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自我生命的一种外化现象

——与赵熊先生关于书法的一次对话

时间：2009年8月15日

地点：赵熊书法工作室

对话人：

赵熊 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终南印社社长

刘思凯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刘思凯：赵老师，您是新时期以来陕西书法发展的一位在场者，也是陕西书坛一位颇具思想力的书法篆刻家。您能否谈谈您对书法的认识？它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是怎样形成的？

赵熊：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书法的认识与实践的形成是与30年来整个书法界对书法创作、研究、认识、发展同步的。这里既有对书法的思考与认识，也有吸收他人的成果，有时相协调，有时则显个性，总的趋势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客观地讲，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我也偏向于技术层面的探索，比如我曾做过这样的试验，就是把常见的字帖，像杜牧的《张好好诗帖》翻下来，先把字描粗，再描细，来比较笔画在单位面积内的黑白变化对书法视觉产生的一种感受；同时我也把隶书中同一个字，比如“国”字，在《曹全碑》《乙瑛碑》《张迁碑》等不同字帖中的写法放在一起，每个字打成很细的九宫格，就像坐标纸一样，来看每个字中黑白方块比例各占多少；还把颜真卿《祭侄文稿》的章法、形式、结构打散，像《韭花帖》那样排列，来看章法产生的效果。多少有些类似于今天学院派的一些分析和研究方法，来致力于技法和形式的探索和思考。所以，我入选全国第三届书学讨论会论文的题目就叫作《书法动静值的变化与书法创作》，是一种从动静值方面非常细化地分析书法创作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对书法审美影响的文章。这篇文章尽管入选了，但是一位评委在文后写下这样一行字：“书法如果这样研究，似乎有些绝对了。”其实，当时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就在理论修养方面做了一些思考，但没有系统地去做。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偏重于感性、实践型的人，在理论方面不是没有思考，只是在实践中经常有些思考罢了，就好像开玩笑说的“在说相声里我的歌唱得最好，在唱歌里我的相声说得最好”那样。大约近十年来，随着发现自己在文化传统、文化修养方面知识的欠缺以及不断地补充修复，慢慢地对自己的书法认识也有了一种校正和反思。其实，我属于那种胸无大志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是一种浅尝辄止式的。要说在思想上对书法有没有一种崇高感，曾经是有的；书法创作是不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艺术，所以创作起来就很吃力。可是，最近几年来在这一方面就明显减少了。我觉得，书法就是自我生命的一种外化现象，是在这个过程中来滋养自己的生命，是一种生活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种消费状态。只不过这种状态产生了一种生命的文化价值，如果把它放在社会上去，也就可能产生相应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就把它定位在如何用书法来滋养自己的生活这个方向上。

刘思凯：那样功利心态、浮躁心态就自然减少了，书法环境也就纯净多了。

赵熊：对。当然，这种滋养不是无序的和绝对自由的，还必须有从事这个职业的人站在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在书法本体规定性的约束下的一种勇猛掘进，不断探求的精神。过去我们北方，尤其是陕西，对那些手札式的、率意书写的东西没有很好地传承，以致出现了断裂。但是，每当我们看到明清甚至是民国时期的这些东西时，心里总是会很感动。那些书写者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都默默无闻，但在这片言只语、寥寥数行的书写中，我们看到了纯真。这种“真”根植于生活之中，根植于生命之中，根植于性情之中。也许这些东西在当前的展厅文化中可能不被重视，甚至被湮没。但是，当人们静下来的时候，特别是年龄稍稍大了一些的时候，再来看这些东西，确实有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滋味，那种对人们心灵的滋育和润化的悄悄的震撼，的确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刘思凯：这就是艺术的精神享受。徐复观说过，艺术反映社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顺承式的反映，一种是反省式的反映。书法对心灵的润化和震撼正是后一种方式的表现，是以简静的心力和雅逸的气息对人们那种过度紧张的心理情绪进行消解和缓释。

