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望、“钱”

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描述伦敦贫穷景况的小说《让叶兰继续飞扬》（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中，主人公戈登·康斯托克喜欢引述人们在婚礼中读的《圣经》中的一段，但为了更有时代感，而以“钱”代替了“爱”：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及天使的话语，却没有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世间奥秘、博古通今、万人信任，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钱，我就算不得什么……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钱，在这三样中，最大的是有钱。

经过两个世纪之后，其间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半个多世纪来空前的经济发展，“康斯托克”们可能仍然想做同样改词儿的事。金钱不仅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往往也被用来衡量我们是否成功。亚当·斯密倒颇同意此种看法，他那一套安定人心的理论是说，追求个人的利益无可厚非，因为一般大众必然也将得到好处，而这一切都得感谢那只“看不见的手”。

这中间的确有好的一面。就物质层面而言，所有的人，包括最穷的人在内，都比我们祖父那一辈的状况好了很多。金钱滋生创意，也带来选择，以及某种程度的自由。今天，任何具有一定头脑与进取心的人都能赚钱。奥威尔笔下的英雄（或可说是受害者）康斯托克，决定在原则上弃绝金钱与物质主义，后来却发现人生堕落、可厌且郁闷。以他的经验来说，穷人似乎不可能得到庇佑。最后，康斯托克恢复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其象征即是摆在客厅里的一株叶兰。

诚然，金钱确实重要，但还不至于是最重要的。比如一个老师之所以决定当老师，并不是因为这份工作可以让他致富，但也不表示他乐意为了微薄的薪水而工作，或是不认为要想挣得较多的报酬便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无论金钱有多么必要，都不应该成为成功的标尺。

我教过的学生遍布各行各业，其中有商人、公务员、教师、护士与义工，他们都兴致勃勃地想学习一些极为时髦的管理理论。我安排他们在几个截然不同的组织里待上几天后，那些商人们总是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动机比我们公司任何员工都要来得强烈，可是他们的薪水却少得可怜。”

我猜想，大多数人都知道在这世上的确有某些东西比金钱更重要，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财富显然并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美好事物，它只不过是我们取得那些事物的工具而已。因此，大家更加坚信已经提到的目标（享乐、美德与荣誉）是良善的，因为人们对这些美好事物的向往完全是出自其本身的意愿。

我们都可以对亚里士多德的想法点头称赞，虽然他有个令人讨厌的习惯，总是将事实罗列出来，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多半是用钱来说话的。如今一切都有个“底线”，连学校与公益组织也是一样。合乎预算是新的优先事项。没有金钱，谁都会觉得无能为力。大家都以为我们需要更多的钱，不管是用来花、用来存，还是给别人。金钱已经成为社会的共同特征，每个政府都表示，要把创造更多的财富作为首要的目标。

国民生产总值（GNP）成了国际排名中唯一重要的东西。倘若一个产品或是活动没有被标上价码，便不会被列入计算，结果“工具”变成了“目的”。到头来，金钱变成最重要的东西。然而，世界却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我们所说的并不尽然是这个意思，但结果竟受限于自己的这一套说辞，受制于金钱的迷思。

高层次的需求或许不仅仅是低层次需求的延伸，而且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或许金钱是一种必需品，但并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假如你已经拥有足够的金钱，更多的钱将毫无用处。尽管居住在气候寒冷地方的人，需要足够的暖气才能正常生活，但是对于已经够暖和的人，即使有再多的中央供暖系统，也不见得会更加舒适。

这个消息可能令政府与经济学家感到颇为不安，因为它表示增长确实有其极限。不是物质或环境的极限，而是心理与哲学的极限，并且处理起来也更为棘手。当更多承诺、更便宜的面包已无法满足每个人的时候，你将如何取悦大众？除非大部分的人永远要求更多的面包，否则经济如何增长？更令人尴尬的是，人们已经逐渐了解到增长所带来的一些令人担心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