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1917年

1月

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1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往访尹默，与谈应用文字改革之法。余谓文学之文，当世哲人如陈仲甫、胡适之二君，均倡改良之论，二君邃于欧西文学，必能为中国文学界开新纪元。”

4日，蔡元培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3日，蔡元培正式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所知：本月，陈独秀致信在美国的胡适，说：“蔡孑民先生已接任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20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大凡学术之事，非知识极丰富，立论必多拘墟，前此闭关时代，苦于无域外事可参照，识见拘墟，原非得已。今幸五洲交通，学子正宜多求域外智识，以与本国参照。域外智识愈丰富者，其对于本国学问之观察亦愈见精美。乃年老者深闭固拒，不肯虚心研求，此尚不足怪，独怪青年诸公，亦以保存国粹者自标，抱残守缺，不屑与域外智识相印证，岂非至可惜之事？其实欲昌明本国学术，当从积极着想，不当从消极着想。旁搜博采域外之智识，与本国学术相发明，此所谓积极着想也，抱残守缺，深闭固拒，此所谓消极着想也。”

2月

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

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沈按：指前后七子、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櫆]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胡适在后来所写的《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一文中称道：

他这篇文章有可注意的两点：（一）改我的主张而为文学革命；（二）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庄严灿烂的欧洲是从革命来的，他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为中国文学开辟一个新局面，他有三大主义……这就是变成整个思想革命！

最后，归纳起来说，他对于文学革命有三个大贡献：

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

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为一个大运动；

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4月

9日，胡适致信陈独秀，对其过激言辞表示不安（摘录）：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将此信刊发在《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

11日，胡适在日记中追记：“此次节假，觐庄、与擘黄皆来游纽约。吾与觐庄日日辩论文学改良问题。觐庄别后似仍不曾有何进益，其固执守旧之态仍不稍改。夫友朋讨论，本期收观摩之益也。若固执而不肯细察他人之观点，则又何必辩也？”

5月

1日，陈独秀致信胡适，态度更为强硬（节录）：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6月

1日，胡适写下《文学篇》别任叔永、杨杏佛、梅觐庄。他说：“因念吾数年来之文学的兴趣，多出于吾友之助。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定无《尝试集》。”

胡适在《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2期上发表了记录他和梅光迪讨论文学的《新大陆之笔墨官司》。而这篇《新大陆之笔墨官司》是胡适后来写《逼上梁山》叙述文学革命在美国由讨论到孕育成熟的最初底本。

7月

10日，胡适回到上海。

8月

18日，吴宓跟随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寄梅，1883—1958）自上海乘船赴美国留学。

9月

18日，吴宓入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文学。

21日，北京大学新学期开学，胡适开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中国古代哲学史三门课，并创办哲学研究所，自己担任主任。

12月

30日，胡适在家乡与江冬秀结婚。

本年，刘师培（1884—1919）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