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1921年

3月

15日，经过“史地学会”会员的提议创办刊物。他们先后于3月17日、4月20日、6月10日召开编辑会议，商议出版刊物事宜，6月17日校出版委员会正式确认本会的《史地学报》为学校的丛刊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

吴宓在《留美学生季报》第8卷第1号发表《论新文化运动》，这是他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主要言论，也是他的基本文化立场。此文在他回国主编《学衡》时又被转载。

他说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一国之人，皆醉心于大同之幻梦，不更为保国保种之计。沉溺于淫污之小说，弃德慧智术于不顾。又国粹丧失，则异世之后，不能还复。文字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就新文学而言，他说文学的根本道理及法术规律，中西均同。文章起于摹仿。“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暗效美国之Free Verse”。“浪漫派文学，其流弊甚大。……今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他说中国的新文化简称之曰欧化。清末光绪以来，欧化则国粹亡，新学则灭国粹。“言新学者，于西洋文明之精要，鲜有贯通而彻悟者”。“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诚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采”。吴宓认为对于西洋文化的选择，“当以西洋古今博学名高者之定论为准，不当依据一二市侩流氓之说，偏浅卑俗之论”。“按之事实，则凡夙昔尊孔孟之道者，必肆力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哲理。已信服杜威实验主义者，则必谓墨独优于诸子。其他有韵无韵之诗，益世害世之文，其取舍之相关亦类此。凡读西洋之名贤杰作者，则日见国粹之可爱。而于西洋文化专取糟粕，采卑下一派之俗论者，则必反而痛攻中国之礼教典章文物矣”。

最后他说：“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实专取一家之邪说，于西洋之文化，未示其涯略，未取其精髓。万不足代表西洋文化全体之真相。”他希望国内的学子，首宜虚心，不要卷入一时之潮流，不要妄采门户之见，多读西文佳书，旁征博览，精研深造。以西洋之哲理文章之上乘为标准，得西方学问之真精神，以纠新文化之偏浅谬误。

这些言论和五年前梅光迪与胡适讨论文学革命，批评胡适时所说的一样，也是留学生中攻击新文学运动最为激烈，最具有颠覆意义的一篇。日后在《学衡》发表时，没有能够引起注意，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早已过了讨论时期，历史已经进入了新的时段，由旧的破坏到新的建设，并开始寻求对中国问题的彻底解决的理论和实践。也就是说，现实已经超越了文化层面的关注，而进入社会政治层面的变革。

28日，教育部指令批准国立东南大学组织大纲及董事会简章等各项议案。

5月

21日，吴虞（又陵，1872—1949）在日记中记有钱玄同的谈话：“又谓黄季刚口作礼学名臣之言，身为流氓之行，近与玄同殆已断绝交谊。”

24日，据吴学昭整理、注释、翻译的《吴宓书信集》所示，吴宓在致他的老师白璧德的信中写道：

梅君的策略是我们能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站稳脚跟，而不是在北京大学。他强烈地反对我们中的任何人去北京大学，或受北大影响控制的北京其他大学。梅君为了实施他的策略，催促我们迅速回国。他写到，不应错失任何机会，不应继续允许文化革命者占有有利的文化阵地。（《吴宓书信集》第13页）

本月，梅光迪致信吴宓，约他回国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

6月

6日，东南大学校董事会成立。筹备处函请各校董齐聚上海开成立大会。

10日，吴虞在日记中记有：“君毅来信言，南京高师教员宣城梅迪生（美国留学生，教文学），极爱予诗，现寓南京城内文德里科学社，可将《秋水集》寄与十余部，托其流布。”