赵熊：其实，中国所有传统文化艺术形式都有一种教化作用，有的可能在“教”的方面不太明显，但是在“化”的方面就显得特别强势。“教”可能是直率坦露式的，但“化”的过程就把人们的心态情趣、生活方式加以滋养，扩而大之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也就显示出来了。

刘思凯：这大概就是沈鹏先生所谓的“书法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的内涵所在，他是一种从社会文化学层面对书法价值的阐释和表述。但是，面对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下书法评审这一时代产物，您是如何看待的？它对当代书法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赵熊：我认为影响当代书法评审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竞争机制（展览评比），一是市场机制（商品价值）。这对当前艺术的发展既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功利化，一个是功，一个是利，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客观地讲，古代没有评审机制，谁也没有评选，可王羲之、颜真卿等说出来就出来了，可现在有了评审机制反而感到大师级的人物和东西出不来了。十几年前，我曾与人谈到过当代不是一个出大师的时代，很多东西是人工雕琢、做出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具体说到评审机制问题，我认为有宏观的和微观的两个方面。比如论文评选，从学术层面看，面相当广，内涵特别大，不可能一次把所有问题都说清楚并解决掉。我也曾在不同场合谈到这些问题，要使评审有合理性、可操作性，每次可选择1—2个主题，让大家在层面上、宽度上去做深度思考。这样可能会避免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的平衡与照顾问题，也避免了宽泛性，而在专和深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效果自然会更好一些。

刘思凯：其实我们注意到，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已经开始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像近年来搞的“海派书法论坛”“康有为书法研究”“傅山研究”以及邱振中主持的“兰亭论坛”等，都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赵熊：当然，全国书法篆刻展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自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展后，大家都在思考到哪里去找那么大的场馆。场馆永远是有限的，可书法发展永远是无限的，怎么以有限的机制与场馆去容纳无限的书法发展？要容纳就得有所限制，限制越多，矛盾越多，负面效应也就越多。每次评审完成以后众多议论的根源就在这里，大家说的都有理，那么主办者、评审者就难办了。这就和中国的高考制度有些相似，无法取缔，取了会更乱，因此只能以改良的手段去做，而不可能出现一种革命性的举措。

刘思凯：近年来，您多次担任全国书法篆刻展评委，对当代书法篆刻状况比较熟悉，您认为目前全国书法篆刻的总体发展态势是什么？有什么新特点？还有哪些倾向性的问题？

赵熊：近年来，我参与了几次全国书法篆刻展评审工作。可以说书法与篆刻的基本态势是一致的，当然对篆刻的情况了解得要相对多一些。我以为当代篆刻创作是继秦汉印、明清流派印之后所形成的又一个高峰，而且这个势头还在继续进行之中，大约还有10到20年的发展时期。这个判断是根据当前全国从事篆刻的人数、创作作品，以及这些作品与前代相比而呈现出的艺术水平，也就是说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分析得来的。当代篆刻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个性化和写意化的大量出现。具体来讲就是以古文字为媒介来创作的大量的带有古玺特征的作品，这在此前是没有的。第一个高峰与第二个高峰的区别在于，秦汉印是自然形成的，它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是以实用为基础，然后作者把自己的艺术观渗透进去，使其产生了一种不可替代的艺术美，而明清时期的印风则是一种文人的自觉，是有意识地在创造一种艺术形式，表达自己对美的追求，进而形成了一种艺术观。当代篆刻审美倾向，可以说是延续了第二个高峰的思路，是一种文人自觉的续唱，并带有明显的强化色彩。如果说对这个时期还有一点担忧，或者说不足的话，那就是作者的数量与艺术品位、作品的数量与艺术品位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乎未来篆刻发展的基础问题。当然，从数量上来讲是肯定的，关键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讲究的是包容和杂糅，讲究融会贯通。要包容得大一些，杂糅得好一些，就需要时间，更需要一种心态。而当代的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恰恰迫使大量的作者不可能特别静心，特别广泛地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一种轻松的、自由的、游戏式的状态下把自己的创作变成一种富有文化艺术价值的劳动产品。那么，作者文化修养的缺失与心境的慌乱必然带来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品位的低俗。具体来讲，市场机制迫使许多年轻人很想速成式地形成自己个性化、形式化的东西。这种东西一旦形成那是非常有害的。因此，我觉得年轻人不宜把壳子结得过早，早了对固化自己的作用太大。只要我们有思想，就可以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改造自己，不要去刻意追求所谓的风格。现在有些人把风格和形式混同在一起，其实风格和形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风格就像是狐狸的尾巴，不管怎么掩饰、伪装，总是会表现出来的，而且是一种自然的表露。

