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性书写”文化内涵臆测（两则）

一 面对“智性书写”的思考

正如“旅游黄金周”给十三朝古都西安带来的火爆一样，于2001年“五一”推出的“陕西首届‘智性书写’双年展”，同样以“新的理念”和“视觉效果”在陕西书坛掀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冲击波。15位颇具实力的中青年书法家，在吴振锋、张瑜、薛养贤等人的学术主持下，举着“智性书写”的旗帜，集体亮相在陕西美术博物馆的展览大厅。于是乎，称其“新奇”者有之，莫名其妙者有之，嗤之以鼻者亦有之，诚可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可无论如何，“智性书写”作为一种书法创作理念和现象，已确实呈现在古城长安书坛。同时，也迫使我们不得不对此做出冷静的思考。

（一）

“智”者，智慧、智谋之谓也；“性”者，性情、心性之意也。“智性书写”旨在强调书法创作过程中作为文化素养和理性思维积淀的“心智”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即书法创作应以书家的知识、文化和内在修养为底蕴，以丰富的书法艺术语言为媒介，通过真诚的书写使其精神、性情得以自然流露和升华，从而增强书法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们以美的视觉感受和精神启迪。因而，在具体的书法实践中它则集中强调作为书法创作主体在其艺术创作中必须站稳三个重要的文化支点：一是创作主体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高尚的人格品位；二是在书法语言的运用和表现上，以“谋略”为坐标而使之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和全新的高雅性；三是于自然而非造作的内在情感宣泄中，去完成体现自我精神风貌的书法创作，以达到形质与神采的完美与统一。

（二）

为什么会提出“智性书写”？主要原因在于：当今的中国书法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暴风骤雨洗礼后，于改革开放的春风化雨中重新复苏绽放并迅速走向繁荣的一朵“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奇葩。但是，应该看到在这一片“繁荣”的背后，还明显地存在着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厚重与沉稳精神特质相背离的“浮躁之气”。那些“非文化性的”“写字式”的“准书法”被哄抬到不应有的地位，并且作为“精品”或冠以“大家”的桂冠而延伸到消费领域。不仅降低了书法应有的艺术品格和独特的精神文化价值，而且对“大众的书写”和欣赏产生了严重的“误导”，甚至以为“在宣纸上任意挥洒便是自由地表现自己对生命人格的独到写照和价值实现”。于是，陕西书坛几位富有艺术思辨力的青年书家，从书法文化艺术本质和渊薮出发，以理性的目光和“力正时弊”的勇气，做出了自己对书法艺术的思考和探索。

就像周俊杰先生提出“书法新古典主义”一样，“智性书写”的登场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为，永远的因循与陈旧，“匠气复制和缺乏创新”就意味着永远的停滞。即便是不成功的探索，也要比“成功”的守旧在精神上更为崇高。

第一，“智性书写”揭示了书法作为民族艺术在诞生、形成、继承和发展过程中的力量之源。书法是“汉字文化圈内的人们在使用汉字的悠久历史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李正峰语），汉字与书法密不可分，而连接和支撑它们的“骨力”便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智”的力量。难道不是吗？汉字的诞生是智慧的结晶；汉字的发展是祖祖辈辈文化先哲们倾其心智不断探索、不断美化、不断赋予新的内涵的结果。正是他们以自己的智慧为汉字书写不断注入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以及民族普遍心理需求和审美情趣，才使得汉字书写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雅逸的审美情趣和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终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纵观一部书法发展史，任何一种艺术思潮的形成与大家的出现，除了特定文化环境与审美需求之外，无不体现着以“智”为内核的艺术思想力的制导、文化力的意蕴与审美趋同心力的作用。