18日，“史地学会”改选下届职员，以胡焕荣为总干事。

“史地学会”第三届（1921年2—6月）会员64人，指导员同第二届。

《史地学会第三届职员录》（1921年2—6月）

总干事 胡焕荣

副总干事 钱堃新

干事 王学素 陈旦

总编辑 张其昀

编辑 诸葛麒 缪凤林 邵森 谢 群

书记 陈训慈 景昌极 赵祥瑗 王玉璋 唐兆祥 王庸

会计 何惟科

会员 方培智 王玉璋 王学素 王锡睿 王庸 仇良虎

田耀章 何惟科 吴文照 周光倬 胡焕荣 范希曾

姜子润 徐景铨 徐启铭 徐震愕 袁鹏程 夏崇璞

唐兆祥 孙士柟 黄英伟 陆鸿图 张廷休 张其昀

陈训慈 景昌极 杨 楷 赵鉴光 刘文翮 钱堃新

盛奎修 高国栋 缪凤林 罗会灃 诸晋生 诸葛麒

（以上为文二）

王焕镳 束世澂 周愨 邵森 芮九如 马继援

汪章才 陈兆馨 张邃如 陆维钊 黄应欢 闵毅成

彭振纲 杨受庆 杨承奂 潘葆煌 赵祥瑗 刘启文

郑沛霖 龙文彬 谢 群 陈旦 尤廷坚

（以上为文一）

林超 李汉信 陈忠 陈家栋 曹铨楼

（以上为他科）

（校：职员录名单中“徐震愕”即“徐震堮”）

“史地学会”第三届职员组织学术演讲四次：

徐则陵：《新史学》（3月15日）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理教授白眉初：《直隶水旱之原因》（5月25日）

竺可桢：《欧洲之现势》（5月26日）

竺可桢：《地理教授法》（6月1日）

7月

31日，胡适应刘伯明主持的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的邀请，到东南大学演讲《研究国故的方法》。他的观点是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的观点截然不同的。他的《研究国故的方法》分为四段：1.历史的观念：“一切古书皆史也。”2.疑古：“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3.系统的研究：“要从乱七八糟里寻出个系统条理来。”4.整理：“要使从前只有专门学者能读的，现在初学亦能了解。”

演讲后，早在1920年暑期学校也曾听过胡适演讲的南京高师学生缪凤林等与他谈话，并出示柳诒徵的文章《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批评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看后表示：“他的立脚点已错，故不能有讨论的余地。”

《史地学报》刊发时的目录上是《论近人言诸子之学者之失》这个题目，但内文题目为《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后来《学衡》转载此文时也是《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所以后来学界较多引用此文时，出现了“言”、“讲”两个有一字之差的文本。

8月

5日，胡适发表《国语运动与国语教育》的演讲，主要内容如下：

一、国语运动：

（1）白话报时代：以白话为“开通民智”的利器。

（2）字母时代：以简字或拼音文字为不识字人求知识的利器。

（3）读音统一会：谋国语的统一，作注音字母。

（4）国语研究会：① 推行注音字母；② 以国语作教科书。

（5）国语文学的运动：以前皆以国语为他们小百姓的方便法门，但我们士大夫用不着的，至此始倡以国语作文学，打破他们与我们的区别。以前尚无人正式攻击古文，至此始明白宣言推翻古文。

（6）联合运动：今日与今后。

二、国语教育：

（1）国语不止是注音字母。

（2）国语教育不单是把文言教科书翻成白话。

（3）国语教育当注重“儿童的文学”，当根本推翻现在的小学教科书。卢骚说，“教育儿童不可图节省时间，当糟蹋时间。”此意最宜注意。

6日，吴宓回到上海。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后一届招生。国立东南大学成立，郭秉文为校长，并首届招生。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名称与之并存，名称保持到1923年6月学生毕业。毕业时，学生自愿，可以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也可拿东南大学的毕业证。张其昀就是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他随后一直称自己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这与他1919年9月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有直接关系。东南大学与暨南大学合办的商科迁到上海，称上海商科大学，郭秉文兼任校长。

9月

4日，吴宓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

10月

26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学生编辑出版的报纸《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一〉》出版。

