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大师”习仲勋

习仲勋在残酷的对敌斗争年代，无论是在两当、在照金，还是在南梁，以及后来的关中分区，他都十分重视统战工作，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用“结拜兄弟”的方式，结交了各族、各界、各阶层不少朋友。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西北独当一面，处理诸多复杂的民族问题，收服青海藏族昂拉部落头人项谦，团结和支持班禅稳定了西部边疆，对甘肃省甘南藏区藏族首领黄正清开展统战工作，使甘南藏区得以和平解放。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紧紧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大局，将榆林的革命斗争与西北地区实际相结合，为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是党内外公认的“统战大师”。

早年革命斗争的磨炼

习仲勋（1913—2002），陕西省富平县淡村镇中合村人，1926年3月，在富平立诚公学加入以进步学生为主体的立诚青年社；5月，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习仲勋被派往国民党军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4月，组织领导两当起义，起义失败后，赴渭北苏区工作。1933年3月，习仲勋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同年4月，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参与领导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8月中旬，习仲勋在陈家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陕甘边区的红军游击队。1934年2月后，习仲勋先后担任陕甘边区革委会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10月，习仲勋在西北错误肃反中遭受迫害并被关押，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获释，后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1936年6月，参加西征战役。1936年9月，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1937年4月，任关中特区司令部政委。1937年10月，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习仲勋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1939年5月，兼任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

丹心铸典范：绥德统战二三事

1943年2月，根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决定，习仲勋赴任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委。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首次提出了实施“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三三制”原则提出以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党员干部普遍担心“三三制”的实行将削弱党的领导；一些开明绅士虽然赞成“三三制”，但他们对“三三制”的实行缺乏必要的信心，他们认为“三三制”的选举有可能只是“摆样子”“做摆设”，很难真正落实；而占多数的中间分子则对此持怀疑态度，作壁上观。可见，“三三制”能否落实是民主政权建设成败的关键，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建立起来的决定因素，绥德面临同样的情况。

绥德分区是延安通往华北、华中解放区的交通要道，也是陕甘宁边区东北部的重要屏障，其军事经济战略地位十分突出。绥德分区下辖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县。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成立时，该地并不属于陕甘宁边区管辖。后经国共双方协商，将五县划为警备区，并将驻守该地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调离，由八路军接防，负责保卫河防，阻挡日寇渡河。但绥德的地方行政仍由国民政府负责，顽固分子何绍南出任绥德行政督察专员。由于何绍南推行反共政策，在成分极为复杂的绥德干部中，其思想认识比较混乱，许多群众对共产党更是缺乏认识和认同，政治觉悟较低。

面对上述情况，根据西北局高干会议精神，在边区政府民主选举的宣传教育及选举工作的总体安排部署下，习仲勋一到绥德就任，就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方针、政策，宣传教育干部群众，提高他们对在抗日根据地施行“三三制”政权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与此同时，在参议会及政府机关选举中，严格执行“三三制”原则，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进入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如1944年冬，绥德分区6县选举出846名议员，绥德县参议会共有7名驻会议员，其中共产党员2人、国民党员1人、无党派人士4人；13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4人、国民党员6人、无党派人士3人。绥德的安文钦、刘绍庭、霍子乐，米脂的李鼎铭、姬伯雄、杜瑞兰，佳县的任文林，清涧的师道成、惠仁奇，吴堡的樊一平、王国宏等爱国民主人士当选为参议员，安文钦、张哲卿均担任过绥德县的副议长。绥德著名士绅、原国民党八十四师旅长刘杰三连任三届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原国民党二十二军高级参议刘绍庭三次连任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同时，一大批开明绅士、知识分子走进政府机关并担任要职，安文钦、刘绍庭后来分别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绥德县县长是著名士绅霍祝山，佳县著名人士乔松山、杜光，米脂县的高愉庭，党外知识分子姬伯雄等都参加了边区的政权建设，姬伯雄当选为米脂县县长。绥德地区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三三制”政权政策试行地区之一，“三三制”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使绥德地区各级政权更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基层民主政权建设初见成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得到了巩固。

