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1920年

1月

本月中旬，梅光迪的《自觉与盲从》，刊《民心》周报第1卷第7期。这是梅光迪去年11月回国之后，公开表示对新文化运动中不良现象的抵制态度。梅光迪在文章中认为，现在中国的文化阶段早已超越了改革物质文明的阶段，而居于精神文明改革的时代洪流中。在这个阶段，国内思想界领袖的变迁性压过了保守性，而在短促的时间内经历如许变迁，思想的浅陋是理势上的必然。另，陈独秀等人当时显然也注意到了新诞生的《民心》，他在1920年1月1日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上的《告上海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一文中就指出：“我很希望在上海的同志诸君，除了办报以外，总要向新文化运动底别种实际的改造事业上发展……就以办报而论，也要注重精密的研究，深厚的感情，才配说是神圣的新文化运动……我们所希望的，持论既不谬，又加上精密的学理研究才好……某杂志骂倒一切书报，除研究自然科学的都是鼓吹谬论，又没有举点证据出来，固然是很糊涂，我恐怕他这样非科学的笼统论调，要生出向后反动的流弊，所以上面不得不稍稍辩驳几句；至于他主张‘发表一篇文字都要有学理的价值’，（胡适之先生不主张离开问题空谈学理，我以为拿学理来讨论问题固然极好，就是空谈学理，也比二十年前的《申报》和现在新出的《民心》报上毫无学理八股式的空论总要好得多）。”

19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学研究会”第二届选举，举诸葛麒为总干事，本届会员有73人。

23日，张东荪（1886—1973）的《读“自觉与盲从”》，刊《时事新报》。张东荪表示梅光迪在《民心》上的文章与自己的看法“未尽相合”，同时也表示出对梅部分支持的态度，认为说出了一定的真理，并赞同梅认为新思潮确实有浅陋一面的观点。张认为梅不是在“单调的反对新思潮”，呼吁大家都来当新思潮的诤友，而不是媚友。张东荪认为当诤友的第一条件是不可笼统，而梅就犯了这个错误。围绕着1919年底出现的《民心》这一个刊物，北大一派、研究系张东荪一派和后来的“学衡派”就在舆论场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张东荪还是一贯秉持着稳健的思想理路来调和各派不同的意见。

24日，以代理教育部总长（教育次长代理部务）傅岳棻（治芗，1878—1951）的名义，发出《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

案据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呈送该会议决《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请予采择施行；又据国语统一筹备会函请将小学国文科改授国语，迅予议行各等因到部。查吾国以文言分歧，影响所及，学校教育固感受进步迟滞之痛苦，即人事社会亦欠具统一精神之利器。若不急使言文一致，欲图文化之发展，其道无由。本部年来对于筹备统一国语一事，既积极进行，现在全国教育界舆论趋向，又咸以国民学校国文科宜改授国语为言；体察情形，提倡国语教育实难再缓。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合亟令行该□转令遵照办理可也。[沈按：原引文中□，保留]

2月

12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又陈寅恪来，谈中国白话文学及全国教育会等事。倒行逆施，贻毒召乱，益用惊心。”（《吴宓日记》第Ⅱ册第129页）

胡适为“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了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新案由马裕藻（幼渔，1878—1945）、周作人（櫆寿，1885—1967）、朱希祖（逷先，1879—1944）、刘复（半农，1891—1934）、钱玄同、胡适作为“提议人”，并由胡适最后修正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在本月以《教育部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为名作为“训令第53号”发出。训令称此令是“据国语统一筹备会函送新式标点符号全案请予颁行等因”而颁发。

3月

2日，梅光迪在南开大学致信胡适，说：“此间正商开课之事，尚无头绪。居此殊无聊。弟谓今之执政与今之学生皆为极端之黑暗（学生之黑暗，足下辈之‘新圣人’不能辞其责焉）。政府无望，若学生长此不改，亦终无望耳。弟来北大授课事究竟为足下所欢迎否？弟朴诚人，决不愿挟朋友之情而强足下以所难。若足下真能容纳‘异端’，英文科真需人，则弟愿来，否则不必勉强也。”

4日，面对国内新文学运动的汹汹大势，吴宓、梅光迪等相约学成回国后与胡适、陈独秀等相对为垒，大战一场。因此，当本月杨伯钦邀请吴宓回国到四川任教时，他断然拒绝了。他表示回国后要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居京师这所全国所瞻系的高校，好与新文学阵营交战。吴宓在日记中记有：“宓归国后，必当符旧约，与梅君等，共办学报一种，以持正论而辟邪说。非居京，则不能与梅君等密迩，共相切磋；故不克追陪杨公，而径就北京之聘，至不得已也。”（《吴宓日记》第Ⅱ册第134页）