目录如下：

本刊启事

诗与哲学 薛鸿猷

论诗数则 章松龄

伯沆先生诗问 薛鸿猷

曼云楼诗话 吴江冷

读诗随笔 薛鸿猷

过道旁古墓有感 潘一强

过淮阴侯钓鱼台（五古）徐书简

中秋前一夕作 吴江冷

对月 吴江冷

溪畔闲立 吴江冷

江滨晚步 吴江冷

红叶怨 茅祖槃

秋夜思亲 白眉初

秋夜寄吴大 徐书简

归思 林昭音

晚归东青 潘一强

秋山远眺 潘一强

秋风 潘一强

谒南京古物陈列所（即明故宫遗址）欧阳翥

金陵杂咏（十八首）薛鸿猷

莫愁湖、秦淮河、台城、雨花台、胭脂井、明孝陵、乌衣巷、鸡鸣寺、紫金山、明故宫、北极阁、栖霞寺、玄武湖、胜棋楼、灵谷寺、扫叶楼、天堡城、燕子矶

寄怀谢养纯绥定 周邦道

月夜闻笛 潘一强

问菊 徐书简

菊语 徐书简

送友人归宁波 林昭音

舟中 林昭音

读书 林昭音

南京 卢正绅

自题小照 卢正绅

因最后注明“未完”，所以要目中所列的九首诗没有刊出：

感怀 李瑶

秣陵客菊与王木生夜话 李瑶

过董小宛故里 李瑶

过放翁亭 李瑶

雨后登豁蒙楼 章松龄

登雨花台 徐书简

月夜 潘一强

秋雁 潘一强

日暮舟汨罗衣 曾节之

“本刊启事”有意不用新式标点符号，甚至连句读也没有。内容如下：

（一）本刊诗学研究号原拟本月中旬出版嗣以发刊孟罗特号犹为当务之急遂致稽迟至今始克出版望阅者原谅

（二）本期研究号辱荷诸君踊跃投稿奈限于篇幅未能一一登载容当发刊第二期再为揭载不误如荷同文仍以佳稿惠寄者请照研究号投稿办法征稿期十一月终截止

（三）本期所载各篇小诗已商准王伯沆先生批评抉出其优劣点当于第二期发表先此奉闻

（四）此次征稿以语体诗见惠者甚多同人以为语体诗问题亟需研究之点颇多容当另刊专号从事讨论所收各稿已代保存知念此白

编辑部谨启十月二十六日

此次《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一〉》的作者中，欧阳翥、卢正绅（卢前）后来成为《国风》作者。

11月

1日，《史地学报》创刊号出版发行。

目录如下：

（校：正文有“序 柳诒徵” “本学报启事”）

史之一种解释 徐则陵教授

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 陈训慈

我国地学家之责任 竺可桢教授

（校：正文作者为“竺可桢”）

历史与哲学 缪凤林

论近人言诸子之学者之失 柳翼谋教授

（校：正文题目为“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

柏拉图理想国与周官 张其昀

三代海权考证 缪凤林

我国古代金属器物之起源 姜子润

（校：正文题目为“吾国古代金属器物之起源”）

孔子适周见老子年月考 顾铁生教授

（校：正文作者为“顾实”）

菲尼基通商殖民史 王玉章

美国人之东方史观 美国葛立芬著 张其昀译

欧洲战后之新形势 竺可桢教授讲 范希曾记

（校：正文作者为“竺可桢教授演讲 范希曾笔记”）

芬兰述略 诸葛麒译

（校：正文有副题“土地与人民”，作者、译者为“Ereand Nordenskiǒld原著 诸葛麒译”。诸葛麒毕业后长期为竺可桢秘书）

彗星 竺可桢教授讲 胡焕庸 王学素记

（校：正文作者为“竺可桢博士讲 王学素 胡焕庸笔记”）

欧战大事记 胡焕庸

欧史举要 王庸

美国史学协会年会记 陈训慈译述

（校：正文题目为“美国史学协会年会纪”）

（校：正文后有“记录”，有关南京高师文史地部及他科学生组织成立本研究会的详细事宜）

刊物的封面署名“南高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预定年出4期的季刊，在实际的出版时间上有误差。第1卷共出4号（期）。第2卷自1922年11月—1924年2月出版8期（号）。其出版时间分别为第1期1922年11月、第2期1923年1月1日、第3期1923年3月1日、第4期1923年5月1日、第5期1923年7月1日、第6期1923年8月1日、第7期1923年11月1日、第8期1924年2月1日。