此外，习仲勋经常提醒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党员干部，要同党外人士交朋友，并认真倾听他们对中共党组织和政权机关的意见和建议，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在每次参议会开会期间，习仲勋总是和参议员们共同讨论会议议题，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平时，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受邀来到绥德地委，对全区工作建言献策。

在习仲勋的主持下，绥德县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刘杰三主动送自己的三个女儿到边区的八路军剧团当演员，一时间“姐妹三人同登台，宣传抗日齐向前”在边区传为佳话。刘绍庭成为邓宝珊部和延安方面沟通的使者，中共的重要政策情报或邓宝珊部的重要信息大多通过刘绍庭传递，有效的沟通对于消除双方的误会并建立友好合作的邻里关系以及对有效开展邓宝珊部的统战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绥德地委的支持下，姬伯雄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创办新华纺织厂，不但提供了百余名工人的就业岗位，其纺织产品缓解了全地区布匹奇缺的困难，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

习仲勋到任后，领导绥德地区军民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民主政权建设的同时，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领导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抗战时期，在村主任刘玉厚的带领下，绥德县郝家桥村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安排生产，并通过精耕细作、改善土地条件、选择优良品种等农业经验的总结与农技手段的运用，提高了粮食产量，结果，地少人多的郝家桥村的农民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1943年春耕前夕，习仲勋带队来到绥德县郝家桥村，深入实地进行调查。刘玉厚和郝家桥的生产经验通过总结很快在绥德全区范围内推广，形成了“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良好局面，推动了绥德地区大生产运动广泛深入开展。

与此同时，地委、专署向全区广大干部发出号召，倡导厉行节约，勤俭办事，并动员广大干部走出机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以解决干部自身生活困难等问题，到1944年底已基本做到了丰衣足食。

1939年到1940年，解放区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到1943年，解放区掀起减租减息的高潮。习仲勋到任后，绥德地区全面开展了减租减息工作。仅1943年10月至12月，据绥德县六个区、米脂三个区、子洲五个区、清涧三个半乡及佳县个别村统计，除按条例减租外，勾欠31732.82石，退租1842.73石，并且在抽约换约同时进行土地回赎。1943年以后，绥德地区地主把全部土地的50%～80%卖给了农民，土地所有权由集中达到分散。

习仲勋还在绥德地区开展办冬学工作，他撰写了《开展冬学运动应掌握的方针》一文，将子洲县周家圪崂村办冬学的经验在全区迅速推广，到1943年，绥德地区共办有905所冬学，参加学习的干部有20715人，为推动绥德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从学习文件、个人反省、检查思想和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到讨论总结、干部鉴定依次推进，1942年冬，开始了审查干部工作，以清洗混入干部队伍的反革命分子。但很快出现“左”倾错误，有许多干部受到诬陷和迫害，在边区出现了冤假错案并发动了大规模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绥德分区的干部构成具有高级干部多、外来干部多、民主人士多等特点，习仲勋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绥德的审干工作中自觉抵制“左”倾错误，保护了大批外来知识分子干部。

主政西北局，将统一战线运用得炉火纯青

1945年，抗战胜利后，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被党中央、毛主席派到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1945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习仲勋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设立国军工作部、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统战工作的指示。1946年，内战阴云笼罩陕甘宁边区上空。面对强大的敌人，加强统战工作显得尤为重要。1946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做出《要加强自卫战争的准备工作，全党都要抓统战工作》的决定。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具体组织部署了边区自卫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5月2日，习仲勋签发了西北局给边区各地的紧急指示电，要求边区军民加紧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工作；6月3日，西北局发出《关于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的指示》，在党政军民紧急备战的工作中，加强陕甘宁边区武装力量建设工作和加强对周边国民党军队争取改造工作同时被提上议事日程。10月2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西北局会议，专题研究边区的备战工作问题，决定将边区的工作重点转移到自卫战争的轨道上来。