7日，《时事新报》新闻《南师未能通过女生旁听》一文记载，本月南高师曾为开女禁一事特开教务会议，但未能通过。原因是，“某某新自美国归来之留学生反对尤力，结果连旁听都未得通过。”去年年底刚刚被任命为南高师校长办公室主任并行使副校长职权的刘伯明早在1915年就回国了，所谓“新自美国归来的留学生”很可能是1918年9月才到南高师任教的胡先骕。

28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近接张幼涵君来信，知已卸去《民心》报总编辑职务。缘《民心》资本，由聂氏兄弟及尹君任先捐出。幼涵持论平允，不附和白话文学一流。聂慎馀赴京，胡适、陈独秀向之挑拨，于幼涵漫加讥辱。聂氏兄弟与尹君，本无定见，为其所动，遂改以其戚瞿君为总编辑，而将幼涵排去。……幼涵来书，慨伤国中现况，劝宓等早归，捐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而遏横流。宓他年回国之日，必成此志。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张君鑫海谓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盖胡、陈之学说，本不值识者一笑。凡稍读书者，均知其非。乃其势炙手可热，举世风靡，至于如此，实属怪异。然亦足见今日中国人心反常，诸凡破坏之情形。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经若辈此一番混闹，中国一线生机，又为斩削。前途纷乱，益不可收拾矣。呜呼，始作俑者，其肉岂足食乎？……此间同学诸人，惟林玉堂君一人，为胡适、陈独秀之党羽，曾受若辈资助。”（《吴宓日记》第Ⅱ册第144页）

4月

6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我侪学问未成，而中国已亡不及待。又我侪以文学为专治之业，尚未升堂入室，而中国流毒已遍布。‘白话文学’也，‘写实主义’也，‘易卜生’也，‘解放’也，以及种种牛鬼蛇神，怪象毕呈。粪秽疮痂，视为美味，易牙伎俩，更何所施？”（《吴宓日记》第Ⅱ册第148页）

9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召开校务会议，校长提出筹备国立东南大学议案。

13日，林语堂（1895—1976）在哈佛大学致信胡适，说：“近来听见上海有出一种《民心》是反对新思潮的，是留美学生组织的，更是一大部分由哈佛造出的留学生组织的。这不知道真不真，我这边有朋友有那种印刊，我要借来看看。但是我知道哈佛是有点儿像阻止新思想的发原（源）。”他读了胡适的《尝试集》自序后，对胡适说，梅光迪与胡适争论时所讲的许多问题都是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东西。白璧德这个人对近代的文学、美术，以及写实主义的东西，是无所不反对的。梅光迪师从白璧德研究几年，必然受到相应的影响。“况且这其中未尝没有一部分的道理在里边。比方说一样，我们心理总好像说最新近的东西便是最好的，这是明白站不住的地位。但是这却何必拿他来同白话文学做反对。我也同Prof.Babbitt谈过这件事，好像他对尔的地位的主张很有误会。我碰见梅先生只有一次，不知道他到底是甚么本意；看尔那一篇里他的信，摸不出来他所以反对白话文学的理由。本来我想白话文学既然有了这相配有意识的反对，必定是白话的幸福，因为这白话文，活文学的运动，一两人之外，□□说，大多数人的心理，有意识中却带了许多无意识的分子，怎么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学理想。但是现在我想有意识的反对是没有的东西；所以反对的，不是言不由心，便是见地不高明，理会不透彻，问题看不到底。……我看见尔《新潮》、《新青年》的长篇大论，真不容易呀！”

19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今之倡‘新文学’者，岂其有眼无珠，不能确察切视，乃取西洋之疮痂狗粪，以进于中国之人。且曰，此山珍海错，汝若不甘之，是汝无舌。呜呼，安得利剑，斩此妖魔，以拨云雾而见天日耶！”（《吴宓日记》第Ⅱ册第152页）

30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编发《民心》稿件等。目今，沧海横流，豺狼当道。胡适、陈独秀之伦，盘踞京都，势焰熏天。专以推锄异己为事。宓将来至京，未知能否容身。出处进退，大费商量。能洁自保，犹为幸事。梅君即宓之前车也。”（《吴宓日记》第Ⅱ册第161页）

5月

13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学研究会”决定改为“史地学会”，通过简章，请柳诒徵、童季通、朱进之为本会指导员。这一天实为“史地学会”正式成立之日期。