自第3卷始，刊物的封面署名“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第3卷自1924年6月1日—1925年10月出版8期（1、2合期的版权页时间为4月，封底英文为6月），其中第1、2期合为一册。第8期的出版日期虽署时间为1925年10月，但实际出版时间滞后，因为正文有郑鹤声1925年11月1日写的“启事”。据版权页所示其出版时间，第1、2合期为1924年4月1日，第3期为1924年10月1日，第4期为1924年12月1日，第5期为1925年3月1日，第6期为1925年5月1日，第7期为1925年6月1日，第8期为1925年10月。

第4卷第1期的出版日期为1926年10月。这也是终刊号。

《史地学报》5年间共出版4卷21期，即20册。封面和版权页标明的是“期”，而正文标的是“号”。

柳诒徵的序，全文如下：

庄生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知局于方寸。年域于大齐。恶有所谓小大。小大之辨。学其枢也。居今日而穷皇古。则年大。坐一室而烛全球，则知大。哲理政术，胥从是出。广宇长宙。万物皆备。故吾尝谓人类心量。当以所得于历史地理之知识为差。大人者致此知者也。小人者靡所知者也。举一国之人。跼蹐于数十年之食饮作息之事。钓游贾宦之所。而外此则充耳不闻。掩目不睹。岂惟其国必殆。其种族决无幸存之理。吾国学者。自舜禹孔老迁固郑许。以迨近世顾钱胡曾之流。殆无不喻乎此。虽其知识有差等。其正鹄大人之学一也。清季迄今。校有史地之科。人知图表之目。其学宜蒸蒸日进矣。顾师不善教。弟不悦学。尽教科讲义为封畛。计年毕之。他匪所及。于是历史地理之知识。几几乎由小而降于零。国有珍闻。家有瑰宝。叩之学者。举不之知。而为震眩于殊方绝国钜人硕学之浩博。即沾溉于殊方绝国者。亦不外教科讲义之常识。甚且掇拾剽末稗贩糟粕。并教科讲义之常识而不全。而吾国遂以无学闻于世。呜呼。今世人之所知者。已至于有史以前之史。大地以外之地。而吾所知如此。匪惟不能争衡于并世。且举先民之已知者。而失坠也。之而犹侈然自居于学者。其可耻孰甚。吾尝以此晓诸生。诸生亦耻之。于是有《史地学报》之刊。是刊也。非以鸣其学。所以鸣其学之不迨人。而策吾之耻也。世有大年大知。闵吾之知俴而年稚也。诱而进之。积小以大。则是吾全国人之幸。岂惟诸生之幸哉。

中华民国十年七月七日 柳诒徵

柳诒徵发表的《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批评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在诸子学上的偏失。其中针对胡适的言论居多。他说章、胡“多偏于主观，逞其臆见，削足适履，往往创为莫须有之谈”。章氏论孔、老，则似近世武人政党争权暗杀之风。说孔子有夺老子之名，含逢蒙杀羿之事之意。章氏以此诬孔子，胡适更为之推波助澜。“胡氏论学之大病，在诬古而武断。一心以为儒家托古改制，举古书一概抹杀，故于书则斥为没有信史的价值”。说胡适菲薄汉儒，而服膺清儒。他还进一步指出胡适的病源，实由于不肯归美于古代帝王官吏。最后他说：“吾为此论，非好与诸氏辩难。只以今之学者，不肯潜心读书，而又喜闻新说，根柢本自浅薄，一闻诸氏之言，便奉为枕中鸿宝，非儒谤古，大言不惭，则国学沦胥，实诸氏之过也。诸氏自有其所长，故亦当世之学者，第下笔不慎，习于诋诃。其书流布人间，几使人人养成山膏之习，故不得不引绳披根，以箴其失。”

