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朋友
——论温德尔·伯里与加里·斯奈德的“地方意识”共鸣
宁梅 陈恒娇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温德尔·伯里与加里·斯奈德,美国当代作家,诗人,目前仍活跃在美国文坛及生态批评领域,他们的作品大都涉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思考。近年来,两位诗人紧紧围绕“地方(place)”展开了深入的探讨,阐发了他们对本土及全球环境保护以及人如何在“地方”生存的思考,形成了他们既有共鸣又各具特色的“地方意识”。国外生态批评领域在谈及“地方”时,常常把他们放在一起提及;国内虽有很多关于加里·斯奈德的研究成果,但关注温德尔·伯里的研究成果较少,也鲜有研究关注二人的“地方意识”的比较。本文发现,两位诗人植根于美国不同地理位置而阐发的“地方意识”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都强调人对“地方”的忠诚、关爱和责任,都强调共同体意识和生态地区主义,都强调人在“地方”的环保实践。毋庸置疑,虽然二人在诸多方面对地方意识发出了共鸣,但他们表达地方意识的方式和立场又有着各自的细微差别。本文通过两位诗人的“地方意识”共通之处的比较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两位诗人在当今美国生态批评界对“地方”的讨论中所形成的影响和引领作用,同时呼吁大家思考两人以“地方意识”为基础的农业实践和环保实践。
关键词:加里·斯奈德;温德尔·伯里;“地方意识”;共通之处;比较;生态批评;环保实践
引言
2014年5月16日,温德尔·伯里与加里·斯奈德,这两位活跃在当今美国环境保护领域的文学家终于见面了,共同接受了美国伯克利Counterpoint出版社的采访。其实,两位诗人神交已久,自从1973年以来互通书信几百封,交流彼此对当今世界有关环境等问题的看法。这次采访过后,2014年6月,该出版社随即出版了《远方的朋友——加里·斯奈德与温德尔·伯里书信集(1973—2013)》。这本书信集的出版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声音:两位生态作家有关环境保护及人类如何生存等问题的思考有很多相通之处,对当今美国文学文化领域、环保领域带来了重大影响,值得推广和借鉴。因此,关注两人的文学创作和环保思想之比较,无疑会增加关于两位诗人文学创作及生态思想的异同的认识,也会对当今中国的环保问题以及生态文学创作及批评带来一定的启迪和思考,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本文作者发现,两位诗人对于全球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在他们的作品中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有关生态环境的保护、人类的生存问题、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处理本土与全球、地方与空间的关系以及解决问题的实践案例等,而这些思考和实践都通过两人有关“地方意识”的阐释加以阐发和实施。国外评论家在谈及“地方意识”(sense of place)的问题时,已有学者开始把加里·斯奈德与温德尔·伯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强调他们对生态地区主义的共同主张、坚持和践行,但鲜有对两人的地方意识的系统比较研究。国内研究对加里·斯奈德的关注颇多并涌现大量成果,但对温德尔·伯里的关注较少,而关于两人的比较研究几乎还未有涉及。因此,关注两人的“地方意识”对我们更深刻理解美国生态批评界、文学界对“地方”所产生的争论和探讨极有裨益。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地方意识”越来越引起地理学界及生态批评领域的重视。人文主义地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强调人与地方联系的“地方意识”,强调人对地方的身体和情感方面的所属感。随着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人与地方身体和情感关系的关照,许多生态批评家也在人与环境的问题上运用地方意识来阐发他们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一波又一波的生态批评热潮推动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思考和行动,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聚焦在更为细微复杂的“地方(place)”,“这使得它成为环境批评中又一个丰富、复杂的竞技场”(Buell 2005:62)。许多生态批评家希望把长期以来被认为仅仅是背景或“环境”的自然的“地方”提升到重要位置,并与人类文化的新型关系相联系。由此,