第二，“智性书写”强调了真正意义上书法创作关键——“心智”之力。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在强调传统，注重笔墨技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创造性的劳动过程，包括主题的确立，表现方式的选择，以及独特风貌的审美追求等，即从艺术构思、艺术实践以至于最后艺术效果的实现，都要通过“智”的作用来完成。历代书法大家正是这样一件一件地拿出各具新意的书法佳作，继而完成了经典大家的确认与“史”的连缀。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米芾、王铎、傅山等人的一幅幅神采各异、面目独具的传世之作都是在特定情况下，以“智”为中枢，于偶然性中孕育着必然的结果。也正因为“智”在不同书家灵魂深处所表现的层面与深度的差异，以及艺术语言表现路径的不同，从而使得他们在创作风貌上呈现出“各个不同”的特征。况且，即便是同一位书家也会在不同阶段、不同环境和不同心境下，创作出不同神情风韵的书法作品来，并以此汇聚出中国书法艺术长廊琳琅满目、五彩缤纷的斑斓气象，进而成为中国人心灵的慰藉之物。

第三，“智性书写”对抑制当代书坛“浮躁流行病患”，具有良好的镇静作用。作为艺术的书法，是以诗意情感的表现来实现其审美价值转换的。在其文化品格上注重书家学识修养的积累、笔墨技巧的锤炼，匠心独运的审美判断，内在情感的自然表达，以及作品中所表现的凝练典雅的文化气韵，它要求书法家以“平常”，而非功利的心境，真诚地投入书法艺术创作之中。而这些，恰恰正是“智性书写”艺术主张所极力倡导的文化看点和中心所在。当然，“智性书写”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在理性思维基础上对中国书法发展过程中卓有成就的艺术经典和成功经验的缜密思考与提炼升华，是一个被众多后生所忽略，但又确实存在的一条书学规律的再度确认。因此，只有静下心来，遵循并沿着这条道路，脚踏实地，“不畏艰难，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三）

这里，在谈论“智性书写”时，自然无法回避“陕西首届‘智性书写’双年展”。

2001年5月1日，青年艺术理论家、书法家吴振锋、张瑜、薛养贤等站在书法本体规定和艺术发展规律的立场上，针对当代书法创作现状，提出了“智性书写”的艺术主张。同时在陕西美术博物馆举办了“陕西首届‘智性书写’双年展”，并在陕西书坛“一片沉寂”的生态氛围中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书法意识与观念”的争锋。

总的来讲，这是一次积极大胆而有意义的书法实践与探索。15位中青年书家经过认真充分的准备，以扎实的传统功力、丰富的书法艺术语言以及较为新颖的表现方式，客观地、不加掩饰地将自己的书法情怀与艺术感悟展现在公众面前。尽管他们的书写现状、艺术定位、创作导向以及审美追求尚与“智性书写”的文化内涵存在较大差距，相互之间对“智性”的把握和理解还参差不齐，甚至有些作品还带有“流行”的气息，缺乏厚重沉实之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缺憾而怀疑其整体定位与目标的正确。他们能够自发地相聚在“智性书写”的理念之下，以自己的智慧和劳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而探索的精神和胆识，也不失为一个壮举。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文化理念定会成为当代书法创作思想意识主流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未来书法发展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与效力。

二 当代书法审美意象的理性探索——“智性书写”文化内涵臆测

作为传统文化精华和“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的中国书法，如何在当今社会文化转型的大冲撞中，既保持其本体特征的人文内涵，又不失时机地提升其“现代性品格”的艺术特征，以切入当代社会审美思潮的主流，已成为业内有识之士对书法文化建设与发展最为现实的关切。于20世纪第一个春天展现在陕西书坛的“智性书写”，作为一种崭新的书学理念和创作实践，无疑对这种关切做出了前瞻性的理性探索。笔者就其积极意义进行过思辨和阐释，拙文《面对“智性书写”的思考》刊发在2001年6月22日的《文化艺术报》上。在此，还想就“智性书写”的文化内涵及其审美意象做进一步的梳理，以期更多有识之士认知，并唤起人们对书法未来发展的关注。