刘思凯：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字如其人”“书如其人”吧，因为一个人的性情、心量、修养、思维习惯与思维模式，总是在一种不自觉状态下自然地流露，摆是摆不掉的。

赵熊：对。所以，这种创作方法或途径不适应当前的展厅机制和竞争机制。那么，对于那些急于成名的年轻人来讲，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和制约。当然，对于这种状态，我也不是十分悲观，因为近几年来全国各地高等院校书法专业教育迅速崛起，学生们通过系统的、专业的、长期不懈的训练，在全面掌握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必然在书法篆刻领域来致力于文化艺术性的提升。这也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书法学习过程中所欠缺的。其实，在70年代后期，比如终南印社的成立是在1979年，尽管当时“文革”影响还没有结束，可是群众中小型的交流、观摩，老少之间的切磋、学习已经在潜流式地悄悄兴起。因此，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整个群众性的书法热就迅速蔓延开来。现在看来，当时所做的事情明显带有群众运动性质，这也无可厚非，如果没有当时的轰轰烈烈，也就不可能有后来书法发展巨大的推动力。

刘思凯：是的，那个时代为后来书法的发展在理念上和人才上奠定了基础。可是我始终认为，当代书法发展模式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相一致的，起初都是以外延式的量的扩张、队伍壮大，以及抓展览、抓活动为开端的，但是经过30年的发展，当代书法也该朝着抓内涵、抓品质、建机制方向转换了，应由一种自发的群众运动变成一种文化自觉的艺术事业，这也许是当代书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基本路径。同时，我还认为，当代书法界求快、速成现象的根源是“现代性”给当代社会带来的一种精神漫漶，迫使人们整天处于赶潮式的追逐之中，无暇在“品”字上下功夫，而中国传统艺术恰恰就讲究一个“品”字，在细节的品味中见精神。这也是我们应该给予关注的。

赵熊：我觉得今后中国书法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中国民间那些有闲阶层会诞生一批书法家，通过自身的修为来带动整个书法的发展；另一种就是书法专业教育的普及，必然产生一批从学术的、文化的高端来引领书法发展的书法家。这两股力量，必然会在某一点上形成合力，相互作用并以此来推动中国书法走向新的发展时期。

刘思凯：新的发展时期是以书法的纯艺术性为标志吗？您是如何看待书法的艺术性的？它与文化性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赵熊：书法的艺术性首先包括文化性和思想性。即使一个人字写得再好，但如果整天是“朝辞白帝彩云间”“白日依山尽”的话，那么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书法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反过来讲，有些人文化理论水平很高，可是字却写得不怎么样。因此书法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性做支撑，但是如果站的文化角度不一样，摄取的文化养分不同，就会对技法取舍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弘一法师是在整个宗教的层面上去认识书法的，因此，他的书法就带有明显的禅宗意境和静穆之气。反过来，如果站在其他角度认识书法，那么就会出现另一种面目。但应该肯定的是，技法的认知是有限的，对文化的认知和把握是无限的。

刘思凯：可是在当代，从形式、技法角度去阐释和研究书法的学者不在少数，甚至有的学者直接主张“书法家最关心的是形式问题，文化问题应该由文化学者去完成”。我想如果做教学从技法形式入手，以解构的方式来引导学生认识书法是可以的，倘若依此切入书法本体研究，并把它作为书法的全部则显得有些偏颇，直接消减的是书法与文化的关系。