通过把自然世界引入到更强烈的关注中,生态批评家们希望把自然的地方与人类文化的新型关系聚合起来。当进行地方写作的时候试图去建立一种对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以及居住于其中的方式的留意和尊敬。对生态批评家来说,关注地方可以引导人们对它们的依恋,这种依恋不仅仅引起读者对它们重要性的认识,还能引导他们关爱和保护那些所描绘的地方。(Snyder 1969 Rick xvi)
温德尔·伯里和加里·斯奈德正是引领生态批评领域的“地方”热潮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人的“地方意识”部分程度上等同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界提倡的“地方意识”,即不同区域的人们对自己独特的栖居地产生的空间上的自然归宿及情感上的自然皈依的意识。它强调所属感、责任心和可持续性;但又超越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只关照人类与地方关系的局限,他们的地方意识还包括地方上的非人类的生命,强调人与地方万物的共同体意识,并以“生态地区主义”的主张阐发他们对地方意识的升华和实践。虽然两人的侧重和立场不尽相同,但他们有关“地方意识”的思考对当今如何保护地方环境及全球环境做了深度的阐释和思考。
本文试图以“地方”为切入点,展开对二人的“地方意识”的共通之处的比较,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开启有关两位诗人更深刻的对比研究以及中国学界对温德尔·伯里研究的重视。
1.地方意识之根本——家、关爱和责任
两位诗人,一个在肯塔基,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在美国不同地理位置的地方,通过文学作品,秉持“地方意识”,阐发了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
首先,他们都认为地方是家,因此人对地方应该保持忠诚、关爱并承担责任。
伯里自己的大部分承诺都是对地方所做的,即找到一个家,然后待在那里,保持对地方的忠诚、关爱。他在诗歌“待在家里”写下了如下的诗行:
我将在这儿,在田地里等待
以便能看到雨水是如何
正好灌溉在草地上
在田地里的劳作
比一个人的生命都还要长
我在家里。不要来和我在一起。
你也待在家里。(Berry 1998:105)
这首诗歌表达了温德尔对地方就是家的认识。每个人待在自己的田地里劳作,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待在家里,履行各自对地方,即对家的责任。犹如地理学家莱尔弗所说,“真实的地方意识首先是你必须身入其中,属于你的地方,既作为个体,又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而且这种认识不需要细想。”(Relph 1986:65)现实中的人们对自然界所做的一切忽视了自己是这个地方的一员,忽视了自己与自然万物同属于一个共同体,把人与自然/地方的亲密关系割裂开来,形成主客二元对立。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人类及自然万物无家可归。
斯奈德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批判了人们对自然的开采,使得人们的家园丧失。同时,在他的诗歌里做了神话般的书写,表达了人们渴望回归家园的心情。在“伐木”第9节里,诗人从动植物的无家可归过渡到人类的无家可归,人们梦想着回家:
朝着回家的路,我搭乘便车
把大山抛在了身后
在那里……梦想着回家。(Snyder 1978:11)
人们赖以存在的家园逐渐失落,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受到影响,因而,诗人梦想着回家,因为“家”是人存在的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斯奈德的“地方意识”也是一种在家的认识。犹如地理学界琼斯顿所说,“地方事实上是在世界存在的基本方面……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它们是安全和身份的来源。”(Johnston 1986:88)莱尔弗也认为,“地方的精髓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不自觉的意向,是人类生存的深远意义的中心”(Relph 1986:43)。
那么,既然是家,既然在家,就意味着需要人们对地方承担责任,犹如对家那样。两位文学家都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里展开了相同的阐释。伯里曾写到:“是这样一种愿望激励着我的工作,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在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在这个被选择的地方,我要履行对家的责任。”(http://www.ecobooks.com/authors/berry.htm)
斯奈德在他的诗歌里,再现了印第安文化里固有的地方意识,其中“土狼”这个代表地方意识的神话意象常常出现在他的诗歌中。诗人借土狼之口,表达了人对地方应该肩负责任,做好事。在《明天之歌》的最后,诗人呼吁:
服务于荒野
服务于生命
服务于死亡
服务于母亲的胸怀!
