加之其自身的局限性，使得他们所领导的革命，没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困境，也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富强所作的努力。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面对重重危机时，洋务派、改良派、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依次登场，为挽救民族危机做出多种尝试，而这些尝试均宣告失败。中国的未来在何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是在五四时期。李大钊等在报纸上开辟专栏，刊载马克思的原著或主要观点；各地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团体，使传播马克思主义进入了有组织的状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骨干与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展开了论争，批驳了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确立起建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兴起，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中国工人阶级是随着外资企业、官办资本和民族工业的建立而逐步成长发展起来的。到五四运动前后，产业工人达到200万左右，而且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形成了新兴的社会力量，另外还有1000多万手工业工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工人数量不算多，而与俄国建党时的270多万和印度尼西亚建党时的50万工人相比，也不算少。更重要的是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外国资本、封建势力和资本家三重压迫剥削，有很强的革命性与斗争精神。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的罢工运动起始较早。据统计，从1870年至1911年的41年间，发生罢工106起，平均每年2.6起；而从1912年至1920年的9年间，发生罢工226起，平均每年25起以上，比前一个时期增加9倍多。值得注意的是，工人运动已经开始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1916年10月天津老西开的罢工、1919年6月上海反帝爱国同盟大罢工，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反映出中国工人阶级已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觉悟不断增强的中国工人阶级，必然要寻求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代表，迫切期待着致力于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解放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

革命知识分子队伍和早期地方组织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这一结合不是自然而然完成的，是通过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实现的。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先进知识分子成长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其中不仅有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领袖人物，也有毛泽东、李达、邓中夏、张太雷、周恩来、蔡和森、彭湃等杰出代表。他们热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又深入到工农群众中联络发动，正是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逐步促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作为这一结合的标志是1920年下半年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地方组织。有了一大批建党骨干，又有建党组织活动的实践，一个全国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就顺理成章了。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反抗外国殖民者、反抗官僚资本家，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然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而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更曲折。在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合作、抗日、解放战争等多次努力。最终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四）新中国成立之后为实现国家富强的不懈努力

（1949—1957）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发展。这个阶段包括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两个时期。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制止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市场物价，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到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48.5%，主要产品产量大大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产量。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70%左右，各地农民的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同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成就为之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实现国家富强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53年到1957年“一五”时期，我国仍是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国家富强，仅仅有农业是远远不够的。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工业基础，国内各项事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需要发展工业。于是，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国家编制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从1953年到1957年，集中所有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培养建设人才。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过去没有的一些工业，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无线电等，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改变了我国工业残缺不全的状况，增加了基础工业实力。到1957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29862公里，比1952年增加22%。除了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新生的共和国在军事、外交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震撼了世界，彻底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因此空前提高。外交上，到1957年我国已经与26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可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为我国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国防、外交方面的成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有能力带领人民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建立起人民民主国家，更有能力带领人民走向富强。

（1958—1978）受“左倾”思想影响，经济发展受挫放缓。这个阶段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到“文革”结束前。1958年到1962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执行时期，这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不好，主要原因是1958年以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提出“大跃进”，修改原定计划，提出脱离实际的建设任务和过高的奋斗目标。结果，出现了第一次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建设被迫后退。这是追求高指标、高积累，放弃实事求是，违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不搞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恶果，教训十分深刻。“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出现“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现象，经济建设又掀起了一场“大跃进”，整个国家发展严重受限。不过，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仍然在科技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先后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导弹驱逐舰研制成功；第一枚中程地对地导弹、洲际火箭发射成功；歼7战斗机、轰炸5轰炸机、导弹艇等一批大型装备仿制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自行设计的第一艘海洋科学考察船“东方红”号制造成功；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艘万吨巨轮建成；自行设计的第一台深井石油钻井机制造成功；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3200吨大型破冰船下水。这些科技方面的重大成就，不仅增强了我国军事实力，而且为国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外交方面，1970年10月25日，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1972年1月中美建交。军事上，我们取得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保卫战的胜利，再次向世界各国展示了我人民解放军保家卫国的决心、勇气和实力。可以说，这一时期，尤其是自70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由于“文革”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1978—2000）启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重回正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航程。始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适应了当时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开创了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农业的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提出了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迈开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1986年国家启动了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允许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所做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体制改革的成功，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使得进入新世纪之前的二十年里，我国各方面发展突飞猛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经济总量连上台阶，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仅仅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只用了5年时间，此后10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万亿元，2001年超过10万亿元大关；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先后回归，“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开启实践模式，这也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提供了实践范本。

（2000—至今）新世纪，经济发展加速推进。进入21世纪以来，在改革开放前20多年的基础上，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高速、高质的状态，多领域成果集中展现。经济方面，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006年超过20万亿元，之后每两年上升10万亿元，2010年居世界第二位，2017全年国内生产总值827122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引擎。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外交方面，我国既坚持不结盟的基本原则，又积极与各国加强各领域交往，加强理解对话、加强沟通交流，极大地增强了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联合国、世界银行、IMF、WTO、上合组织、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国际性组织，成为我国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一直在联合国框架为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过去的近30年间，包括军人和警察在内三万多人次的中国维持和平人员参加了联合国在世界各地开展的共计29项维持和平行动。据联合国官方最新统计，目前中国共有2512人正在执行维和任务，其中包括155名警察、34名军事观察员以及2323名维和军人。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目前是最大的出兵国和出警国，同时也是联合国维和第二大出资国。进入新世纪的近20年间，中国不仅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强，综合国力也与日俱增。中国在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坚定、越来越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