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阳永远铭记的“绿色使者”

【人物简介】周心澄，出生于1944年，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重点学科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中国沙漠学会、中国治沙暨沙产业学会理事，中国林学会学术委员会、林业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林业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九五”期间，围绕“环境”，主要从事防沙治沙的科研、教学工作，主持或合作主持国家、省、部级研究项目8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6项，其中，主持国家课题“榆林沙区大面积植树造林扩大试验”，获陕西省农业技术推广一等奖、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撰写了《灌木固沙林与沙地水分平衡研究》《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生态效益研究》《毛乌素沙地防护林体系数据库的建立》等30余篇论文，合著《毛乌素沙地立地质量评价》一书。其多项研究成果已为部门决策与生产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在教学方面，建立了“沙漠治理”专业，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沙漠学”“干旱区自然资源”“景观生态学”“环境评价与监测”“微机图形图像处理”“荒漠化原理”等6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暑往寒来尘土中，转眼已成白头翁。为追穷寇不卸甲，欲擒主虏挽强弓。沙场奔驰无南北，祖国需要任西东。喜看重山杨柳绿，黄土坡上不老松。”这是在北京采访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周心澄时，周老写下的感慨。

“文革”期间，北京林学院（1985年更名为北京林业大学）迁往陕北，还是学生的周心澄被分配到榆林县（现榆阳区）马合农场的一个连队——新墩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从1969年到1983年，周心澄在榆林足足待了14年。初到陕北，周心澄站在榆林有名的镇北台上远眺，只见黄沙一眼望不到头，满目荒凉破败和萧条。

马合农场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毛乌素”地名源自靖边县毛乌素村，蒙语意为“水不好”。20世纪70年代的毛乌素，是名副其实的“瀚海”，黄沙蔓延，植被稀疏，经济落后，群众生计十分艰难，“糠菜半年粮”是真实的写照。从马合农场到新墩大约25华里，新月形沙丘一路连绵起伏，置身其中，方向莫辨。

报到之后，摆在周心澄和他的小伙伴们面前的是因陋就简、入乡随俗的适应性考验。

住宿是农场分配的一间大约十平方米的陋室。陋室真陋，墙及肩高，避无可避，室如斗大，退不能藏，一盘土炕占了半间屋，窗下摆一张两斗桌，桌前一条长凳，仅此而已。屋里正墙上挂着一幅画在三合板上的油画，那是周心澄临摹俄罗斯森林画家希什金的。陋室虽陋，贵在情真。一瓶山西杏花村的“竹叶青”，斟在一个20毫升的小量杯里，再煮锅小米绿豆粥，已经是主人最好的生活了。

艰苦不仅仅是居住的小土屋，取暖烧炕时“倒烟”呛得周心澄涕泗横流；出行只能靠眼手腿，眼睛观方向，手脚并用翻沙梁；饭食，光听名字就令人生畏，主食是“钢丝”“铁饼”和“铜锤”, “钢丝”是高粱面饸饹，“铁饼”是高粱面和青稞面的饼子，“铜锤”是玉米面加麸皮做成的馍馍，副食一年四季“酸菜擦擦”，就是酸菜和土豆煮熟，用木杵捣成泥。吃，必须吃，老百姓能吃得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吃，必须吃，为了生存，为了事业；吃，必须吃……每天半盆酸菜擦擦，周心澄和他的小伙伴们全部“狼吞”掉，每餐半斤一个的青稞馍也全部“虎咽”下。

初来乍到，吃住行的截然不同、天壤之别，让来自北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周心澄和他的小伙伴们经受了“炼狱”般的考验，因为饮食差异导致肠胃不适，便秘如同家常，让周心澄和他的小伙伴们适应了好久。

面对严峻、恶劣的生存环境，周心澄和他的小伙伴们没有怨天尤人，没有精神消沉，而是用最短的时间适应了陕北的生活习性和饮食习惯。

适应之余、工作之余、生活之余，在那个文化普遍缺失的年代，每天在沙海烈日里跋涉几个小时，口渴如炙，回到陋室，与小伙伴们一起，在煤油灯下煮酒论画，吟诗赋歌，时起时卧，激情四射，醉后在土炕抵足而眠，颇有点室雅人和的味道，陋室也凭空多了几分超凡脱俗的境界。

苦中作乐，当年的周心澄曾写下“油灯看风景，饮酒用量杯。绿豆可趋暑，情浓一醉归。土炕足安卧，先生可满杯。闭门教弟子，羁旅不思归”“但使美酒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等诗作。潜意识里，周心澄只能用刘禹锡的名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来励志，反而有了一种不管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永远都要活在自己的坚韧和豁达里的精神境界。

“既是沙乡又水乡，迎风十里百花香。遥望大漠千层垄，回首荒台万里墙。傍溪杨柳翻碧浪，际天白云泛画舫。八千云月谁是客，百年无病好飞翔。”这是1972年春周心澄的挚友李连捷教授（已故，河北省玉田县人，土壤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土壤学学科创始人之一）面对毛乌素沙漠的慨然吟诵。尽管世事多舛，命运多蹇，这群随北京林学院迁来陕北的年轻人依然倾心于事业，敬业于岗位，陶醉于塞北……

按理说，像周心澄一样因为“政策”原因“下放”到全国各地老少边穷农村的一代人，除了“臭老九”们惺惺相惜之外，按照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他们完全可以修身养性明哲保身，学学寄人篱下的刘备，看看园子种种菜，以为韬晦。可是，也许是“祖国需要任西东”惯了，“百年无病好飞翔”惯了，周心澄和他的小伙伴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开始了夜以继日的考察研究。