赵熊：我想这些学者大概是受18世纪以来西方美学和西方艺术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比较深，最典型的观点是“形式就是艺术”。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不太同于西方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讲求的是整体性、感悟性，有好多东西是不能解析的，就像庄子寓言里所说的“混沌”，七窍开则混沌死。那么中国书法仍然有一种混沌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能割裂的。当然在研究的过程中是可以把它分成条块、链式的表述，但最终还是要合为一体。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关系。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角度，站在特定文化氛围下去看待它。实际上中国文化的形成与中国人的生存背景有很大的关系，生存背景又与生存状态有直接的关联。一个内陆型的、大一统的、多民族的综合型文化背景，是无法与西方生存背景下的文化状态做绝对的嫁接和移植的。可以比较，但不能强行套用。所以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话是对的。就像在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一样，尽管发展速度很快，可是走到所有地方的感觉好像都一个样，在大一统的模式下泯灭了城市间的文化差异与个性特征，而这种趋势又是人类的相对性与人性的矛盾性的一种表现，既无奈又无法回避。

刘思凯：其实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是一种纵向，所以在中国传统典籍文化中纵向排列的东西很多，比如汉字书写由上而下，书法创作以及书籍版式都是竖式排列，呈现出一种思维的流淌性。而西方人的思维则是一种横向联络型，讲究的是一种逻辑推理与分析。

赵熊：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中国传统建筑却都是横向铺陈，讲究对称，包括现代建筑，如果出现纵向的东西则是非常难看的。中国人做横向的东西做得非常好，很舒服。

刘思凯：这与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有关。

赵熊：但是这种审美心理与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如果把书法定位在一种艺术，而前面不冠以文化的话，那么书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中国的书法永远脱离不了实用的属性，它首先脱离不了汉字，有汉字就有可读性，有可读性就有意义存在，有意义存在就有了思想性。如果把这一部分都交给了文化学者去做的话，那么这种艺术性是不是文化？这实际上不是把书法地位抬高了，反而是降低了。把书法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技艺性的东西，抽掉的则是书法的内涵和根基，那么要把书法上升为“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刘思凯：您说过书法和篆刻有其互通性，更有其个性。这些除了相互表现的手法、材质与审美判断不同外，其互通性和个性还表现在哪些方面？

赵熊：互通性首先表现在修养层面，这是高层的东西。具体从技法来看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线条的质量，一是章法的形式构成。但差异性则表现在，篆刻被称为“方寸艺术”，面积有限，摆在那里人们可以一览无余，而书法大了以后一览则不尽无余，所以篆刻的精微度恐怕要甚于书法，但在宏观把握上有可能弱于书法。另外，篆刻从表面上去理解是用篆字刻一方印，最主要的是表现出中国几千年积淀出来的那种苍茫、雄浑、厚重的金石之气，当然有时也许是瘦劲的，但透出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和气质。

刘思凯：前一时期您的个展“境由心造”获得巨大成功，是您诗、书、文及书法篆刻水平的全然展示。您是如何认识和定位这次展览的？

赵熊：这次展览是我当前书法状态，也是我个人书法生活状态的一种展示。早在三四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展览的初衷是人到了60岁了，该给自己做一件事情。原本是用一半的量来写自己的诗文，另一半写前人的诗文，并且都装裱完成了一部分。可是直到一年前，我突然发现倒不如全部展示自己的东西好，不要搞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事，是好是坏总得见公众，所以就成了大家现在看到的状况。说句心里话，把书写前人那一部分东西去掉后换成自己的诗文，心里还是有余悸的。但展览举办以后，反而觉得提升了自己的自信心。那么，从全部书写自己诗文这种做法来讲，这次展览也许对书法界的朋友是有启迪意义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许是一种收获。但是由于受环形展厅的限制，作品在横向铺陈与纵向诗意流淌以及精神贯通协调性上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这也许是这次展览的一种遗憾吧。

刘思凯：今天的谈话使我受益匪浅，谢谢！

赵熊：谢谢！仅是一些粗浅的思考，不必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