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老首长
曹力如同志是我的老首长，每当我回忆起那艰苦战争年代和首长朝夕相处的日子，常常心潮起伏，难以自已。
1944年，我从边区高等法院调到延属分区专署给曹力如当警卫员。首长时任延属专员，他的办公室在延安东关黑龙沟一个石崖的破庙里。里面有两座石雕的神像，顶上还刻有两条龙，门窗都破了。那时首长身边就我一人，管警卫、喂马、送文件、照顾首长生活等。组织上准备为他再派一个通讯员，他婉言谢绝，并说：“一个警卫员就行了，不要再配通讯员、马夫，让更多的青年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吧。”
那时候，他和大家一样吃小米饭、咸菜，从不特殊。有时我还给他煮点豆粥。他多次找管理员研究伙食问题，他说：“现在是战争时期，物质条件差，但要多动脑筋想办法，粗粮可以细做嘛，要尽量在现有条件下想办法改善同志们的生活。”我几次提出，增加一些伙食费，把首长生活搞好一些，可他总是不让，教导我说：“现在人民群众和前方战士生活都十分困难，我们要和人民同甘共苦，决不能在吃住方面搞特殊。”
曹力如虽是首长，但没有一点架子，常和同志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非常关心和爱护同志。我给他当警卫员5年，他对我的言传身教是难以尽述的。当我们做了错事时，他总是启发我们提高认识，积累经验，增加才智。记得有一次，我把盛牛奶的茶缸子放在火上，奶还没开，我就出去办别的事给忘了。当我回来时，只见他桌上放着一个黑乎乎的空缸子，不见盖子，原来盖子已被火烧化了。可连这事他也没批评我。事后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太粗心了，太失职了。还有一次，记得是1948年回到延安后，首长骑的枣红色蒙古战马脱缰了，在马号外面的菜地乱跑，几个人围着捉，怎么也捉不住。马夫手中拿个拌草料的短木棍，扔出去，正好打在马前腿上，打得重了点，马向前一扑，倒下了，结果一个星期后马死了。这匹马首长已骑了10多年，平时首长十分喜爱这马，它跑起路来又快又稳，在延安赛马会上还得过第3名。为这事，首长心疼得很，但并没有严厉地训斥我们，只是多次提醒我们干什么事都要细心。
那时首长工作很忙，工作起来总是废寝忘食。记得1945年，首长先后两次去榆林国统区，时间紧，任务重，又不安全。到了榆林城他夜以继日，四处奔波做统战工作。后来我才知道，首长两次去榆林表面上是拜访国民党的上层人士，实际上是为了争取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1946年10月，胡景铎率部队在横山举行反内战起义，震撼了敌人营垒，削弱了北线敌人的力量，影响很大。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的家乡被敌人侵占。老百姓都跑到山上躲起来，吃不上粮食，十分困难。家里给我捎了一封信，让我想办法搞点粮食。当时情况那样紧张，到哪里去搞粮食呢？我也没给家回信。后来我回家时，父亲对我说：“那次给你写信后，县上给了一些粮食，救了急。”当时，我搞不清楚是谁帮助老百姓渡过了难关，回到延安后才知道那封信被首长看见了，他给县上写信，才解决了一大批群众的吃粮问题。记得有一次，我生了病，发高烧昏迷不醒，首长及时叫人把我抬到延安中央医院。在医生治疗下，不久我的病就好了。还有一次，我跟随着首长从榆林回延安，路上天黑了，我们就住在一个叫“峁上”的骡马店里，我和首长睡在一个炕上。晚上我起来喂马时，吸了一支烟，首长笑着对我说：“青年人不要吸烟，那东西不是什么时髦，对健康是很有害的。”
曹力如同志虽然不幸逝世已几十年了，但每当我回忆起往事，敬爱的老首长仿佛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