面对国民党三面包围陕甘宁边区和10多倍于解放军的敌人的巨大压力，1946年，毛泽东指示西北局，要加强边区北线的工作，组织实施榆横起义，解放榆横地区，为边区的自卫战争取得回旋余地。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先后在西北局机关和绥德分区机关所在地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北线备战工作，成立了以王世泰、张仲良为政治委员的北线作战指挥部。同时又派绥德分区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师源，利用自己同胡景铎是同乡和同学的便利，赴横山县波罗堡面见思想进步的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总指挥胡景铎，介绍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精神，做好胡景铎的思想转化工作，为此，应胡景铎的请求，由习仲勋、师源介绍胡景铎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从1946年7月1日算起，无预备期。1946年7月1日，习仲勋在延安花石砭主持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以胡景铎部为北线策划起义的对象，派长期在国民党三十八军从事兵运工作的范明，与胡景铎协商起义计划和行动方案等具体事项。后经习仲勋的审定，报毛泽东批准后实施。

同时，北线榆横战役的军事部署也在加紧进行，王世泰、习仲勋召集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指挥部会议，研究制订榆横战役的作战方案，成立了北线作战总指挥部。

1946年10月13日凌晨，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军北线作战部队发起进攻，战斗从榆林与横山之间的吴庄、镇川堡、武镇、横山县城、响水堡等地打响，先后攻克武镇、镇川及薛家寨、关家园子、鱼河堡、万佛洞、乌龙山等30多处据点。在我军的有力配合下，胡景铎响应中央的号召，率部5000余人，分别在石湾、波罗堡、高镇等地宣布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主联防军骑兵第六师，奔赴延安。

解放战争初期发生在陕甘宁边区北线的横山起义，是毛泽东领导的由习仲勋主政的西北局成功策动和组织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国民党部队反蒋武装起义。横山起义解放了无定河以南30多个城镇、12万人口、500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不但减轻了北线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威胁，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企图三面夹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为后来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

1947年7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各个解放区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

习仲勋根据中共中央小河口会议决定，从前线回到后方主持工作。他把土地改革与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强调要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及时发现和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运动和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1947年11月，西北局在绥德义合镇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边区各地委及绥德地委所属县级以上和边区一级机关干部约80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批判了前期在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右倾”错误，结果，矫枉过正，会议点了安文钦、李鼎铭、霍子乐等民主人士的名，致使一些地方“左”的做法渐渐蔓延开来，个别地方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一时气氛十分紧张。在其后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许多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倾偏差，如片面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一些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受到损害，一些地方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出现乱斗、乱打、乱没收土地财物、乱扫地出门的现象，葭县的几个村庄连贫农和中农的东西一律没收，有的烈士家属被赶出门，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也有自杀的。机关学校也发生了此类“左”倾事件。当选为绥德县参议会参议员、绥德警备区参议员、陕甘宁边区第二、三届参议会副议长的安文钦，在任职期间，兴办学校，宣传新文化，推动边区公益事业的发展。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赞同土地改革，主动向政府献出300垧土地。但在土地改革中，安文钦受到强烈冲击，他的土地房产被没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撵出家门。这种既违反边区的土地政策、又与党的统战政策背道而驰的“左”倾做法，受到了习仲勋的严厉批评，后来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习仲勋的过问下，绥德县归还了安文钦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和房产，毛泽东来电指示，要保护安文钦等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林伯渠和习仲勋向安文钦赔礼道歉。

1947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义合病逝，细心的习仲勋考虑到土地改革中冲击爱国民主人士的“左”倾错误给我党造成的损失，认为李鼎铭的追悼会应该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并由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致悼词，于是，习仲勋与林伯渠联合向毛泽东提出此项建议，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此事的巧妙安排不仅赢得了爱国民主人士的信任，他们认为共产党讲信义，重交情，而且使安文钦深受感动，消除了心中的芥蒂，体现了我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贯性和严肃性，进一步提高了党在各阶层人士中的威望和信誉。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会议，以纠正各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偏差，毛泽东在会议上做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满足贫农雇农的要求和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利益的两条基本原则，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在会上，习仲勋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情况，成为党中央及时纠正“左”倾偏差的实践依据。1948年1月2日，习仲勋召集绥德分区党政军干部和各县土改工作团党员干部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00余人，会上重点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特别强调要在土改中注意划分阶级。