(Snyder 1974:77)
这表达了斯奈德对地方强烈的责任感、依附和关爱之情,犹如著名美国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界的泰斗段义孚(1974)所说:“每个地方的人们都渴望满意和快乐。对他们来说,环境不仅仅是可利用的资源或者是去适应的自然力量,它们还是安全的保证和快乐的源泉,是深深依附和爱的对象”。
可以说,两位诗人在家、依恋、责任方面对“地方意识”的阐释发出了共鸣之音,犹如他们在接受采访时所达成的一致看法:“学会怎样在你所居住的地方生活”。斯奈德说:“神圣的地方意识就是人应该紧密地、内在地与你所在的地方的本质结合在一起,知道怎么样在其中生存”;而温德尔强调:“人们应该坚持正确的谋生之道的实践,即不要打扰你的家园,为将来着想。对我们有利的事情还得对自然有利。”(http://wfpl.org/six-things-wendell-berry-and-gary-snyder-taught-us-festival-faiths/)
2.地方意识之核心——整体及共同体意识
在伯里和斯奈德的思想里,“地方意识”除强调人对地方的依恋、关爱和责任外,还强调人与地方万物形成的整体意识和生物共同体意识,这超越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对“地方意识”的阐释。伯里和斯奈德对于生态共同体的阐发为学界对“地方意识”核心理念的理解和阐释增添了新的内容和生态的内涵。
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认为,“共同体(community)这个词的复杂性是与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潮所产生的复杂的互动有关”(威廉斯2007:81)。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主要指“一个有着共同文化和价值认同的人类群体,文化通过价值、信仰、知识等将人们凝聚为一个整体,并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确立共同体的秩序。任何一个共同体都需要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础,如此才能够将有着不同意志和利益的人们凝聚起来。”(魏波9)生态共同体正是生态学者们在生态批评运动这一大背景之下建构“地方”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伯里和斯奈德是其中两位最重要的代表。“地方意识”的核心精神即整体意识也得到了两位作家的关注,他们在作品中表达了对人与地方是整体,人与地方万物的生态共同体认识。
伯里说:“我们对整体的认识并不仅仅是我们自身的完整,还包括一种属于他人,属于我们的地方的认识;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共同体的认识,是一种共享的意识。”(Childress 2004:20-21)伯里在有关“可持续的共同体17个原则”中第二条强调了这一共同体意识:“(这个共同体)常常包括当地的自然——土地、水、空气以及本地的生物——它们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http://www.filmsforaction.org/articles/wendell-berry-17-rules-for-a-sustainable-local-community/)
对伯里来说,要达到地方的生态共同体意识,健康最为关键,地方和地方的一切万物都是健康的最小单位。他说:“我相信,最完整的的共同体包括地方和它的所有生物,这是健康的最小的单位,如果只谈及个人的健康,那是对这种原则的违背。”
再者,温德尔对人与地方万物的共同体意识在他的“人与土地的联姻关系”的认识中得到了最好的阐释。伯里的作品中很多主题是有关对土地的组织和管理,而这可以用“联姻”来比喻。正如Tolliverz所说:“这种主题常常被象征是一种互相影响的、介于人与家庭、人与其共同体以及与土地的婚姻。(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ms-and-poets/poets/detail/wendell-berry)
斯洛维克曾在其著作《寻悟美国自然书写》一书中指出:伯里的作品特别具有地方特色,他把肯塔基的乡村田园视为对自然的永恒的回归。伯里的作品还将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与和谐稳定的处所关系结合在一起表现。在他看来,人应与土地结成相互忠诚的婚姻关系。一方面人必须长久地忠于与热爱大地,另一方面大地也由于这种关系接受人类的忠诚与热爱并回馈人类。于是,一旦人忠诚于某片土地,他便成了一名永恒的“处所者”,无法再随意造访、探寻其他土地,就如在婚姻中保持稳定的双方关系一般。
斯奈德的共同体意识受到印第安神话中的地方意识、中国文化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整体观的影响。他的共同体思想有力地阐释了他的“地方意识”的核心思想,从内涵上来说,斯奈德的“地方”意识没有把人与地方对立起来。他认为,“地方”是万物的“地方”,既包括人类,也包括非人类。他强调人与“地方”万物的平等和生态共同体意识。
斯奈德曾说:“由狩猎创造起来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个伟大真理,就像爱和艺术那样,你必须与另一个融为一体。”(Snyder 1969:139)这段话精辟概述了他对“地方意识”的看法,即人与万物结成一个共同体、同属于地方的所属感意识。他的《神话与文本》的《狩猎》部分以及《土地家园》等散文集集中表达了地方意识的中心思想:人与地方上的动物、植物共处一个共同体,通过狩猎,人属于自然、人属于地方的意识得到加强。