（一）“智性书写”形成的文化背景

笔者赞成这样一句话：“艺术的问题永远是人的问题”，同时又承认“所有的历史问题应该是问题情境的历史”。因为人的观念和审美意识决定着艺术作品的精神内蕴和外在形态，“艺术家所确定的艺术目标和采用的创作手段，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而是来至于具体的‘问题情境’”。这个“问题情境”既离不开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化传统诸条件的综合作用，又包含着“此前艺术创变中所没有意识到或意识到而没有解决的情境”。于书法而言正是如此，在中国书法发展过程中，历次大的书法思潮，如魏晋风骨、北朝碑刻、汉唐气象、明清书风，以及尚韵、尚法、尚意、尚态等现象的出现，除自身发展规律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当时“问题情境”以及特定时代、特定文化价值观念嬗变以致审美理想更迭的结果。当代书法的繁荣概莫能外，“从推行改革开放的国策起，便进入了当代书法最有历史意义的时期，以经济大潮为背景、为拉力，根植于古老传统的书法，有着很深的民族文化情结的印记”已构成了当代最为壮阔、最富激情、最具时代特色的文化景观。

然而，就在我们为这种景观而自感欣慰的同时，不妨再回到书法本体上来，从书法的文化历史地位、人文内涵、审美特征以及诗性文化的品质上对其再给予反向的理性的界定和审视的时候，又不得不承认“当下书法正在经历着贫困”，面临着新的“问题情境”的考验与冲击，表现在：

第一，当今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又在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而作为传统文化存在的书法，在农业经济状态下形成的那种严谨、中庸、和谐、均衡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已决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节奏和文化需求，使其不得不发生着由“美用合一”向“美用分离”的方向转换。一方面是书法的本体意识高度觉醒，并且朝着纯艺术性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当代书法公共大众化，书法语言形式化和创作多元化的特征”；而另一方面，书法又以传统的形式结构在当代顽强地延伸着。那么，在这对立与互动的强势社会性态势面前，书法如何找到一个传统书写与当代艺术审美的结合点，以拓展其生存空间，则是书法家面临的首要问题。

第二，尽管书法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艺术，但是由于“当今书坛展览机制和经济利益的双层驱动，在给书法的繁荣、书坛新人的频出以及书法文化的传播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的同时，却又使当代书法创作陷入了一个二元终极的误区：一方面片面追求技法，“以技取胜”成为获取“名”与“利”的黄金通道；而另一方面则完全抛开了书法本体最基本要素，甚至以为在宣纸上任意挥洒“便是自由地表现自己对人格生命的独到写照和价值实现”。而最终表现在书法作品上，则是重形式、重表现，轻质感、轻内涵，可是作为艺术最本质的人文精神和审美特征却在技术的“遮蔽”与“自由挥洒”中全然流失。究其根源则是当下“书法从业人员以及他的普遍受众中，非文化的含量要远远大于文化的含量”的结果。因而，如何加强书法文化建设，怎样提高创作主体的文化修养，强化书法作品的文化意识，“将书法的人文内涵、人文精神从技术的遮蔽中解脱出来”则为当下书坛又一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陕西书坛几位富有思辨力的青年书家，以寻找新的解决方案的勇气，以独立的书法理念和审美意识，举起了“智性书写”的大旗，并朝着“问题的情境”挺进。

（二）“智性书写”的文化内涵

实际上，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认为，“文化由外层的和内层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得和传递”, “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那么，作为一种书学理念和文化现象存在的“智性书写”，自然有其特定的核心观念价值，并由此而凝聚成一种共同的精神向度。

据“智性书写”学术主持人张渝先生阐释，“智性”一词的“智”字是自佛学中引进的。“智”在佛学中有几十种说法，比如别智、偏智、本智等。但根本的释义却是一种决断事理的能力。《大乘义章》中有句话，“慧心安法，名之为忍，于境断绝，说之一智”，以此说来，“智性书写”用于书法创作，大概应做如是观：

“智”主要指书写主体在抒写情景中的决断力和控制力，同时还应包括书写主体的文化志趣、知识修养、学识才智，而突出强调的则是“心智”的引导作用，即心灵的选择。

“性”有秉性、性灵、性情，以及人的本能“食色性也”之分。而此处的“性”则主要是指“性情”，即书法家从事书法创作的情感冲动，是书法创作的动力和欲望，又是艺术审美的重要内容。