为了纠正和克服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习仲勋与马明芳联合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明确指示他们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应慎重对待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他们如果涉及需要处理的问题，县级以上者，务必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同时，指示各分区要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恢复与发展边区经济以及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中的作用，在土地改革中，县以下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如果涉及需要处理的问题，须经地委批准后方能处理。这样，再没有发生严重的伤害党外人士的事情，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此后，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19日和2月8日，先后三次函电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土地改革中要划分老解放区（包括绥德分区的部分地区）、半老解放区（包括绥德分区的部分地区）、新解放区（榆林），在不同的地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农会的组织形式及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等都应有所不同，这些意见和建议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和采纳，毛泽东在1月9日、1月20日两次复电，明确表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必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这样，习仲勋函电被毛泽东批转到全国解放区，为其他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后的土改提供了有益借鉴。

1948年年初，习仲勋亲自到绥德县义合区三乡的黄家川实地调查，制订出符合实际的抽补方案予以施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将黄家川的土改经验上报中央。3月12日，毛泽东指示将《陕甘宁边区绥德县老区黄家川调整土地的经验》印成小册子，作为农村干部的工作手册。

1947年，遭到西北野战军两次榆林战役打击的国民党榆林守军伤亡惨重，士气低落。此后，陕北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开始对榆林国民党军进行长期围困。1948年夏，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率二十二军第二二八师移驻包头，马鸿逵也将协防榆林的宁夏保安第二纵队两个团调回宁夏。驻守榆林的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二十二军军部及其所属的第八十六师约5000余人独守孤城，守城将士人心浮动。面对此种局面，习仲勋和西北局、西北军区对榆林解放制定了“政治上争取，军事上围困，争取其起义”的方针，争取榆林和平解放。

榆横战役胜利后，1946年10月31日，经西北局批准，在米脂县龙镇成立中共榆横（下辖镇川、横山两县）特别委员会。1946年11月27日，榆横政务委员会成立。随后，在镇川、横山县委及县政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建立乡、村各级民主政权，并开展减租减息、勾欠债务、回赎土地等经济制度建设，新生的民主政权迅速建立起来，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人民群众积极为主力部队运送弹药、粮草、伤员，并捐献棉衣、粮草支援解放军，无定河南岸的新解放区得到巩固，为榆林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面对国民党中央电令国民党驻军开赴宁夏及北上包头的外逃企图，中共榆林地委及榆林工委根据西北局的指示，1949年3月，我解放军地方部队对榆林城东南的炭窑和机场实行武装封锁，切断了榆林驻军唯一的军饷来源，并命令第三十九、第四十军迅速抢占镇北台要塞，伊盟分区骑兵团在五道河则一带集结待命。5月24日，解放太原的警二旅抵达镇川，25日，警二旅和榆林军分区所部共8000余人在榆林城外会师，形成对敌的威慑态势。

面对榆横战役后榆林守军失去了军事上的西南屏障、经过民主政权建设我党巩固了新解放区的大好局面，西北局在加强军事威慑的同时，将工作重点放在统战方面，为此撤销中共榆横特委，建立榆林工委，专门从事对榆统战工作。此后，榆横工委开展了一系列对榆驻军的统战工作：

秘密发展党员，开展党的地下工作。通过外围、榆林城及驻军内部的共产党员高广昌、高玉英、汤昭武、李文正等人的活动，他们深入到榆林工农商学兵各界各阶层，发展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以搜集传递情报，宣传我军形势和我党的政策，开展榆林和平解放的宣传工作。