除此之外,斯奈德对道家和佛家思想中表现的整体观加以融会贯通的理解与创造性阐释,不仅帮助自己形成了地方整体观,而且还深化了他对整体与部分关系的认识。斯奈德对整体观的阐发经历了从“山水是整体”到网状整体观的领悟过程。
斯奈德对“山水是整体”的认识从孩童时代的爬山体验中就已基本成型。《大山》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对早年爬山经历的回忆。他说:
圣·海伦山——一个完美的顶上积雪的火山性的圆锥型大山,几乎从海平面升起,海拔达9677英尺。我常常想去那里。在山的北边高处的盆地上,掩藏着一个很大、很深的湖泊。当我第一次看见精灵湖的时候,我才13岁……大山在湖的上面:他们互相映衬。或许,湖里的大山存在得更久。(Snyder 2004:5)
这种“山从海平面升起,山在湖里”的山水一色的整体观是斯奈德早年对山水的认识。诗人把它放在晚年的诗集《山峰上的危险》(2004)里的开篇位置,说明他一生对山水是统一整体的认识。
到了后期,斯奈德把对中国文化中整体观的把握与自己所要建构的地方思想紧密相连,为自己的地方思想服务,创立了网状整体观,具体表现为他对生态系统是一个网的认识。在后期文集《空间中的地方》中有一篇文章题为《念珠之网,细胞之网——生态系统、生物体、以及佛教的第一规则》,阐述了诗人受华严禅思的影响而形成的对生态系统的理解:“一个生态系统里结成的网一样的关系使人们想起华严宗里的因陀罗之网(Indra's Net)”(Snyder 1995:67)。诗人引用了班希尔(David Barnhill)的解释:
宇宙被认为是由许多方面的、高度光泽的珠子组成的一张网,每一个都充当多面的镜子。在某种程度上,每一颗珠子就是一个简单的实体。但当我们看每一颗珠子时,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反而看到的是其他珠子的影象,这些珠子本身又是其他珠子的影象,就这样无穷无尽,构成了一个镜中的系统。于是,每一颗珠子就是整张网的影象。(Snyder 1995:67)
关于共同体意识及整体意识,相对于伯里的“健康”概念而言,斯奈德强调治愈。他认为,“最现代的诗歌立志要达到的就是‘治愈歌’的形式。这种治愈就是制造统一,依靠制造统一来达到治愈。”(Snyder 1990:171)为此,斯奈德阐述了诗人作为治愈者所起的作用:
诗人作为治愈者要声明几个层面的更大领域内的统一。第一个较大领域的统一就是与自然世界的一致,即地方意识。它必须表明:社会系统,一个小的人类领土,并不是独立于它周围的植物、动物、风、雨、河流之外。诗人要为非人类世界代言,因为,自然世界事实上是另一种声音的媒介,它把这些声音传达给人类世界,告诉他们在外面还有一个更宽广的领域;告诉他们人类其实是大地的孩子,儿子和女儿,并永久地与大地联系着。(Snyder 1990:171-172)
综上所述,伯里和斯奈德立足于地方所阐发的共同体意识是人和地方万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涵盖所有人类、非人类的生命共同体,是一种生态共同体意识。斯奈德明确指出:“计划在相同的地方一起生活的人类将希望把非人类也包括在他们的共同体意识里。这个观点是新的,它说明我们的共同体并非结束在人类的领域;我们与一定的树、植物、鸟、动物一起组成一个共同体。”(Snyder 1974:18)
3.“地方意识”之升华与实践——生态地区主义
“生态地区主义”(bioregionalism)的主要思想按其词源意义诠释为“生命的地方”(life-place)。“生态地区”(bioregion),从字面意义和词源意义来解释,就是指“生命的地方”(life-place)——一个独特的地区,由自然的分界(而不是政治的分界)来定义,拥有地理的、气候的、水文学的、生态的特点,能够支持独特的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共同体。(宁梅2011:166)
“生命的地方”强调人类、非人类生命的地方,这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地方意识没有涉及的关照范围。人文主义的地方意识仅仅从人的角度来看待地方与人的关系,而伯里和斯奈德不仅从人类的角度,还从非人类的角度来看待地方对于一切生命的价值。人们应尊重和爱护地方上所有物质。在全球单一的工业化文化里,当一个地方被无情掠夺时,它的植物群、动物群以及人类都会遭受苦难。这个地方会丧失其物种的多样性和生命的活力,会造成“既是自然的又是人类的双重无地方感”(Snyder 1990:41)。
随着生态批评运动的推进,两位作家对“地方意识”进行了进一步的升华,即积极倡导“生态地区主义”和重新栖居的理念,并在自己的劳动与环保实践中加以践行,他们是“生态地区主义”、“重新栖居”(Reinhabitation)的坚决拥护者。
首先,伯里和斯奈德都特别强调人们在一个小的区域进行对环境的保护,两人都支持“汇水区域”的概念,同时强调人们对一个区域所应秉持的归属于某个生态区域的成员的身份认同。
他认为:“没有对一个地方的综合了解,没有对一个地方的忠诚,那个地方独特的自然生态、自然景观就会被粗暴地改变,最终导致毁灭。”(Buell 2005:78)伯里认为,地方与人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他说:“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就不知道你是谁。”(http://blog.nwei.org/enjoying-sense-place/)