21—24日，“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胡适作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大会主席，主持各项议案得以顺利通过。依照章程，此次会议上推举张一麐为会长，袁希涛、吴敬恒为副会长。

本月底，《公正周报》第1卷第5号出版，其中胡先骕的《新文化之真相》，公开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1920年5月15日，《晨报》刊登出“公正周报出版广告”，其中提到本报的特色如下：“（一）报中时论时评均□自我主张无党派门户之见；（二）报中译载均採世界之最新思潮最新事业；（三）报中文艺小说均系名家著作极饶兴趣；（四）报中文字均求事明意达兼採白话文言；（五）本报每星期出版一册，取值极廉每册五分。”《公正周报》发行兼编辑所在北京石驸马大街三十八号，电话西局2311号。

6月

20日，“史地学会”改选下届职员，以陈训慈为总干事。

第二届（1920年9月—1921年1月）会员有62人，柳诒徵、徐则陵、竺可桢为指导员。

本学期“史地学会”第一届职员（1920年5月—6月）共组织两次学术演讲：

暨南大学教师姚明辉：《史地之研究》（5月18日）

朱进之：《近代文化之起源》（6月12日）

7月

9日，梅光迪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由天津转来南京。

17日，缪凤林：《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始在《时事新报·学灯》连载。

19—25日，缪凤林：《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事新报·学灯》。

27—31日，缪凤林：《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事新报·学灯》。

8月

1—3日，缪凤林：《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事新报·学灯》。

9月

12日（农历八月初一），原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因病（中风）在上海去世。

本月，南京高师首招女生正式生八名，特别生一名，其中英文科七人：正式生李今英、吴淑贞、曹美思、陈美宝、张佩英、黄叔班，特别生黄季马。教育课两人：倪亮、韩明夷。

本月，哈佛大学毕业的竺可桢自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转来南京，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竺可桢在上海与陈寅恪为复旦公学时“同桌读书的人”；与胡适同届同船庚款留学美国，与梅光迪出国留学之前在上海复旦公学时即相识，到美国后与梅光迪还同住一宿舍一年。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东南学界，自李瑞清、沈曾植之后，“小学”章太炎、文学陈三立、史学柳诒徵，门徒众多，蔚然成风，各有气象。此三强联手，方可抗衡北方胡适派文人、学人。而竺可桢身份特殊，以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为己任，调和包容新旧，文理工并重，进而树立起自己高大的学术身影，开创中国气象学科，1936年4月始执掌浙江大学，振兴一所高校。抗战期间，“学衡派”成员聚集浙大，与他有直接的关联。

民国的大学校长有多位出自绍兴。蔡元培、蒋梦麟、罗家伦、竺可桢、马寅初先后或分别执掌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民国的高等教育因他们而尽显荣耀。人杰地灵的绍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热土。

10月

9日，《晨报》上刊登出介绍南京高等师范学制改革的文章——《南京高师学制之革新》，其中提到了南高师正推行学分制，以上课自修三小时为一学分；同时，本学年在四五十名投考女生中录取了8名女生，另有学膳宿费自备的女性特别生二十余名。

11月

8日，“史地学会”改选下届职员，以胡焕荣（庸）为总干事。

胡焕庸（1901—1998）后来成为著名的人口地理学家。1935年他在《地理学报》第2期上发表《中国之人口分布》，提出“瑷珲—腾冲”这一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线东南36﹪的国土居住着96﹪的人口，自古以农耕为经济生活，线西北自古为游牧民族的天下。

22日，午后四时，郭秉文校长在学校西操场召集全体教职员与学生合影。用意有二：其一是示之于海外华侨，以求赞助；其二是呈给教育部，为未来的国立东南大学张本。

12月

7日，由民国政府国务会议通过，设立国立东南大学。

16日，以郭秉文为主任的“东南大学筹办处”正式成立。蔡元培也参与了东南大学的筹备工作，预算、计划就是由蔡提交给教育部的。其办法是将南京高师所有本部继续开办，而以南京高师各专修科归并东大，扩而充之。而筹备经费，则由南京高师1920年度预算临时费项下拨充。

“史地学会”第二届共组织学生四次地质学野外考察和七次学术演讲：

指导员 徐则陵：《史料之搜集》（10月11日）

竺可桢：《月蚀》（10月27日）

柳翼谋：《史之性质与目的》（11月3日）

竺可桢：《彗星》（12月16日）

会员 缪凤林：《历史与哲学》（11月29日）

胡焕荣：《纪元问题》（11月29日）

陈训慈：《何谓史》（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