建立情报据点和地下交通站，搜集传递情报。1948年，原绥德分区外情科及其下辖的清泉、鱼河峁、响水等据点以及葭县、横山县保安科的边界工作，统一划归榆林工委领导，统称榆林工委情报科，刘星汉担任情报科负责人。工委还在高家堡设立情报据点。在西北局及绥德地委的领导下，米脂县委统战部在与榆林接壤的地区建立了情报站。特别是秘密参加我党地下工作的二十二军无线电排机务员叶玉民设法为我党提供了有关榆林驻军的防地、调防、国民党上级机关的指示及官兵思想动态等诸多重要情报，为我党准确把握敌军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进一步的统战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陕西日报》社印刷厂工人张建雄的家、手工业工人田茂村家都是我党建立的地下交通站，各个情报据点有固定的地下交通员，专门从事情报的搜集及传递工作和人员护送工作，为我党的情报传递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基础上，动员组织人员，开展对榆林驻军中上层军官的说服争取工作和下级军官及士兵的瓦解工作。他们通过会谈、带信等方式，分析时局，宣传政策，动员争取思想进步军官起义投诚。孤立顽固分子，打消他们外逃的企图。1949年2月，榆林驻军调动几十辆大卡车，企图将二十二军修械所的机器拉走，为北逃做准备，榆林工委迅速指示地下党组织动员进步工友藏匿零部件，并疏散部分工人，成功阻止了敌人企图外逃的准备工作。揭露打击徐之佳等反动分子。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寻人运动”和“二十二军自救运动”，动摇瓦解下级军官及士兵的信心和斗志。

为了配合我党争取榆林驻军起义投诚，在西北局的领导下，榆林工委发动群众，动员外逃人员返回家园，他们利用外地人员赴榆探亲、访友，捎话、寄信，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印发报纸，或通过集市、庙会等多种形式，向因恐惧而外逃的小地主及工商业者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形势，以打消其疑虑，重返家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大批逃亡人员回到了解放区。1948年12月19日，组织领导给榆林城供应冬季采暖煤炭的榆林城东南的煤窑189名工人罢工，造成驻军及其家属寒冬缺煤、食宿无着的困境，经过谈判，炭价过低、工人工资过低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这一事件严重动摇了国民党榆林驻军的军心，鼓舞了工人群众的革命斗志。

在我党统战工作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驻军中出现了大规模的士兵逃亡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榆林工委在镇川设立“解放军官兵招待所”，发放“解放官兵回家通行证”，为他们提供食宿方便，并为他们发放路费，实行带枪有偿的政策，鼓励大量外籍国民党士兵脱离国民党军队返乡，或组织哗变，起义投诚。据统计，从抗战胜利到榆林和平解放，先后有3000多名国民党士兵途经边区离开榆林。

1948年12月，在榆林工委组织领导下，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包括广大职工和教育界各阶层人士参加的“榆林和平解放促进会”成立，他们走街串巷，宣讲解放战争形势及我党的政策，同时，组织社会各界举行游行示威，表达人民群众实现和平、反对内战的强烈愿望，开展争取榆林和平解放的群众运动，以鼓舞人民，动摇军心。

1949年1月，傅作义、邓宝珊在北平起义，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习仲勋又派胡景铎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到榆林，督促左协中派代表进行谈判。左协中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幻想彻底破灭。经过1949年5月10日、5月22日的两轮谈判，在军事、政治攻势的配合下，在邓宝珊的致电督促下，在我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在榆林各界群众和广大官兵迫切要求榆林和平解放的强大压力下，5月29日，双方在《榆林谈判协议》上签字。6月1日，榆林守军正式起义，榆林和平解放。根据和平协议的精神，原国民党二十二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

习仲勋和西北局、西北军区在领导榆林和平解放的过程中，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榆林守军的起义，是我党我军在军事围困的同时，成功运用统战策略、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成功范例。榆林和平解放“介乎北平、绥远之间”，在西北创造了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独特的榆林方式。榆林和平解放，在西北解放战场上也为毛泽东决策“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提供了依据和经验，对于西北地区其他国民党军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加速了西北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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