“书”即书法传统中的“书写技巧”，具有“法”的内涵。“它是使书法家勃勃生发的创作欲望转变为具有生命感的书法意象的必须津梁”，是书法创作的关键要素。

“写”即“泻”，是书法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当下心情的一种自然宣泄和流露，即古代先贤发自肺腑的率真。

那么，将“智性书写”这几个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语义整合在一个范畴的时候，便形成了一个鲜活的书法艺术主题，即“有意识的艺术追求来规范无意识的生命波动，把智性有意识的追求存在于生命感很强的笔墨之中”，以求得书法作品的语言形态构成与书法家创作时当下“心绪”的最大契合。

不难发现，构成“智性书写”的文化支点大约有这样几个要素：一是追求书法作为诗性文化存在的人文思想、人文观念以及创作主体的文化修养，强调“心绪”在书法创作中的主导地位；二是追求作为艺术存在的创作主体情感意识和心灵轨迹在书法作品中的自然流露，强调书写主体在书写现场的“心绪鲜活”；三是在继承书法传统的同时，追求书法本体创作技法技巧的精到娴熟，强调技术在书法创作中的推动作用，以达到“道”与“技”的统一和双赢。

（三）“智性书写”的审美意象与创作思路

如果我们把“智性书写”的内涵看作是这个文化现象生成的“内层模式”的话，那么，我们对其审美意象与创作理路的澄清，不妨看作是对这个文化现象“外层模式”的确认。

诚然，现时要对一个诞生不久的书法现象就其文化意义上的审美意象与创作思路给予界定，显然是一个不大容易的事情，难免会因操之过急而陷入设想的尴尬。但是对其基本点的解构和把握则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其一，在现代文明和经济一体化的场域中，我们已经“很难在传统意义上思考文学和艺术”，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心理和审美状态已经发生了嬗变，正如电脑的普及可以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书写后，是不是只要能够掌握毛笔的基本运作和书法要素，便可以成为书法家一样，是一个需要新的标准去重新认定的问题。“智性书写”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它是以“智”为审美基点和原则，要求的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书法家和有着丰富精神内涵的艺术作品，这同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以审美为主、工业经济时代以审丑（非美）为主之后，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智能哲学的作用下，开始向审智方向推进是一致的，审“智”将成为当代一个新的美学原则。其二，自20世纪以来，当代哲学和文化研究发生了新的转型，即语言转后、视觉凸起。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而且将意味着思维方式的转变。为此，“智性书写”将“看”作为创作的一个鲜明支点，注重作品看的分量，即作品整体形态的“图像”把握，传统的笔墨技巧、装帧的款式以及现代媒体的综合运用等等，突出的则是视觉的创造作用，并以此迈入艺术的层面。

至于说到“智性书写”审美意象的基本点，我以为张渝先生的提炼与概括是鲜明而准确的。他认为，“智性书写”审美意象的基本点在于：一是关注书法文本的创作过程，即视觉思维贯穿在创作中，前伸后延作品的概念，拉长创作过程，包括构思、立意、书体选择、纸墨选用以及后期的装裱制作等；二是崇尚创造，反对书写过程中的惰性思维、惯性重复制作，关注书家即时即兴的呈现状态；三是注重对书法创作过程中“看”的研究，强调视觉思维的激活；四是注重创作“心绪”的独特把握，强调理性约束力在创作中的选择性作用；五是将书法艺术从写字、书法中剥离出来，意在强调艺术的含量，把自己置于形而上的层次；六是在强调“看”和现代媒体综合运用中不反对做，做不是做作、扭捏，而是本于构成学意义上的装饰。

由此看来，“智性书写”并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观念，也不是一种风格因素和地域特色，更不是将书法引入狭隘的门户之见，而是一种文化模式，是从理性体悟的高度去探索传统书法艺术向当代审美意象转换的结合点，倡导的则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大格局、大气度、大思路。

2000年8月23日夜于钧思堂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