他们的考察都是围绕榆林农林业发展进行的。

骑着自行车，无拘无束地在周边沙地考察，在那“知识无用论”风靡的年代，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相对那些受困被羁失去自由的人而言，他们自有一种“天高任鸟飞”的畅快放任，浩瀚无边的沙漠也正能放任他们的“猴气”，仿佛彼此找到一个契合点。

周心澄说，你也许不相信，每遇到一个高坡，他们都会放开嗓子呐喊，冲呀！冲过去呀！一副孩童心态。然而，一涉及专业，马上又是“老夫子”的神态，只要是地质、土壤上的事情，必定会穷究其理、据理力争。

白天在周边各种农、林地挖掘、观察土壤剖面，晚上则在煤油灯下分析、研究基础资料。土壤湿度是用手攥一把土攥出来的，土壤结构是用拇指与食指捻几下捻出来的，土壤肥力则是用肉眼观察出来的。其实，他们自身就是最完美的“仪器”，用得多了，就有了记忆功能。如果进行一下累积，几年下来，他们的考察行程有二三十万公里，观察过的土壤剖面至少有五六千个，到后来，他们对土壤剖面的观察已达到了“庖丁解牛”的境界。

对榆林沙地的起源，历来认识不同，一派认为是上帝的杰作，一派认为是人为造就，周心澄和他的小伙伴们则认为这是上帝（自然因素）和人为（经济活动）共同驱动的结果。既然如此，榆林的经济发展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并约束自己的行为，并据此为当时榆林的农林业生产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

1972年，不知是哪位的决策，要在榆林沙区引种发展“两杂两薯”（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和马铃薯、白薯）。在那个农民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种什么的年代，种植任务层层下压。周心澄他们当时就想，恐怕马铃薯不适合这里的土壤气候，何况没有任何试验，这不是和大自然叫板吗？况且当时春风大，其他作物也是经过三四次播种才捉住苗，要种“两杂两薯”恐怕早已误了农时，更何况还是强制种植？周心澄他们认为，榆林农业生产的关键在于培育“小日月”的优良品种，一切育种、引种的推广，必须经过先期试验和中间试验。为此，他们专门给榆林一位主管农业生产的主任写信，建议抢时间种植糜谷、青稞和荞麦。但天算不如人算，为时已晚。当年，抢早霜，种的四分之三根本不能成熟，造成了榆林县70年代最大的饥荒，最后国家还得从东北调运玉米救灾。“两杂两薯”的决策如昙花一现，从此再无人提。

造林是改善沙区农业生产条件和人们生活环境的重要手段，但必须有规划设计，要因地制宜，考虑效果。杨、柳用来营造农田防护林，最好栽植在排水渠两侧，形成田、果、路、树体系。沙丘和丘间地，应以灌木、乡土树种为主。70年代，榆林沙区的林业是“一群羊（杨）”，无论沙地、滩地，造林千篇一律都是合作杨、北京杨、小叶杨等杨树品种。这也和当时的林业政策有关，只有栽植乔木用材林才能统计为造林面积，才能得到财政拨款。

1972年至1973年间，靖边县林业局的唐家烈在靖边建立了治沙站，主要栽植乔木，人送外号“唐大树”。而周心澄在榆林建立治沙试验站，主要在沙地上栽植灌木，也得到了个外号——“周小苗”。

1974年，国家下达了一项名为“榆林沙荒大面积植树造林扩大试验”的科研项目，这项科研项目工作由周心澄主持。刚开始时资金不足，没有办公条件，“周小苗”就带着三个知青吃住在老乡家。后经协调，上级部门拨了资金，“周小苗”他们立即筹建了治沙试验站，虽说只有六间房，但治沙站从此有了自己的办公住宿房，也有条件开展土壤分析、地质测量、气候观察、规划设计等工作。后来，治沙站又新修了10孔窑洞，整地十几亩，在单位周围搞了种植、养殖、鱼塘等，站里日常生活实现了自给自足。

前后八年的研究过程中，虽然条件很差，但周心澄他们对工作的热情丝毫不减，从考察目标到确定试验范围，从头到尾认真对待。在榆林县治沙试验站（现榆阳区治沙试验站）的滩地上实现了田、水、路、树的体系；在站外圈的沙地上，以乡土灌木为主，营造了多种固沙林。这项研究后来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为了表彰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科技工作者，1985年5月，全国首届科技奖励大会向代表陕西省出席的周心澄颁发了荣誉证书。

在治沙试验站的那些年，虽然条件艰苦，但上级领导特别关爱像周心澄一样难得的人才。除了政策扶持，还给他们提供了相对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

没有后顾之忧，周心澄等“大学生专家”除了工作就是考察。

为了了解各地的生态建设，从西安到东北，周心澄和他的“大学生专家”们几乎走遍全国。为了考察樟子松基地，上级特例批准，让他们乘坐8人座飞机，当时一张飞机票高达35元，且没有乘务员。周心澄说只要是业务上的事，榆林县政府、县林业局都给予极大支持。地方政府的重视让他们非常感激，在榆林工作的14年也给周心澄和他的伙伴们以后的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使他们终身受益。

回忆30多年前在陕北那间陋室里工作、生活的情形，周心澄仍然记忆犹新。正值青春年华的大学生来到边陲荒凉的毛乌素沙漠“当农民”，一当就是14年。再回京时，青葱小伙儿已熬成了中年大叔……

榆阳的治沙造林造田，除了榆林几代治沙造林人的不懈努力，还有多少像周心澄一样的“绿色使者”，为了这片土地奉献了青春、奉献了光和热的激情男儿，这样的使者，榆阳人民不会忘记；这样的使者，榆阳人民会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