伯里把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放在了他所在的汇水区域里,他说:“我是上帝的身体的成员;我也是这个小小的坎贝尔河流汇水区域的成员。”(https://theotherjournal.com/2014/10/13/reinhabiting-place-the-work-of-bioregional-discipleship/)
斯奈德特别关注“汇水区域”意识(watershed consciousness),在他看来,汇水区域是整个人类、非人类构成的生命共同体赖以存在并发生关系的最小集合,也是最方便开展环境保护的最小、最合适的生物生态共同体单位,是最小的生命的地方。
而且,两人都声明生态地区主义的目的是去关心每一个细小的区域,每一片土地形成的共同体,去关照他的独特性。在有关如何做出努力来关心我们的生物地区,伯里建议:“我们要注意的问题不是怎么样去关心行星,而是怎样去关心这行星地球上的成百万个人类与自然组成的区域中的每一个区域,去关心每一片土地,这每一个区域总有它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特殊的方面。”(Berry 1990:200)
斯奈德对生态地区主义的理解和伯里有相同之处,都强调关注一个地方人类与非人类组成的生态共同体。他认为:“生命的地方”包括所有人类、非人类。而且,人与地方上各生命物质、非生命物质之间应组成生命共同体关系。斯奈德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一位本土的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生态学家”,他主张“我们必须幻想把民主转换到跨物种的领域,而不仅仅局限在室内进行的人类政治实践中”(Snyder 1995:216)。他说,“更紧密地看看这个统一的世界,我们看见所有的这些生命犹如我们的肉、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爱人。我们也把自己看成是生命的延续”(Snyder 1984:1)。这种共同体之间充满着相互的尊重和平等。
再者,为了更好地履行这种成员的作用,在生态地区主义的理念与实践中,两个诗人都坚持并践行个人也是生态地区的成员的观念,倡导重新栖居。
“重新栖居”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个生态术语。伯格和戴斯曼解释为,在一个受到几代人的定居文化影响下、自然资源遭到损害和破坏的区域,人们学会“居于地方”(to live-in-place)。它要求人们在一个地方栖居,就要成为这个地方的本地人,熟悉这个地方内部环境和周围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它意味着为了繁荣这个地方的生命、维持其支持生命的系统,人们必须采取行动甚至是社会行为,目的是为了“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生态的、社会的可持续的生存模式”(Buell 2005:146)。简单地说,就是要求人们成为一个生物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它的掠夺者。
对于伯里来说,他选择了回到家乡肯塔基,在那儿,他通过在农田的耕作、通过在家实现了他的生态栖居的理想。伯里在诗歌中说:
在古老的信仰里:我们所需要的
就是在这里。我们祈祷,
不是为了
新的的土地或天堂,而是为了
内心的安宁,眼前的
清澈。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这里。(Berry 1998:30)
这首诗表达了伯里对地方的归属感,作为地方的成员深深扎根于地方的虔诚信仰。正如评论家Humphrey认为:要想组成生态地区主义所倡导的共同体,就必须要有成员的概念。温德尔·伯里坚持了成员的概念,以便能更好地倡导和践行生态地区主义。正如评论家Quetchenbach所认为的那样,伯里的这种理念其实就是对西方传统的回归,回到农田,回到田园的生活。
而斯奈德选择了在加利福尼亚的地方重新栖居,践行他的“地方意识”。他说:“我的家园,奇奇地斯,只是这个生态地区的家园和营地组成的进化网中的一个小小的节点。”(Snyder 1995:262)斯奈德说:“如果这个地方是我们共同的地方,我们就能够重新开始彼此的交谈,包括人类和非人类。”(Snyder 1995:235)正如评论家Doug Aberley说,“重新栖居意味着学会在一个区域住下来,在地方住下来,这就要求人们在这个生物共同体申请到成员的身份,并停止对它的掠夺。”(Aberley 1999:23)
“汇水区域”和“重新栖居”的理念彰显了两位生态作家对生态共同体的思考,体现了他们对人与地方万物的地方共同体认识和人在地方如何更好栖居的探索。正如评论家Yang Oaksuk所说:“他们都在他们所选中的地方,努力寻求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安定下来,长久植根于此。”(Oaksuk 2014:211-234)
最后,必须说明,虽然两人都被认为是“生态地区主义”和“重新栖居”的引领者,但他们的思想在立场上出现了全球和本土的不同的考虑范围。
伯里的生态地区主义特别强调立足本土的思考和实践。伯里在他的写作中表达了他的生态地区主义思想:“为了让生态的意识对地球更有用,你必须在本土实施很好的生态意识。你不能用全球性的思考来指导自己在本土的行动。如果你想努力让自己的本土行动不去破坏全球环境的话,你必须进行本土的思考。”(Berry 1992:23)这段话表达了伯里置身本土所倡导的生态地区主义的主张,即立足本土,进行本土的思考,采取本土的行动,才会达到对全球环境的保护。