3日，郑振铎致信周作人，信中说：

南高师日刊近出一号“诗学研究号”，所登的都是旧诗，且也有几个做新诗的人，如吴江冷等，也在里面大做其诗话和七言绝。想不到复古的陈人在现在还有如此之多，而青年之绝无宗旨，时新时旧，尤足令人浩叹，圣陶、雁冰同我几个人正想在文学旬刊上大骂他们一顿，以代表东南文明之大学，而思想如此陈旧，不可不大呼以促其反省也。写至此，觉得国内尚遍地皆敌，新文学之前途绝难乐观，不可不加倍奋斗也。

12日，斯提（叶圣陶）在《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第19期上发表了《骸骨之迷恋》一文。他首先针对薛鸿猷在《诗与哲学》中所强调的诗与哲学的对象，为人生，其作用为批评人生提出质问：“假定诗的作用是批评人生，表现人生……人生不是固定的。然则，为什么有照钞以前的批评人生表现人生的诗学的研究呢？”

21日，《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第20号的通讯专栏刊出薛鸿猷11月13日致西谛（郑振铎）无标点的信，及西谛的答复（“编者附记”）。薛鸿猷说《骸骨之迷恋》“全失批评态度又无学理根据殊难令人满意”。因此投稿一篇，申明编辑“诗学研究号”的宗旨，“纠正斯提之谬误”。要求西谛在第二十、二十一期连载。“编者附记”说薛鸿猷投来的文章题目为《一条疯狗》，“全篇皆意气用事之辞。本不便登刊……但新旧诗的问题，现在还在争论之中，迷恋骸骨的人也还不少，我们很想趁此机会很详细的讨论一番。所以决定下期把薛君的大稿登出，附以我们的批评”。

据《吴宓自编年谱》所示，《学衡》杂志社本月第一次会议上，梅光迪宣布其清高之主张，谓《学衡》杂志应脱尽俗氛，不立社长、总编辑、撰述员等名目，以免有争夺职位之事。甚至社员亦不必确定：凡有文章登载于《学衡》杂志中者，其人即是社员；原是社员而久不作文者，则亦不复为社员矣。

“史地学会”第四届（1921年9月26日—1922年1月11日）指导员为柳诒徵、徐则陵、竺可桢、白眉初，会员81人，其中文史地部74人。

《史地学会第四届职员录》（1921年9月—1922年1月）

指导员 柳诒徵教授、徐则陵教授、竺可桢教授、白眉初教授

总干事 诸葛麒

副总干事 王学素

干事 钱堃新 赵祥瑗

总编辑 缪凤林

编辑 张其昀 陈训慈 胡焕荣 唐兆祥 周愨 谢 群

邵森 陆维钊

书记 张廷休 盛奎修

会计 仇良虎

史地学会第四届会员录（1921年9月—1922年1月）

方培智 王玉璋 王学素 王锡睿 王庸 仇良虎 田耀章 何惟科

吴文照 周光倬 胡焕荣 范希曾 姜子润 徐景铨 徐启铭 徐震堮

袁鹏程 夏崇璞 唐兆祥 孙士柟 黄英伟 陆鸿图 张廷休 张其昀

陈训慈 景昌极 杨 楷 赵鉴光 刘文翮 钱堃新 盛奎修 高国栋

缪凤林 罗会灃 诸晋生 诸葛麒 王焕镳 束世澂 周愨 邵森

向达 芮九如 马继援 汪章才 陈兆馨 张邃如 张景玉 陆维钊

黄应欢 闵毅成 彭振纲 杨受庆 杨承奂 潘葆煌 赵祥瑗 刘启文

郑沛霖 龙文彬 谢群 陈旦 尤廷坚 王镜第 冉樨 李莹璧

沈孝凤 武尚贤 陈咏洙 洪瑞剑 孙留生 邓光禹 郑鹤声 刘作舟

刘掞藜 胤附家

（以上为文史地科）

林超 李汉信 陈忠 陈家栋 曹铨楼 王觉 赵俨

（以上为他科）

“史地学会”本届学术演讲会有四次：

李宜之：《德国社会情形》（10月14日）

东吴大学地质学教授摩尔：《苏州之地质》（10月27日）

葛敬中：《欧洲社会概况》（11月24日）

北京大学陈衡哲：《中国史学家之责任及机会》（12月30日）

12月

1日，《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第21号刊出守廷的《对于〈一条疯狗〉的答辩》和薛鸿猷的《一条疯狗》。

