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1916年
2、3月间，胡适在与梅光迪、任叔永等朋友的论辩中，明晰、确定了两个基本的文学观念：
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
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
同时，他将这一具有历史进化意识的见解用长信传达给梅光迪。
4月
13日，梅光迪回信接受胡适的意见。胡适高兴之余，写下了《沁园春·誓诗》：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16日，此诗第三次改定稿为：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落日尤奇。春去秋来，干卿甚事；何必与之为笑啼，吾狂甚，耻与天和地，作个奴厮。
文章要有神思。到琢句雕辞意已卑。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待扫除陈腐，重铸新辞。
1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有《吾国文学三大病》：
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吟……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
7月
6日，胡适在日记中追记了他上个月与任叔永、杨杏佛、唐钺所谈文学改良之法，并写下《白话文言文之优劣比较》（摘录）：
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文学；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
13日，胡适在日记中追记梅光迪对他“造新文学”主张的非难。梅光迪认为这显然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是托尔斯泰、梁启超之辈所倡导的功利主义文学的余绪。
17日，梅光迪致信胡适，对其“文学革命”之说中的“活文字”、“活文学”提出不同意见。
从此，胡适与梅光迪持续讨论文学改良，胡适说自己是被梅光迪“逼上梁山”，而发起文学革命的。
22日，胡适写下《答梅觐庄——白话诗》（节录）：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
……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
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24日，梅光迪致信胡适，劝胡适不要“剽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根（跟），勿为所摇。诚望足下勿剽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
其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有何革新之可？
8月
2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我主张用白话作诗，友朋中很多反对的。其实人各有志，不必强同。我亦不必因有人反对，遂不主张白话……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
21日，胡适致信陈独秀，将他上述新文学革命之要点如数告知。
9月
1日，《青年杂志》自第2卷第1号改名为《新青年》。
10月
5日，陈独秀致信胡适，要他将上述要点写成文章，在《新青年》上刊登。陈独秀说：“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于是，有了次年《新青年》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12月
26日，据汪原放（1897—1980）《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所示，蔡元培（孑民，1868—1940）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当天早上9时，就到前门外的一家旅馆找到了陈独秀，聘其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同时陈独秀向蔡元培推荐胡适，说胡适实属可胜任文科学长一职的最上人选。
本年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作词、李叔同（1880—1942）谱曲的校歌确定，歌词如下：
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踵海西上兮，江东；巍巍北极兮，金城之中。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
尊孔成为这所学校的文化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