而斯奈德更关心的是全球和本土的对话。“继续一种世界大同主义和深厚的本土意识之间的对话是关键的。仅仅是世界大同主义,仅仅是国际的,都不是有趣的……”(Snyder 1974:14)然而,斯奈德提醒人们注意,本土并不排斥全球。我们应该认识到:最终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行星上,而且这种整体论由多样性组成。“我们应该怀疑那种幻想,即指向对世界政治权力的中央集权化,但我们同时需要在这个行星范围内的每个汇水区域滋养交互式的多样性”(Snyder 1995:212)。这样,整体就能通过部分被了解。事实上,这种对地方的因陀罗网的看法建议人们用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普遍流行的短语“全球地思考,本土地行动”。
斯奈德没有把本土与全球割裂开来。为此,斯奈德要求人们净化思想,形成行星与生态地区的辩证关系的认识。生命的地方关注的是行星范围内的所有生命共同体。斯奈德认为,生态地区主义意味着共同体的参与,寻求可持续的、复杂的经济实践,使得人们能够以地区为单位生活,然后互相学习,并“对行星社会有所贡献”(Snyder 1995:247)。
我们呼吁一种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净化:练习看待行星的表面就犹如它本身一样——自然而然地看待。有了这种意识,人们就会出现在听讼会场、卡车前面、推土机前,保护土地和树木。表明自己与一个地区的团结。刚开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想法。生态地区主义是进入到历史辨证法的地方。我们还可以说,这地球上还存在着一些直到目前都还被忽略的“阶级”——动物、河流、岩石以及草木——它们现在也进入了历史。(Synder,1999:194)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斯奈德主张人们不要把自己与所属的地方以及所属的地球割裂开来,它们是人类赖以栖居的家园,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命共同体的集合。而且,人类也不要割裂人类与地方其他非人类生命的关系。再者,即使是强调一个个的生态地区,斯奈德都是从行星的范围出发来看待地方的存在。如果行星是一个大的生命共同体的集合的话,那么每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个小的生命共同体的集合,包括人、动物、河流、岩石以及草木。因此,作为这场运动的卓越代言人,斯奈德强烈呼吁把生态地区主义“作为地方的条目进入到历史的辨证中”(Snyder 1990:41)。(宁梅2011:169-170)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位“生态地区主义”的领跑者,在本土和全球的立场上展开的对“生态地区主义”理念的共通思考和不同阐释,也正好体现了当今环境保护领域进行的有关全球和本土范围的激烈争论,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担忧。
结论
作为活跃在当今美国文学界和生态批评领域的两位偶像级人物,温德尔·伯里和加里·斯奈德通过有关“地方意识”的思考和实践,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他们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和环境保护方面所产生的共鸣,丰富了当今生态批评领域对“地方”的理论探讨和生态实践;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态环保实践理念和不同的践行方式也为今天全球环境危机的解决方式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和借鉴。同时,两位作家在“地方意识”方面所产生的共鸣之外,所秉持的关于全球还是本土的不同立场,还值得笔者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笔者期望今后能仔细分析两位作家立足“地方意识”所产生的不同立场的后面的经济、政治、宗教等更复杂的文化背景,对两人有关“地方”而阐发的不同声音进行更深入的比较。
注释
1.关于“sense of place”的中文翻译,国内有人翻译为“地方意识”,见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52-259页。有人翻译为“位置感”,见朱新福:《美国文学中的生态思想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5-169页。台湾学者蔡文川翻译为“地方感”,见蔡文川:《地方感:环境空间的经验、记忆与想像》,台北:台湾丽文文化事业,2009年。
2.本文关于加里·斯奈德的“地方意识”的阐释,参考了本人拙著:《生态批评与文化重建——加里·斯奈德的“地方”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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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贵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美国生态思想研究”的研究成果