薛鸿猷一开始就说斯提的《骸骨之迷恋》“不过是狂吠一阵罢了”，他通过对《骸骨之迷恋》的文本分析和自己的论证，认定斯提是三家村的一个恶婆娘，是“一条疯狗”。最后，薛鸿猷提出了他对于诗所取的态度（摘录）：

（一）我认文学（诗是一种）这种东西，是人生的奢侈品，应当由各人自由欣赏，不受外力的压迫，喜欢做文言，就用文言，喜欢做白话，就用白话，格律方面，自己须解放自己，但是愿受格律的拘束者听之。

（二）约翰·穆勒所著《自由论》中曾以为世界万全之真理，亦无绝非真理者。我于文学的标准亦然。

（三）我认语体诗是一体，但我不奉之为金科玉律，挂一面“只此一家，别无分铺”的招牌。

（四）我认定我们当在文言诗中，做一番整理的和改革的工夫，在语体诗中，做一番建设的工夫。……决不能因为是前人的作品，就鄙弃之，一笔抹煞，谓之毫无价值，而失学者研究精神。

（五）我认定一个学府中，对于各家学说，当并容兼蓄，决不能受一种学阀之把持。所以“诗学研究号”全发表文言诗，改日尚须另刊语体诗，从长讨论。……

（六）我承认优良的文学，是有普遍性的，永久不变的。……

（七）……若谓模仿古人，便是古人的奴隶，未免是一孔之见。

（八）我认文学是必须模仿的……

（九）我们以前人的文学做食品，我们吃了消化了，很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增长我们的智力。……

同期还有署名文章卜向的《诗坛底逆流》、东的《看南京日刊里的“七言时文”》、赤的《由〈一条疯狗〉而来的感想》。

6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两校评议会、教授会联席会议通过，南京高师归入国立东南大学。

11日，《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第22号刊出缪凤林的《旁观者言》。

21日，《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第23号刊出静农（台静农）的《读〈旁观者言〉》、薛鸿猷的《通讯——致编辑》、吴文祺的《对于旧体诗的我见》。

本月，《留美学生季报》第8卷第4号上发表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邱昌渭（1898—1956）《论新文化运动——答吴宓君》和吴宓的反批评文章《再论新文化运动》。

邱昌渭首先指出，吴宓骂新文化运动是“非牛非马”，与其维持“圣道”的苦心相印。说他把文学的意义和用途误解了。他质问吴宓“以我国数千年的文字专制，始有今日新文化来开放。就进化上而论，英人已远我国百年有余。我国的新进化，恰如呱呱坠地的小孩，带着一团的新生气。你不独不为这新生命作保姆，反来摧残他，置他于死地。你真是一个忍人呵！”同时，邱昌渭也承认，在欧洲，“浪漫派”文学的流弊甚大，但有18世纪Pope的专制，始有19世纪的“浪漫”来开放。浪漫派在英国以外的国家的势力很大，并促进了这些国家文化、艺术、教育的开放和发展。如今，我们决不能因其有流弊而完全否认其历史作用。最后邱昌渭向吴宓进言：“所有不能采取的学说，或你以为不可采取的学说，请勿目为‘邪说’。因为西洋学说不是‘白莲教’、‘张天师’类的学说。”

对于邱昌渭的批评，吴宓表示他对邱昌渭说他维持“圣道”的话，感到“此其名如何之美。此其事如何之大”。他认为要维持的“圣道”，不单是孔子之圣道，耶稣、释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所教，从根本上说都是圣道。他要一并维持，不分中西门户之见。

邱昌渭后来一直追随胡适，研究政治学，成为自由主义学人，同时积极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